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剧场的拉幕人 | 万玛才旦逝世一周年
高原剧场的拉幕人——追念万玛才旦先生
万玛才旦，藏族，1969-2023，
一
万玛才旦是藏地电影新浪潮的开启者，为藏族母语电影的创作拉开了序幕。他1969年年底出生，于2023年5月8日遽然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前，4月30日，我与他还在北京见过一面，有策展人在亮马桥为他举办了小型的电影回顾展，我和他有一场《静静的嘛尼石》的映后谈。展映期间，万玛才旦同时在北影节某单元做评委，当他匆忙地从外面赶来，朋友都说他消瘦了许多。
但在我的印象中，近几年他一直很消瘦，吃饭的中间经常见他掏出一颗降糖药来。前年（2021年）在深圳，我们也有一场学术对谈，结束后朋友请吃宵夜，我问他身体能否承受，他笑着说，每次吃东西，时间再晚也要走动一小时，说话时有一种豁达的自嘲。这些年他的工作安排很密集，当那天大家劝他切勿过于劳累的时候，他露出了羞涩的神情，仿佛他努力精进的意识被人发现了。
次日他去了拉萨，转往附近的浪卡子县拍戏。拉萨的朋友告诉我，万玛在浪卡子出现了高反，心脏发生问题，剧组并未配置一般高原拍摄必备的高压氧舱，而此县离拉萨较近，人们生重病往往直接去拉萨的医院，导致本地医疗条件反而一般。虽然众人艰难地将万玛才旦转送到拉萨，但其实他在浪卡子医院就已经逝世了。万玛逝世的消息在5月8日的上午流传，到了晚上，网络上的悼念文字密集地涌现出来，一种悲伤的气氛前所未见。
我知道万玛在藏汉两地广结善缘，但未料想这善缘结得如此普遍。而这是需要心力的付出的。电影圈的社交往往很多周旋，这也是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万玛不太会周旋，对他人总坦诚应答，不编织理由，所以他很难拒绝别人，尤其当他从高原来到过度社交的东部都市，来到人际关系稠密的电影界，这必然带给他过多精力的消耗。
同时他又身跨电影界和小说界，保持着很高的工作效率。前几日与高鸣导演见面——万玛是他影片的监制，他认为万玛的去世与过度劳累有关。我同意这个看法。
当然，在这其中，万玛才旦并非完全的被动者，他仿佛在主动践行某种理念。他留给大家的印象是很好说话，很多人想结识他，请他做监制与活动嘉宾，或放映他的片子，他一般都不拒绝，对于籍籍无名者也十分鼓励和支持。一种无分别心的理念似乎很清楚地贯彻在他的言行中。所以当他去世，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曾受到他的关怀与照耀，他们的怀念充满了真实的感情。也有朋友告诉我自己的失落，本以为万玛只对自己一个人好，现在发现万玛对所有人都很好。
最近，因为他的去世，我细数与他的往来，发现远比印象中稠密。最早与他有深入接触，是我们策展时放映他的长片首作。之后，2011年冬天，当时我有一个拍摄计划，带着摄影师去往万玛导演居住的宾馆房间里拍摄，巧合的是，地点也在亮马桥附近。当天与他进行了近四小时的对话，我第一次非常详细地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阅历。
之后我整理录音，又清晰地感受到万玛的性格。他回答问题时不回避，也没有禁忌，他能够非常认真地领会你的问题，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但也非常节制，能用一个词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我当时就联想到一个词——不妄言。不妄言、不打诳语、精进、无分别心，似乎这都属于某种专有语汇。我作为研究者解读万玛的电影，往往追寻文本与其所在的文化系统之间的联系，现在，我似乎又不自觉中从他所在的藏文化体系里寻找其行为品格的渊源。
我其实是在潜意识里将他看做了一个修行者，一个有着某种神秘来源的人。虽然他也带着沉重的肉身，虽然电影主要是世俗事物，与资金、票房、观众有着诸多牵扯，但万玛才旦是在世俗中修行。
二
但他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行人。万玛才旦是富有现代性的，他的文化态度、文化处境也很复杂。我们今天认识和描述他的意义，多强调他是藏地“内部视角”的持有人，是非殖民的、自我呈现的——这是对的，但也是一个过于基础的表述。有时候我们会将“他们”看作一体，其实里面有更丰富的层次。
比如我们在汉地会将他视为一个有信仰的叙事者，但《气球》放映后，藏地有老者认为此片是反对佛教的。《气球》可以作为考察导演文化信仰的重要片例。我想起初次观看本片的场景，当时我在纽约参加活动，万玛才旦正好也在，我想看当时尚未上映的《气球》，他恰好随身带着数字文件，我们来到好友张真教授家一起看。
那是半夜时分，张真家的电视很小，我看得并不认真。在和万玛一起回宾馆的路上，我说到电影不如原著精彩，他有点不开心，他认为我不能总拿他的小说和电影对比。我的确对于他的小说所展现的幽默，有发自内心的赞叹。这种幽默是万玛才旦电影和文学的现代性表征，其中包含着犹疑、思辨、自我调侃以及某种开放性。走在寒冷的街道上，我谈起了对他新出版的《乌金的牙齿》的观感，这部小说集也包含了《气球》的小说原著。
乌金是一个小活佛，母亲让“我”见了他磕头，我拒绝了，因为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我知道他的数学从来就没及格过，经常抄我的作业。但小说在解构神圣的道路上很快折了回来——他抄我作业的时候态度跟别人不一样，他不会单独跑出去玩，而是恭敬地陪我写完，然后虔诚地抄完我的作业。小说还写到一起去黄河边玩的时候，乌金非常着急地去救一条几乎救不活的鱼。
万玛才旦似乎高兴于我注意到这些细节。他补充说，小说最后还说到乌金到寺院后，天文历算做的很好，他的小学数学老师当年家庭不幸，脾气差，也许是她让乌金畏惧数学课。我觉得万玛的补充很有深意，可以感到他内心世界的微妙走向。
去年的夏天，我代青岛诗歌节邀请万玛导演前来放映《气球》，放映地点在号称中国最早的商业影院的原德国水手俱乐部。在大屏幕上观看，与之前在张真家看的感觉很不同，我在映后谈时纠正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气球》是经得起大屏幕检验的影片，某种程度上，这是他最成熟的电影，每个镜头都不浪费，影片整体富有分析的力量，感觉像一篇关于藏族青年妇女现代性困境的论文。
《气球》中对转世的态度颇为暧昧，转世在这里是被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呈现的。卓嘎腹内的孩子被认为是卓嘎公公的转世，这让她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身孕。影片还做了一段颇有意味的安排：卓嘎的儿子和奶奶有一块相同的胎记，儿子因此被看作是奶奶的转世，但影片设计了一个梦境，儿子身上的胎记被他的弟弟从身上摘了下来，拿起来跑掉了。
万玛在此幽默地显示了他的评价。他经常和我们一样，是模棱两可的现代人。虽然万玛才旦被他的爷爷认为他是自己舅舅转世而来的，万玛爷爷的舅舅曾经是学识渊博的僧人。但我最近读到一篇访谈，万玛才旦在其中将那些传统的信仰者称为迷信者，万玛自然不是传统信仰者，但他仍然内心保有虔敬，也许可以称他是一个充满反思的矛盾的虔敬者。
就我所知道的关于万玛才旦的意见里，有人认为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不够纯粹，就像看过《气球》的长者们所反映的那样；也有人认为万玛过于纯粹了，包括汉族某些呼唤快速现代化的主流学者，甚至呼唤现代世俗生活的藏族知识分子也有人这么看；另有人也许并不愿看到万玛才旦的文化自主的实践。而于外来观看者，则也许有观看景观的需求，于是就有批评者认为万玛的电影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的、迎合他者视线的……所以说，从万玛才旦所体现的文化问题，并非那么单一，他在一个地形复杂的文化道场里。
三
纵然在藏汉两地有少量的质疑，但也都是次要的，万玛才旦对于藏族生活的持续展现，制作出一个又一个的电影实体，他是本民族的文化英雄。他对中国电影格局的改变也意义非凡，它在默默撼动电影文化的固有结构，为旧文化建筑提供了某种透气性。
他作为导演、作家，使他必然有精英意识，这也是矛盾产生的地方。在当下格局中，本地人要获得更好的生存，会产生一种对本文化的离心力，他知晓这一切，但他难掩遗憾之情。正如他在电影《老狗》里面，让老人的儿子失去生育能力，这是忧患意识的径直表达。4月30日那天见面时，他也向我表达了对他的儿子久美成列的遗憾，他说久美的藏语只能用于日常交流，而很难用来写作一篇完整的文章了。久美成列今年才二十多岁，已经是知名的导演了，在浪卡子拍的那部电影就是他导演的，万玛是编剧和监制。
万玛才旦的电影多拍摄于他的家乡安多藏区，《撞死了一只羊》拍的是康巴汉子，取景也在康巴藏区，浪卡子则在三大藏区的中心卫藏地区，我隐约可以感受到万玛才旦的电影蓝图，他的对于藏区的整体观照。
作为第一个藏人电影的导演，他成为藏语电影的代言人，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那天《静静的玛尼石》映后，万玛才旦向观众重复讲述了本片成为一部藏语电影的偶然契机。当时正值管理部门调整了法规，允许民族语言和方言进入电影，所以这部藏人电影自然成为藏地电影新浪潮的第一部。
而必然性则在于万玛才旦所具有的叙事才华和双语能力，以及他出入汉藏两地的智慧与行动力。当他秉持这般素质，又得以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语言，他的电影文化的使命就形成了，因为他装备了承担使命的所有条件。
但很长时间内，我以及身边一些朋友曾认为他的文学才华大于电影。那天《静静的玛尼石》映后，有观众让我总结万玛才旦的变化，我说他早期的电影并非完美，调度不生动，很多固定长镜头下，观众盯着一些不太流畅的表演，有煎熬感，但是，这问题到《气球》前后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从影院走出来的时候，万玛对我说，拍《静静的嘛呢石》时，他其实是想做一点形式探索，让演员都对着镜头说话。这句话提醒了我。他早期的电影处于艰难探索的曲折的过程中，包括他早期搭建团队时全部起用藏人，这除了现实原因外，我相信还有更深刻的考量。因为他是一个开创者，他的面前是一片藏语电影的空地，使命感让他在电影语言和形式创造上很用力，他在努力求索，想试一下能否建构一种独特的民族形式，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个概念——“电影藏语”（而非藏语电影）。
所以他早期的电影充满了实验色彩。我感觉他后来逐渐放弃了这份执着或纠结，《气球》似乎就卸掉了“言筌”这一障碍物，反而更为生动、流畅和丰富。
万玛还说过他受到阿巴斯的影响，他和阿巴斯的故乡各在亚洲中部高原的两端，在相似的地形地貌中行动的人，尤其是《寻找智美更登》的很多部分，经常让我恍惚间感受到某种亲密的联结。但我觉得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万玛在谈阿巴斯的影响时，他强调的更是阿巴斯的叙事策略——如何寻找一个小的切口，让电影切入社会和历史，并进入当下的文化流通。
因此他的电影的范式建构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也会使创作无法真正从容，他的影片中的批判性往往并不扎眼和强烈，《老狗》是例外。策展人曹恺说《老狗》是万玛“稍纵即逝的凌厉”，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
藏族老人养了一只藏獒，时有小偷光顾，窃贼企图将狗卖到大城市给人做宠物，不胜其烦的老人亲手将藏獒吊死了。这是《老狗》的故事。记得十几年前我策展时，在北大放映过此片，郝建教授主持映后谈时，遭遇独立导演程裕苏对影片的结尾提出了质疑。当时程导正在北大读楼宇烈的佛学博士，也许他是从从佛学的角度来要求这部影片的，他认为老人无权这么处置老狗，这不符合伦理。我从电影的角度未必认同这个一件，但这事间接体现了万玛精神世界的复杂维度。
后来的《塔洛》上映，我也发现了类似的叙事走向，在城乡之间失去了方向的塔洛手握点燃的爆竹。我在万玛才旦平静的外表下，感受到了一种有待释放的激愤和激情，我曾将这个感受和判断告诉万玛，但他未置可否。
四
不过，他对我因他的电影启发而提出的概念“高原剧场”，似乎是颇为接受的。他的电影搭建了高原剧场，高原上的物象简洁而富于象征性，而其地势高，有舞台感，我们习惯于去仰观，却往往将之作为客体，这也是很多人分析文化霸权的思路。但看与被看的关系有时候也并非负面的，彼此之间也不是全然单向的，它会演化，被看者也可以主动诉说。
而就我和万玛的关系来说，我是汉族研究者，万玛是藏族创作者，虽然我们交往不少，但我们之间也隐含着那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我经常带着尊敬将他看成了一道风景，但这也许反而成为我们深入交流的障碍。若我将他的一言一行都看作是有深意的，那么他在我面前就会过于审慎，不能开放其隐秘的层面。
从这个角度看，我和万玛才旦是有天然隔阂的。但我们总算是可以在一起开玩笑的朋友。去年在青岛，我们被安排在一个殖民时期的叫做莫奈花园的老房子里，我们一起住在一个大套房里，共用一个卫生间，我怕他感觉不方便，但他丝毫不以为意。
活动期间他很尊重主办方的日程安排，在应酬方面也是富有耐心，我经常撺掇他逃会，并笑他不像射手座的。有一次他被会场附近的礁石所吸引，将我从会场中叫出来去海边玩。晚上在海边的酒吧喝酒，宾馆附近有一个旧比利时领事馆改造的餐饮空间，我记得是他主动叫了啤酒。我们在海滨浴场和鲁迅公园附近散步。这几天我们谈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我的观点向来对他不遮掩，包括对他的电影的一些带着质疑的看法，他有时候解释一下，但并不介怀。我觉得我们逐渐从某种职业关系中解脱了出来。而且我认为，我们看万玛才旦，向来过于强调他的集体属性，我们应该将他从中剥离出来，看到他的个体存在。
现在再想起4月30日那次最后的会面，我内心总有些许遗憾。《静静的嘛呢石》交流会后，还有下一场放映和对谈，我告诉他我先走了，但他说不要走，我们一起喝咖啡。活动现场有一个专门喝东西的空间，但他强调要出去找地方喝。下一场映后谈的时间快到了，我说你去和观众交流吧。但他仍然说，你还是不要走了吧，我们晚上一起吃饭聊聊。
但我最终还是走了，我知道当晚一起吃饭的人很多，记得还有素不相识但崇拜他的观众要请他吃饭，而且，这些年我们的见面与微信交流，算是比较频繁。本来4月底，我就应该和他一起在纽伦堡参加电影活动的，我是第七届纽伦堡-埃尔兰根中国电影节的策展人，我和主办方商定将《气球》作为开幕片，主办方专门找了一家不错的影院举行开幕仪式，约定我和万玛一起到场。万玛一早答应了，但也说当中也许会拍一部戏，到时候在商定时间。果然他当中去拍《陌生人》了，我也因懒于单独前往，先行放弃了。等他拍完，其实还有时间办签证，他见我不去，就也放弃了。他在微信里告诉我，下次争取一起去。
未曾想到我们还是在4月底的北京见面了。仿佛4月底的见面是一次必然发生的交集。那天的万玛才旦表现出了少有的留恋之情，与他之前的内敛不同。在离开那个回顾展的路上，我就有一丝后悔，这后悔在于我竟然忽略了万玛才旦的独特性，我陷于身边圈子的社交习惯里，将他的话和我们在汉地的周旋等同了。当我去西宁，他说要带我去逛塔尔寺的时候，他的确会在第二天清晨叫我一起去，当他说希望和我吃饭聊聊什么的时候，应该是的确有话要说，而非纯然客套。我那天应该更重视他的邀请，所以回忆那个傍晚的场景，更让我伤心和难忘。
3月的时候，我请万玛才旦为纽伦堡的电影节录一个VCR，他在片场录了一段——“我正在高原上拍我的第九部电影”。竟然是第九部了，真快啊！我知道他的第十部已经不是藏语电影，而是汉语电影了，这部作品的原著是深圳作家吴君女士。有趣的是，之前我和吴君也曾打算合作，她将自己大部分小说邮寄给我，让我挑，我从几十篇小说中找到了一篇很短的《十七英里》，认为这篇最适合改编。吴君告诉我唯有这篇小说不行，由于是商业机密，她之前一直没有告诉我，这篇小说的版权被万玛买走了。这是万玛才旦第十部影片的原著，本来应该在今年的10月份开机。这个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深圳，人物不再是藏族人，万玛正欲做出职业生涯的巨大调整，但上天竟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万玛才旦去世后，我看到有悼念文章的标题称“万玛才旦灿烂的一生”，我开始觉得惊讶，觉得《撞死一只羊》、《气球》标志着万玛电影艺术转型的完成，他的巅峰时刻远未到来，他的电影在电影节展评价体系的世界化正要开始，他有更多的潜能，但继而又觉得万玛才旦一生的确足够灿烂，联想到他从文字到影像的建构能力，以及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又联系到他在多种语言环境中顺畅的文化行走，以及他对于电影文化板块悄然而深刻地撬动，他的一生当然已经足够灿烂。但纵然如此，作为好朋友，这样的说法也不能安慰我。
成稿于2023年6月19日
（本文发表于6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时略有删节）
本文为作者王小鲁授权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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