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词的区别中，诗里的意思往往是比较直接地被作者表现出来，而词的意思却是常常幽微地隐藏其中，难于从表面辨认。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索是叶嘉莹先生多年来所致力的一件事情。
关于这一动念之开始，叶嘉莹先生在文章中写道：“1945年大学毕业不久，我的老师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所谓“蟹行文字”，指的是横向书写之字母文字。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曾将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叶嘉莹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承继师长的愿望。20世纪70年代，叶嘉莹在UBC做专职的教员期间，苦学英文，并且旁听UBC的英文诗的课程、英文文学理论的课程，在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之间寻找坐标，将词学理论大力推进，终有所成。
在中西诗学互鉴中，叶嘉莹先生着力建构了词学理论，她吸收、运用多位西方学人的文艺理论，尤利娅·克里斯特娃是她最为看重并推崇的一位。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天津科技大学李云老师的文章《叶嘉莹与克里斯特娃》。虽然二者没有直接对话，但在思想上多有相通暗合之处。
叶嘉莹先生
叶嘉莹（1924-）是当代诗词大家，在诗词理论建构、诗词创作、诗词教学以及诗词文化的大众传播等方面，为中华诗词复兴作出了突出贡献。她的诗学与词学思想以深厚的哲学精神为根基，以鲜明的理论观点为框架，更有丰富的论证与实践，自成体系。但是，或许因她在大众传播中影响太大，人们一般只看到她的实例论证或理论观点，把她视为讲解诗词的学术明星或道德模范，而忽略了她更深层次的学术精神，有买椟还珠之憾。当前，正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际，重构中国诗学思想是其中重要一环，叶嘉莹的实践与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对其深层次、全面性的认知，可以让我们正确认识其诗词理论，吸收其中的精华要义。叶嘉莹具有长期在海外教学和研究的经历，需要对其进行跨文化观照，才能还原并彰显其诗学与词学的精神内涵。在中西诗学互鉴中，叶嘉莹着力建构了词学理论，她吸收、运用多位西方学人的文艺理论，尤利娅·克里斯特娃（Юлия Кръстева / Julia Kristeva，1941-）是她最为看重并推崇的一位，虽然二者没有直接对话，但在思想上多有相通暗合之处。
尤利娅·克里斯特娃（1941-）
克里斯特娃是一位卓越的当代学者，同时是一位作家和精神分析师，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1965年移居法国，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兼任欧美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常任客座教授。她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创立互文性理论，并在符号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领域都有所建树，在西方和东方国家的文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克里斯特娃思想独立，在学术中不断挑战、超越。叶嘉莹对其学术精神十分欣赏，称赞她“学识之渊博与思辨之深锐都是过人的”。叶嘉莹与克里斯特娃同为世界上优秀的女学者，虽然她们之间没有过直接对话，文化背景和性情也不相同，一是东方式的内敛、温和，一是西方式的外向、犀利，却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以克里斯特娃为参照，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叶嘉莹诗学与词学的精神内涵。
叶嘉莹很热爱学习，在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繁忙的教学中一直坚持对西方文论的学习，成为名教授之后也虚心向学，一有机会就去旁听课程，这是很宝贵的一种品质。她在海外时，对西方文论不只是表层的了解，而是有着较为深入的研读，使她像树木一样扎根于丰厚的文化土壤，获得所需的营养，奠定了中西融通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叶嘉莹初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就接触到克里斯特娃的《诗歌语言的革命》等著作，觉得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有感觉、有见地的人，她的理论引起了我的兴趣”。叶嘉莹对克里斯特娃理论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克里斯特娃的chora（这个术语现在在国内有多种翻译，有译作“场所”“子宫间”等，指的是万物被授予秩序之前的孕育场所或空间）与中国诗学中的“兴”和诗歌吟诵相联系。叶嘉莹注意到克里斯特娃提出的作为诗歌创作原动力的chora，“是不成为符示而先于符示的一种作用，是类似于发声或动态的一种律动。”叶嘉莹觉得此chora与中国古典诗论中的“兴”有暗合之处，从而将chora与中国诗歌的吟诵相联系起来，为吟诵的作用找到了理论依据。叶嘉莹认为诗歌创作的原动力与音律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声诵读诗歌可以使人们在内心当中引发出一种“兴发感动”，感受到诗歌产生之前的原始动力，从而产生活泼的“诗心”，并进一步理解作者创作时的动力，“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的心灵能借着吟诵的音声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诗歌吟诵不仅具有沟通古今的作用，还具有沟通中西的好处，在海外教学中，叶嘉莹较为充分地发挥了吟诵的作用，这是她海外传播诗词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二是将克里斯特娃的互文理论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出处”与“典故”相结合，强调阅读时联想的重要性，当然她也将此理论作为自己讲课时喜欢“跑野马”的依据。她之所以喜欢此种自由的讲课方式，其深层原因如她所说，是一定要讲出自己的真诚感受，她总是沿着诗词典故与创作想象思维的脉络，举一反三。三是将克里斯特娃的解析符号学运用到对花间小词的解读中。1990年，叶嘉莹被中国台湾地区新竹市的清华大学请去做客座教授，旁听了一位留法学者于治中关于克里斯特娃解析符号学的专题课。经过这次较为系统的学习，叶嘉莹进一步受到克里斯特娃的启发，完成了其词学理论建构中尤为重要的一篇论文《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在此文中叶嘉莹引用了多位西方学人的理论，包括克里斯特娃的解析符号学，但她认为克里斯特娃对她的启发最大，曾说“用她的理论对词的美感特质开拓出了一条新的理论途径。”克里斯特娃将符号分为“符示的”（semiotic）和“象征的”（symbolic）两类：在象征的一类中，符表与其所指符义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限制的作用关系；在符示的一类中，符表与其所指符义对象间的关系，则没有任何限制的关系，带有一种不断在运作中生发的特质。此理论使文本具有了极大的自由性，可以脱离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成为了一个作者、作品与读者彼此互相融变（transformer）的场所”。叶嘉莹由此联想到，中国传统诗歌中有心托喻的作品，近于克里斯特娃所说的象征的一类，出于作者显意识的有心安排，比如屈原《离骚》中的“美人”，曹植《七哀诗》中的“弃妇”等，其关系是被限定的，对于读者而言，自由解读的空间很小。《花间》小词中的美女形象，则近于克里斯特娃所说的符示的一类，因为在晚唐五代歌辞之词的时代，词人作词时往往无心托喻，使小词具有了丰富的象喻潜能，可以使历代读者作出多种解读，成为了“充满了生发之运作的活动而却完全不被限制”的自由文本。由此，叶嘉莹成功地说明了小词具有丰富潜能、引历代学人不断争论的深层次原因，将小词从中国诗歌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艺术本体的独立和自由。【作者讲书】叶嘉莹先生谈《兴于微言：小词中的士人修养》之后，叶嘉莹又吸收了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学，充分肯定了王国维以感发和联想为主要途径的说词方式，强调读者对作品再创造的重要性：“一定要经过读者或欣赏者的再创造来加以完成，然后此一艺术品才成为一种美学的客体。”叶嘉莹认为王国维感发联想的诠释方法富有创造性，自由、开放。她本人也是持此种自由的解读方式，由一首小词生发出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当然此种生发也是有所限定的，并不是出于臆断。
叶嘉莹词学理论建构的最终方向，是将小词从诗教的僵化传统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本体，将小词引入一个丰富潜能的境界，将读者从比兴寄托的套路中解放出来，从扑朔迷离的争议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引入一个自主、自由解读的世界。其中的意义值得我们品味，自主，就要求要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有着辨识能力的自我，有着思考、批评能力的主体。除了引导读者以自身生命来欣赏和感受小词的艺术美感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思维过程，使读者意识到并建立起真正独立的自我。从一个没有鉴赏能力，到具有一定鉴赏能力，再到具有高超鉴赏能力的读者（阅读主体），此过程其实包含着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自信和坚定。如听过叶嘉莹课的学生所说：“在先生的光照中追逐自己想要的生命的样子……我的生命似乎多了一片天空，不受尘世生死羁绊，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乐观和坚定。”对接受者而言，具有一种启蒙和提升生命境界的作用。叶嘉莹常说，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心灵不死”，强调人性中“仁心”的重要性。实际上，诗词使心灵不死的意义，除了使人具有仁心之外，还有一层要义就是让人们通过诗歌达到自由。如克里斯特娃所说，诗歌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克里斯特娃曾多次强调：“让阅读成为一个复杂丰富的行为，”“它是对平庸与单调的反抗……请你们发现自身的复杂，超越平庸，读出多样，而不是要成为网络中一个简单的数字。”从克里斯特娃的表达中，可以体味到叶嘉莹诗词理论的精神内涵与当代意义。克里斯特娃将“符号生成”引入文本研究的领域，为文本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无意识空间。她受弗洛伊德意识与无意识理论的影响，认识到主体内部还有一个空间，从而使主体变得更加丰富、复杂，这是克里斯特娃对结构主义的一项卓越贡献。其意义在于向人们揭示：“人不是平面单调的，而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他至少有两个舞台：意识与无意识，每一个层面又包含多种逻辑。”叶嘉莹将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引入词学，其意义不仅是解决了词学的困惑，或笼统地概括为发展了词学理论，而在于她发现了古典诗词创作主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将其运用在对诗词的解读中。读过叶嘉莹著作或听过她讲课（讲座）的人，都能感觉到，叶嘉莹非常善于体察古代作者的心灵世界。对于向来受到诟病的词人，她能找到他们内心中的闪亮之处，比如吴文英、王沂孙等。对于向来受到肯定的词人，她能发现他们内心中隐藏的脆弱一面，比如辛弃疾、苏轼等。对于充满争议的作品，她能作出自己合理恰当的解释，比如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等。朱自清曾以“仕隐情结”解说唐代诗人的内心情感，颇有可取之处，但仅以此情结来解读古代诗人和词人们还远远不够。叶嘉莹通过对克里斯特娃、弗洛伊德、马斯洛等文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反思，突破这一传统情结，更深一步到达诗人心灵世界的核心地带：生命情结，即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在此过程中追求与落空、希望与失望交织在一起。对于叶嘉莹非凡的感悟能力，缪钺先生称赞为“胸襟宽恕，对古人处境的同情”“平恕惬当”。而在叶嘉莹深入解读创作主体的背后，则是克里斯特娃所说的一种“新人文主义”思想：“尊重个体的脆弱性与异质性，以此为基点，挖掘创造力，寻找表达，建立沟通。”正是因为叶嘉莹懂得人性的复杂，以及复杂人性中的核心要素，才能够具有通过自身生命体悟来探寻诗词中生命的能力，并有建立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沟通渠道的能力。
叶嘉莹曾说：“唯有自己有充沛之生命的人，才能体察到洋溢于其他对象中的生命，唯有自己能自内心深处焕发出光彩来的人，才能欣赏到其他心灵中的光彩。”她之所以特别欣赏克里斯特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本身也是一位有着独立思想，不断挑战、超越的学者，但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谦逊为美德，以夸耀为耻，很少标榜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以至于为学界所忽略。实际上，叶嘉莹在诗学和词学中建构了一座大厦，她以自身心灵感发、生命体悟为中心，在中西文论互鉴中，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词说、王国维的词说进行了深层次原理的探析，将词划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对词之具有丰富潜能的原因进行了追本溯源的探索，并将词的美感特质归纳为“弱德之美”。
1943年，叶嘉莹（二排右一）与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留影从叶嘉莹对词学的不断建构中，可以看到创新与探索精神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建构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的词学理论体系，是晚清自王国维以来几代中国学人共同致力的一项大工程。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曾将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叶嘉莹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承继师长的愿望，努力为中国诗词在世界文化中寻找到坐标，将词学理论大力推进，终有所成。缪钺曾称赞她“采取近现代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反照中国词学，发抒创新之见，可谓继静安之后又一次新的开拓”。对其词学的创新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1981年出席杜甫学会会议时与缪钺教授、金启华教授在成都杜甫草堂
作为一位承继家族文化基因的天才诗人，叶嘉莹本身具有敏锐的感悟能力，感悟思维是她和中国传统思维的长处，但同时，她还具备传统诗人少有的理性思维，使她能够将以自我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词学建构成颇为缜密的理论体系。叶嘉莹的词学建构基于对中西理论的融合，但本质上是她本人的独立思辨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她曾引用克里斯特娃的话“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来说明自己的独立思辨精神，此种精神是叶嘉莹词学的基础与精华要义之一。叶嘉莹词学的理论建构从思辨精神开始，并始终强调思辨的重要性。她20世纪60年代研究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关键是要辨析清楚这一词说究竟有没有道理，这是困惑她少年时代的一个问题。在思辨中，她发现比兴寄托只是一种部分正确的理论，在运用它时，要从多方面来限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写作时究竟有没有比兴寄托之心。她根据词的发展阶段，对不同时段的词进行了细分，划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评赏三种不同类型的词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这一系列的建构都是其思辨精神的体现，而运用她的理论也需要具有思辨精神。或者说，解读诗词本身即是一个思辨的过程。为何强调思辨的重要性？因为不能思辨，不只是不能真正理解诗词，更为可怕的是养成惰性和没有自我。顾随先生曾说：“读诗要以‘心’眼见，”“人无思想等于不存在。”克里斯特娃的表述则是：“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这就是恶。”“思考就是生活，如果活着而不思考，就不是生活。生与思是一种共生。”叶嘉莹从顾先生那里得到过启发，从克里斯特娃那里也得到共鸣。在解读诗词的背后，实际上是在建构一个具有思辨能力的主体，一个具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而此种能力的核心就是要求人要学会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具有启蒙的意义。克里斯特娃具有法国文化中“来自启蒙时代的质疑、批评、讨论的精神”。她反复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启发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辨，明显具有启蒙精神。叶嘉莹没有克里斯特娃犀利的语言风格，她温和地说：“你做学问不是只能够肤浅的欣赏一下就算了，你真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它表里澄澈的，能够发掘，能够表述，能够说明出来。”叶嘉莹虽然讲课富有感染力，但课下并不擅长言谈，其思辨精神更多体现在她的著述中，从20世纪60年代撰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开始，她就格外强调对前人的说法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也是她想让读者和学生明白的一件事情。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人们拥有了这一独立的主体意识之后如何？叶嘉莹在讲解诗词中，说得更为明朗、透彻。她解释“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时说：“如果有一个光明的，我看到那是太阳，我就要追它，我甘心为我所追求的那一点光明而牺牲。”她也曾说：“人毕竟不等同于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因为人有一点灵性，有更高一层的追求。”叶嘉莹平生最反对空口说话，最信奉的是儒家的笃行，坚定地去追求心中的理想，才能真正地完成自我。
张静教授（左）陪伴叶嘉莹先生（右）参加“叶氏驼庵奖学金”颁奖典礼
叶嘉莹的哲学似乎很简单，却是大道至简，是在纷纷扰扰世界中的一道光，也是她在认识到世界和人性的复杂之后所坚守的真理：光明，在自我内心，在自我完善当中。这与克里斯特娃的观点不谋而合，克里斯特娃认为“人权，其实现最终是个体特殊性（ecceitas）的实现”。所以，人在自我意识醒觉之后，要保持对自我理想的追求，才能实现自我。但是，叶嘉莹的非凡之处，还在于她不仅仅是完成了自我，而是将自我不断扩大。她始终扎根于家国的土壤，在奉献中完成自己。其中既有儒家兼济和仁爱思想的因素，也有顾随“自渡，渡人；自觉，觉人”思想的影响。叶嘉莹用自己的笃行，将各种思想和谐地统一起来。谦逊地笃行是她的一大特点。克里斯特娃是女性主义者，勇于挑战各种权威，强调个体自我的重要性。她认为女天才有几种特点：一是对生命与思想的珍惜和捍卫——她认为“思想就是生命，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与生命共生的思想。”二是不断地新生——叶嘉莹并不觉得自己是女天才，因为她认为她只是尽一切力量去做了该做的工作，但实际上，她具有天才女子捍卫生命和思想，不断新生的特点。叶嘉莹命运多舛，一生多次遭遇大的打击，也曾屡次挣扎在死亡与崩溃的边缘。但是，最终她凭坚强的意志战胜了厄运。而且，在困苦中由小我迈向大我，将自我生命投注到中华诗词的文化长河中，由此获得了新生。在她的诗词中，频频可以看到充满重生象喻的抒写，如：
芳根早分委泥尘，
风雨何曾识好春。
谁遣朱蕤向秋发，
花开只为惜花人。
不须浇灌偏能活，
一朵仙人掌上花。
不向西风怨摇落，
好花原有四时香。
又如：“一任流年似水东，莲华凋处孕莲蓬。”“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焦桐留得朱弦在，三拂犹能著意弹。”正如克里斯特娃所说：“作为一个女人，会经历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痛苦。但最终，如果她不愿倒下，如果她不愿陷入绝望，她总是能够获得新生。所以生命能够延续，不仅是自然的生命，也是精神的生命。”如同叶嘉莹在词中所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在生命无常的痛苦中，在对诗词的体悟中获得了智慧和新生的力量。叶嘉莹成功解读诗词的核心，是自我对隐藏在诗词深处主体生命的把握，这是充满感性的认知过程，同时她又借用西方理论来给予必要的说明，建立起相应的理论，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使她受到西方学生的广泛欢迎。她个人只是意识到“中西心理本自同”，从而真诚地把自己从诗词中体会到的生命和感情传达给学生。她或许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切合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潮，一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二是对主体的更加重视。西方向来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从康德（1724-1804）等人开始，“发现人类理性能力有限”，西方学界越来越注意到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由此在20世纪的法国产生了“理性与非理性统一、共存的全新主体观”，克里斯特娃把握住了这一哲学思潮的精髓，她注重主体因素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自我生命感悟的价值与意义。通过与克里斯特娃的互相参照可以看到，叶嘉莹对词学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解决了词学中的困惑和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为词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向度。其一，对词体美感特质的探索和确立，使词成为更加独立、自由的艺术本体，从而有了更为丰富的潜能和诠释空间。其二，是发现诗词创作主体（作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她深层次地挖掘并展示了中国古代诗人和词人的心灵世界，使人们看到他们至少有显意识与潜意识两层舞台。《花间》小词无意中流露了作者潜意识中某种深微幽隐的心灵本质，形成了小词佳作中要眇深微的美感特质。其三，作为阅读主体，对自我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他人生命的重视，在阅读体悟中不断完成自我，并不断超越自我。其四，为读者找到了一条由诗词通向心灵自由的道路，并以自己的笃行引导大家向上、向前、向着光明而努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特娃大学时曾辅修中国文学，还曾有过四次中国之旅，她早年的写作风格极具理性，后期却由理性转向感性。与之相反，叶嘉莹是由感性转向理性。二者都是从自身文化优势出发，吸收对方文化的精华，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建立了成功的诗学，这是对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诗学体系尤为重要的一种启示。（作者为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叶嘉莹 著 “中华文化新读”丛书 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 马上复制淘口令 5👈￥71OLWrX4jOf￥
将《兴于微言》加入购物车🛒 |
| 小词，本是宴乐助兴之作，却因士大夫在创作时无意或有意地带入家国之思，使其精神内涵呈现丰富层次，形成幽微深曲的美感特质。从两宋之苏东坡、辛稼轩，至清之张惠言、陈曾寿，再到民国之吕碧城、沈祖棻，叶先生在本书中透过一首首经典词作，将传统读书人于小词中折射出的隐忍持守、家国抱负尽数展现，极佳诠释了“兴于微言”的词之特质，以及潜藏其中的士人修养。 |
兴于微言：小词中的士人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