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历史知道风向哪里吹：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占领运动说起》的下篇。上一篇文章主要聚焦近期声援巴勒斯坦的高校抗议事态，本文则发散向一些更大的政治议题，包括“反犹主义”概念的辨析，美国大学生抗争能否阻止远在中东的战争，以及2024年美国大选背景下校园抗议撬动更大社会力量进而影响政治的可能性。篇幅所限，即便已经将主题限制在美国高校的学生抗议及其影响，而不深入巴以冲突本身，也很难探讨清楚问题的方方面面，未尽之处敬请谅解。
当地时间2024年4月18日，美国纽约，抗议者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外示威。
事态仍在飞速发展，我们仍不知道这场西方世界心脏地带的风暴最终将刮向何方：当地时间4月29日早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通过邮件告知全校，校方与抗议学生的谈判没有进展，哥大将不会从以色列撤资，且正在考虑清除占领营地的“替代性手段”。两个小时后，哥大校方在另一份通知中要求抗议学生在下午两点前离开营地，向校方工作人员坦白，并承诺在6月30日或获取学位前绝不违反学校的相关政策，否则将面临停学调查。最后通牒激怒了抗议学生。当晚哥大校方确认已开始实施停学后，学生们在30日凌晨携带巴勒斯坦旗帜、标语和栅栏等障碍物冲入汉密尔顿楼（Hamilton Hall），宣布开始占领这座建筑。当晚九点，纽约警察开始清场行动，在众目睽睽之下使用警用云梯破窗攻入二楼，绕开了被堵塞的一楼正门，逮捕了占据汉密尔顿楼的所有抗议学生——56年前同样是在这一天（1968年4月30日），纽约警察冲入被当时学生运动占领的汉密尔顿楼进行清场并爆发激烈斗殴。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将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无论相关停火谈判是否将取得进展，以军都将“实现彻底的胜利”。坐落在加沙与埃及边境的拉法是当地巴勒斯坦控制下的最后一座主要城市，在过去几个月中接纳了大量难民，据半岛通讯社二月份的估计，约有包括60万儿童在内的150万巴勒斯坦人正生活或滞留在拉法，在此爆发的大规模地面冲突必将造成极其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上篇中，我们讨论了美国近期学生运动的前因，但还并未深究可能的后果。那么，第一世界年轻人的振臂高呼能够叫停远在中东的灾难吗？在探讨学生抗议的走向之前，还有一头房间中的大象未曾触碰。从冲突爆发起，部分政客就时常以反对“反犹主义”为由，要求限制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如今，美国政府、高校和部分人士为镇压学生张目时，也大多宣称本轮校园抗议浪潮是“反犹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反犹主义”概念泛化、成为了噤声反对者并为以色列战争罪行辩护的武器。参与组织了多所高校学生抗议的犹太裔团体“犹太争取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JVP）”曾出版题为《论反犹主义》的小册子，指出任何对以色列政府或其政策的批评都可能被扣上这顶帽子，“反犹主义”的指控已经被用在打压“全球争取正义的进步运动”上了——当初哥大、哈佛等高校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便被指控应对校内“反犹主义”不力。然而，“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又译作锡安主义）”等术语含义复杂，背负着数不清的历史纠葛。基督教经典中，犹太人因拒绝认耶稣为弥赛亚而受到指责。自中世纪以降，犹太人在欧洲常常面临歧视、被认为破坏了民族和谐与民族国家的统一而遭到迫害。欧洲国家对犹太人作为异教徒的排挤让一些犹太知识分子认为，他们面临重重压迫的原因是缺乏一个犹太人自决的民族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在19世纪末开始萌芽。旧反犹主义最终在纳粹统治下演变为反人类的种族屠杀，六百多万犹太人遇难的惨痛经历让历史上长期歧视、迫害犹太民族的欧美国家补救式地警惕反犹主义。1917年，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在一封被后世称为《贝尔福宣言》的信件中承诺，战争胜利后犹太人可于当时仍为敌国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巴勒斯坦重建“民族之家”，前提是不得侵犯当地穆斯林与基督教居民的权利。糟糕的是，为了促使阿拉伯人加入大战，英国也把巴勒斯坦在《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中许诺给了麦加谢里夫。英国用敌国领土开出的空头支票让巴勒斯坦成为了“两次应许之地”，这也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在一战后的十年间，《贝尔福宣言》激起了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潮，有组织的移民团体购入巴勒斯坦的土地并兴建农场，形成了以“基布兹（kibbutz）”为代表的集生产、生活和自卫为一体的定居点。该宣言成为了证明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文件，犹太移民坚信巴勒斯坦作为应许之地，是给“没有土地的人民一块没有人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然而，早在犹太移民涌入之前，许多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就世代生活于此，但殖民叙事把这片土地描绘为“荒芜的”，住在这里的人是“野蛮的”，仿佛巴勒斯坦就是一片无人荒漠，而落后的巴勒斯坦人没有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任何产业。在以色列的建国神话中，犹太人定居于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家，反而提高了当地原本居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这么认为。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认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是有智力且有才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绝不应忽视他们。哈阿姆指出，阿拉伯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长时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认识到阿拉伯人的权益，并且要谨慎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他认为如果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肆无忌惮的扩张、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最终这些阿拉伯人一定会起义反对以色列国家。但哈阿姆的警告被无视了。那些明里暗里将巴勒斯坦人视作二等公民乃至野蛮人的流派，在以色列的政治叙事中成为主流。如今，几乎每所美国高校都有一个犹太人社团组织，通称为希勒尔（Hillel）。这个组织是犹太裔学生生活的重要中心，提供各种服务，例如瑜伽课、求职帮助或者聚餐。这些组织还给18至26岁的年轻犹太人提供免费去以色列旅行的机会。在此类“旅行”中，他们可以体验以色列的士兵生活，甚至亲临战场。也就是说，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犹太青年，可以平白无故地选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飞到以色列，举枪对准被视作不安定因素的同龄巴勒斯坦青年。对不少犹太人学生来说，希勒尔就是他们在大学最重要的社团，是他们交朋友、发展职场关系的地方，而这些组织背后是大量以色列政府及其他犹太政治组织的支持，由此将以色列国家与海外犹太社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项重要的政策是，所有海外犹太人都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公民。只要能够自证血脉，无论出生在哪里都可以随时回到以色列，获得以色列的公民身份。通过针对海外犹太人实施广泛的统战策略，以色列国家试图在全世界的犹太人社群中树立一种观念：以色列国家的利益，就是犹太人的利益；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而攻击或批评以色列等同于反犹主义。在西方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一句常见的口号是“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会获得自由（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据说源自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约旦河到地中海，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领土被一寸寸蚕食。对主流亲巴人士而言，这个口号是为巴以之间最终实现和平与平等而发出的呼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尼莫·苏尔塔尼认为，该口号意味着“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必须实现所有居民的平等”，反对的对象则是种族隔离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政策。但在以色列现政府看来，这个口号是一种要求摧毁以色列的呼声——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1977年政纲中，声明“在地中海与约旦河之间，将只有以色列的主权存在”，而独立的巴勒斯坦会“危害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如今，一些以色列高官和外交人员坚持认为河海之间皆为犹太国家的应许之地，因此强烈抵触“从河到海”的口号；另一些西方亲以团体或政客则在有意无意中扭曲这一口号的内涵，将其上升为将犹太人从河海之间彻底赶走的意图，由此以反犹主义为由封杀口号，例如英国前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就曾抨击该口号意在消灭以色列国家。时常被混淆的是“反对以色列（的政府或政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中，抗议学生明确提出的诉求里，与巴以问题直接相关的包括“从任何获利自以色列种族隔离体制的公司或机构撤资”，“对以色列的大学实施学术抵制”，以及“发表公开声明要求立即实现永久停战”。这些诉求本身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部分团体和政客的修辞中，学生的示威等同于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敌意，争取巴勒斯坦和平与独立的呼声被视作对犹太民族之生存的威胁，更有极端者不断组织反抗议活动，通过扰乱游行、引发斗殴、泄露抗议者个人信息乃至网络暴力等方式直接打击抗议。但实际上，多数亲巴抗议者的立场不过是切实落实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反对非法侵占巴国领土的一系列决议罢了，哪怕是更激进的“一国方案（one-state solution）”拥护者也认为必须同等保障当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一切权利。绝非所有犹太人都持有相似的政治立场。上文提及的JVP就冲在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以色列政府过去的非法侵占与当前的战争政策，并进一步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对于犹太人本身也是有害的。犹太裔抗议者声援巴勒斯坦时，经常勇敢地喊出“不要用我们的名字！（Not in our name!）” 这一口号，但他们反倒时常被更保守的犹太同胞称作“自我仇恨的犹太人（self-hating jews）”，甚至一并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一切社会运动都蕴含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一种是在划分敌友的斗争中走向激进，支持与反对双方的叙事愈发势不两立；另一种则是因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和体制对运动的逐步接纳而转向温和的诉求，但却可能模糊了初衷。在声援巴勒斯坦与抨击“反犹主义”的对立中，两个阵营中演变出极端的声音固然难以避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生运动前所未有地放大了那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种族隔离的犹太政治团体的声音——更不必说，那些被警察逮捕、遭受警察暴力的抗议学生中有相当多本就是犹太裔身份，反倒是竭力镇压学运的校方和警察对犹太学生构成了直接的人身威胁。倘若广泛的社会动员能成为促使各方回顾并反思反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两国方案之得失的契机，进而影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共识，那么这终将成为对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一项贡献。“对美国人来说，敌人……与自己无关。你们的战争我不感兴趣，你们的抵抗我不感兴趣。当我准备好时，我就会摧毁你。”4月28日，以色列即将进攻拉法的传言不胫而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随即表示，“美国是唯一一个能阻止以色列犯下[进攻拉法]罪行的国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即便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坚决的抵抗意志和优秀的非正规作战能力，军事的天平依旧十分倾斜。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8日，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正准备进入加沙地带的拉法。
以色列有能力推进到底，最大的外部限制反而是国际观瞻，尤其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军事援助提供方，自2010年至今每年军援金额都在30至40亿美元上下，今年二月更补充了高达141亿美元的临时援助。相比之下，以色列2022年的军费开支不过234亿美元。除了真金白银的军事支持，美国还有两项至关重要的“隐性支持”：在国际政治上，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长期阻挠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切实落实有关决议、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呼声，长期反对国际法院等机构在“南非诉以色列”等案中调查审理以色列涉嫌违反国际法的做法；在经济上，美国长期为以色列提供贷款担保，让以色列能够以优惠利率获得民用或商业用途的贷款。作为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恰逢大选年的美国政府不可能无视愈发汹涌的民意；身为深谙为政之道的职业政客，美国的领导层往往也不会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险地一意孤行；为了维持自诩“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亦要考虑国际舆论及其西方盟友的态度，而这些西方盟友同样也受民意左右。因此，包括阿巴斯在内的许多人都将美国和西方的态度视作和平解决冲突的希望，我国也一再做出这类表态——“鼓励对当事方有影响的国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推动危机降温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有影响力的国家尤其要为此发挥客观公正的建设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关于巴以冲突的联合声明》）自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美国高校抗议浪潮，乃至自去年十月冲突爆发以来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反战活动，就蕴含了这样一种以社情民意促使政府调整政策、进而向以色列施加关键压力从而推动冲突解决的潜力，亦即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幸运的是，历史上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广泛的社会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其战争政策。据历史学家马克·科兰斯基记述，1968年2月，美国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的20名大学生来到西方重重封锁之下的古巴进行访问，其中就有一名叫马克·拉德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在哈瓦那，学生们见到了北越的外交人员：越南大使表示，他知道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尽管学生们对大使的善意言辞感到十分欣慰，但拉德仍然不失时机地指出，虽然他希望大使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的美国人确实支持这场战争。“越南大使对这位认真的白肤金发的青年学生笑了笑。‘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表示，‘我们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我们也可以抵抗更长时间。最后，美国人民将会对战争感到厌烦，他们会反对战争。到那个时候，战争就会结束。’”大使的判断不仅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反映了越南劳动党和人民军的斗争策略。1968年的越南新年，北越发动了越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春节攻势”，一改先前以游击、消耗和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而是直接进攻西贡、顺化等南越和美军控制的大城市。即便拥有突袭优势，越南人民军也不大可能在正面作战中击败装备精良的美军，但北越领导人明白，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南越高压统治下的人民厌倦了内战，美国本土的年轻人抵触征兵，中国和苏联需要看到发出的援助落到实处，而一场正面攻势将向全体越南人民乃至世界表明，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无法取胜。通过驻扎西贡的大量西方媒体和刚刚兴起的电视转播，美国人民在家中的沙发上就目睹了越南人民军的勇猛进攻和美军的仓皇应战。美联社记者艾迪·亚当斯拍摄到西贡街头一名越共战士被枪决的画面，赢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奖。曾经一手扩大越战的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一再保证正在越南取胜，但报纸头版和新闻节目上的画面让人们意识到，连续五年的“捷报频传”之后敌军反而愈战愈勇。196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约翰逊迫于民意汹涌，在春节攻势发动的两个月后宣布放弃追求连任，最终选民选择了承诺将取消征兵制、逐步撤出越南的理查德·尼克松。最近，前《卫报》记者、英国媒体“中东眼（Middle East Eye）”创始人大卫·赫斯特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从美国开始、正向整个西方世界扩散的校园抗议宛如21世纪的春节攻势，很可能成为“以色列失去西方的时刻（the moment when Israel loses the West）”，美国社会将反思本国一贯以来的亲以外交政策，而年轻一代的犹太裔美国人也将不再为犹太复国主义买账。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9日，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示威抗议。
不难见到这样一种论调：在实力差距面前，舆论、信誉乃至道义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侵占和对当地人民的非人道行径遭到唾弃，美国警察和高校校方对抗议学生的手段令人不齿——但那又怎样？毕竟以色列依旧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屡屡取胜，其武力优势让拉法成为俎上鱼肉；大学生既没法战胜警察，又不愿豪爽地放弃毕业，更没法直接帮助巴勒斯坦人民。但是，自二十世纪以来，传媒的高速发展让国际冲突离我们每个人在感官上越来越近，家用电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而社交媒体则挑战了报纸电视由少数媒体集团控制的中心化结构，让战争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每台终端。所谓道义或者政治学所说的“合法性”，就是指人们多大程度上接受并认同政治领袖的做法，而在我们的时代里，每个人能轻易获得充沛的素材去思考乃至拷问那些不合常理、甚至大逆不道的事情——道义的意义在于说服我们每一个人，而群众的反对或认同又能挑战政治共识，乃至迫使职业政客做出改变。显然，传媒和信息也很容易被操纵，无需深入研究，也不难在各种渠道看到“虚假信息”乃至有意策划的“信息战”之类的警告。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鲍德里亚曾撰文说我们看到的战争不过是一种政治的拟像，而拟像并不总是和现实有多大关联；他所担忧的并不只是“媒体欺瞒人民”，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目睹的“现实”似乎只存在于屏幕上。再早几年，爱德华·赫尔曼和诺亚·乔姆斯基的著作《制造共识》就指出，哪怕并不存在政府或神秘势力秘密操纵信息的阴谋，以市场为导向、享受传播自由的媒体也实际上控制了观众能得到怎样的信息，最终系统性地生产并宣传特定的认知或意识形态。
归根结底，巴以冲突的现场离那个我国一再喊话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太过遥远，也并没有像半个世纪前越南战争那样触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征兵政策，即便位于西方世界心脏地带的群众总是有着阻止战争、促使地球另一侧的人民更快获得解放的潜力，要发挥这种力量却绝非易事。我们要说的是，校园抗议是更广泛社会运动的先遣队与催化剂，区区几万名大学生的校内抗议诚然难以左右选举结果或政府政策，但当时机合适时，他们能撬动更大的社会力量。像半个多世纪前一样，2024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而一个被政治评论家们忽视乃至取笑的政治运动正逐渐显露出动摇选举天平的潜力。2月底举行的密歇根州民主党初选前夕，一场主要由当地反战人士发起的草根运动“听密歇根说（Listen to Michigan）”开始游说选民不要把票投给现任总统拜登，而是勾选“未表态（uncommitted）”的选项。在反战团体看来，拜登政府不仅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和战争政策，还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战争等区域冲突中屡屡推波助澜，因此要通过“几千张‘未表态’选票来证明我们的政治力量与不满”，迫使拜登和民主党建制派做出改变。该组织设定的目标是争取一万张“未表态”选票，因为201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正是以一万票之差在密歇根输给了特朗普。最终，“未表态”在密歇根初选中获得了十万张票，达到“听密歇根说”原定目标的十倍。在美国制度下，各州的民主党组织首先在初选中决定本州支持的党内候选人，然后依初选结果向夏季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派出代表，代表则根据本州的初选结果为党内候选人投票，最终决定代表民主党出征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密歇根州的“未表态”票相对分散，即便十万张“未表态”票相当于总票数的13.2%，却只赢下了117名选举产生的州代表中的2席。但密歇根州的初选激励了全美其他地方的反战团体和进步人士。3月5日的明尼苏达州初选中，“未表态”赢得了18.9%的票数和11个州代表席位，其中在涵盖首府和第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的第五选区更获得了31.6%的初选票；次日的夏威夷州初选上，“未表态”获29.1%选票，赢下22名选举产生的州代表中的7席。公开支持“未表态”运动的除了美国最大的左翼政治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及各地的中小进步团体，还有如今在校园抗议中活跃一时的“学生为巴勒斯坦争取正义（SJP）”和“犹太争取和平之声（JVP）”。在民主党建制派和一些评论人士看来，“未表态”运动是不智的，例如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就宣称“任何没有投给拜登的选票都是在支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但“听密歇根说”的组织者们也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特朗普不是我们的朋友，但从现在到十一月间，拜登还有很长时间改变政策、赢回民主党选民的支持。”也有美国政治专家指出，初选的性质与总统大选差异极大，部分选民在初选中的抗议性投票倾向并不能反映未来大选的风向。即便拜登确实正在失去年轻进步选民和穆斯林社群的支持，但这些群体在大选中也不大可能把票投给共和党与特朗普，难以再现1968年尼克松当选的局面。这种针对选情的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需要指出，政治绝不仅仅是选票的数字游戏，“未表态”运动所反映的是更广泛的民意情绪，基层活动家当然难以影响成熟的党政机器，但所谓“议会外反对派”同样不可忽视。1968年，在约翰逊宣布放弃连任后，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显现出了空前的重要性。火上浇油的是，代表了年轻和反战选民的罗伯特·肯尼迪（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弟）在这年6月遇刺身亡。1968年8月，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场内各地初选产生的代表们纷争不休，而场外全国各地的反战人士齐聚在此发动示威，极度厌恶混乱的芝加哥市长理查德·达利则部署了超一万名警察和六千名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士兵。抗议者与军警的对峙演变为暴力冲突，超过七百名抗议者、警察和平民受伤，而原本聚集在此报道民主党大会的媒体则把镜头对准了街头。全美民众都在电视机上看到了这样一幕：芝加哥警察拽着被捕的抗议者在街上拖行，而周围的示威群众高喊“全世界都在看着（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一年后，八名示威领袖出庭受审，被控有意煽动暴乱，此即著名的“芝加哥七君子（Chicago Seven）”案。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2020）剧照
这八人代表了反对越战的各个派别：艾比·霍夫曼和杰瑞·鲁宾是非主流亚文化群体“青年国际党”的创始人，最符合听摇滚、飞叶子、奇装异服的刻板形象；汤姆·海登、伦尼·戴维斯和约翰·弗洛尼斯是SDS的学生领袖，代表了反对越战、支持民权运动的高校学生；戴维·戴林格是“良心拒服兵役者中央委员会”的创始人，致力于以帮助被征召者逃兵役等非暴力手段反对越战；李·维纳是“终结越战全国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代表了反对越战和征兵制的普通民众；最后，鲍比·希尔是黑人革命组织“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只不过他在法庭上屡次咒骂法官为“种族主义猪、法西斯骗子”，被下令另行单独审判，八人的庭审这才变成了“七君子”。正是这些身份与动机各异的群体所组成的“体制外”反战阵线，才让越南战争成为了1968与1972年两次大选的中心议题之一，促使美国民众选择了至少在表面上承诺结束越战的尼克松，并不断施压美国政府履行承诺。实际上，少有哪场学生运动能孤掌而鸣：1968年5月的法国学生运动遭到警察镇压后，迅速获得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同情，各大工会接连发动团结罢工；同年的联邦德国学生运动也因愈演愈烈的警察暴力而赢得了普通选民的支持，形成了所谓的“议会外反对派”，促使次年大选中同情学生的社民党领袖威利·勃兰特出任首相。因其高效的动员和不成比例的媒体关注等特点，再加上难以预测警察与抗议学生间的冲突会演化到什么程度，校园抗议总是拥有成为那根“导火索”的潜力。当然有些时候，激进学生所引发的风暴并非总是有利于他们呼吁的事业，例如1964到6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就引发了当地居民对失序的恐慌，随后的加利福尼亚州长选举中，日后成为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就打出“清扫伯克利的混乱”的口号，承诺铁腕处理学生运动来吸引保守派选民的支持，成为黑马当选州长。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9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加沙团结营地”。
可以说，抗议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同校园以外更广泛、多元的社会群体站在一起，以及高校和警察回应抗议的手段是否会进一步激起公众对学生、进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情，决定了这场风波是否能真正改变社会共识和议程，进而影响政治决策。我们已经能窥探到一些进展：在哥大学生被清场前打出的诉求中，就包括反对在校园所在的哈莱姆（Harlem）区域进行地产开发而迁移当地居民、呼吁必须提供足够的拆迁赔偿和保障性住房。我们也在逐渐看到左翼工会和工薪阶层与抗议学生站在一起。据《雅各宾》杂志整理，光是在纽约市，美国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第101支部的大巴车司机们拒绝运载被逮捕的抗议者，法律援助律师协会（Association of Legal Aid Attorneys）的法律工作者们则免费为被捕学生提供法律援助。得益于近年间高校学生雇员（如博士生、助教和研究助理）在组织工会方面的重大进展，学生与工会也形成了制度性联系：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UAW）第4811支部即主要由加州大学系统的学生组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校的示威和冲突中扮演了一股有组织的力量；而UAW本身不仅在半年来一直旗帜鲜明地要求巴以停火，其主席肖恩·费恩在5月1日这天更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表明：“这场战争是不义的，学生和学术工人遭到的这种对待也是不义的。我们呼吁当权者释放所有被捕的学生和职工，不过倘若你们受不了他们的呐喊，就别再支持这场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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