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一朝总共16位皇帝，若论权术运用，第一名非要明世宗嘉靖皇帝莫属。此人二十多年不上朝，朝廷依然正常往前运行。从1522年到1566年，嘉靖这个年号一共使用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他是明朝实际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毛主席曾在1964年5月评论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做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而嘉靖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明神宗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继位前十年，奋发图强，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促使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间十年其由勤变懒，加之沉溺酒色、财货的病态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后人评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然而，这两位有着“昏君”恶名的爷孙皇帝，却在对外战斗中宣扬国威，展现了非凡的军事实力。战斗的决心，军制的恢复，武器的进步，共同点亮了大明朝的高光时刻。
北京昌平阳翠岭南麓，坐落着明十三陵中规模第二大的永陵。这里是嘉靖帝，即明世宗朱厚熜的陵寝。永陵宝城直径81丈，祾恩殿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还有一道前代皇陵都没有的外罗城。清代梁份在《帝陵图说》中说，明世宗去视察刚建好的永陵，质问工部官员：“朕的陵墓只有如此规模吗？”官员们回复：“还有外城垣尚未完工。”于是才有了外罗城。而《明实录》记载，设计外罗城是为了遵照世宗旨意，在主陵周围安排皇妃墓葬。无论哪种说法，都可见世宗的决策权威。
朱厚熜的确是这样一个强硬的帝王。作为外藩入继的朱厚熜，一登基就掀起了政治风暴——为生父争名争地位的“大礼议”。他在位期间，频繁更换内阁臣僚，以秉承自己的意志。即使后期专注问道修仙，仍抓住决策权不放，将手下的大臣视为棋子，任其“左右互搏”，从中而驭，治理天下。对于世宗来说，有一件事始终是他的心头患：倭寇。倭寇之乱并非明朝专有。宋时，海上已有倭寇作乱，但碍于宋朝舰队强大，为患相对较轻。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后，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贸易利益的追逐也更加激烈。乱世之中，日本大名（封建领主）为了增强实力，便把出海掠夺当成手段。倭寇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日本地方贵族强化自己实力的风险投资。因此造成倭患的大多是有日本大名在背后支持的职业浪人和武士，甚至还得到欧洲人的支持。明初曾创立卫所制度，“卫”即军事城镇，“所”则可以理解为军事村。平时屯田、生产，以自给自足，战时则变为军队。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以后，卫所制度性质已然逐渐改变。士兵成为本地和卫所官员的杂役和亲兵，不仅丧失战斗力，且兵员缺口严重，军纪涣散，抵御倭寇成为了一大难题。
▲ 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的明代《倭寇图卷》（局部）。
倭寇问题与大明周边政治势力的发展有关联，来自欧洲的商人把商船开到大明海岸，而陷入战乱的日本，又为中日两国原有的朝贡贸易带来阴影。嘉靖二年（1523），发生了争贡事件，日本国内争雄的大名们，竞相派出使者入贡，不同势力的使团，竟在大明口岸械斗。世宗下令彻查事件原委，并讨论海禁问题。
最终，世宗决定中断中日官方贸易。但事与愿违，越是禁断，就越有逐利之徒铤而走险，沿海地区的地方豪绅甚至还发展成了势力强大的走私集团。不过，这些地方豪绅并不希望彻底解除海禁，他们主张“弛禁”。因为“开海”会使走私品的价格下降，缴纳税收，也会使他们受到监管；而如果“严禁”，又会使其无法走私，丧失重利。只有在海禁的基础上，留下供走私的缺口，才能令巨额收益全部纳入豪绅腰包。
▲ 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的明代《倭寇图卷》（局部）。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为了抵御倭寇，世宗命朱纨走马上任浙江巡抚，提督浙江、福建地区海防。朱纨整顿卫所，严格练兵，攻破了葡萄牙人的殖民据点——舟山佛渡岛双屿港。但朱纨严格海禁，触及了豪绅的直接利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言人，遂掀起了针对朱纨的政治斗争。朱纨落职丢官，愤而自杀，浙江巡抚一职也暂时被撤销。
嘉靖三十四年（1555），闽浙沿海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倭乱。一伙仅有53人的倭寇，竟从浙江绍兴上虞登岸，洗劫了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20余处，横行80余日，甚至兵临陪都南京城下。大倭乱已经严重危害到大明江山的稳固和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明世宗此时也表现出更加坚决的态度，提拔有才能的将领抗倭。出身军事世家的戚继光，曾在“庚戌之变”中，上书条陈抗击蒙古的策略，受到兵部和世宗的赏识，因此被推上了抗倭前线。▲ 浙江台州桃渚古城为明初防御倭寇而建立的卫所所城，嘉靖年间一直是明军与倭寇对峙的前线。摄影／林敏根据倭寇乘船登陆、流窜作案的特点，戚继光建立了一支规模不太大，但可谓专业化甚至近代化的精英部队——戚家军。1561年成军后首次作战，就以几十人的代价，消灭倭寇几千人，连战13场，场场大捷，令倭寇为之胆寒。
对于在抗倭战场上有着出色表现的将领，世宗常给予高调奖赏。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统率戚继光、俞大猷、刘显，取得平海卫抗倭大捷。世宗闻讯后，大为欣慰，不仅给诸将赏银、升职，还荫补封赠了戚继光、刘显的亲人。提拔戚继光的大臣胡宗宪，因抗倭措施被弹劾，世宗并不加罪，反而给予安慰。▲ 明朝浙东的海防形势，密布的卫、所城连成了一道海上防线，嘉靖三十八年戚家军在浙东驱逐倭寇之战，就是以桃渚为重要战场展开。嘉靖末年，明军对倭寇的作战，已经占据决定性优势，东南沿海局势日趋稳定。但要彻底解决倭寇的问题，消灭登陆的倭寇只是开始。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才能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嘉靖朝抗倭所积累的军事实力，将会在世宗之孙朱翊钧在位时得到检验。
万历的“明君面孔”，火器点亮高光时刻
朱翊钧即明神宗万历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神宗长期倦怠朝政，又经常派内监到地方敛财，导致明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然而，来自朝鲜王国的史料里，明神宗的形象，却截然不同。生活时代与赵翼大致相同的朝鲜学者南公辙，曾在友人家中，看到一幅明神宗年少时所写的“龙”字挂轴。睹物思人，南公辙感慨万千：“神宗即位日久，其深仁厚泽，被于天下，无间外内。然而属国之人，尤感激而思慕之。”为何明神宗在朝鲜人心目中会是“明君”？
▲ 明神宗万历皇帝画像
这要从万历二十年（1592）说起。这一年，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派出船队，从釜山登陆，对朝鲜发动进攻，试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明政权。日军登陆釜山时，以运兵船为主，缺乏护航。釜山本地庆尚道水师本可击敌，最少可以率领战舰转进，与其他水师汇合。但被吓破胆的水军竟自沉舰队逃跑了！唯有李舜臣率领全罗道海军，靠着对舰载火炮的革命性运用，频频以少胜多，几乎把日本海军逼到釜山一线。
但因为实力悬殊，日军还是只用了三周就突破朝鲜首都，逼得李朝国君一路北逃。此前一年，由于朝鲜隐瞒明朝，遣使与日本通信，破坏了藩属国的行为准则，明王朝内部曾对朝鲜爆发信任危机。意外的是，久不临朝的神宗不仅接受了朝鲜方面的解释，甚至亲自来到皇极殿，宣谕并赏赐朝鲜使臣。神宗的信任，给了朝鲜君臣借兵的希望。朝鲜使臣柳梦鼎以庆贺神宗生辰为名，奔赴北京。为了朝鲜国的安危，他和其他在京朝鲜使臣，先后前往兵部哭诉，痛陈朝鲜存亡与明王朝的利害，乞求援军。
▲ 日军大举登陆朝鲜南端釜山边的海滩
是否出兵援朝，在御前会议上，百官激烈争论。如果朝鲜落入日本之手，明王朝的边疆，将会生出一大隐患。神宗最终决定支援朝鲜：先派遣离朝鲜较近的辽东骑兵，由祖承训率领，进入朝鲜；又增派提督李如松率领约5万大军参战；甚至利用当时大明在亚洲的地位，发动缅甸、暹罗等周边朝贡国，组成“国际联军”，打击日军。
面对朝鲜的求援，作为中央决策者的神宗，反应是迅速和积极的。怪不得近百年后，朝鲜肃宗会发出“（明）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的赞誉，并顶着清王朝的压力，建立大报坛祭祀神宗。
▲ 明神宗在位期间，明军取得了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归葬于定陵。图为从定陵重门拍摄的明楼。摄影／洛卡奇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颁布《平倭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强硬地宣告援朝的战况和抗倭的决心。明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依靠的是精良的军备。
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明军已经积攒了非常充分的火器应用经验。援朝军队中，就有不少来自浙江、广东等抗倭前线，熟悉火器的“南兵”。万历初期，经过隆庆帝的积累和张居正改革，国库较为充盈，大量军费用于军工，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得到了充分保证。
▲ 明万历朝首辅改张居正明军经略宋应昌在《经略复国要编》中记载了援朝大军携带的武器：大将军炮、灭虏炮、虎蹲炮、火箭……最远射程能达到3000米。反观日军，武器落后，虽然从欧洲购买到了火绳枪，但主要还是使用冷兵器，铠甲和战马等方面也与明朝差距甚远。
龟缩在平壤城内的日军，遭到了明军火器的强烈打击，明军炮火甚至直接撞碎了平壤城一座城门的门楼。被迫放弃平壤后，日军守将小西行长发现，日方损失近一万人。而明军的伤亡虽然史料记载的统计口径不同，但应该不会超过三千人。一日之内，攻城战竟打出这样的交换比，明军的威势可见一斑。与侵朝日军的决战发生在1598年。这一年，丰臣秀吉驾鹤归西，预感国内政治即将重新洗牌的日本大名们，斗志全无，只希望尽快回到日本。朝鲜水师与明朝水师趁此机会，在地形复杂且海潮水差极大的露梁海域，联手设伏，拦截日军舰队。
▲ 大明海军运用火炮等与敌人作战。供图／图虫创意明军水师投入1.3万人，战船500余艘，无论战舰尺寸、船体结构、火器威力，都有巨大优势。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日本海军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数百战舰沉入大海，万余日军葬身鱼腹，丧失了未来数十年内的跨海作战能力。这标志着明军援朝的胜利，为中、朝、日三国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和平。
无论世宗还是神宗，都常背负着“昏君”的恶名。但他们在位期间，明军迎来了对外作战的巅峰，这也成就了两位皇帝和大明朝的高光时刻。
礼法复兴下的“帝王品位”，垂衣天下治
明神宗定陵，坐落于北京昌平大峪山东麓，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其原配孝端皇后王氏、光宗朱常洛生母孝靖太后王氏的合葬陵。
1956 年5月，当考古人员打开定陵地宫之时，沉寂已久的明代服饰宝库也随之开启。这些代表着明代最高织造成就的丝织品，从万历皇帝塌陷的棺椁中露出部分痕迹，在灯光的照射下灿若光华。当覆盖神宗皇帝尸身的锦被被轻轻揭开，无数织入金丝、孔雀羽线的五彩纱罗，出现在人们眼前。在这些细软的包裹下，神宗皇帝仰卧于服饰、织物之间，头戴的翼善冠、腰间的玉带依旧完好如初，甚至身穿的刺绣衮服，仍依稀可辨……
▲ 定陵出土的金翼善冠。摄影／洛卡奇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孝端九龙九凤冠。摄影／王刘威
定陵出土帝后服饰共计356件，其中万历皇帝的服饰分别置于万历皇帝棺椁内的十层堆积随葬品与皇帝本人的穿着敛葬之中。这些服饰中仅衮服就有5件之多，其中3件为红地刺绣，另2件为缂丝（即以“通经回纬”的梭织方法，在经向纱线上缠绕各色纬线，织成花纹的传统织造工艺）质地，一红一黄，弥足珍贵。
红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衣袍仅存右侧半身，但仍可见圆领右衽与其中所套的黻纹交领中单，袍身大襟上，三金地孔雀羽团龙保存完整，团龙右侧，依稀可见象征礼制符号的缂丝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红色地虽因地下埋藏而逐渐暗沉，但缂金“卍”“寿”字纹，仍出脱于红地，光亮如新。全袍缂丝经线密度达每厘米22根，用于显花的纬线密度，则高达每厘米88 根，显示了在缂织纹样时织工精湛的打纬技术。
▲ 定红四合云纹缎绣十二章衮服(复制)。供图／明十三陵管理中心
此袍绢制标签上残存墨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口”，又在其小襟内侧绣“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造，长四尺一寸夹合”字样。可见一件衮服从织造到收入内库，需耗时13年之久。另外一件黄缂丝衮服，保存得更为完整，圆领平袖、大襟右衽的形制，和十二章纹仍可清晰辨识，左右两肩、前胸、后背、左右大摆，各缂金地团龙纹，共计十二团，以金线缂织为地，孔雀羽毛捻入丝线，缂织龙头、龙身。衮服虽经长时间的地下埋藏，但于库房观赏时，龙身上孔雀羽的颜色，竟然仍可随着我的移步而逐渐改变。这些或似深紫、或如浅绛、或呈青翠、或作靛蓝的色彩，远远望去，变幻莫测，使得衮服之上的云龙如入擎电，别具动感。
▲ 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复制)。供图／明十三陵管理中心
在定陵的地宫中，埋葬的除了明神宗外，还有两位女主人：原配孝端皇后王氏和光宗生母孝靖王太后。作为当年世间最尊贵的两名女子，陪葬品中自然少不了精美的衣物。定陵出土的皇后服饰，包括上衣、霞帔、裤、裙等。而“光宗生母”力压“神宗原配”，在后期迁葬中被皇帝着意添加无数精美华服，一时竟比孝端皇后棺中细软更胜。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孝靖棺内的一件方领丝绵袄，在一众精美衣物中却显得格格不入，不仅将袖口改小、缝制粗糙，还在右袖口处缀有补丁。不过，这样与皇后身份严重不符的破衣服，才是“人间真实”。因为在生前，孝靖不但没有当过一天的皇后，还是一个长期受到丈夫冷遇的可怜人。她原本是慈宁宫中的宫女，只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被看望母亲的年轻皇帝看上，心血来潮临幸了她。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帝后半身像》之《孝靖皇后》更偶然的是，这次临幸，竟让她怀上了孩子。可是皇帝的心，却早已被年轻貌美的郑妃所占据，根本没有这个小宫女的位置，只是在母亲的再三逼问下，才勉强封她为恭妃。王恭妃诞下神宗长子，取名朱常洛。因为皇后不能生育，十余年后，这个长子才被神宗不情不愿地立为皇太子。再熬到儿子生了长孙，晋升为奶奶的王恭妃，才终于被封为皇贵妃。
可即便王氏死去，神宗对她依旧冷漠，随葬品多是银器和丝织品，少有金玉。王氏生前备受冷遇，却在子、孙相继即位后，得到迟来的补偿。其子光宗即位之初，即下诏追封她为皇太后。可惜这个儿子仅仅当了一个月皇帝就去世。直到孙子熹宗即位，王氏才被正式追尊，并风风光光迁葬定陵。可能是出于对祖母的感情，抑或为了表明自己出身“正统”，熹宗还特意为祖母增加三箱随葬品。孝靖后棺中那些精美的服饰，即出自其孙熹宗的授意。
▲ 定陵出土的十二龙九凤冠，为明熹宗为孝靖皇后增补的随葬品之一。摄影／洛卡奇来看其中一件“红暗花罗绣虎、五毒方补方领女夹衣”，这是端午节所穿的吉服，虽然衣身残损严重，但仍可看出是对襟式方领比甲形式。“比甲”，原是一种无袖对襟的马甲，盛行于元、明时期。有明一代方领比甲流行一时，并常常穿套于袄裙之外。在当时大量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明末清初的大才子李渔还特意谈到穿比甲、背褡一类上衣的好处，就是“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从孝靖后这件女衣，我们还能看到比甲在神宗时期的“新组合”——与袄相合，形成了方领、胸背缀补、两肩接掏袖（明代女衣多在袖口处接有袖缘，称为“掏袖”）的样式。纹饰采用了明代盛行的“补子”形式，在前胸、后背处缀以端午时节纹饰方补，绣猛虎蹲卧，抬爪回首，长尾上卷，周围饰有艾叶、五毒等时令香草，生动而逼真。按照时令、节庆、场合，在衣身上缝缀与节庆应景的补子或纹样，也是明朝的一种风尚。▲ 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复制）。供图／明十三陵管理中心都说女人天生爱美，而两位皇后的爱美之心，都在这华美的女衣中一一展现。据统计，这里出土的女衣多达131件，立领、圆领、方领均有，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对襟短上衣，没有长衫，但袖子十分肥大。
与之相配的，是修长的裙子，大多是明代流行的褶裙。看来短上衣、长裙子，就是两位皇后最爱的搭配了。这是明代最流行的女装搭配——“袄裙”。自唐宋以来，上身披衣、下身着裙，就已经成为女子便装的通行样式。在明代文学作品中，“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甚至被用来指代女性。即使到了清朝，“两截穿衣”依旧是清汉女的日常搭配。相比上下连体的袍，这种“两截穿衣”的形制，其实更符合传统的“上衣下裳”之制，而这可谓是华夏衣冠的源头和最古老的款式了。可见无论是花样百变的皇后袄裙，还是皇帝的衮服龙袍、道袍便服，作为古代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明代服饰果然如洪武大帝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充满了中原文化之精神，而这又与其体现出来的时代气质与时尚多变，毫无违和地共存于定陵地宫的华服美饰中。《嘉靖 万历：抗倭援朝，大明的高光时刻》，撰文/曲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