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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后悔成为一位母亲吗？

情感

家庭关系

8月前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和后悔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我们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认识女性的情感世界，而是看到它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在母爱里的复杂感受就不再难以解释。”

文｜余胧

你后悔成为一位母亲吗？

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Orna Donath）对母亲们提出了这一问题。

从2008年到2013年，多纳特对23名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进行了长期的跟踪采访，追溯她们成为母亲的历程，分析她们在孩子出生后的情感世界，并勾勒出她们如何在“后悔成为母亲”的想法与“已经成为母亲”的现实之间挣扎。

通过“后悔”这个特殊的研究视角，多纳特揭开了禁忌背后的女性困境，并得以重新审视那些塑造着“母性”的社会观念。她尖锐地指出，“后悔成为母亲”并非关于“不正常的女人”的个案，也不全是由社会支持不足而导致的，而是母亲之中常见的经历。多纳特认为，这些后悔的母亲们将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母亲，将它视为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一个神话。

《小舍得》剧照

自2015年以来，多纳特的研究被刊登在学术期刊和媒体访谈中，在许多国家掀起了激烈讨论。这些争论中有对后悔为人母者的强烈谴责，也有母亲们如释重负的心声吐露。在社交网络上，母亲们的证言补充了多纳特的结论——她们因为被视为有义务成为母亲而苦恼，或者是作为子女的主要养育者而苦恼。而在过去，为了避免社会的评论和苛责，她们选择把这些话藏在心里。

我们和多纳特聊了聊母亲的爱和后悔。她邀请我们重新认识“母亲”——如果我们尝试理解女性情感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在母爱里的复杂感受就不再难以解释。同时，她也提醒我们，当人们试着解决关于母亲的疑惑时，还有一些事情仍未浮上台面，有些话语仍然被咬在舌尖上未能说出，也少人倾听，而那些后悔的母亲仍然是个深深的禁忌。

专访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

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揭示了一种隐秘而普遍的心理——母亲是会后悔的。你最初是如何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是什么让你决定将之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奥娜·多纳特：2007年的时候，我正在完成一项研究，研究主题是缺乏为人父母欲望的以色列犹太男女。当时有一句话一直困扰着我，这句话对女性有着明确的预示：“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没有当母亲。”我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二元对立的说法，它用后悔来威胁那些不愿生育的女性，并同时否认世界上可能存在生下孩子后感到后悔的女性。

因为我确信有女性后悔成为母亲，所以我决定将博士论文（也就是现在的《成为母亲的选择》这本书）聚焦于这个问题。我不仅想了解后悔成为母亲这件事，还想研究这背后社会与情感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政治用途。

三联生活周刊：母性是一种人的本能吗？除了无私、付出、关爱，母性中是否也存在着某些黑暗面？“母性”与“自我”是相悖的吗？

奥娜·多纳特：我认为“母性本能”是一种社会政治构造，它被呈现为“纯粹自然的”，并将我们所有人都纳入母性的框架之中。

在生理上，女性有怀孕和生育孩子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在经济、情感、身体等方面都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我们与动物不同的是，本能并非塑造人类行为和决定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我们拥有同样的生殖器官，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相同的能力、动机、欲望、梦想和需求。

是的，母性确实可能存在某些黑暗面，因为女性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女性或母亲是有血有肉的人类，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尽力而为，但并不总是能成功。虽然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父权制的思想体系中似乎并非如此。想要理解这个事实，我们还得更进一步，认识到母性是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一个神话。像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一样，它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喜悦、无聊、憎恨、嫉妒、爱、愤怒，以及后悔。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我们应该承认，对于世界上许多女性来说，母性本身就是一个实现自我的过程。如果我们渴望给予女性最广泛的自由，我们就必须得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工作中得到满足，也并非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份职业（我是说，考虑到社会地位、种族、宗教等方面的不平等，如果所有人都能有一份工作的话）。因此，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母性与自我实现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但也的确有很多人感受到了这种冲突。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感受。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这些女性，而是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权。是它们向我们兜售那些从未实现的幻想，让我们追逐那些不曾存在的幽灵。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中，你区分了“后悔做妈妈”和“不爱孩子”两种心理。后悔当母亲的女性并非不爱孩子。为什么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区分？这两种矛盾的情感，会对母亲造成什么样的困扰？

奥娜·多纳特：事实上，几乎所有参与我研究的女性都一再表示，她们爱自己的孩子，但她们讨厌处于这种特定的母子关系之中。有几位母亲从怀孕开始就感到后悔，这说明这种后悔并非源自孩子的个性，而是因为这些女性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母亲。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和后悔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我们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情感世界，而是看到它的复杂多样，那么这些母亲的爱和后悔就不再互相矛盾。

我们很容易预设，所有母亲对孩子的感受以及她们做母亲的感受都是相同的。但当我们将母性视为特定主体之间的、一种动态且频繁变化的关系时，我们就能够抛开这种预设。这将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母性，认识到它只是人类经验和关系谱系的一部分，而非一种单向的纽带。这种单向的视角往往让我们以为，只有母亲影响着孩子的生活，但其实她们也会受到自己母亲身份的影响。

《正青春》剧照

对于那些不希望成为母亲的女性来说，她们往往承担着双重责任。这种责任一方面来自一种普遍存在的个人和社会期望，即母亲对孩子的福祉负有责任，应当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因为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她们也觉得自己对这一决定负有责任。有许多母亲都感到有义务照顾别人的需求，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事实上，因为她们后悔成为母亲，这种义务感还会在她们关照别人的感受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我的研究发现，当她们倾尽全力照顾孩子之时，很多母亲都在“不想成为母亲”的想法与“已经成为母亲”的实际状态之间挣扎着。

三联生活周刊：将母性视为一种人际关系，能如何改善母亲的处境？

奥娜·多纳特：通过将母性视为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一个“固定角色”，我们或许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母亲不再因“后悔做妈妈”的想法而感到内疚和羞愧。这也将减轻孩子的痛苦。因为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在自我责备和厌恶中茁壮成长。

《坡道上的人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书中，有些母亲决定和她们的女儿谈论后悔做母亲的经验，并将其视为一种对孩子的特别责任。但仍有更多的母亲对自己的后悔保持缄默。这两种选择分别会对母女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奥娜·多纳特：在我的研究中，有些女性表示会将“后悔当妈妈”的想法带入坟墓，以确保她们的孩子永远不会得知妈妈的真实感受。其他人则表示会考虑与年纪稍长的子女谈论这件事。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她们明白“爱孩子”和“后悔当妈妈”之间的区别，并且希望向孩子们传递这种复杂的情感。与那些保守秘密的母亲一样，这些母亲与孩子谈论她们的后悔也是出于保护孩子的愿望。她们希望孩子知道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同时她们认为应该让孩子们明白，育儿可能并不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完满。在她们看来，做一个好母亲意味着尽可能多地向孩子们展示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去迎合一个神话般的母亲形象，因为这样做所带来的只有苦难。在她们看来，试图减少孩子们生活中的痛苦就是在保护他们，正如我们对一位好母亲所期待的一样。

《亲爱的小孩》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场研究前后，你对“母职”的理解发生了哪些转变？能否谈谈你近年的研究？根据你的观察，人们对“母职”的理解和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吗？

奥娜·多纳特：在这场研究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上的变革很重要，但更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更为关键。这需要我们直面那些塑造现有话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还需要我们去质疑那些对女性身份和母性行为的僵化理解。我认为，我们必须挑战一种教条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女性，不管她们是谁，她们天生就能从做母亲中获得宁静，而整个社会所要做的只是确保这种“自然”倾向免受干扰。

呼吁女性承担责任是非常省事的，但社会的责任呢？我呼吁我们的社会重新思考某些现有的社会秩序，它们或许对国家、经济、资本主义逻辑以及父权制都非常有利，但却皆以女性为代价。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我在以色列的几所大学教课，这些课程聚焦如何从社会视角看待母性。在过去的七年里，我也一直在主持一些女性小组，它们由一些没想好是否成为母亲的女性组成。我们会连续十个星期碰面，一起讨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还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探究那些年龄在70～86岁之间却从未成为母亲的以色列女性的生活。

关于母性的存在、“后悔当妈妈”以及这种后悔意味着什么，我很难说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可以确信的是，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的信息，她们正在通过电影、表演、诗歌等艺术创作，通过讨论小组和自己的研究来探讨母性的存在。通过这样做，她们让来自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的女性能够自由表达对母性的看法，并使她们能够正视自己的感受。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过去的日子使我更加坚信，我们需要继续识别并抵制那些未能将女性视为主体，或是未能将她们作为主体对待的做法，比如禁止堕胎。

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不同国家，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会减少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生活中的痛苦。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我们宣泄对“母性叙事”的不满反而可能会延续那些为母亲们所批判的痼疾。这是因为，情感的宣泄也有一定的规则和限制，而且这种做法有一种规范化的趋势。对于母亲们来说，这可能是一根救命稻草，因为这让她们感到自己心智健全并获得认可，证明她们不是“坏母亲”。但在一个仍然把母性视为神圣的社会中，宣泄情感可能只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借此确保母亲们能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确保社会秩序继续维持在“正确且一致的轨道上”。但这最终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人们还是不会真正倾听母亲们的想法，不会真正理解和认同她们的苦恼，不会发自内心地思考为什么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改变对于这些母亲来说是迫在眉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