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一本书，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清和小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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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
我之前从自然法的角度阐释了私有制的合法性，其逻辑正来自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的这段话。
洛克在此之前否定了亚当因神所创造而享有的主权，否定了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的主权，目的是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确立合法性。我想，那些反对私有制的人，也会承认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享有绝对的所有权。生命权是最初始的私有财产权。
由于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那么身体所延伸之物，比如双手劳动所得，也正当地属于他。洛克非常强调劳动在私有产权中的关键位置。他认为，劳动改变了自然状态，比如开垦荒地，即为个人私田。这就从最初始的生命权延伸到了一般性的私有财产权。
我们知道，私有产权具有激励性。经济学家周其仁当年下放到黑龙江农场，他观察到，当地农民在生产队和自留地里的行为完全不同。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行为为何差异巨大，自留地为何有效率？其实，私有制的激励性来自其根本的合法性。
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私有产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反对私有产权，相当于反对生命权，即对他人的生命构成威胁。同理，市场是个人初始产权的延伸，反对市场相当于反对生命权以及基本人权。
陈志武老师在其《文明的逻辑》中展现了量化历史的研究成果。
他的研究团队收集了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1839年的历史数据，发现平均10年中每增加1个旱灾年份，北方游牧民族在该10年中攻打中原的概率会增加26%，在更长时间内进攻中原的概率增加57.6%。
另外，一份基于美国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在2010-2017年的洛杉矶，气温高于29.8摄氏度的日子与其他日子相比，犯罪总数要高2.2%，暴力犯罪数高出5.7%，
陈志武想要表达是，风险催生了暴力。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人的行为的成本、风险与收益。干旱增加，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收入预期增加；降雨增加，可以抑制游牧民族的战争。
如何抑制暴力？提前建立各种风险防御机制。比如，以前香港地铁、商场空调温度非常低，香港人口稠密，调低温度可以抑制异味和浮躁情绪蔓延。
有没有高级一点的办法？当然有，比如迷信。陈志武认为，迷信是人类早期虚构的故事，是一种风险平抑机制。“不能骂长辈，有雷公”，这就是借助迷信建立权威、抑制冲突。
更高级的是，用迷信来建立王权的合法性。周灭商后，老贵族反抗激烈。周王借用“天命说”来维护其合法性，说商王违背民意，周王顺应天命。在古代，没有迷信就没有王权统治的合法性。不过，中国王权的迷信统治没能像欧洲一样上升到宗教层面，以至于没法避开改朝换代的周期律。
清和小笔记156
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讲到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他思考，二战后，联邦德国、日本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比美国、英国快？
舒尔茨、卢卡斯等经济学家用人力资本解释。但是，奥尔森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联邦德国和日本是战败国，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量的年轻人，其中德国大批科学家和精英流失到美国和英国，另外德日教育还被战争严重拖累。要论人力资本，英美比德日更丰富。扣除低基数效应，德日经济在六七十年代的增长势头为何超越美英？
奥尔森给出的解释是，德日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比美英更少。美英，尤其是长期稳定的英国，积累了大量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各类工会、协会，阻碍了经济增长。
在具体细节上，二战前的德国是极权政府统治，极权政府将德国存在已久的特殊利益集团统统消灭。二战后的日本，美国接管后以战争罪的名义打击了大批财阀。五六十年代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一是极权政府消失，二是不存在强大的特殊利益群体，市场竞争非常充分、平等和自由。
奥尔森还提到，哪怕是极权政府，当它消灭了一切特殊利益集团后，一旦恢复了一定的理性，民间就会爆发出强大的竞争动能。
奥尔森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一个不错的视角，但容易被用于为极权政府的暴力行为提供合法性解释。
“我们已经知道联邦的必要性，因为它是防御外来危险的堡垒，是我们的和平保卫者，是我们的商业和其他公益的保护者；只有联邦才能替代破坏旧世界自由的军事机构，才能适当地医治党争的弊病……”
美国建国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独立宣言》发表到制宪会议召开，美国开国者们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充分辩论。他们发表的很多辩论性文章后来收录到了《联邦党人文集》中。
在文集第十四篇“答复由于幅员广大而反对拟议中的宪法的意见”中，麦迪逊就制宪会议上有人对共和制的质疑给予解释。
他说：“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会合在一起，亲自管理政府；在共和政府下，他们通过代表和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所以，民主政体将限于一个小小的地区，共和政体能扩展到一个大的地区。”
这一表述其实可以用奥尔森的理论加以解释。奥尔森认为，参与人越多，搭便车动机越强，集体行动越困难，直接协商和民主变得艰难；一个个小集团能推动集体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代议制政府。而代议制和联邦制的竞争性，是政府效率的来源。
麦迪逊试图说服他们接受一种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即代议制和联邦制的共和政体。他说：“他们创建了地球上尚无范例的政府组织。他们设计了一个伟大的联邦，他们的后继者有义务改进它，并使它永存下去。”
自由辩论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的前提，而后者又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叫合约密集型产业。
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不同产业的合约密度不同，一般来说，金融、国际贸易、文化创意、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都属于合约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的合约密度偏低。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合约密集型产业，金融资本、人力资本高度依赖于合约确权和约束。
同时，合约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于国家合约的保护，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以及政府对市场合约的保护水平决定着合约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水平。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总是搞不好金融市场，或者为什么国际金融市场也就这么几个点。国际金融市场的前提是全球化的国家治理，对国际市场交易合约的充分保护，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极高的国际信用。
通常，合约密集程度越高，先进产业和经济发展越好。为什么各个国家不努力改善国家治理？
奥尔森用集体行动困难来解释，法治与和平的秩序是一种公共用品，个人行动只能获得平均收益，搭便车动机促使很多人选择躺平。通常，一个国家人口越多，搭便车动机越强，集体行动越困难。这也就能够解释历史上许多大规模人群被少数专制者统治。国际上，新加坡、瑞士等人口较少的国家，其集体行动往往更有效，建立更加国际化的国家合约，进而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
当一个国家无法有效地保护合约时，金融、技术创新等合约密集型产业将走向衰败，经济倒退到合约密度低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农业。奥尔森认为，原始社会采集果子——即时消费，就是一种避免被掠夺的劳动生产方式。
清和小笔记147
一名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旅游的游客决定让一位街头画家为他画一幅素描肖像。肖像画得非常好，但要100美元。
“太贵了，”他对画家说，“不过我会付钱，因为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素描。但是，实际上你只画了5分钟。”
“是20年零5分钟。”画家回答道。
托马斯·索维尔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十三章“投资与投机”中用这个故事引出人们对投资的思考。
投资是对延迟消费的一种补偿，同时因时间与竞争存在不确定性。
这名画家尽管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画好了一副肖像画，但在此之前其为此投资了20年的时间和金钱。如果有一天（即将到来）人工智能足以替代手工绘画，那么许多学生十年如一日的投资将面临贬值风险。
许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投资的价值与风险。唯物主义者习惯于抬高体力劳动、机械设备、不动产等所谓硬价值，容易轻视知识创新、制度建设、网络系统、金融服务、人力资本等所谓软价值。把经济区分为实体与虚拟，主张脱虚向实，金融服务于实体，反对金融化，也是一种唯物观，一种观念问题。
我们需要在哲学层面拓宽认知边界。
清和小笔记143
茨威格在其《昨日的世界》中详细描述了一战爆发时奥地利和德国普通人对战争的狂热。他们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个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
茨威格在书中讲到一个他熟悉的诗人，叫恩斯特·利骚。恩斯特是一个小矮胖子，为人热心、友善、可爱，很讨人喜欢。同时，他又是一个“最普鲁士化的德国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又红又专”。
一战爆发后，恩斯特第一件事情就是急急忙忙赶到兵营，报名参军，结果太胖没能成功。不过，他果断地拿起笔做武器，对英国人发起攻击。他坚信，英国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情感写成了一首叫《憎恨英国》。这首诗就像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德国。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了恩斯特一枚雄鹰勋章。
但是，战争一结束，很多人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指责其宣扬仇恨。恩斯特还被希特勒赶出了德国，成为了这首诗的牺牲品。
有意思的是，茨威格也承认，民众最初爆发的狂热情绪有吸引人的崇高之处。经济学认为，集体行动因存在机会主义动机而效率低下，那么集体狂热是如何出现的？
集体行动本身也是一种需求，而集体狂热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在集体中对个人风险与成本的感知下降，但对个人利益与荣誉过分期待。
“人类中为何理性的意见和行为会在总体上占优势呢？”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中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人类心灵有一种知错能改的特性；人类一切高贵品质，无论是理智上的品质还是道德上的品质，莫不来源于它。”
“知错能改”，是一种理性行为。当然，人的经济行为并不能完全界定为理性行为，但有一点是清晰的，自由价格迫使人的经济行为趋于理性。自由价格惩罚错误的言行，尽管未必每一次都如此，但多次、无数次博弈的过程导向这一结果。正如阿尔钦所说，人的理性，不是天然存在的，是优胜劣汰的结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穆勒的解释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发挥作用。
反过来说，如果自由的讨论受到限制和打压，那么思想市场的价格就会失灵，价格奖罚机制失效，错误的言论可能由别人买单，错误的言行也就无法得到纠正。胡舒立提出一个概念叫“有偿沉默”，指的是媒体人保持沉默，照领工资、奖金，工作得以保全。“有偿沉默”表明思想市场失灵，劣币驱逐良币。
一切理性的决策都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前提。
“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人们经历的时间变成了二手时间。”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纪实文学《二手时间》中提出“二手时间”的概念。
阿列克谢耶维奇解释说：“今天的所有想法和所有语言全都来自别人，仿佛是昨天被人穿过的衣服，所有人都在使用被人以前所知、所经历过的东西，所以说是二手时间。”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普通参与者口述的方式，记录了苏联解体后苏维埃人在社会转型中的挣扎。他们并没有如期开启新的生活，他们在思想上依然空虚、迷茫和混乱，他们渴望自由，但不知何为自由，不知如何驾驭自由。
这本书很细微地反映了后苏联时代的国家转型的艰难。
被宏大叙事深刻改造的一代人，如何重新建的自己观念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大多数人没有这种能力，更没有推倒重来的勇气。更何况，在苏联解体时，他们的生育率已经非常低，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冲击时代的残骸。过低的生育率对一个转型国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于是，人们所有的想法和语言，似乎都是昨日的，是二手的。
“让一个国家的民情由粗野变得温情，最主要原因是身份的平等。”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善于将欧洲贵族社会跟美国民主社会加以比较，并细腻的考察其中民情的不同及其成因。
托克维尔看来，在欧洲贵族时代，贵族之间有着强烈的真诚的同情，但贵族与平民之间无法引起共鸣的感情。在同一个国家，政治纽带把不同阶层的联合起来，奴隶天生不关心贵族的命运，但他认为自己有对主人效忠的义务。
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在等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只会产生效忠义务和冷漠无情，而无法萌生真诚的同情心。同时，政治纽带一旦断裂，阶级之间的斗争非常残暴。
当一个国家的人们在人格上接近平等后，容易推己及人，同情共感，社会变得温和。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时代，很少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尽忠的现象。他的结论是，人们温和的态度归因于平等，而不是文明和受教育程度。
他还指出，一个国家一旦内部形成了秩序，国人只会关心本国的利益，对他国无动于衷，对他国开战也极度残暴。随着全世界人民日益接近，人们愈加能够同情共感，变得更加宽容和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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