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们的“药方”，你看得清吗？

历史

中国当代史

7月前

文 | 天书

距“毛星火起诉莫言”事件过去一个多月后，对莫言的争议和讨论仍余波不断，月初我写了一篇《对莫言的批判来得太晚了》，从莫言文学内核上的一些问题，以及当年中国版魔幻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的成因来讨论莫言这一代人的局限性在哪。

当时限于篇幅，有些问题并没有展开讨论。粗略观察，这一个多月网络中反对对莫言进行批评批判的言论，多数都是夹缠不清，屁股大战，缺乏基本的逻辑，作用无外乎是充当舆论信息污染。

“起诉莫言”从行为效果上看固然是一种闹剧，不认同这种行为很正常，但对莫言以及这一代作家的讨论批评和批判在文学文化领域中从来都是正当的，只不过过往相关话题并没有进入大众视野。以“反对起诉莫言”的旗号上升到“反对批判莫言”，往往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这种力挺来为另一些东西张目。

今天针对几种有讨论价值的代表性观点来进行一些辨析和梳理。本文需要结合上一篇《对莫言的批判来得太晚了》一起食用，前文讨论过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莫言的“复杂性”

知名编剧汪海林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说到莫言当年发言挺教员导致被孤立，认为不应该简单给莫言贴标签。

这话是没错。不过正因如此，更不能忽略一个人的言论复杂性，毕竟说下面这种话的也是莫言。

上面那条微博说地好，起诉莫言很幼稚，但群众们对莫言的批评很有必要。批评莫言也不是为了把他推到敌对面，搞清楚莫言作品中那些问题的内核，认识到当下批判这种内核的意义，比纠结在莫言是挺教员还是骂教员这种表面现象更有实际价值。

我们不谈莫言挺教员的言论是不是属于“连夜绣红旗”，上几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崇拜他的人未必就理解他的思想，反对痛恨他的人也未必会否认他的高度。认可教员和痛恨“那几十年”，甚至痛恨社会主义本身也不冲突，同时持有这两种观念的大有人在。

另一种观点也很有迷惑性，认为说莫言的小说里并不都是丑化中国人民，也写了日军和反动派的残暴。并不都是妖魔化那几十年，也批判过改开以后。认为批判历史和现实就是作家的职责。逻辑类似的辩护也经常被用于对阎连科和余华等人一些作品的质疑中。

这种辩白仍然停留在表面现象。莫言们的作品之所以需要被批判，之所以会被时代淘汰，不是因为他们在作品里批判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想借作品宣扬什么。

想搞清莫言们想宣扬什么，需要一组能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困境根源的关键词。

关键词1：批判

以巴尔扎克为代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西方文学中达到了顶峰，也开始衰退。20世纪现代文学的基础之一就建立在对巴尔扎克式文学的逆反上。在我国，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与左翼运动和社会革命密不可分，加上建国后的文化氛围，批判现实主义对于大众来说，长期成为一种文学领域中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是在批判，就有了光环。

然而巴尔扎克之所以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在于他精准还原和揭示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批判现实主义之所以退场，原因之一也是因为20世纪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已经远超文学作品的承载能力。

而莫言这类作家，很多人只顾着当社会的“良心”，无论对农村还是城市，他们都欠缺巴尔扎克那样准确描述和还原问题的能力（最反感莫言的人可能是高密人和山东革命老区人，最反感阎连科的人可能是河南人），如果你拿他们的小说当批判现实主义来看，那你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知会与现实相去甚远。

事实上，他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也并非批判现实，而是在文学技巧和语言本身。虽然批判现实对大众有光环，但在当代文学圈内也不是主流。如《人世间》这样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品一般被圈内人认为是为了拿奖的公式化之作。所以，“批判现实”不是当代作家可以拿来拒绝公众质疑的护身符。

关键词2：苦难

比起批判现实主义，喜欢描写苦难和丑恶更符合莫言这一代作家的特点。典型的苦难文学作为一个类别，因为文学性和思想性都不高，曾经受到过文化界的批评，不过苦难和丑恶始终作为一种元文本的存在贯穿于当代文学四十年的脉络中。

同批判现实主义的光环类似，大众总是认为描写苦难，揭露苦难是文学的主要价值，但这并不符合文学本身的客观规律。如果以苦难为最高取向，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不会是《红楼梦》了。纵观世界文学史，成就最高的那批作品也很少有以苦难为主要内核。

即使描写苦难本身，如果以苦难和丑恶为单一维度，那也说不上是文学的真正价值。正如鲁迅评价陀翁所说“他不但拷问洁白，拷问出洁白下面的罪恶，他还要拷问罪恶，终要拷问出罪恶下面的真的洁白。”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苦难和丑恶，是乡土文学内在矛盾的具象体现。

关键词3：乡土

莫言这一代的主要成就都在乡土文学领域，以文学史本身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中国文学诞生伊始，虽然诗词歌赋大量采风于民间，多有描绘农村农民之作，但本质上还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游戏。到明清以后小说盛行，描绘市井生活，上层社会，怪力乱神，今古传奇是主流内容。西方文学轨迹也类似，19世纪近代文学的巅峰作品中，描写城市生活甚至是中产及以上生活是主流，进入现代后现代潮流之后更不用说。

民国有些作家写乡土，但内核和目的性与80年代后的乡土作家们截然不同。建国早期的农村和乡土写作则是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80年代后成名的这代作家与民国作家们有截然不同的背景。没有旧式文学的底蕴积累，没有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文化既吸收又对抗的开阔眼界，没有见证中国完成革命从旧到新的历史视野。且这一代因为年轻时的经历，基础教育水平普遍比较欠缺，人生观世界观早早成型，所以比起那些难以把握的题材，乡土题材就容易成为文坛敲门砖。

这时期兴起的乡土文学，混杂了反思文革，倾述伤痕和文化寻根三种诉求。写乡土的未必都是农村出身，但很多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乡土成了他们倾述伤痕和表达诉求的最好载体。对文坛来说，中国农村长期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再怎么被夸大失实被妖魔化，都不会引起多大关注。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后产生了高密宇宙这样的变种，这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创作方式，如果读者不较真，那就是写乡土，写真实，如果读者较真，那就是用魔幻手法进行反思批判。只是，高密人看到自己家乡以那样的方式获得国际知名度会感到自豪么？显然不会，但这对文坛大咖们的创作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从社会意义上看，莫言一代乡土文学整个内涵的“批判深度”，都不会超过《乡土中国》和《叫魂》这类社会学著作的藩篱，在此限度之外的苦难和丑恶写作就只与作者本身的创作取向和文学表达有关。

如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再怎么样将司马蓝与三姓村的悲剧融合进建国头几十年的各种事件中，对提升小说的“批判深度”也没有本质作用。阎连科自己接受采访时就说过“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受制于现实主义”、“真实完全不在于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作家的内心。只要心感到真实，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们上面提到的反对批判莫言的第二种代表性观点的问题就在于此。按正常人思路理解，写乡土问题，写乡土社会中的苦难和丑恶，目的应该批判和反思乡土社会本身，探究乡土社会的出路。

但莫言和阎连科这些人的书你看了会觉得奇怪。他们有时像在批判乡土社会，但又经常对改造乡土社会的实践深恶痛绝。他们喜欢给社会开药方，但乡土社会的药方最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现代化和工业化对抗乡土社会的内卷，而他们往往又拒绝这味药方。

所以，不要看他们作品里“除了批那几十年外也批过改开以后，批过侵略者和反动派”，实际上内核逻辑是一致的，就是“好人观”和“权力观”。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好人，所以地主也有好人，日军也有好人。而谁有权力谁就是坏人，所以他们笔下的党员干部和军人总有不堪的形象。

乡土社会里本来可以有很多好人，但掌握权力的人让人变成坏人。而新中国头几十年政府对乡土基层的权力达到自古以来最大，所以——按这个逻辑，你就能理解他们作品中所谓批判的本质。

关键词4：权力

中国作家和西方相比，在历史渊源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工业革命以前，西方长期都是由封建领主，宗教神权，王朝贵族和强盗蛮子主导的社会。工业革命以后又由资本主义主导，文人作家这一群体离权力结构有相当的距离。

中国则不同，科举制让中国从中古开始变成由文人士大夫主导的社会。及至近现代，顶级文人们与中国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一直密不可分。民国时期，左联成为革命的盟友。建国过程中，文人圈子又成为重要民主力量。这其中很多人都是作家，他们对权力属于就算没吃过也见过。

80年代以后的作家们虽然与权力中心绝缘了，但权力却成为他们的心魔。一方面，对自身青年时期经历的反思，容易让他们把问题归结到权力本身。另一方面，中国上千年的文人士大夫传统又容易让他们将自身代入其中，质疑自身无法获得同社会身份相匹配的权力。在他们的逻辑中，显然这也同权力的来源和结构有关。

对权力的病态性心理在阎连科作品中体现地最为明显。他自承喜欢通过作品探讨“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日光流年》司马蓝当上村长之后被异化，《受活》中柳县长想买列宁遗体，搞残疾人杂技团，“铁灾”“黑灾”“红难”反讽革命，还有那个被韩国拍成同名电影的《为人民服务》（有兴趣的可以看下这电影）。揭开文学外衣看本质，阎连科的创作并不真的关心苦难和乡土出路，关心的是“权力”，对权力的病态反思和扭曲情结则让他的作品走向一切为了权力而虚构，一切为了权力而夸大，到了《炸裂志》就完全成了过犹不及的烂俗作品。

所以别看阎连科也会说市场经济时代如何世风日下，他批判市场经济绝不是认为以前不搞市场经济就好。以前不行，现在不行，也没人敢明着说建国以前就行。兜兜转转，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这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五个关键词。

关键词4.5：赎买

在第五个关键词之前，有必要说下80年代以来作家们的生态位。反对批判莫言的声音中还有这样一种话术：莫言这些作家都是体制内作家，作品都获得过茅盾之类的奖，代表国家肯定他们。你有什么资格批判人家？

一个社会中总有反对派的生态，不在内部就在外部。西方社会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轮流坐庄，可以让反对派变成小骂大帮忙的政治游戏，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此类问题就显得被动。苏联历史上因政见问题跑到海外的作家们给社会和民意造成很大冲击，更何况中国文人群体在传统中就是权力的代言人，天然就容易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我国建国后受苏联影响，大幅压缩了社科在高校中的空间，对文人作家群体则希望能统一在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旗帜下。这种尝试失败之后，80年代高校恢复社科研究，对于作家群体不再以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旗帜为要求，体制内的吸收，名誉和地位的给予更接近于安抚和赎买——先赎买稳定人心，让他们不至于变成索尔仁尼琴，再慢慢引导，参与文化建设。

这种赎买在人文社科的很多领域都存在，“内部反对派”的存在不代表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群众就要认可。恰恰因为赎买本质上是一种妥协，群众们更要自觉地对赎买对象擦亮眼睛。异见文人里像王小波那样有节操的是少数，更可能出现的是余杰这种。

关键词5，基督——基督情结，中国当代文学“不是秘密的秘密”

正如前面所说，如果你以为莫言和阎连科们妖魔化那几十年，就会一味赞美80年代以后，现实并不满足这种结论。如果你以为他们批评市场经济时代世风日下是在怀念从前，那更是绝没可能。

实际上，莫言们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方式未必是依据“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种制度标签，实质上更接近“文明”/“野蛮”，“善”/“恶”这种二元标签，所以在他们眼里不是你搞了市场经济就变文明了，还远远不够。

他们划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在哪？从基督情结对当代文学庞大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二。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一同发生的。80年代之后，这种影响迅速复燃。从文字最表层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种影响，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吴摩西出延津）、徐则臣《耶路撒冷》、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是三个代际作家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基督文化内核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如果说这三部作品只是一种文化意象借鉴，那么以基督教文化内核为元叙事，甚至最后皈依的作家也不乏人。

80年代开始基督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是在伤痕文学之后，刘再复等人提出要对那十年进行“全民忏悔”，一时间“忏悔与救赎”成了中国文学的一大母题，而“忏悔与救赎”也正是基督教文化的内核。这股意识在发展到“人文精神大讨论”后，已经远超文学范畴，一如史铁生对基督文化的赞美：

“教堂的穹顶何以建得那般恐吓威严?教堂的音乐何以那般凝重肃穆?大约是为了让人清醒，知道自身的渺小，知道生之严峻，于是人们才渴望携起手来，心心相印，互成依靠。”

二是学习西方搞所谓“现代性反思”，这种反思的成因和上一篇聊莫言文中提到先锋文学的兴起类似。

20世纪前后，西方的思想家们开始了现代性反思，从上帝之死到工具理性批判，再到后来的种种，如果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反思，人们很容易得出现代社会不如前现代社会的结论。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封建主义的确扼杀了很多温情脉脉，但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法不可能是回到前现代。中国作家们在八九十年代搞现代性反思就是时空错位了，完全忽略了现代性反思之后西方社会又经过了各种战争，生产力大发展和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缓解危机等过程，而我们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的现实。

乡土作家对着自己反思了半天一看同期的西方，这不就是基督教里的天堂吗？再一寻思，同样都是搞市场经济，为什么人家像天堂我们像土鳖啊，为什么人家文明我们野蛮啊，总得有个原因吧？再一拍大腿，哎，因为人家是基督信仰社会，可找着根了。（这里只是不严肃的简略概括现象成因，严肃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进行）

文学评论圈内，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向来是不讳言的，并且赞同发扬的声音一直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罗列，以后有机会再单独梳理。我们仍是只看莫言和阎连科就可窥一斑，这两位作品中的基督元素和神学内核评论界早有论述。

莫言的《等待摩西》《丰乳肥臀》《饺子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丁庄梦》，都深度内置了原罪，忏悔和救赎的基督文化内核。只是，这些作家们是觉得全人类都需要忏悔和救赎吗?看看莫言的《在毁灭中反思》和阎连科的“日军的一颗糖”，好像也不尽然。总体说来，从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言论看，他们还是更觉得中国人需要忏悔和救赎。

莫言《在毁灭中反思》

阎连科《比世界更大的村庄》

比内置基督文化内核更进一步，就是北村这种直接受洗，以宣传基督文化为职责。再极端的就是余杰，曾经称声要写出最好的华语小说，最后信了基督跑到国外成了叛徒。

总之，基督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庞大影响并不是秘密，但却因为主流文坛与大众文化的脱节，以及各种评论有意无意地包装而成为大众认知中的盲区，并对当今种种话题和争论产生深远影响。这个圈子的风气确实不容轻视，比如我知道的一位资深圈内人，对东西方思想和文学批判很有造诣，但也因为种种原因受了洗。

仅从文学来说，基督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几大母题之一，在东西方交流碰撞过程中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影响，并使得一批作家以此为内核创作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仅以文学而论无可厚非。

但讨论文学现象，不能忽视建国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大背景，更不能忽视中国的作家们并非单纯的作家，也是属于喜欢开药方的“文人士大夫”角色，这就需要普通人对作家的文学作品与士大夫的药方之间的界限有清醒的认识。你在文学里聊基督教我没意见，认为基督教文化内核是中国当代社会需要的那颗药那颗糖，那显然就不是文学的事了。

文学的归文学，其他的归其他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到的，时代的发展就在于新的媒介和内容形态自然而然地斩断了莫言们在年轻一代中继续繁殖的渠道。确实对于中国文学来说，80年代以后的乡土文学是难以回避的，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接受主流文坛长期构造的话语规训，以文学的名义无脑接受这圈子里的一切。莫言到近年还在写《左镰》这类东西，我们与其幻想这代作家还能有新的突破，不如让一切自然地更新换代。

我不是高水平文学爱好者，也接受不来圈子内的很多标准和推崇的东西。如果要推荐一本乡土小说，我会推荐《一句顶一万句》。这本小说会告诉你剥离苦难和审丑叙事后，乡土题材如何探寻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精神症结。当然也就是如此了，乡土文学终究没办法解答现代后现代的问题。

当你看到如今一些文章和视频猛夸哪个作家哪本书太有哲理和思考深度时，千万别轻信，自己看过思考过后再说。莫言这一代作家们不是博尔赫斯更不是荷尔德林，当不了哲学启蒙者。

没办法，文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光环太牢固了，哪怕到现在，像带货的董宇辉还会被粉丝安上个知识分子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