贝莱德 CEO拉里-芬克 2024 年致投资者的信：全球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力量，以及满怀的希望

引子：在过去的 36 年里，贝莱德从一家只有八名员工的曼哈顿小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这样的发展速度，离不开以拉里芬克（Larry Fink）为代表的管理层的长远战略眼光。

从这封最新的致投资者的信中，可以看到贝莱德不仅仅考虑的是如何开展业务，拉里芬克更会考虑如何帮助解决全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退休问题，以及应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转型等大趋势。而且，美国当前有一个严重问题是年轻一代没有像过去的人那样充满对未来发展的希望。对于贝莱德而言，恢复年轻人的希望也看作自己的职责。

更重要的是，贝莱德的成长是更大故事中的一小部分。芬克坚信资本市场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也正是由于更加发达的资本市场，也因此更容易度过经济和金融的危机。现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看到了这个趋势，在建立完善自己的资本市场。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投资资本市场，就会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促进公司和国家的增长，也为无数人创造财富。

以下是Blackrock拉里-芬克 2024 年致投资者的信（全文）。感谢贡献者：Paul，Yuyao

重新考虑退休问题

2012 年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的身体开始迅速衰败，我和弟弟不得不处理父母的账单和财务。

50 年来，我的父母都从事着出色的工作，但他们的税率从未达到最高的量级。我妈妈在当地的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北岭分校）教英语，我爸爸开了一家鞋店。

我不知道他们每年到底挣了多少钱，但按现在的美元计算，夫妻俩的收入可能不超过 15 万美元。所以，当我和弟弟看到父母的退休储蓄规模时，我们都很惊讶。对于收入和他们差不多的夫妇来说，这比你想象的要多出一个数量级。当我们看完他们的遗产后，我们知道了原因： 我父母的投资

我父亲一直是个热衷于投资的人。他鼓励我在十几岁时就买了第一支股票（杜邦化学公司）。我父亲之所以投资，是因为他知道，无论他把钱放在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可能比放在银行里增长得更快。他是对的。

我回去算了一笔账。如果我父母在 1960 年有 1000 美元用于投资，他们把这笔钱放在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那么到 1990 年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这 1000 美元将价值近 2 万美元。这比他们把钱存入银行账户所能获得的收益高出一倍多。我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几个月后，也就是在他 80 多岁的时候去世了。但我的父母本应都可以活过 100 岁，而且还能生活的不错。

我为什么要写我的父母？因为查阅他们的财务状况让我对自己的金融职业生涯有了一些了解。在我失去父母时，我已在贝莱德工作了近 25 年，但这次经历以一种全新的、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提醒了我，我和我的合伙人当初为什么要创立贝莱德。

显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我们希望建立一家成功的大公司。但我们也想帮助人们像我父母那样退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创办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一家帮助人们投资资本市场的公司。因为我们相信，参与市场对于那些希望退休后生活舒适、财务安全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还相信，资本市场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投资资本市场，就会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促进公司和国家的增长，进而为无数人创造财富。

我的父母有尊严、财务自由地度过了他们的晚年。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但他们可以。市场在我父母那个时代帮助过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帮助其他人。事实上，我认为在 21 世纪的余下时间里，资本市场创造增长和繁荣的力量仍将是经济的主导趋势。

这封信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美国资本市场简史（诚然并不完整）

在金融领域，有两种获取或增加资金的基本方式。

一种是银行，这也是历史上大多数人依赖的方式。他们将储蓄存入银行赚取利息，或者贷款买房或扩大业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美国，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出现了第二种融资途径：公开交易的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参与了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的创建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建房贷款公司（B&L）为自己的房屋融资，这与圣诞经典影片《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中的方式如出一辙。客户将储蓄存入建房贷款公司，该公司本质上就是一家银行。然后，该银行会将这些储蓄以抵押贷款的形式贷出。

在电影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人们开始在银行门前排队，要求取回他们的存款。正如吉米-斯图尔特在电影中解释的那样，银行没有他们的钱。他们的钱被绑定到别人的房子上。

大萧条之后，建房贷款公司逐渐演变成储蓄贷款（S&Ls），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爆发了危机。1980 年，美国约有一半的未偿住房抵押贷款由储蓄贷款公司持有，糟糕的风险管理和松散的贷款行为导致了一系列倒闭事件，使美国纳税人损失超过 1,000 亿美元。

但是，储蓄贷款危机并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持久的损害。为什么呢？因为在储蓄贷款倒闭的同时，另一种融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强大。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渠道，将资金重新引入面临挑战的房地产市场。

这就是抵押贷款证券化。

证券化使银行不仅可以制造抵押贷款，还可以出售抵押贷款。通过出售抵押贷款，银行可以更好地管理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并有资本借贷给购房者，这就是为什么储蓄贷款危机没有严重影响美国的住房拥有率。

最终，抵押贷款的过度证券化导致了 2008 年的崩盘。与储蓄贷款危机不同的是，大衰退确实损害了美国的房屋所有权。但更广泛的基本趋势：资本市场的扩张，仍然对美国经济大有裨益。

事实上，这值得深思： 为什么美国从2008年反弹的速度比几乎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要快？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资本市场。

在欧洲，大部分资产都存放在银行，由于银行被迫收缩资产负债表，经济陷入冻结。当然，美国的银行也不得不收紧资本标准，减少贷款。但是，由于美国有一个更强大的二级资金池：资本市场，国家得以更快地恢复。

如今，在美国，公共股票和债券为非金融企业提供了超过 70% 的融资，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以大洋对岸的大国为例，银行与资本市场的比例几乎是翻转的。大洋对岸国家的企业 65% 的融资依赖银行贷款。

在我看来，这是近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课： 追求繁荣的国家不仅需要强大的银行体系，还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

这一教训现在正在全世界传播。

复制美国资本市场的成功经验

去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路上，访问了 17 个不同的国家。我会见了客户和员工。在这些会晤中，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资本市场。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并希望建立自己的资本市场。

当然，许多国家已经有了资本市场。从吉隆坡到约翰内斯堡，全世界大约有 80 家证券交易所。但其中大多数规模较小，投资很少。它们不像美国市场那么强大，而这正是其他国家日益追求的。

例如，沙特阿拉伯政府有意建立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而日本和印度则希望为人们提供新的储蓄场所。如今，在日本，主要是银行。在印度，储蓄通常是黄金。

我在 11 月访问印度时，遇到了一些决策者，他们对国民对黄金的喜爱表示遗憾。对个人投资者来说，黄金是一种不合格的投资。投资黄金对印度经济也没有帮助。

把投资黄金比作投资新房。当你买房时，会产生经济乘数效应，因为你需要装修和修缮房子。也许你成了家，房子里住满了孩子。所有这些都会产生经济活动。即使有人把钱存入银行，也会产生乘数效应，因为银行可以用这笔钱来抵押贷款。但黄金呢？它只是放在保险箱里。它可以很好地保值，但黄金不会带来经济增长。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各国希望通过强大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什么。(或者说，没有资本市场，他们无法实现什么目标）。

尽管我们的现代政治中存在着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大多数世界领导人仍然看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其他力量能像资本主义那样让更多人摆脱贫困或提高生活质量。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模式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财务自由的最大愿望 -- 无论我们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市场将成为应对 21 世纪中期两大经济挑战的关键。

1. 第一项挑战是为人们提供我父母长期的积累--有保障、收入丰厚的退休生活。这比 30 年前要难得多。30 年后，这将是一个更加困难的命题。人们活得更长。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只要政府和公司帮助人们投资，资本市场就能提供资金。

2. 第二个挑战是基础设施。我们如何建设世界所需的大量基础设施？随着各国经济的去碳化和数字化，它们对从电信网络到新的发电方式等各种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事实上，在我近 50 年的金融从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对能源基础设施有如此大的需求。这是因为许多国家都有双重目标：他们希望向低碳能源过渡，同时实现能源安全。资本市场可以帮助各国以负担得起的方式实现其能源目标，包括脱碳化。

提出老年问题：我们如何负担得起更长的寿命？

去年，日本达到了一个人口里程碑。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日本的人口一直在老龄化。但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3 年，日本首次有 10%的人口超过 80 岁，成为 "世界上最老的国家"。

这也是日本政府大力推动养老投资的部分原因。

大多数日本人将大部分退休储蓄存入银行，以赚取低利率。在日本遭受通货紧缩时，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策略，但现在日本经济已经好转，日经指数本月（2024 年 3 月）首次突破 40,000 点。

大多数有抱负的退休人员都错过了这一发展机遇。直到 2001 年，日本才有了类似于 401（K）的养老计划，但即便如此，人们可缴纳的收入金额也相当低。因此，十年前，政府推出了日本个人储蓄账户（NISA），鼓励人们为退休进行更多投资。现在，他们正努力将 NISA 的注册人数翻一番。目标是在本十年结束前使日本投资者人数达到 3400 万。这将要求日本政府扩大其资本市场，因为在历史上，散户很少参与资本市场。

在帮助更多国民进行退休投资方面，日本并非孤军奋战。贝莱德与印度信实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旗下的 Jio Financial Services 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Jio BlackRock。在过去的 10 年中，印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网络，将近 10 亿印度人通过智能手机连接到从医疗保健到政府支付的各个领域。Jio BlackRock 的目标是利用同样的基础设施提供退休投资服务（以及更多服务）。

毕竟，印度也在变老。全世界都在老龄化，只是速度不同而已。到 2035 年，巴西的离职人口将开始超过入职人口；到 2040 年，墨西哥的劳动力将达到峰值；印度将在 2050 年左右达到峰值。

随着人口老龄化，建立退休储蓄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

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将超过 65 岁，而 2019 年则为十一分之一。为了支持他们的生活，各国政府必须像美国一样，优先建立稳健的资本市场。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退休制度是完美的。我不确定是否有人相信这一点。美国的退休制度至少需要现代化。

反思美国的退休制度

去年，随着生物技术产业涌现出大量延长寿命的新药，这一点尤为明显。例如，肥胖症会使人的寿命减少 10 年以上，因此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像 Ozempic 和 Wegovy 这样的新药可以成为延长寿命的药物，而不仅仅是减肥药。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Ozempic 的通用名称 semaglutide 可以让心血管疾病患者多活两年，而且不会患上心脏病等重大疾病。

这些药物是一种突破。但它们凸显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讽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集中了巨大的精力来帮助人们延年益寿。但这些努力中，甚至没有一小部分用于帮助人们负担得起这些额外的岁月。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我父母退休后生活有保障的原因之一是加州的州立养老金制度 CalPERS。作为公立大学的员工，我母亲可以参加。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国的养老金参保率一直在下降。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优先考虑维持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今年 71 岁）的应享福利，尽管这可能意味着当年轻工人退休时，社会保障将难以履行其全部义务。

也难怪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等年轻一代对经济如此焦虑。他们认为，我们婴儿潮的这一代人，只关注自己的经济福祉，而忽略了下一代。就退休而言，他们是对的。

如今在美国，政府和公司告诉员工的退休信息实际上是： "你得靠自己了" 在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从企业和政治领导岗位上消失之前，我们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

也许每十年，美国就会面临一次如此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以至于政府和企业领导人不再一切照旧。他们走出各自的 "孤岛"，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2008 年后，我参与了类似的工作，当时政府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解除抵押贷款危机中的有毒资产。

最近，科技界首席执行官和联邦政府走到一起，共同解决美国半导体供应链脆弱的问题。对于退休危机，我们也需要采取类似的措施。美国需要有组织、高层次的努力，以确保子孙后代能够有尊严地安度晚年。

这种全国性的努力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有一些数据，以及贝莱德工作中的一些想法的雏形。因为我们的核心业务是退休。

贝莱德管理的资产有一半以上用于退休。我们帮助约 3500 万美国人为工作后的生活进行投资，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许多人像我妈妈一样是教育工作者。贝莱德帮助大约一半的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管理养老金资产。这项工作以及我们在全球各地的类似工作，让我们对如何开始一项全国性的退休现代化计划有了一些了解。

我们认为，对话首先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挑战。

• 从在职员工（仍在努力为退休储蓄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什么？
• 已经退休的人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退休人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储蓄了足够的钱来停止工作，但担心钱会用完。
• 但首先看待美国的退休问题要像看美国地图一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高维度的问题，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关注的问题。整个人口的问题是什么？(是人口学）。

人口统计数据不会说谎

经济学界有一句流行语："你无法对抗人口学"。然而，在退休问题上，美国却一直在尝试。

在富裕国家，大多数退休制度都有三大支柱。一个是个人投资（我父亲把钱投入股市）。另一个是雇主提供的计划（我妈妈的 CalPERS 养老金）。第三部分是我们听到政客们谈论最多的--政府安全网。在美国，这就是社会保障。

你可能对社会保障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不陌生。在你工作期间，政府会从你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然后在你退休后，政府会每月给你寄一张支票。这个想法实际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这些 "养老保险 "计划在 20 世纪逐渐流行起来，主要是因为人口学上的合理性。

想想 1952 年（我出生的那一年）65 岁的人。如果他还没有退休，那也是正准备停止工作。

但现在想想这个人以前的同事，所有与他年龄相仿的人，早在 1910 年代就与他一起参加工作了。数据显示，在 1952 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为退休做准备，因为他们已经去世了。

这就是社会保障计划的运作方式： 半数以上工作并向社保系统缴费的人从未活到退休，也从未从社保系统领取过养老金。

如今，这些人口结构已经完全解体，而这种解体显然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希望更多的人活得更长。但我们不能忽视对国家退休制度的巨大影响。

美国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退休，而且他们的退休时间也越来越长。如今，如果你已婚，并且你和你的配偶都超过了 65 岁，那么你们中至少有一人将有一半的机会领取社会保障支票一直到90岁。

所有这些都给美国的退休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社会保障局自己也说，到 2034 年，它将无法向人们支付全额福利。

解决之道是什么？没有人应该工作得比他们想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对正确退休年龄的锚定想法：65 岁退休（这个想法源自奥斯曼帝国时期），这有点疯狂。

在过去的 120 年里，人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退休观念也必须随之改变。

荷兰就是一个重新思考退休问题的国家。为了保持国家养老金的可负担性，荷兰在十多年前决定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现在，退休年龄将随着国家预期寿命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显然，在其他地方实施这一政策将是一项巨大的政治任务。但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开始进行对话。当人们经常活过 90 岁时，平均退休年龄应该是多少？

或者，与其在人们领取退休福利时加以阻挠，也许有一个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的想法：我们如何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来鼓励更多希望工作更长时间的人？政府和私营部门如何将 60 多岁的人视为大有可为的晚年工作者，而不是应该退休的人？

日本管理其老龄化经济的方法之一正是如此。他们找到了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的新方法，而美国的这一指标自 21 世纪初以来一直在下降。值得一问的是：美国如何才能阻止（或至少减缓）这一趋势？

我再次重申，我并不假装自己有答案。尽管贝莱德成功地帮助数百万人退休，但这些问题必须向更广泛的投资者、退休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提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贝莱德将宣布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和倡议，我邀请您加入我们。

对工人而言，让投资（几乎）自动化

美国人口普查局在 2022 年发布消费者财务状况定期调查报告时，55 至 65 岁的美国人中有近一半的人表示没有在个人退休账户中存过一分钱。养老金里一分钱都没有。在 IRA 或 401(k) 中没有任何存款。

为什么？那么，退休投资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经济承受能力。

每 10 个美国人中就有 4 个没有 400 美元的闲钱来支付汽车修理或医院就诊等紧急情况。如果今天没有现金，谁会为 30 年后的退休生活投资呢？没有人会。这就是贝莱德基金会与一些非营利组织合作设立紧急储蓄计划的原因。该计划已帮助大多数低收入美国人存入总计 20 亿美元的新流动储蓄。

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有应急储蓄，他们为退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70%。但这也是工人们遇到的另一个障碍： 即使你能负担得起，投资也很复杂。

没有人天生就是投资者。说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有时在金融服务行业，我们的暗示恰恰相反。我们让人觉得为退休储蓄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任何人只要稍加练习就能做到，就像开车上班一样。只要拿起钥匙，跳上驾驶座就可以了。但为退休提供资金并不是那么直观。更好的比喻是，有人在路上给你放了发动机和一堆汽车零件，然后说 "自己想办法"。

在贝莱德，我们发明了目标日期基金等更简单的产品，试图让投资过程更加直观。它们只要求人们做出一个决定： 他们预计哪一年退休？一旦人们选择了 "目标日期"，基金就会自动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随着退休的临近，从高回报的股票转向风险较低的债券。

2023 年，贝莱德扩大了我们提供的目标日期 ETF 类型，这样，即使人们不为提供退休计划的雇主工作，也能更轻松地购买这些 ETF。美国有 5700 万这样的人：农民、临时工、餐馆雇员、独立承包商，无法享受固定缴费计划。虽然更好的投资产品可以提供帮助，但目标日期基金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事实上，数据显示，对大多数人来说，退休投资最困难的部分是开始投资。

其他国家则为非全日制工人和合同工简化了手续。在澳大利亚，雇主必须为每名 18 岁至 70 岁的工人缴纳一部分收入，存入退休账户，然后归雇员所有。1992 年，澳大利亚推出了 "退休金保障"，当时该国似乎正面临退休危机。32 年后，澳大利亚人的人均退休储蓄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澳大利亚人口居世界第 54 位，但退休系统资金却居世界第 4 位。

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每个国家的退休制度也应该不同。但澳大利亚在超级养老金方面的经验可以成为美国决策者学习和借鉴的好榜样。有些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美国约有20个州--如科罗拉多州和弗吉尼亚州--已经建立了像澳大利亚那样覆盖所有工人的退休制度，即使他们是临时工或兼职。

立法者正在提出不同的法案，各州正在成为 "退休实验室"，这是一件好事。更多的州应该考虑这样做。

这将为退休人员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些新计划还能帮助美国确保社会保障的长期偿付能力。澳大利亚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 "退休金保障 "缓解了该国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财务紧张状况。

但那些有雇主退休计划的工人怎么办？他们也需要支持。

即使在可以参加雇主计划的员工中，也有 17% 的人没有参加。退休专家的假设是，这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人们只是太忙了。

这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即使是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工作邮箱中查找公司退休系统的正确链接，然后选择他们想缴纳的收入比例，也可能是一个不明确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公司应该有意识地了解他们的默认选项是什么。人们是否自动加入了某个计划？他们的自动注册缴费额是多少？是他们收入的最低百分比？还是最高限额？

2017 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塔勒（Richard Thaler）获得了诺贝尔奖，部分原因是他围绕 "暗示"（nudges）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政策上的微小变化可以对人们的财务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自动注册就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自动注册这一简单步骤可使退休计划的参与率提高近 50%。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竭尽所能，让工人的退休投资更加自动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亮点。明年，一项新的联邦法律将生效，要求设立新的 401(k) 计划的雇主自动为新员工注册。此外，已有数百家大公司（包括贝莱德）自愿采取了这一措施。

但是，企业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改善员工的财务生活，比如为退休计划提供一定程度的配套资金，并提供更多的财务教育，让员工了解将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退休与将收入的最大部分用于退休之间的巨大长期差异。我还认为，我们应该让员工在跳槽时更容易转移他们的 401（k）储蓄。这里有一个选项菜单，我们需要探索所有选项。

对于退休人员，帮助他们花掉储蓄的钱

2018 年，贝莱德委托对 1150 名美国退休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些数据时，我们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调查显示，在退休近二十年后，平均每个人仍有 80% 的退休前积蓄。我们所说的人年龄可能在 75 岁到 95 岁之间。如果他们为退休进行了投资，那么他们的钱很可能足够他们度过余生。然而，数据也显示，他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焦虑。只有 32% 的人表示，他们对如何花掉自己存下的钱感到放心。

这个退休悖论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即使是知道如何为退休储蓄的人，仍然不知道如何为退休消费。

在美国，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当时雇主开始从固定福利计划--养老金--转向固定缴费计划，如 401（k）计划。在很多方面，养老金比 401（K）简单得多。你在某个地方工作 20 或 30 年。退休后，养老金每月支付给你固定的金额--固定的福利。

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参加工作时，有 38% 的美国人拥有这种固定福利计划，但到 2008 年，这一比例几乎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拥有固定缴费计划的美国人的比例几乎翻了两番。

这本该是件好事。从 "婴儿潮 "一代开始，在一个地方度过整个职业生涯的工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种能够跟随他们从一个工作岗位到另一个工作岗位的退休选择。从理论上讲，401（K）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其实不然。

换过工作的人都知道，转移退休储蓄是多么不直观。事实上，研究表明，约有 40% 的员工在跳槽时会将自己的 401（K）账户套现，从而使自己的退休储蓄回到起跑线上。

固定缴费制的真正缺点在于，它使雇主不再承担大部分退休责任，而完全由雇员自己承担。有了养老金，公司对员工就有了非常明确的义务。他们的退休金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一项财务负债。公司知道，他们每个月都要给每个退休人员开支票。但固定缴费计划结束了这一局面，迫使退休人员以稳定的收入流换取一道不可能完成的数学题。

由于大多数固定缴费账户都没有说明每月可以取出多少钱，因此个人储蓄者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小金库，然后以能够维持其余生的速度支出。但谁又能真正知道那会是多久呢？

简而言之，对大多数人来说，从固定福利到固定缴费的转变，就是从财务的确定性到财务的不确定性的转变。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到退休人员对花费他们的储蓄感到紧张的数据的同时，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吗？我们能否制定一种投资策略，既能提供 401（k）投资的灵活性，又能提供类似养老金的可预测、类似工资的收入流？

事实证明，我们可以。这一策略被称为 LifePath Paycheck™，将于 4 月份上线。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4 家退休计划赞助商正计划向 50 万名员工提供 LifePath Paycheck™。我相信，有朝一日它将成为固定缴费计划中最常用的投资策略。

我们正在谈论一场退休革命。虽然这可能首先发生在美国，但最终其他国家也会从创新中受益。至少，这是我的希望。因为尽管退休主要是一个储蓄方面的挑战，但数据很清楚：它也是一个支出方面的挑战

恐惧与希望

在结束本节关于退休的讨论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投资未来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负担能力或复杂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们太忙而无法参加雇主的计划的问题。

可以说，为退休或任何事情进行投资的最大障碍就是恐惧。

在金融领域，我们有时认为 "恐惧 "是一个模糊的情感概念，而不是一个硬性的经济数据。但事实就是如此。恐惧和 GDP 一样，都是重要的、可操作的指标。毕竟，投资（或缺乏投资）只是恐惧的一种衡量标准，因为如果害怕未来会比现在更糟，就不会有人让自己的钱在股票或债券上呆上30或40年。这就是他们把钱存入银行的原因。或者放在床垫下面。

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在亚洲一个大国，新的调查显示消费者信心已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根据央行的数据，家庭储蓄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20万亿美元。这个国家的储蓄率约为 30%。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都以现金形式储存起来，以备未来困难时期的不时之需。相比之下，美国的储蓄率只有个位数。

美国很少是一个恐惧的国家。希望一直是美国最大的经济资产。人们将资金投入美国市场的原因与投资房屋和企业的原因相同，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这个充满希望的美国是我一生所了解的美国，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当我有了更多的孙子之后，我开始问自己： 他们也会了解这个版本的美国吗？

就在我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让 Z 世代成为美国最失望选民的艰难岁月"，其中包括一些吸引眼球--也确实令人沮丧--的数据。

文章显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年轻人--具体来说是约 60% 的高中毕业生--都相信他们会获得专业学位，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会比他们的父母更富有。

他们是乐观的。但自疫情以来，这种乐观情绪急剧下降。

与 20 年前相比，现在这批美国年轻人质疑人生是否有意义的可能性增加了 50%。每10人中就有4人表示 "很难对世界抱有希望"。

我从事金融工作近 50 年。我见过很多数字。但没有一个数据比这个更让我担忧。

作为一名首席执行官，缺乏希望令我担忧。作为祖父，我也很担心。但最让我担心的是，作为一个美国人。

如果后代对这个国家和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未来不抱希望，那么美国不仅会失去让人们愿意投资的力量。美国还将失去使其成为美国的因素。没有希望，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地方，人们看着眼前的激励机制，决定安全的选择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人们把钱藏在床垫下，把梦想藏在卧室里。

如何找回希望？

无论我们是要解决退休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尽管我很乐意承认我没有解决办法。纵观美国乃至世界的现状，我和其他人一样没有答案。有太多的愤怒和分裂，我常常难以理解。

我所知道的是，任何答案都必须从年轻人开始。同样的调查显示他们缺乏希望，同样的调查也显示他们对社会的每一个支柱都缺乏信心--远远低于上一代人： 他们对政治、政府、媒体和企业这些机构都缺乏信心。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包括我）应该对他们的担忧感同身受。

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对上一代人的信任。我们有责任挽回他们的信任。也许为他们的长期目标（包括退休）进行投资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也许开始建立希望的最好方法就是告诉年轻人："你们可能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什么希望。但我们有。我们会帮助你们投资于未来"。

新的基础设施蓝图：钢铁、混凝土和公私合作

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伦敦旅行，那时，如果你要在伦敦的两大国际机场--希思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之间做出选择，你可能会选择希思罗机场。盖特威克机场离市区较远。此外，盖特威克机场也年久失修。

但在 2009 年，盖特威克机场被全球基础设施合伙企业（GIP）收购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增加了跑道容量，并进行了一些常识性的改革，比如超大行李托盘，将安检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GIP 的首席执行官 Bayo Ogunlesi 告诉《金融时报》："基础设施企业的问题在于......很多企业往往不注重客户服务。GIP 希望让盖特威克机场与众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将该机场变成了 21 世纪如何利用私人资本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的典范。

在美国，人们往往认为基础设施是政府的工作，是用纳税人的资金建设的。但由于一个我稍后会深入探讨的重要原因，这将不会是 21 世纪中叶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方式。全世界都将效仿盖特威克机场的做法，而不是仅仅动用政府资金来建造桥梁、电网和机场。

基础设施的未来在于公私合作。

债务问题

价值 1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行业是私营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而推动这一增长的是一些不可否认的宏观经济趋势。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富裕，对从能源到交通的各种需求也随之增加；而在富裕国家，政府既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修复旧的基础设施。

即使在美国，拜登政府已将一代又一代的基础设施投资签署为法律，但仍有价值 2 万亿美元的延期维修。

我们将如何支付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费用？我认为这必须是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的某种结合，因为资金可能无法仅来自政府。政府债务实在太高了。

从意大利到南非，许多国家都承受着历史上最高的债务负担。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公共债务增加了两倍，到 2022 年将达到全球 GDP 的 92%。而在美国，情况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紧迫。自疫情开始以来，美国已经发行了大约 11.1 万亿美元的新债，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财政部需要支付的利息。

三年前，10 年期国库券的利率还不到 1%。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利率已经超过了 4%，而这 3 个百分点的增长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目前的利率保持不变，那么未来十年的利息支出将增加1万亿美元。

为什么这些债务现在成了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是通过发行国库券形式的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只要人们愿意购买这些证券，这就是一种可行的策略--但在未来，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投资者会愿意以目前的数量或溢价购买这些证券。

目前，约有 30% 的美国国债由外国政府或投资者持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自己的资本市场并进行国内投资，这一比例很可能会下降。

更多的领导人应该关注美国滚雪球般的债务。有一种糟糕的情况是，美国经济开始像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日本一样，当时债务超过了GDP，导致了财政紧缩和经济停滞。高负债的美国也将更难对抗通货膨胀，因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无法在不大幅增加本已难以为继的偿债支出的情况下提高利率。

但债务危机不可避免吗？

不是

虽然财政纪律有助于控制边缘债务，但美国很难（在政治上和数学上）在大幅削减债务所需的水平上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但除了增税或削减开支，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经济增长。如果美国的 GDP 在未来五年内平均增长 3%（实际增长，而非名义增长），那么美国的债务与 GDP 之比将保持在 120% 的水平--虽高，但合理。

我应该明确一点：3%的增长率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转变工作重心。我们不能再把债务视为一个只能通过征税和削减开支来解决的问题。相反，美国的债务工作必须围绕促进增长的政策展开，其中包括利用资本市场来建设增长的最佳催化剂之一： 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

能源实用主义

道路，桥梁，港口，机场，信号塔，基础设施行业包含众多领域，但贝莱德认为新投资需求最大的领域是能源基础设施。

为什么是能源？能源行业同时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 "能源转型"。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是由占世界 GDP 90% 的国家推动的主要经济趋势。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在许多地方都比化石燃料发电便宜，这些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安装可再生能源设备。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转变（或称能源转型）在市场上产生了连锁反应，为投资者（包括贝莱德的客户）带来了风险和机遇。

我从 2020 年开始写有关转型的文章。从那时起，这个问题在美国变得更具争议性。人们仍在大力投资脱碳化。例如，在欧洲，净零排放仍然是贝莱德大多数客户的投资重点。但现在，人们对清洁能源的需求正在被其他因素放大：对能源安全的关注。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在追求能源安全（可能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初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新趋势。事实上，在我最初撰写关于可持续发展的 2020 年信函时，我也曾向我们的客户写道，各国仍然需要生产石油和天然气来满足能源需求。

我写道，为了实现能源安全，全球大部分地区需要 "在若干年内依赖碳氢化合物"。

我听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打着 "能源实用主义 "的旗号，同时谈论去碳化和能源安全。

2022 年，俄乌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点燃了能源安全理念的新火花。它扰乱了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造成了大规模的能源通胀，尤其是在欧洲。英国、挪威和 27 个欧盟国家不得不共同花费 8000 亿欧元补贴能源账单。

这也是我听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在 "能源实用主义 "的共同旗帜下谈论去碳化和能源安全的部分原因。

去年，正如我提到的，我访问了17个国家，花了很多时间与负责为家庭和企业供电的人交谈，从总理到能源网运营商，每个人都是如此。我听到的信息与你经常从极左和极右翼活动家那里听到的完全相反，他们说各国必须在可再生能源和石油天然气之间做出选择。这些领导人认为，世界仍然需要这两种能源。在能源问题上，他们更务实，而不是教条。即使是他们中最具有气候意识的人也看到，他们实现脱碳的长期道路也将包括碳氢化合物，尽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减少使用。

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能源实用主义仍然是实现去碳化的途径。德国是最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之一，并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有时柏林不会刮风，慕尼黑也不会阳光普照。在这些无风、无阳光的时期，德国仍然需要依靠天然气提供 "可调度电力"。德国过去从俄罗斯获得天然气，但现在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得。因此，他们正在建造更多的天然气设施，以便从全球其他生产国进口天然气。

或者看看得克萨斯州。他们面临着类似的能源挑战--不是因为俄罗斯，而是因为经济。该州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州之一，额外的电力需求使得克萨斯州的能源网 ERCOT 的负荷达到了极限。

目前，得克萨斯州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为 28%，比全美高出 6%。但是，如果没有额外的 10 千兆瓦可调度电力（可能需要部分来自天然气），该州可能会继续遭受毁灭性的停电。今年 2 月，贝莱德协助在休斯敦召开了一次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峰会，以帮助寻找解决方案。

德克萨斯州和德国是能源转型的最佳例证。正如我在 2020 年所写，只有 "公平"，转型才能成功。如果去碳化意味着放弃冬季供暖或夏季制冷，那么没有人会支持去碳化。如果这样做的成本过高，也不会有人支持。

自 2020 年起，经济学家们开始使用更好的语言来描述公平过渡的实际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 "绿色溢价"。这是人们为 "绿色出行 "支付的附加费用：例如，从使用汽油的汽车换成电动汽车。绿色溢价越低，去碳化就越公平，因为人们更能负担得起。

在这方面，资本市场的力量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私人投资可以帮助能源公司降低创新成本，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去年，贝莱德代表客户投资了十几个此类转型项目。我们与东南亚的开发商合作，旨在泰国和菲律宾建设超过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能力（足以为一座城市供电）。我们还投资了非洲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图尔卡纳湖风力发电厂。它位于肯尼亚，目前约占该国发电量的 12%。

还有一些早期阶段的技术，比如安托拉能源公司（Antora Energy）正在建造的巨型 "热石"电池。该公司利用风能或太阳能在一天中可再生能源廉价且丰富的时段加热碳块。这些 "热电池 "的温度高达 2400 摄氏度，发出的光比太阳还亮。然后，这些热量被用来为巨型工业设施提供全天候的电力，即使在没有阳光或没有风的时候也是如此。

贝莱德通过 "去碳化合伙企业"（Decarbonization Partners）向 Antora 投资，这是我们与投资公司淡马锡（Temasek）的合作项目。我们的资金将帮助 Antora 扩大规模，为工业客户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零排放能源。(有朝一日，他们的热电池可能会帮助解决德克萨斯州和德国所面临的可调度电力问题，但不会产生碳排放）。

我将重点介绍的最后一项技术是碳捕集。去年，贝莱德（BlackRock）旗下的一家基础设施基金向一个名为 STRATOS 的项目投资了 5.5 亿美元，该项目将于 2025 年竣工，届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接空气捕集设施。该项目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谁在建设该设施： 西方石油公司，德克萨斯州的大型石油公司。

能源市场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分裂，一边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另一边是新兴的清洁能源和气候技术公司。许多公司，如西方石油公司，两者兼而有之，这也是贝莱德从不支持从传统能源公司撤资的主要原因。它们也是去碳化的先锋。

如今，贝莱德代表客户在传统能源公司的投资额已超过 3,000 亿美元。我们投资这些能源公司的原因很简单：这是我们客户的钱。如果他们想投资碳氢化合物，我们会给他们一切机会--就像我们为客户投资约 1,380 亿美元用于能源转型战略一样。这是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责之一。我们遵循客户的委托。

但在能源问题上，我也理解为什么人们首先会有不同的偏好。去碳化和能源安全是推动对更多能源基础设施需求的两大宏观经济趋势。有时，它们是相互竞争的趋势。有时，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同样的先进电池可以使电网脱碳，也可以减少对外国电力的依赖。

重点是 能源转型并非直线前进。正如我之前多次指出的，在世界不同地区，能源转型的方式和速度各不相同。在贝莱德，无论客户身处何地，我们的工作都是帮助他们驾驭能源市场的重大转变。

贝莱德的下一次转型

我们帮助客户驾驭蓬勃发展的基础设施市场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公司进行转型。在本节开始时，我写了盖特威克机场的所有者 GIP。今年 1 月，贝莱德宣布了我们的收购计划。

为什么是 GIP？在过去的几年里，贝莱德自身的基础设施业务一直在快速增长。但为了满足需求，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快的发展。

需要为基础设施寻找其他融资渠道的不仅仅是负债累累的政府。私营企业也需要。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基础设施完全由私营公司拥有和运营。手机信号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化工企业输送原料的管道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资产的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与融资伙伴合作，而不是将基础设施的全部成本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

我一直在思考这一趋势，于是给一位老同事 Bayo Ogunlesi 打了电话。

我和Bayo都是在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开始金融职业生涯的。但我们的人生道路却发生了分歧。我在第一波士顿的一系列糟糕交易中损失了 1 亿美元......好吧，这个无聊的故事我们就略过吧（他山之石注：这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找时间再挖掘）。但这促使我（以及我的贝莱德合伙人）为固定收益市场开创了更好的风险管理。与此同时，Bayo和他的团队在私人市场开创了现代基础设施投资。

现在，我们计划再次携手合作。我认为，这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投资于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让我们的电灯常亮、飞机常飞、火车常开、手机服务常在线。

关于贝莱德 2023 年工作的更多信息

在这封信中，我分享了我的观点，即资本市场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世界想要应对基础设施、债务和退休方面的挑战，资本市场就必须发挥作用。这些都是 21 世纪中期的主要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贝莱德通过与客户的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希望客户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些趋势，这也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与客户保持联系的原因。

在过去五年中，数以千计的客户代表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委托贝莱德管理超过 1.9 万亿美元的新资产净值。数以千计的客户还利用我们的技术更好地了解其投资组合中的风险，并支持其自身业务的增长和商业灵活性。多年的有机增长以及资本市场的长期增长，为我们 10 万亿美元的客户资产奠定了基础，2023 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超过 1.4 万亿美元。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客户关注的是增加还是降低风险，我们始终保持行业领先的有机增长，这表明客户正将其更多投资组合与贝莱德进行整合。2023 年，在快速变化和投资组合大幅降低风险的时期，我们的客户向我们提供了 2890 亿美元的净新资产。

贝莱德的差异化业务模式使我们能够继续与客户共同成长，并保持有机基础费用的正增长。无论市场背景如何，甚至在大多数行业资金外流的情况下，我们都实现了增长。

我回想起2016年和2018年，当时的不确定性和谨慎情绪影响了机构和个人的投资行为。许多客户降低风险，转向现金。贝莱德与客户保持联系。我们在推动投资业绩、创新新产品和技术以及提供投资组合设计建议方面保持严谨。一旦客户准备好更积极地重返市场，他们就会与贝莱德合作--这导致客户流量创下新纪录，有机基本费用增长达到或超过我们的目标。

到 2023 年底，客户流量和有机基本费用增长都在加速。第四季度，我们的净流入总额达到了 960 亿美元，并以强劲的势头进入了 2024 年。

2024 年，我计划像 2023 年一样，花大量时间在拜访客户的路上。我已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进行了多次考察，公司和客户希望与贝莱德合作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

对于我们代表客户进行投资的公司，他们非常欣赏我们通常提供的长期、稳定的资本。我们通常在早期进行投资，并在整个投资周期中保持投资，无论是债务投资还是股权投资，无论是首次公开募股前投资还是首次公开募股后投资。公司认可贝莱德的全球关系、品牌和跨市场、跨行业的专业知识。这使我们成为有价值的合作伙伴，进而支持我们为客户提供的资源和绩效。

在过去的 18 个月中，我们为客户寻找并执行了多项交易。除 STRATOS 直接空气捕获项目外，我们的基金还与 AT&T 合作成立了 Gigapower 合资公司，在全美社区建设宽带。我们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投资，包括 Brasol（巴西）、AirFirst（韩国）、Akaysha Energy（澳大利亚）和图尔卡纳湖风电场（肯尼亚）。

我们为客户寻找交易的能力是贝莱德私募市场策略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在基础设施和私人信贷的推动下，这些策略在 2023 年实现了 140 亿美元的净流入。我们继续预计这些类别将成为我们未来几年另类投资的主要增长动力。

我们的主动投资洞察力、专业知识和强劲的投资业绩同样使贝莱德在市场中脱颖而出。2023 年，我们的主动型净流入额接近 600 亿美元，而行业内的净流入额则为流出。

在 ETF 方面，贝莱德在 2023 年创造了行业领先的 1,860 亿美元净流入。我们在 ETF 行业的领先地位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全球平台和与客户的联系。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市场中看到，如果我们能让投资变得更容易、更实惠，我们就能迅速吸引新客户。我们正在利用当地市场的数字财富平台，提供更多的投资途径，加快 iShares ETF 的有机增长。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贝莱德与 Trade Republic、Scalable Capital、ING、Lloyds 和 Nordnet 等多家银行和经纪平台合作，为终端投资者的 ETF 储蓄计划提供支持。这些合作关系将帮助数百万人获得投资、进行长期投资并实现财务健康。

2023 年，我们还宣布了对Upvest 的少数股权投资，这将有助于推动欧洲人进入市场方式的创新，并使开始投资变得更便宜、更简单。

此外，我们还与英国领先的数字银行 Monzo 合作，通过其应用程序向客户提供我们的产品，最低投资额仅为 1 英镑。通过这些合作关系，我们正在发展我们的iShares ETF专营权，以有意义地增加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

让我也谈谈阿拉丁。它仍然是投资组合的语言，将贝莱德的所有业务结合在一起，并为我们如何在整个平台上为客户提供服务奠定了技术基础。阿拉丁不仅是为贝莱德提供动力的关键技术，也为我们的许多客户提供动力。对综合数据和风险分析以及跨公共和私人市场的整体投资组合视图的需求正在推动年度合同价值（ACV）的增长。

2023 年，我们的技术服务收入将达到 15 亿美元。客户希望借助阿拉丁实现增长和扩张，这反映在强劲的收获活动上，超过50%的阿拉丁销售是多产品销售。

展望未来，客户投资组合的再风险化将为我们的公共和私人市场特许经营权创造巨大的前景。我们需要综合技术来帮助客户在规模经营的同时保持灵活性。

在这个时代，投资者构建投资组合的方式正在发生广泛的变化。贝莱德正在帮助投资者构建 "未来的投资组合"--一个整合了公共市场和私人市场并实现数字化的投资组合。我们认为这些变化是巨大的催化剂。凭借我们建立的多元化投资和技术平台，我们已经为自己在未来几年的结构性增长做好了准备。

为未来定位

正如我们不断创新和发展业务以领先于客户一样，我们也不断发展我们的组织和领导团队。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宣布进行变革，以重新构想我们的业务并改造我们的组织，从而更好地预测客户的需求，并塑造贝莱德，使客户能够继续从我们这里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洞察力、解决方案和成果。

多年来，贝莱德一直在整个投资组合中与客户合作，尽管 ETF、主动型共同基金和独立账户的产品结构有所区别。

现在，产品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模糊。客户正在构建将主动型策略和指数策略完美结合的投资组合，包括流动性和非流动性资产，跨越公共和私人市场，跨越 ETF、共同基金和独立账户结构。

贝莱德在扩大 ETF 市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更多投资者可以使用 ETF，并提供新的资产类别（如债券）和投资策略（如主动型）。由于这一成功，ETF 不再仅仅是一个指数化概念，它正在成为一系列投资解决方案的有效结构。

我们一直将 ETF 视为一种技术，一种促进投资的技术。正如我们的阿拉丁技术已成为资产管理的核心一样，ETF 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将我们的 ETF 和指数专业知识融入整个公司，将加速 iShares 和贝莱德所有投资策略的发展。

通过我们的新架构，我们将更灵活、更紧密地与客户保持一致，以提供更好的体验、更好的业绩和更好的结果。

投票选择

健康的资本市场有赖于公司与其投资者之间持续的反馈循环。十多年来，贝莱德一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改善这种反馈循环。

我们通过建立行业领先的监管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该计划的重点是让被投资公司参与到影响客户长期经济利益的问题中来。这就需要了解公司如何定位，以驾驭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例如，地缘政治分裂可能会如何重构其供应链，或较高的借贷成本可能会如何影响其实现持续盈利增长的能力。

为此，我们建立了规模最大的监管团队之一，与公司合作，经常与我们的投资团队并肩作战，因为我们从不相信行业会依赖少数代理顾问的建议。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希望我们在与公司持续对话的基础上，做出独立的代理投票决策--这一理念至今仍是我们监管工作的基础。对于委托我们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客户，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代表他们促进被投资公司健全的公司治理实践和财务韧性。

对于希望在代理投票过程中发挥更直接作用的客户，我们将继续创新，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2022 年，贝莱德在业内率先推出了 "投票选择"（Voting Choice）功能，使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代理投票过程。如今，我们约有一半的客户管理的指数股票资产可以使用 "投票选择 "功能。

今年 2 月，我们在最大的核心标准普尔 500 ETF 中推出了一项试点，首次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 "投票选择 "功能。我们欢迎这些为公司治理增加的声音，并相信它们能进一步加强股东民主。我相信，如果更多的资产所有者能够充分了解情况，他们就能有效参与这一重要进程。我们对他们的参与和代理投票生态系统的持续转型感到鼓舞，但我们仍然相信，代理投票顾问的增加将使整个行业受益。

长期增长战略

36 年来，贝莱德一直以倾听客户意见为先导，不断发展以帮助客户实现长期成果。无论是通过iShares开启新市场，还是开创整体投资组合咨询，抑或是在投资者的桌面上推出阿拉丁（Aladdin）等等，我们作为一家公司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承诺。客户一直是我们的理念和发展战略的基础，也是我们在各项业务中进行投资的依据。

技术与咨询的结合，加上 ETF、主动型和私募市场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从而使客户将更多的投资组合整合到贝莱德，或委托我们提供外包解决方案。我们相信，这反过来将推动我们在未来继续实现差异化的有机增长。

正如我们每年所做的那样，我们的管理团队和董事会花了很多时间来评估我们的增长战略。我们挑战自我，思考：这种经济环境将为贝莱德和我们的客户创造哪些机遇？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组织、运营结构、投资能力和服务模式，并在此过程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我们坚信我们的战略，坚信我们有能力以规模和支出纪律来执行战略。我们的战略仍然以发展阿拉丁、ETF 和私募市场为中心，将阿尔法作为贝莱德的核心，在可持续投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为客户的整个投资组合提供建议。

我们不断进行内部投资，以实现有机增长和提高效率，在私人市场、ETF、技术和整体投资组合解决方案方面抢先投资于客户机会。

在私募市场方面，我们已准备好利用结构性增长趋势。无论是满足亟需的基础设施需求，还是随着银行和公共贷款机构远离中型市场，私人信贷的作用日益增强，私人资本都将是不可或缺的。贝莱德已做好准备，通过我们的规模、专有创始和跟踪记录来获取份额。我们相信，我们对 GIP 的收购计划将大大加快我们向客户提供私募市场服务的能力。

在 ETF 方面，我们将通过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投资渠道，继续保持领先地位。ETF 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金融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能够利用它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让投资更实惠。我们能够为更不透明的市场带来更好的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通过 ETF 让人们接触比特币。

以 iShares 为首的 ETF 在美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多年前在美国看到的催化趋势（如收费咨询和模型投资组合的增长）刚刚开始生根发芽，全球ETF的采用必将加速。在2023年iShares的净流入资金中，近一半来自我们在当地市场上市的国际ETF，其中欧洲iShares净流入资金达700亿美元。

积极的资产配置、证券选择和风险管理一直是长期回报的关键因素。我们在多元资产、固定收益和股票方面的积极团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抓住新的利率和可能更加动荡的制度所带来的广泛机遇。我们对固定收益领域的机遇以及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我们系统性投资业务的表现尤为兴奋。

与过去 15 年的低利率环境相比，固定收益在构建收益率更高、回报潜力更大的整体投资组合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现在，10 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已接近长期平均水平，客户正在重新考虑债券配置。

贝莱德拥有一个多元化的固定收益平台。我们不会只管理近 1.7 万亿美元的指数基金，也不会只管理超过 1 万亿美元的主动基金。或者仅仅是主动型，我们管理着超过 1 万亿美元的资金。一些最有趣的投资组合对话是与配置者进行的，他们将 ETF 与主动型基金相结合，或将我们的主动型 ETF 等创新产品用于专业管理的收益解决方案。

在各类资产中，对综合数据、技术和风险管理的需求将继续推动对阿拉丁的需求。阿拉丁平台拥有超过13万名用户，通过其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阿拉丁平台正在不断创新和改进。对阿拉丁人工智能协同机器人的投资、支持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关系的开放性增强，以及整个投资组合解决方案的推进，都将进一步提升阿拉丁的价值。

我们很荣幸客户在2023年将2890亿美元的净新增资产委托给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在市场和客户中看到了明显更加积极的情绪和基调，我非常乐观地认为，这种情绪和基调将延续到 2024 年的余下时间。

自 1999 年上市以来，我们的适应、发展和成长能力为股东创造了 9000% 的总回报。这远远超过了标准普尔 500 指数 490% 的回报率，也代表了我们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业务模式。

贝莱德自上市以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回报率

贝莱德的董事会

贝莱德董事会在我们的战略、增长和成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董事们的不同经验和背景使我们能够进行丰富的讨论和辩论。在每次会议上，我们的董事都会审查我们长期战略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就贝莱德业务面临的战略机遇、优先事项和风险与我们的领导团队进行建设性对话。这种对话最终推动我们做出有时是战术性、有时是变革性的举措，以建设一个更好的贝莱德。这包括我们在一月份采取的两项转型举措： 我们对组织进行了战略重组，并同意收购 GIP。

这两项转型变革是我们自近 15 年前收购巴克莱全球投资公司（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以来最大的变革。

GIP 交易完成后，我们计划让 Bayo Ogunlesi 加入我们的董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继续发展我们的董事会，以反映我们全球业务的广度，并在我们不断发展以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指导。

结束语

在过去的 36 年里，贝莱德从一家只有八个人的曼哈顿小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但我们的成长只是更大成功故事中的一小部分。

我的父母经过 50 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安享晚年，这也是我们成功故事的一部分。在这个故事中，美国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存款贷款危机和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并迅速反弹，实力不断增强。

希望世界上更多的人也能经历同样的故事。这些国家能够摆脱债务。城市有能力为更多的家庭提供电力，修建更多的道路。工人们可以有尊严地度过他们的黄金岁月。

所有这些故事之所以成为可能，都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力量，以及那些满怀希望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人们。

贝莱德 CEO Larry Fink

来源：他山之石观投资

版权声明：部分文章在推送时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