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刑辩“死磕派”与“刨坟派”的渊源

前天有一篇推徐昕律师为“中国死磕第一人”的文章在律师圈刷屏，我看到时是心里有点咯噔的，因为在如此逼仄的刑辩生态环境中，这无异于捧杀，被推到第一人是有风险的。但徐昕似乎无所畏惧，或者说对风险有所预备。他身后有一个成熟的团队，对可能存在的打压应该是有预案的。有意思的是，推他为死磕第一人的，是刑辩界“刨坟派”掌门人张庆方。

我认识他俩都超过二十年，了解的可能也比一般律师多。

认识徐昕大致是在2002年，当时我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读博士，师从何家弘教授，而徐昕已经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到博三了。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写的那篇评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的论文，因为彼时我既痴迷于证据法，又痴迷于经济学，所以对波斯纳的那本书很感兴趣。忘了是通过电子邮箱还是QQ联系上的，当时对他的功底还是钦佩的。我买了徐昕翻译的那本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研读了好多遍，并大胆地写过一篇关于证人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的论文。

徐昕2003年博士毕业，其论文一年多后出版了，叫《论私力救济》，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一篇论文，他采用案例的实证研究，对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成本、收益、风险进行了一番分析，提出在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应该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他的研究方法，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让我耳目一新。原来法学研究还可以这么做！徐昕在2005年时题签了一本送给我，应该还保留在我书架上。

我记得当年徐昕是去了海南大学法学院任教，而我2005年博士毕业后则选择了去北京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此后，我们的论文不断见诸于各种法学期刊。印象中他主要方向还是民事诉讼法，而我则主攻刑事诉讼法及证据法方向。2006年那一年，我在《中外法学》、《政法论坛》、《现代法学》等核心期刊发表了约十篇论文，包括后来获得全国中青年刑诉科研成果奖的论文。徐昕也非常盛产，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不互相注意到都很难。

我在北大法学院做博士后期间，通过我的博士后导师陈瑞华教授认识了张庆方博士。张博士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在毕业后就创办了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做了专职律师。我见到张庆方时他不过三十出头，但已经跟现在一样是个光头，说话风格很犀利，从不拐弯抹角，令我思忖发型与性格的关系。头发浓密的李霄林律师也偶尔参加我们的研讨，但说话要沉稳得多，他经常斜跨一部单反相机，给我们拍照。

我也是在那个痴迷做学问时期，受到了这些律师的影响。比如钱列阳律师，迷人的小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经典案例信手拈来。有一次出差去山东参加陈瑞华老师的一个课题研讨，我恰好跟钱列阳律师在一个卧铺车厢，聊了一路，他后来还专门送给我他写的书。像张青松律师、韩嘉毅律师，以及后来从事律师的周泽等等，也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可能与他们的交往，萌生了2005年我从事兼职律师的想法。

有点扯远了，说回死磕派吧。死磕派的起源应该是2011年的广西北海案和2012年的贵阳小河案，前者为律师伪证罪案，后者为涉黑案，但都齐聚了全国很多刑辩律师的声援。这些案件的控辩对抗乃至辩审对抗都很激烈，但主要集中在程序方面，也就是早期的程序性辩护，总是在管辖、回避、辩护权这些问题上据理力争，甚至不惜被逐出法庭。“死磕派”体制内外都引发了巨大争议，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像朱明勇律师、王兴律师这种被归入死磕派的律师其实都反对这样的提法。而诸如杨金柱、伍雷等死磕派标志性的人物，则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陆续被吊销了律师证。

徐昕崇尚的理念归纳为十二个字就是“技术极致、适度勇敢、高度智慧”，由于法学博士、法学教授的出身，长期在培养政法人才的第一线，让他有着充分的理论功底和大战的底气，所以他的庭风是犀利而稳健的。网上有流传不少他庭审直播的视频，我能看出来其中语气停顿处颇类似大学讲课时看学生的反应。我曾带着羡慕跟他说，多希望我自己的案件也有这么多直播，可是只要我申请直播，都不被允许，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让普通民众知道我的庭审也都很精彩。徐昕作为大学教授，善为人师，带出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很多人成为了刑辩的中坚力量，他倡导的大案刑辩计划更是带动了无数年轻的真辩敢辩刑辩人。这一点我得向他学习。我的法天刑辩团队目前仅九人，影响力远不及他。

我自己和我带的团队虽然也崇尚“辩护时敢言敢辩，拳拳到肉，锱铢必较，庭外也据理力争，全力以赴”，但对“死磕派”一直都是敬而远之的。我曾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不是死磕派律师，他们的很多表演以及冲撞法律的地方我不能赞同。我的辩护全部是在证据分析的基础上坚守事实坚守司法公正的。我用证据说话，尽我所能维护公平正义。……我不是死磕派，我不造谣、不撒泼、不冲撞法律，不在法庭上假装晕倒，不在法庭外裸体抗议，更不会雇用一帮炒作团队去制造新闻。我是“活磕派”，我要用证据磕出活的真相、无辜者的活路、鲜活的法治。

这些感慨，还是源于当时有些所谓的“死磕”律师剑走偏锋，有强烈的表演欲，甚至不惜冲撞本身合法的秩序。当时，“死磕派”已经变成了一个标签，追捧的人趋之若鹜，抵触的人视若洪水猛兽。当“死磕”存在巨大争议的时候，尽量不要以令人误解的方式去接受这种标签，更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牺牲。相比而言，“刨坟派”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如果说“死磕”是在法庭上的话，就程序问题较真的话，那“刨坟”真对的是庭外战场，主要针对有问题的司法人员，比如揭露公诉人或法官论文抄袭，曝光其贪赃枉法的劣迹。而这种方法，我曾在七八年前的湖南益阳试用过。

当年的益阳，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地方。我曾写过《益阳，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位举报法官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开聚众赌、包二奶的实名举报人，后来以侵犯公民信息罪被刑拘、逮捕，我在为其辩护的过程中及辩护后，确实也有过揭露相关人员论文抄袭的做法，比张庆方过之而无不及。益阳中院院长、政法委书记、市委副书记，都被我扒过。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等媒体后来也报道过这些官员论文抄袭，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张庆方与我真像是难兄难弟，我们其实有将近二十年没见面，但这两年却时常关注到他的消息。我在江西南昌被法律援助律师占坑，他在江西鹰潭被法援律师占坑；我在内江中院为涉黑冤案辩护，他在内江中院揭露行贿的法官；他在南方为监委案件揭露法官论文造假之际，我在北方曝光监委案件的占坑式旁听。我多年前试行过“刨坟式辩护”但没有成功，却希望他的这种方式可以出奇制胜。无论他有多大的争议，我对他依然佩服。张庆方去南昌约见占坑律师许春林时，我当时在朋友圈有一句戏言：“张大刨”赴约“许占坑”，双向奔赴，情意绵绵，不知道双方会擦出什么样的感情火花！

3月6日，徐昕在长沙的金厚律所讲《刑事辩护如何运用证据规则》，我正好当天也到长沙办案，就过去捧场，也顺便讲了一段，当时即兴演讲的视频还被人发到了视频号上。4月13日，徐昕在上海刑辩班讲课，张庆方不仅前去旁听，还带了很多同行去支持，并戏称徐昕为“死磕派”头一把交椅。我觉得这正是张庆方的“狡猾”之处，他让本就知名度高的徐昕冲到前面，淡化这段时间自己遭受到的炮火，又以徐昕之口讲出对其鹰潭吴敏案的肯定，借力打力。张庆方的情商，真甩我好几条大街。

细想起来，我一个“自命清高派”，与所谓的“死磕派”徐昕、“刨坟派”掌门人张庆方认识都在二十年左右，是相当有意思的巧合。2001年张庆方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2003年徐昕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2005年我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那时的我们，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对中国法治的未来充满理想主义。这么多年，遭受现实的一遍遍捶打，届天命之年，还能初心不改，是多么地不容易。

这篇怀旧小文，是我在飞机晚点时的候机大厅匆匆写就，没有经过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同意，错误之处文责自负，希望他们不要对我进行“死磕”和“刨坟”。真辩，敢辩的法律人，对法治都是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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