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园散步才是正经事 | 编辑部聊天室

董子琪：我想先说说共青森林公园，不过因为离市区比较远，交通很不方便，我之前去的时候是先坐地铁，再转公交，如果开车去的话会好一些，然而军工路路况一般。

公园里有大片的森林和湿地，看着很开阔，和上海其他地方不一样。共青森林公园里的游乐设施大多有点旧了。公园里有一片圈起来的地方叫勇敢者道路，里面有用粗木头支起来的栏杆，栏杆上面是用粗麻绳编的网格，小孩可以在上面跑；还有有点锈掉的铁皮片搭的小迷宫，一个小火车在树林里穿行，很多人来这边烧烤和踢足球。

其实不光是共青森林公园，在上海东北部新江湾城有原生的湿地。“一路向北，江湾最美”，来江湾不仅可以观鸟，还可以滑皮滑艇、扎帐篷露营。与其说是公园，其实更像是人与鸟类共生的社区。

尹清露：我平时去公园还是蛮少的，不过日本的公园设施很多，尤其在居民区，可能走两步就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公园，里面有小池子和秋千。当然大公园也很多，我去过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上野公园。上野公园有赏樱花的传统，每年四月份有很多人拿着野餐布在公园里找一个地方，带一些自己家做的或者是从便利店买的食物来赏花。不过因为人太多了，每个人只能占很小一块地方。上野附近还挺好玩的，有神社、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可以逛。我还去过皇居附近的公园野餐。

日本樱花树与河流和绿色草坪（图片来源：图虫）

比起上野，我比较喜欢皇居那边。皇居附近的道路很宽阔，环境也很安静，我和我朋友在工作日去的时候也没有很多人。我们一般会在躺椅上待很久，甚至待到傍晚，湖里还有野鸭在游。

当时住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个寺庙，后面有一片很小的墓地。可能在国内大家会比较忌讳住在墓地附近，但在日本大家比较习惯。我会在那附近兜一兜，买点热气腾腾的包子，坐在小公园的秋千上面吃，十分心灵疗愈，没有那种阴森的感觉。

徐鲁青：很多国外的墓地都可以当公园来逛，上海有几座公园都是以前的墓地改造的，像襄阳公园和静安公园。静安公园以前是一片外国人墓地，墓地搬迁后才改成公园。

小熊：关于日本的墓地，我感受还挺深的，去旅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看各个地方的墓地。我觉得日本墓地跟它的人口居住密度有很大关系，都特别挤，墓碑又非常大。在京都的哲学之道上有很重要作家的墓地，让我印象深刻。

我最喜欢的是澳洲珀斯的一片墓地，更像一个公园。所有人的墓碑都安置在路边或者树下，你可以默默地低头看。它没有把死亡看得很重，但同时也很尊敬逝者。在低头看这些墓碑的时候，能感受到一种很特别的宁静和祥和。

我有一年去萨尔斯堡音乐节的时候，住在一个小镇子里。镇子上有一个墓地，我随意逛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墓碑，上面居然写着卡拉杨之墓。我后来查资料发现，卡拉杨在生命最后阶段就住在那个小镇上，他的遗孀到现在也住在小镇上。镇子里还有一条卡拉杨之路，顺着路一直往里走，我看到了他最后居住的房子，确实感到很意外也很惊艳。

大概从2018年7月开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都去天坛。不过因为前段时间搬家了，所以我最近去的是圆明园。

（图片来源：图虫）

出行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我们体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我开车去天坛的时候，窗外的风景往往只是匆匆一瞥，行进速度快，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后来我选择步行、骑车或乘坐公交，行进速度相对较慢，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更加深入地感受生活的气息。天坛非常大也非常漂亮，从它的内壝墙到外壝墙，景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壝墙里面种植的应该是仪树，每棵树之间都有固定间距；外壝墙这一侧种植的叫海树，相比仪树来说看着会更松散随意些。

我去天坛主要是因为打太极，一般会和晨练的大爷大妈混在一起，在公园刚开门的时候进入，当大批游客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所以我感受到的景观会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比如说几乎每天打太极的时候，我都能看到松鼠在我旁边来回跑动，有的时候还会看到松鼠妈妈把还没长大的小奶鼠放在树枝上让它自己下树。还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打着拳的时候发现对面有一只松鼠衔着树枝要去搭窝，这时候我就会很想跟着它。每天早上在天坛，我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感受到很多游客看不到的“慢视角”。 

林子人：大爷大妈第一批进园这个现象让我想到了去年认识的北京作家杜梨，她在颐和园工作，为这段工作经历写下了《春祺夏安》。书里有一句话还挺打动我的，她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服务员，只不过服务的对象和阶层不一样罢了，为人民服务挺好，只是他需要无尽的耐心和空旷的精神。”

小熊：这也很复杂，北京公园员工有几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有编制、有北京户口的，还有一种是外包员工，比如天坛不允许抽烟，很多“小保安”的工作职责就是管理违规抽烟的人，他们通常是外包员工，这使得他们在执行职责时会和本地人发生一个深层次的博弈，无法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

地坛公园 银杏节 银杏大道（图片来源：图虫）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发生“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选择躲起来，冲突平息后才出来讲几句话。公园里也有“地缘政治”，比如一块地方7点到8点是我们在用， 8点到9点可能是跳舞的人在用。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会有变化，因为每一个群体都有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有壮大的时候，也有衰落的时候，衰落时就会有新的群体想要霸占这块地盘，有各种的竞争和博弈。

徐鲁青：好像现在公园使用者大多都是老年人或者小朋友，但在公园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逛公园的主要是年轻人，而且是新式男女。当时的公园对人们来说像一种全新的舶来品，被当作西方都市文明引入中国的一种象征。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园是上海的外滩公园，也就是现在的黄浦公园。当时外滩公园的英文名叫做public park，译为公家花园，现在的公园就是从公家花园简称来的。

那个时候公园是很多新式男女谈恋爱的实践空间，虽说有像电影院、咖啡馆这样的恋爱空间，但这些室内空间和公园相比，好像就没有那么光明正大，所以公园就被看作一个很理想的约会地点。茅盾之前在《秋的公园》里面描绘过，说上海的公园是都市高速恋爱的旧战场，“想找出上海的公园在恋爱课堂以外的意义或者价值，却屡次失败。”

现在很少见到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谈恋爱了，更多看到的是老年相亲之类的老年人恋爱。在影片《梅的白天与黑夜》里，女主角在公园里和老爷爷谈恋爱，他们有时候也会选择在宜家的食堂里，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实惠，环境也比较友好。

潘文捷：有一个诗人公约说，一个诗人至少要懂24种植物。人在公园当中的时候也会觉得。其中带有植物的自然景象特别诗情画意。公园就像是城市里低配版的“诗与远方”。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植物和自然景色会让人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于是找了几首春天的诗看了一下。

比如说有一首诗里面写“夏始春余，叶嫩花初”，“叶嫩花初”写的其实不是“花开了叶子还很嫩”，而是一种少男少女的生命力。杜甫的“城春草木深”写的就是另外一种春景。叶嘉莹先生曾说，诗歌的有感而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到的自然景象，一个是对人事悲欢顺逆的感发，这其中又分为人心跟外物之间的感发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感发。

（图片来源：图虫）

她说，虽然杨万里的《春雨》写得很活泼，很有情趣，但那只是偶然的、细微的、纤巧的感发，没有更深刻的意义。李商隐写的《蝉》相比《春雨》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写《蝉》其实是写他自己个人的悲哀。杜甫写“城春草木深”的时候，其实写的不是自然景色，也不是个人的失意和得意，而是国家和老百姓的苦难。叶嘉莹表示，这些诗人身处不同的时代，他们感发自大自然的诗歌也会有不同的层次。

春天大家特别喜欢逛公园，不光是看景色，其实跟自己内心的感受也有关，所谓“伤春悲秋”嘛。《中国山水画对谈录》谈到，中国人作山水画的时候也是如此：看到同一个东西，不同人画出来的不一样。如果把中国人画自然景色和外国人画自然景色做区分，会发现中国人画的自然景色被称为山水画，西方则是风景画。风景画讲究画什么风景、在哪里画、怎么画，更强调写实，中国人的山水画则更多包含了绘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最终体现的是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修养，郑板桥和石涛画的竹子有完全不一样的气质。所以我们在公园中看的不仅是自然景色，也可能是自己的内心，自己个人的处境以及一个时代的变化。

从诗歌和画作来看，对山水景色的热爱一直都处都在中国文人的作品当中。当城市里没有公园和山水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城市的绿地作为城市中人的“诗与远方”。城市规划方面有一本书叫《明日的田园城市》，它对当时发展城市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乌托邦式的处理建议，就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对于乡野的追求，或许一直在人类的基因里。

杜甫草堂（图片来源：图虫）

林子人：公园的形成和发展也一直在体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十多年前我在丹麦哥本哈根做交换生的时候，去过一家当地非常有名的公园，叫蒂沃利公园（Tivoli Gardens）。那个公园建于1843年——也就是在西方开始出现公共公园的19世纪——它是以当时巴黎的一座公园和伦敦的一座公园为蓝本建造的。

建造这座公园的想法来自于一位记者和出版商乔治·卡斯滕森，他向当时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八世进言“如果人民耽于玩乐，就不会干涉政治了”。出于这个理由，国王批准了建设这座公园的建议。最初这座公园是一个群众聚会、跳舞、看表演和听音乐的场所，我当年去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儿童公园的地方，里面有非常多的游玩设施。最特别的是那座公园有非常强的中国元素，有一座竹林，官方介绍说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的标志性植被竹子。

公园里面还有一座宝塔形状的建筑和一个戏台。那个戏台建于1874年，在外形、大小、色泽、布局上仿照北京故宫戏台规格，台前屋檐下还横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写着“与民偕乐”4个大字。这是欧洲人幻想当中的中国园林和中国建筑，也是我第一次在欧洲看到所谓的中国风公园。

我后来读了一本关于中国风的书，书名叫《中国风》（Chinoiserie: 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作者是Oliver Impey。其中一个章节讲的是欧洲人在设计公园的时候，如何融入一些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元素。18世纪晚期的欧洲曾经风靡过所谓的英式中国花园（Anglo-Chinese Garden），这种样式的花园最早流行于1730-1740年代的英国，后来传到法国等其他国家。它的特色，或者说和中国园林的唯一共通之处，就是对自然风景和不对称的重视。我觉得刚刚提到的丹麦的那座公园很有可能在设计的时候吸收了这一部分。

徐鲁青：最开始引入到中国的公园其实模仿了很多西方的公园元素。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在当时叫做万牲园。晚清时，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导民善法”，回国后报告了四件事情，分别是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和万牲园（即动物园）。他们把这四件事情在中国付诸实践的时候，全部放在了公园的框架里面。晚清的万牲园非常洋气，引入了大量的异域风情建筑和现代设施。 

现在上海的复兴公园也是非常典型的法式园林建筑，以前是法国的军领地，改成公园之后，上海的市民都叫它法国公园。我们现在去复兴公园会看到它的造园风格和其他公园非常不一样，有一个大玫瑰园，还有很对称的林荫道迷宫的结构。

上海复兴公园（图片来源：图虫）

潘文捷：新中国成立之后，溥仪进故宫还要买票。公园是两个字，一个是公共的公，一个是园林的园。公园中有一部分来源于原来私家领地、私家园林的开放和公共化，使得贵族的花园变成了公共的花园。

李小龙电影里有一个镜头，一座上海公园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说明当时的公园其实只有“园”，没有“公”。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上海最大的城市公园要拆除围墙，对外开放。拆除围墙也是变得越来越公共的一个方式，总地来说，公园还是一个很平民的公共设施。

徐鲁青：上海的中山公园是第一家24小时开放的公园。当一个公园24小时开放的时候，其实是在接纳更多元的人群进入这个公园。在午夜和凌晨，进入公园的人可能是醉汉，可能是流浪汉，也可能是上完夜班想出来走走的人。

东京有一个代代木公园，小森林里有很多流浪汉搭帐篷。在日本，很多无家可归者是有工作的人，他们主动选择了“homeless”这种生活方式。在这些人最早搬进公园的时候，也曾跟公园管理人员和一些想要把公园变得更加商业化的公司进行过一番搏斗。后来他们慢慢被当地的市民接纳，住进那个区域。他们在公园里搭起了自己的小帐篷，还做了一些流浪汉组织，其中有一个组织叫做Nora，会专门印一些小册子告诉女性流浪汉如何保护自己。当一所公园变得真正开放和包容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人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