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钟军（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作为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的最终章，《我们一起摇太阳》延续了《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疾病叙事基调，却在春节档遭遇票房“滑铁卢”，成为照见疾病叙事“双刃剑”之镜。在影片文本的创设上，作者则采取了温情改写的路线，隐去疾病与死亡的禁忌，以期通过温暖向善获得观众的认可。此种温暖向善实则展现出国产癌症题材影片的一贯套路，是一种异于西方疾病隐喻的较为悬浮于社会现实的“鸡汤策略”。
关键词：疾病叙事 温暖现实主义 韩延 疾病隐喻
作为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的最终章，《我们一起摇太阳》取材于纪实报道文章《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约定》，讲述两个青年男女勇敢的“生死约定”，最后拨开命运阴霾、终见生命阳光的故事。影片延续了导演前作《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疾病叙事模式、温情治愈风格与现实主义底色，用真诚的态度和轻松的方式再度探讨了关于爱与生命等议题的深沉哲思，给观众传递了无限的感动和力量。
遗憾的是，该片于2024年春节档上映，因不敌《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等影片，商业表现不佳，后以“宣发出现重大失误”为由率先退出竞争激励的合家欢档期，决定延后再上映。 《我们一起摇太阳》的片方之所以选择退档，实际上是将商业表现不佳的原因归结于“疾病叙事”与春节档“合家欢”氛围的抵牾。的确，大部分观众会认为“大过年的，谁要看绝症片”，甚至两个罹患重症青年男女的爱情叙事放在情人节档期（与春节档重叠）似乎也并不合适。“疾病叙事”成为一把双刃剑，既让韩延及片方尝到甜头（《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分别为5.1亿、14.32亿），也令其饱尝失利的滋味：在春节档上映5天后，排片从首日（初一）的7.8%到第五日（初五）的4.6%，仅收获票房9600万，于是选择匆匆下档。“疾病是人类生命投射的阴影、映照死亡的镜子以及永远无法回避的终极恐惧”[1]。罹患疾病本是人类生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它因暗含死亡、容易引起恐惧心理和负面情感，所以被视为不吉利的事情。但在世界范围的文艺创作中，“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2]。在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也广泛采用疾病/绝症来全方位建构叙事，一方面，通过疾病恶化作为重大“激烈事件”推动叙事进程或作为重要情节点来推动故事进行转折；另一方面，“‘疾病’作为一种构思核心要素与剧情驱动手段在中国银幕上反复显影，实践着对病体表征与病痛体验不同限度的表达，同时又作为驱动叙事、推动剧情的主要动力，映照出人类在生与死的冲突中所凸显的强烈的生命意志，以及现实中人们不同的生命姿态。”[3]通过“疾病与死亡”这类大众叙事可以吸引更大范围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购票，由于每个观众都能从中收获一定程度的共情，疾病叙事所携带的恐慌及悲情情绪即成为了观众眼泪的催化剂。 近些年国产电影疾病叙事的滥觞，可以说正是韩延的《滚蛋吧！肿瘤君》。该片的成功也让年轻导演韩延开启了创作“生命三部曲”的路径，并获得不俗的成绩。疾病类型众多，但韩延讲述的多是“癌症”故事。癌症通常被视为灾祸，是不治之症，它不仅会在身体上摧毁病患主体，也往往带给病患主体及家庭最绝望无力的感觉。在当下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谈癌色变”是大多数人最基本的反应。韩延的“生命三部曲”不仅展现了患癌主体的身体景观以及疼痛体验，也通过讲述抗癌故事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现实、表达对爱与生命的理解：《滚蛋吧！肿瘤君》里的女主角熊顿（白百何饰）被诊断为淋巴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男女主角韦一航（易烊千玺饰）和马小远（刘浩存饰）皆为癌症患者，脑部都长有肿瘤。而在《我们一起摇太阳》里，女主角凌敏（李庚希饰）不幸得了尿毒症，男主角吕途（彭昱畅饰）则是脑部患有肿瘤的另一个不幸人。故事的主角们年纪轻轻，却要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同时，他们的家庭与亲友也为其倾尽心力，只期盼他们生命之线向前再延长一天。绝望与爱的交织，是他们的生命常态，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深陷的囹圄之境。病痛会异化人类的体表，会为人类的生命画上突如其来的句点，但爱永恒地长存——这或许也是疾病叙事想要阐释的主题之一。如前文所述，罹患癌症的主体不仅要遭遇身体的疼痛与器官的衰变，更要经受精神的打击和摧残。此外，由于“抗癌”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对于大多数涉癌家庭来说，更是要遭遇“人财两空”的风险。但是在韩延的“生命三部曲”中，导演则通过对疾病叙事的温情改写，巧妙地将癌症叙事的种种现实困境隐去，而展现出一幅幅温情动人的生活画卷：《滚蛋吧！肿瘤君》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讲述罹患淋巴癌的漫画家熊顿的抗癌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熊顿笑嘻嘻地吐槽周围的人和事。与现实中冰冷无情的医生不同的是，影片特意安排吴彦祖扮演英俊帅气的主治医生。而在熊顿身处逆境中，她的父母以及一众好友都围在身边鼎力相助。《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不仅有爱他的父母，还有心疼他的家人，包括愿意卖房治病的奶奶及大方借钱的亲戚；马小远的父亲看似不靠谱，但事实上是一个极度负责任且开明的父亲，甚至为了让女儿开心去学习变魔术。身体衰竭以及现实困境都被轻轻略过，影片呈现的反而是一种沐浴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温情脉脉的氛围。 在前述两部影片获得巨大成功后，韩延在《我们一起摇太阳》继续复制了这种套路：将癌症这种作为死亡的同义语亦不可言说的禁忌，巧妙地进行温情改写，以期获得中国观众的消费并认可：影片将笔墨主要放在男女主角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上，从类型上来说，该片可以视作爱情片，只不过男女主角都是患癌的不幸之人。男女主人公从一开始的“功利”认识，到慢慢相爱，彼此鼓励、相互救赎，最后走到一起，渡过难关，并举行了一场浪漫温馨的婚礼，电影在婚礼中结束。两位主人公因为罹患癌症而带来的身体“丑陋”以及其他现实的不堪都在婚礼的礼花和宾客的祝福声中被轻轻过滤掉，带给观众一种温情感动的观影感受。为了让两个人物更讨喜，编导特意将二人设定为中国观众熟悉的人物形象：“没头脑”（吕途）和“不高兴”（凌敏），演员彭昱畅和李庚希又通过他们娴熟的演技将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让观众不由为这一对苦命鸳鸯又笑又哭。在这一点上，它与香港影片《新不了情》非常相似，都拍出了理想爱情的样子，也都传递了正确的爱情观和人生观。 在动人的爱情叙事之外，电影也通过配角人物的设置呈现了一个有情有义、互帮互助的温情世界：凌敏的父母（高亚麟、刘丹饰）和吕途的母亲（徐帆饰）都是特别典型的中国家长，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乐观坚强，不仅长年累月地照顾两个年轻的病患，更是以博大的爱给他们强大的力量支撑。“病中的个体因此有勇气去改变周遭环境中的逆势，不让流俗眼光中歧视病患的耻感与屈辱对自己造成心理上的二度伤害。”[4]在婚礼现场，影片镜头特意扫过台下的父母们，他们的脸上都流出了喜悦的泪水，这无不让观众心有戚戚；此外，影片为了剧情需要，也设置了一位类反派人物——房产中介赵大虎（王迅饰），他不停地带人到女主的出租房看房，并催促着女主赶紧搬家。但看到后面，会发现他的所作所为还称不上完全的反派，而当房屋中介公司在听说凌敏的哭诉后，也迅速地帮她换了一间性价比尚可的房子。这种设置，既非完全脱离现实主义的土壤，但又并非遵循其他影片所形塑的房产中介唯利是图的刻板印象，成功实现了影片另一角度的温情切入。基于此，影片的社会反思程度成为了讨论的又一焦点。作为一部真实故事改编之作，其取材于现实，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隐去了现实的苦难；它的温暖向善抚慰了观众，但另一方面，病者及其家庭在此过程中遭受的磨难与痛苦又有几分还原与关照。换言之，影片在筹备之时即将其绝大部分受众目标瞄准为现实生活中的健全人——为他们创设一个悬浮的疾病环境，让他们在电影的梦中旁观他人的痛苦，却收获自我的温情。
相较于《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着重于友情和家庭的刻画，《我们一起摇太阳》则更为细腻地在疾病叙事中描摹了一个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就算与同样叙事模式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相比，《我们一起摇太阳》也更为真切地写到处于生命困境中的年轻个体如何获得真正的成长。更为动人的是，影片通过男女主人公互为激励、互相救赎的故事，传递出乐观向上、珍爱生命的人生态度，“在他们面对病魔折磨与死亡逼近之时，却享受着另类‘成长’与生命意志的宣泄，借此阐述‘向死而生’的正面主题”[5]。学者杨俊蕾也认为影片“重点突出了主体力量中源于爱意的智慧，以及在互助善念下激发出来的积极精神与生命勇气。影片超越了常见的疾病叙事，高度关注现实，尤其是当前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在探索中国情感故事影像方式的同时，影片传达出敬惜生命的价值观念。”[6]因此，从现实功能来看，该片与大多数国产疾病叙事的电影一样，首先照见了疾病患者这群不同于健康人的“他者”，让他们的世界得以被看见、被关怀。同时，“向死而生”的人生主题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给予了观众一场必要却缺失的人生教育。再者，影片积极正向的价值观铺设，也给予观众现实生活中正面的激励作用，他们或面临疾病难关或面临其他人生困境，却可以在两小时的银幕幻境中与男女主角一同喊出一声声的“奥利给”，以此重获面对难题的勇气。也正如《我们一起摇太阳》的片名所展现，导演在创设之初即期望打破银幕的“第四面墙”，让“我们”成为包含银幕内外所有角色与人物的更为广义且丰厚的能指。于此，同文章第二节所述，该片更像是一碗有营养的鸡汤，它给人以鼓励、以疗愈、以恰到好处亦点到为止的关怀，却不提供思考和批判，这也是国产电影与西方文化在此议题上最大的不同。癌症作为生理层面上的疾病是自然事件，但是它在文化层面一直负载着道德/价值的判断，即苏珊·桑塔格所谓“疾病的隐喻”。在此层面上，癌症被指认为一种现代病，是一种爆发性增长的疾病。疯狂增殖的癌细胞隐喻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现代文明的贪婪、疯狂与罪恶。但与韩延前两部作品一样，影片《我们一起摇太阳》继续在国产癌症影片的论述空间中前行，对西方经典的“疾病的隐喻”则进行遮蔽、矫饰与再造，将其与大众文化缝合，它不把矛头指向疾病的根源以及现实的问题，而是以一种“甘于认命”的姿态，用温情的叙事策略，将影片炖成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让观众在鸡汤的美味中不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当然，无论是“疗愈鸡汤”还是“疾病隐喻”，事实上都是掌握绝大多数话语权的健全人在影片的复写中挖掘并实践的疾病的功能性意义。疾病叙事始终牵涉着人们在现实层面通常难以完全直面的生命体验之维，而疾病叙事的影片也确实让人们深入此一层面，并看见了那未被关照的少数群体。但到头来，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得以被看到，或者说，来自观众——绝大多数健全人——的“看”，是一种悬浮的“看”，还是一种深入群体之中的“看”，而创作者，在把疾病作为叙事起承转合与情节催人泪下抑或主题深藏的隐喻之外，多大程度上以一种平等的视角，在看到“他们”与“我们”差异后仍毅然抹去“他们”与“我们”之间的意义之隔。韩延的“生命三部曲”以及由此延展的更为广泛的国产疾病叙事影片，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了与健全人所对立的另一群体，他们的喜悦与苦痛，平凡与琐碎皆呈现在以与他们相对的“他者”为观影主体的视线中。于此，疾病叙事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拉近了两个群体的距离，让两个群体近距离看到彼此的不同，也在此种不同中重新体认自我。固然，作为健康的对立面，疾病所携带的之于个体与社会的隐喻意涵无法被轻松抹去，退出春节档更是印证了国人“谈病色变”的根深蒂固的心理本能。然而，病人群体，以及更多的被冠名为“他者”的群体仍需要被看到——看到“他者”之名下的本真存在。这是疾病叙事存在的意义，是电影之为艺术的求索与追寻，也是人类本能的情感的力量。
[1] 郝瀚：《癌症的“症候”：当下中国电影的疾病叙事与身体文化批判》，《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3年第4期。[2] 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 年第6期。[3] 陈晓云：《近年来国产影片中的疾病叙事与生命体验》，《戏剧与影视评论》2022年第46期。[4] 杨俊蕾：《关注现实 敬惜生命：<我们一起摇太阳>的原创性影像价值分析》，《当代电影》2024年第4期。[5] 郝瀚：《癌症的“症候”：当下中国电影的疾病叙事与身体文化批判》，《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3年第4期。[6] 杨俊蕾：《关注现实 敬惜生命：<我们一起摇太阳>的原创性影像价值分析》，《当代电影》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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