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年刑辩律师，你后悔了吗？

根据杭州律协2023年的数据报告，杭州市青年律师中仅有6.65%选择刑事诉讼作为主要业务领域，相较于民商事诉讼业务的71.2%，这一比例显得尤为微小。将刑事辩护作为职业生涯的主攻方向，似乎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艰巨的”任务，步入法律行业初期就选择刑事辩护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

在外人看来最富有“法治光环”的职业，当自己真正从事起来，却时常感到身心俱疲。朋友圈里日夜奔波的刑辩律师们，你们还在坚持吗？在坚持些什么呢？

刑法课堂是大多数法科生第一次接触和理解“程序正义”“看得见的正义”的地方。被称为“绝望之章”的共同犯罪，课堂模拟法庭中的交叉询问，辛普森杀妻案的证据分析等等，这些困难但充满思辨意趣的记忆片段，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法科生的脑海里。

“上学时就觉得刑法和刑诉法很有趣。刑事辩护律师的形象也更符合我心里对‘专业律师’的想象。”在北京执业五年的彭律师这样回答。本科毕业后就开始刑事辩护之旅的彭律师，一直是同辈中的“佼佼者”。学习时期她成绩优异，谈及刑事案件就会聊起法治信仰，做刑辩律师与她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是实践要面临的误会远比学习中想象到的多。或许在学习中，我们早已习惯了：正义的实现不是理所当然的，需要严丝合缝的证据链，需要从调查到庭审每一个阶段的合法合规。但是“被公安抓了一定有罪”的刻板影响仍旧是多数人的想法。刑事辩护律师需要在每一个案件中一次一次证明：定罪需要法律程序环环相扣的证明，刑事辩护并不是为“坏”辩护，而是为“人”辩护，为法律所确立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庄严承诺而辩护，对法律尊严的辩护。

多数影视作品和大律师的精彩案例分享中，在法庭上抽丝剥茧、揭露真相、还人清白，“行侠仗义走天下”似乎是优秀的刑事律师们的日常。渴望成为“大侠”的律师们，都是出于内心深处对捍卫每个人权利的执着，对维护正义底线的坚定信念。然而，现实中刑事辩护工作的战场却与外界那些律师“光鲜亮丽”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

大多数的刑事工作没有荧幕上那般戏剧化的情节，处理过程也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实际上，许多案件在正式开庭前，辩护人需要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开展大量工作，在庭前有针对性的提出各项申请，与控、审两方进行充分沟通。庭审展示的仅仅是整个诉讼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彭律师如是说。在这些阶段，律师需要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来推进案件的进展。

“与此同时，刑事实务中遇到的问题也并不都是罪与非罪的问题，更多的是涉及量刑的轻重的分歧。”彭律师提到。量刑不再是对宽泛法律条文的简单适用，而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全面考量。这涉及到从多个角度和层面细致评估。

在此过程中，律师需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动机、采取的犯罪手段、造成的犯罪后果、个人的生活背景，以及司法实践中相关司法解释的最新动态。这种多因素、多维度的衡量，要求律师不仅要有扎实的法律功底，还要具备深入分析案件具体情况的能力，以确保量刑既符合法律规定，又能体现个案的公正性。

尽管青年刑事辩护律师要经历不断被打破幻想泡沫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但他们大多都不后悔入行。

在众多青年刑辩律师的朋友圈和公众号中，我们也能发现，心怀梦想，秉持良善之心的青年辩护人似乎还没有很快地适应这一场场关乎生命、自由和权利的搏杀，也来不及准备好面对一个又一个关乎人性、天理和良知的追问。

“如果对法律没有足够的信仰，只是把律师这份职业当作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不是‘事业’去做，就不要轻易涉足。”对彭律师来说，出差时三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也并不稀奇，但是近两年的“律师退离潮”仿佛很难影响到她。

案源、工作时长、内卷等等“劝退”因素，看起来对刑辩律师的影响远远没有对非诉律师的影响大。比起谋生手段，他们对于法治信仰的追求，他们在一次次案件中全力以赴获得的“成就感”，可能是这个群体普遍追求的一种工作意义。

在一些案件中，常能看到老、中、青三代刑辩律师接力的动人场景。

无论是青年律师，还是资深律师，面对刑事的棘手案件时，身心俱疲的无力感与坚持不懈的法治追求形成矛盾，都是一种常态。他们既要应对案件本身的复杂性，也要克服司法实践中的种种挑战，“据理”和“力争”，这两样都必不可少。

7月9日上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数字法院理论研讨会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贾宇院长倡导：刑法学文章应当关注实际，形成文风朴实的学术研究风格，不能沉迷于“词汇翻新”，故弄玄虚，而是要在对司法实践的洞察中，把解答问题作为第一要务，让理论更好地解释现实、服务现实、改造现实。

据了解，目前一些大型的刑事辩护律师论坛和讲座，甚至煞有介事地讨论起二审原则上要不要开庭、公开审判的案件能不能旁听的问题。可见刑事审判中，刑辩律师面对的问题往往比理论和法条要高深得多。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提高业务水平、辩护技术层面的，还有博弈的平台是否公正的问题。

“传承”似乎是刑事律师中老、中、青三代的关键词。朱明勇在《刑辩私塾》中写道：“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才是刑辩律师成长的基本方法。”规范的管理模板往往是可复制的、有唯一答案的。而高质量刑辩中充满良知、正义和同情心的带有神圣的价值评判，却没有唯一的答案。这需要每一位青年刑辩律师自己去摸寻。

或许资深的一代已经能够笑谈自己遇到的困难，不再将“理想”挂在嘴边，只说自己是“做实事的普通人”。但是从青年刑事律师的冲劲儿可以窥见，那些他们坚持的公平正义，他们想要实现的“控辩要平等武装”的理想，从来没有变过。他们从未消沉，沉淀是为了更好的实现。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塑造的法律思维是法律实践应用中的基石，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狭义的“辩护”领域。刑事律师的前途正在有预兆地变得更加广阔。

2024年钱伯斯《大中华区电子指南》已经发布，大陆地区领先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排行中提及“刑事”共53次，领域包括公司调查与反腐败、争议解决、环境法、知识产权、破产重组、海商海事、税务等。

在公司调查和反腐败领域，刑事业务也在慢慢与企业的法律合规相结合，并且逐渐变得更加成熟。

方达律师事务所在公司事务和反腐败事宜中拥有一支定期处理刑事调查和诉讼的专家团，团队拥有着丰富的执法和检控经验，为政府执法业务提供建议。

金杜律师事务所也将刑事因素的合规事宜作为这方面的业务优势。被评为公司调查和反腐败方面潜质律师的张伟伟律师也因为“有能力处理刑事诉讼”，被市场评价为“综合能力全面，尤其擅长处理复杂事务”。

在争议解决领域，康达律师事务所与天元律师事务所都提及了在房地产权方面为国有公司提供刑事方面法律咨询的业务。

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先律师刘新宇，也因为擅长有关海关问题的刑事调查和合规审计，常常受到国内外客户的委托。

总结而言，刑事律师的角色和影响力正随着法律服务领域的多元化而不断扩大，刑事律师的专业技能和经验被广泛需求。

正如前文所说，刑事辩护这件事，总有人需要去做，市场也始终需要刑事律师。

刑事法律作为“事后法”，本身具有谦抑性，刑事司法程序为当事人提供了最后的救济途径。这也决定了刑事案件的数量不会像民商事案件那样繁多，相应地，刑事律师的数量也不会像处理民商事诉讼的律师那样众多。这不仅体现了刑事法律的审慎性，也是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的结果。

尽管杭州律协2023年统计的刑事律师数量远远小于民商事诉讼律师，但是根据浙江省司法厅2023年发布的有关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数据，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量负增长的背景下，法律援助案件却持续增长。2023年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需求量比民事案件多出16275件，对比2022年刑事案件数量的同比增长率甚至高达39.35%。

杭州市青年律师最主要业务领域

2023年和2022年浙江省法律援助案件数对比

就像刑法在法学的学科设置中与民法地位相当，都是法学思维培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学科，可以说是最为基础的学科。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一样，都是法治社会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似乎每一位刑辩律师都有一个“九曲回肠”的刑辩梦想，他们坚信在有限的人生中做这件有挑战性又有成就感的事是值得的，他们坚信努力不会徒劳，他们在完成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使命。

在经济面临挑战，“律师退离潮”席卷各地的如今，我们总是期望有一支队伍能够始终坚守在这个行业，并且不断深耕。有信念感的刑事辩护律师，或许就是令人稍稍宽心答案之一。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