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不瞒你们说，我去年就沉迷了一个特殊的兼职，没有工资，但我特别爱干。
这个兼职就是在外卖软件上当“判官”，读各种差评，判断到底是商家无理取闹，还是客户胡搅蛮缠↓
这种商家就挺无辜的，你可以“判”他无罪
正如某法国哲学家说过的，追求公平正义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一种本能，跟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我在外卖软件上当判官时，我们的老朋友援非医生谢无界，也非常积极，在非洲当起了判官。
不过不一样的是，他判的不是外卖商家，而是医院。
两年前，他受邀去评估一家医院的办医资质。去之前他做好心理准备，非洲医院肯定干净不到哪里去，自己要公正地去评判。
可当了解这家医院一个又一个秘密后，他才体会到一个普通人，心中保有公正要付多么惨重的代价。
自从被派来布隆迪做援非医生，我以为什么样的“医院”我都见过了，巫医的泥屋、军医的帐篷，但到了这个所谓的“柯特奇医院”，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破”。整个医院像一个野营地，中间是一间泥砖平房，四周围了一圈花花绿绿的帐篷，有的帐篷顶上带着动物形状的风标，有的帐篷固定绳上绑着彩带。护士医生在帐篷间忙碌地穿梭，帐篷间的草地坐满了休息的病人，空中飘着晾晒的衣物，风一吹，像动画电影一样。我有闲心欣赏这番“美景”，当然是因为我不用在这里工作。我这次来，是作为“专家组”，要评估这家医院是否能继续办下去的。“卫生部指派的联络员”告诉我们，由于20km外的镇子里，一所崭新的教会医院已经投入使用，政府正在考虑裁撤这个四个村子中间的小村镇医院。在我们之前，已经来过7个评审团了。当我站在医院里，环顾四周的时候，才感觉到这意味着什么。这么多病人，要是真的把这家医院关了，这些人治病会不会遇到麻烦？可是要我说这医院水平合格，我也实在说不出口。这连国内的小诊所都比不上，万一真的把人治死了，我们会不会担责任？
柯特奇医院后院
黑人联络员跑去接电话了，我们几个中国医生聚到一块，都是一脸苦相。
妇产科的周老师叹了口气说：“早知道我不喝他的酸奶了，一口都不喝！”几人一对口供，眼科、妇产科老师收了院长的酸奶，骨科老师喝了院长两杯葡萄酒，就我纯是被威逼，没有利诱。骨科老师安慰说，说不定我们这个评估根本就没那么重要呢。刚才联络员不是说了吗，在我们之前，已经有7个评审团来过了。7次评审都没有一锤定音，我们估计影响也不大。我反而觉得有点奇怪，七次评估，就算算平均分应该也得出结论了吧，请我们这些外国专家来评估又不是不要钱的。难道这家医院还有别的什么猫腻？我瞄了一眼正在打电话的“卫生部联络员”琼斯。他虽然对着电话发出了哈哈的笑，但脸上的五官并不想配合，眼睛像是雷达一样，不断地审视着我们。他有一身十分夸张的肌肉，胸前口袋里插的笔被胸肌挤得歪歪斜斜，结合这个表情，总让人觉得鬼祟。
可能是注意到我在看他，琼斯很快挂断电话向我们走来：“还有一组法语联盟的医生要来，但在路上耽误了，所以你们先开始五官科的评估。”我们都有点不想接这烫手山芋了，眼科袁老师故意抱怨道：“我们好歹也是评估组的专家，怎么院长连面都不露一下？印象分不要了？”琼斯表情僵硬了一瞬，假装没听懂，回避了这个问题。我给眼科老师打圆场，说可能他们正躲在哪里开会商量如何应对评估吧。我们暂且忽略了这个问题，一边抱怨着，一边走到了评估的第一站，五官科。五官科的主任马克医生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是这所医院的代理院长，也是一名全科医生，主管五官科。正牌院长去哪了？我心里闪过这个问题，但没有问出口。
马克医生是个小老头，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偶尔会掏出他的怀表看一下，接着在合上的时候又会不自主地挺一下胸膛。我看他看了几个病人，有些生疏紧张，但诊断还算凑活。接着我又检查了一圈诊室里的药物、设备。果不其然，这家医院最多的药物是止疼药、抗生素，像钳鼻镜之类需要消毒的器材，都脏兮兮的。诊室里没有流动水，病人和马克医生全在一个盆子里洗手，我真担心马克医生哪天会被盆子里的超级细菌带走。马克医生解释说，他们这家医院原本是一个外国人援助的私人诊所，外国医生因病回国后，他的本地翻译，一位退伍军人继承了这家医院，也就是前任院长。这里地方很偏僻，是四个村子中间的空地，虽然方便了大家看病，但自身建设就一直搞不起来，条件比较差。他好像很怕我们打低分，言语中一直在替正牌院长辩解。马克医生年纪挺大了，大概还指望在这家医院干到老吧，我能理解他的心情，用很温和的语气嘱咐了一下能如何改善卫生环境，就打算结束上午的评估。“我要举报我们的院长！”这个陌生的小老头突然高声喊道。
我差点怀疑我听错了。刚才还感觉他很为院长、为这家医院说话呢，怎么态度一下变了？我们问马克医生到底要举报什么？马克医生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我举报院长独断专行，不听我们医生的建议及诉求，导致医院发展停滞不前。”马克医生说，他在这家医院工作了快20年了，没有得到过一次外出进修的机会。他觉得院长就是担心他们留在条件更好的医院不肯回来，故意不让他们出去。我问，那如果有机会，你会留在更好的医院吗？马克医生却又摇头：“有些地方必须得有走不了的医生。”这小老头有点把我搞糊涂了，又举报院长不让他进修，又摆出一副对医院死心塌地的样子。几个同事也有点失去了耐心，骨科李老师出门吸烟，甚至琼斯也走出了诊室。看我们不耐烦，马克医生明显有些不知所措，想了想，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我要举报院长，他仗着全院就他会做彩超，伪造彩超结果，以此为由给女性做流产手术！”我唰地转过头。这事可比不让医生进修大多了，这是谋财害命啊。马克医生看我有反应，献宝似的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彩超报告，说这就是证据。我大概能看懂，这是一个正常发育的15周左右的婴儿，但报告结果上写的却是葡萄胎，建议清宫。我把同事叫了进来，大家的神情都变得紧张。我问马克医生有没有更多证据，我们能否面见院长，马克医生却摇了摇头，告诉我们现在联系不到院长的，“他已经付出代价了”。付出什么代价了？已经付出代价了，还告什么？我有点被这个医生弄糊涂了，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没听懂法语，正要追问，联络员琼斯突然走了进来，催我们结束评估。我在他们俩之间看了个来回，心里知道有鬼，赶紧藏好自己拍了照的手机，起身拉着琼斯离开。
午饭前，法语联盟的评估队也到了，要和我们一起商议对柯特奇医院的评估结果。原以为我们讨论的重点会在很细的条框中，没想到法话题却被拐到了院长不让医生外出进修的事情上。法语联盟的医生们对此特别愤怒，有个叫皮特的医生一直在强调，“这是医生应有的权益”，说着甚至扫射了起来：“只有像‘你们这些国家’的医生才会遇到这种事情！”医生没去进修，还上升成国家劣根性了？骨科老师当即抗议：“什么叫‘你们这些国家’？我告诉你，在我们国家，医护和警察、士兵一样是非紧急撤离人员，我们不会嫌贫爱富，愿意留在最艰难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能从疫情等重大卫生事件中挺下去的原因！”
我也反驳皮特：“马克医生不能去进修，还不是因为他所在的医院人手不足，而这里人手不足，不就是因为其他的医生去了‘你们那样的国家’进修后，被你们留下了？你们掠夺落后国家的人才资源，才应该为此羞愧！”原本滔滔不绝的皮特一下卡壳了，说他没听马克医生提起这个。另一位女医生替他站了出来：“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地方都需要人才，就像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虹吸效应一样，这很正常。”妇科周老师冷笑：“这时候你们又不担心马克医生的个人发展了？不担心这所医院的发展了？”我们最终不欢而散，唯一达成的共识是，院长伪造检查结果给人堕胎，必须严查。当然，法语联盟的医生反对的是堕胎不尊重生命，我们反对的是伪造结果谋财害命。为了避免再跟他们吵架，我和骨科老师吃完饭干脆自己一路问路找到了下午要评估的急诊科，打算错峰提前开始干活。刚跟帐篷里的护士打了个招呼，她们就像受到了惊吓一样，一窝蜂地跑到了院子里，大声喊着“琼斯”。没两分钟，穿着黄马甲的琼斯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为什么擅自来到急诊科！”他语气很凶，肌肉很吓人，我也有些不服气：“我们是来评估的，又不是犯人，为什么要遵守你的规则！”我们差点又要吵起来，被闻声跑出来的急诊科主任救了场。骨科老师和急诊科主任去进行专科评估了，我在外面吸烟消气。中午吵过架的皮特也跟了过来，和我一块在门口放空。他问我要了一根烟，却没有点燃，说自己已经戒烟了，只是放在鼻子前闻着。我们站了一会，皮特突然说：“你有没有觉得咱们很不自由？”我们一对眼神，虽然三观不合，但这个法语医生倒也不傻，毫无疑问，他也发现了，这群医生护士都在监视着我们。我们好像在楚门的世界里一样，只会看到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没来得及详聊，琼斯又来催促我们去进行下一个流程，对急诊科医生进行自由提问。
我心里不爽但又拿不出证据，故意站着不动，在他面前慢吞吞地抽完了一整根烟，才跟着他走进帐篷。我们开始提问后不久，也许是因为专业话题太过枯燥，琼斯离开了。我们一对眼神，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急诊科医生聊聊院长。急诊科主任名叫纽曼，是个很洒脱的中年人，嘴里叼着烟斗，穿着一套褐色手术服，白大褂像风衣一样披在肩上。纽曼医生似乎费力地回忆了一下，说院长有些很奇怪的规则，比如外伤尤其是暴力事件所致的外伤，一定要有警察立案或已调查的单据，才能进行下一步治疗。皮特问为什么？纽曼医生摆摆手说，害怕病人逃费啊，这样外伤的病人医保可不管，而且他们通常也没有医保，不在司法机构留下点底子，跑了怎么办。说到医保，他突然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然后清了清嗓子，低声说：“我要举报院长！”纽曼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病历，拆分给我们，他说，这是院长套用医保的证据。病历显示，某位女性病人以“军人家属”的身份，治疗了阴道直肠瘘和肛瘘。阴道直肠瘘和肛瘘，这不是很常见的疾病，皮特举手问道：“这个病人的瘘是分娩时造成的损伤吗？”纽曼医生摇头：“不是，这个病人是受到了强暴。”他有些感慨地说，这个女孩被送来急诊时正好是他值班，当时人家下体都鲜血淋漓了，院长却非要有警察的立案单据才让治疗，看得他非常不忍心。我摇头打断了他：“院长是在保护女孩啊，不等警察立案，万一警察不管怎么办？”纽曼医生一愣：“不不，院长没有那么好，他只是为了对方不逃费。”他似乎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骗保上来：“他可是在骗保啊！你们一定要严惩他。”皮特好像被他带跑了，点着头说，确实，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骗保是不对的……我白了他一眼，正想开口把话题拉回来，皮特冲我眨眨眼，无声地指了指病历上的名字：“崔西”。
一个女孩，因被强暴入院，院长要求警察到场登记，为没有保险的她套取了保险费用治疗，又做了一个假b超，鉴定为葡萄胎建议流产，这个故事的全貌到底是怎样的？纽曼医生的神色一下变得非常紧张：“这是警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关心，也管不了。”他目光看向我的身后，我一回头，吓了一跳，琼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们的身后，手上还用轮椅推着一个病人。他挺客气地说，不好意思，可能得打断大家了，我的朋友受伤了，必须拜托纽曼医生进行治疗。骨科李老师冷笑着问：“我们可以看着这位病人的治疗吗？”我们和纽曼医生的对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走出帐篷，骨科李老师给我递了根烟，一边挤了挤眼：“你看到他‘朋友’腿上的石膏了吗？”石膏一般是固定相邻关节的，那个所谓的“病人”的石膏却捆在了小腿上；而且石膏绷带还滴着水，一看就是外行匆忙中糊弄的。这个急诊，大概率是琼斯为了打断我们说话请来的道具。果然，我们在诊室外等了约五分钟后，琼斯单独从诊室走了出来，告诉我们：纽曼医生的治疗还要很长时间，应该无法再进行自由提问了。他用手指了指乌云密布的天空说道：“快下雨了！建议你们尽快进行讨论，并及完成打分表。”皮特医生一行人被他带走，我们则被赶进了一个没有座椅的帐篷。大雨很快就下了起来，甚至还有声声炸雷在头顶轰鸣，小小的帐篷好像随时就要被掀翻。我们像难民一样抱作一团，有一种要被灭口的错觉。打分表还是一片空白。我们都很清楚，现在肯定不止是打分的事情了。骨科李老师点了根烟，深吸了一口，开始自己的分析：“我猜，是院长强奸了女孩，又用医保来抵消自己该给的赔偿。女孩怀孕后，他伪造了彩超单子，想给女孩堕胎。他们说他‘已经付出代价了’，应该是说他被捕了，但他们继续举报，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被判刑？他还在找关系？”我觉得有点不对。我总觉得，这两个医生一边举报院长，一边又不是非常讨厌院长，比如马克医生，在我嘱咐他改善卫生条件时，他总是会辩解说他们院长有多么多么不容易，他们已经尽力了。眼科袁老师提出了一个疑点：“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很多信息，都不是为我们准备的？”我恍然大悟，是的，马克医生先说了自己不能升职，看我们不感兴趣才说了假B超的事情，但事实证明这一套在法语联盟的医生看来很重要。所以，他们在不断调整话术，目的就是挑起每一个评审团的怒火。妇产科周老师扇了扇烟味，不耐烦地说：“咱们就做本职的事情，反正就明早一早上就结束了，管这么多干嘛。”我们几个男人喏喏地掐了烟，不敢再说了。其实想想也是，我们的白大褂上绣着红旗，哪能凭借自己拼凑猜测的故事就多管闲事，还是完成任务赶紧回去要紧。没想到，第二天的评审里，最先爆发的反而是这位女医生。
当时，和前几次评估一样，周医生在和接受评估的柯特奇医院妇产科医生交流技术问题，我们在外面评估环境。我和皮特正偷懒吸着烟呢，就听帐篷里突然爆发出一串响亮的国骂。我和皮特吓了一跳，连忙跑进去，妇产科周老师正满脸怒气的站在诊疗床旁，旁边站着一个还在抹眼泪的护士。看我们进来，她一挥手：“李老师、小谢你俩把门给我看好，别让那个‘美团外卖’进来”——她昨天就说琼斯穿着黄马甲，像个美团外卖一样——接着周老师凶神恶煞地对着黑人女医生说：“你重复下你刚刚说的话，关于院长恶行的。”人高马大的皮特被这阵仗吓得躲到了我身后，我也有点想跑。黑人女医生嗫喏着说：“院长逼着我骗产妇，说肚子里是死胎，明明胎心很好的……”她声音越说越小，周医生索性打断她，自己补充道：“你说这个院长变态不，逼着我们产科医生去堕好的小孩，完事后还要拿着这件罪行要挟我们医生。”“这还没完，你听听这个护士对院长的评价。”她凶悍的目光转向护士，我们也齐刷刷地看过去。女护士只敢抹眼泪不敢说话了。周医生等了半天，又憋不住替她说了：“这个护士居然悄悄告诉我，其实院长很好的。还有这个医生，也告诉我院长其实很好的。你们有病吧？他做这样的事，怎么好？他到底要挟你们什么了？”她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你们给我说清楚，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了。”黑人女医生和护士嗫喏着不敢说话，周医生撸起袖子眼看要打人了，我犹豫着要站哪边，病房里乱作一团，正在这时，琼斯从门口挤了进来。我们都以为他又要搞什么鬼阻拦我们，周医生深吸一口气要发火，没想到琼斯突然冲她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对不起各位，我骗了你们，别难为这儿的医生了，我跟你们去会议室说清楚。”去会议室的路上，周老师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最前面，皮特躲在我身后，指着她的背影，小声地用中文说：“花木兰、花木兰。”进了会议室，琼斯的神情没有了之前的傲慢，弓着腰，又向我们所有人鞠了一躬。他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小声呢喃道：“对不起，我不是卫生部的特派员，也不是这家医院的员工，其实，我是院长的儿子。我爸爸确实像大家怀疑的那样进监狱了，而且进监狱的原因，和被强奸的女孩有关系……”周医生突然扬起了手：“你再在这打谜语我就上手了！”“我只是在遵循父亲的意思，继续帮助那个女孩。”琼斯用极快的语速，说完了这句话。
琼斯是在父亲入狱后，才从医生们口中得知发生了什么。女孩崔西刚被送到医院时，她严重的伤势震惊了所有人：阴道、肛门严重撕裂，全身血迹斑斑，人近乎昏迷。急诊科医生纽曼报了警，但警察却推三阻四不肯来。院长试图威胁警察不出警他们不治疗，对方还是没有反应，他索性报警声称有病人想逃费，这才有警察姗姗来迟。女孩告诉警察，她是被一群人强奸的，场面很混乱，但她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是镇上很有名的富家子弟。但警察当着医生的面回答说，他们没有条件申请做DNA检测，把院长自己取的精液样本扔掉了。没有凶手，就没有人支付赔偿。女孩因为暴力导致下体永久撕裂，也就是阴道直肠瘘、肛瘘，需要手术治疗及长时间护理，她已经没钱治疗了，打算出院。院长自己是退休军人，索性就套用了自己的医保给女孩治疗。当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那个所谓“富二代”到底有多大的势力，院长仍然在为女孩催问警方。最后他们只收到了一个敷衍的答复：是女孩看错了，强奸她的是一个反政府组织，警方找不到人，已经结案了。与此同时，女孩结束了造瘘手术回到柯特奇医院，柯特奇医院的医生们才发现，她怀孕了。在这个国家，堕胎是违法且违背信仰的，死了都要下地狱。就算强奸导致的怀孕也一样。绝望的女孩在医院里第一次自杀。护士救下了她，会使用B超的全科医生马克医生给女孩做了假的B超证明，告诉她即使堕胎她也不用下地狱；妇科医生为她做了流产手术。也许是因为医院坚持治疗女孩和催问案件调查结果，那个“富二代”被激怒了，直接带着很多人来医院威胁女孩，碰到医生护士的阻拦，也毫不客气地对医生护士动手。终于有一次，退伍军人出身的院长忍不住还手了。当天晚上，院长就被警察带走。也许是后悔连累了众人，女孩自己出院了。两周后院长出狱，四处寻找这个女孩，却得到了她自杀死在家中的消息。
我很难想象，一个五十多岁，一生在军队、基层医院坚守，没有低过头的老人，在帮助一个最应该被帮助的人、走他认为最正义的一条路时，一脚跌入了深渊，心里会多难受。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医生做了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接着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捕，自己想帮助的人因愧疚自杀，他们又要怎么接受这个结局。事情不能在这里结局。这已不止是为了一个逝去的女孩，更是为了所有人心里的公义。富二代威胁医生们就此闭嘴，否则会把他们非法为女孩堕胎的事情捅出去。这个威胁启发了院长，他干脆举报了自己：私自堕胎、伪造检查、侵占医保。他把马克医生做的B超、女医生做的流产手术，都揽到了自己头上。一方面替同伴们顶雷，另一方面，院长知道，这里的警察已经和这个“富二代”沆瀣一气，他寄希望于能在上法庭受审时，直接向法官说出事实。但他算错了。他是被捕了，却根本没有开庭审理，而是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这个“富二代”的势力，已经覆盖到了当地法院，可以说是土皇帝一样的存在。监狱外的医生同僚们想尽办法想要帮助院长，正在这时，外国评审团来到了柯特奇医院。琼斯说，最初医生们是对评审团的人如实以告的，但不知道是不是院长被捕的结局吓到了他们，他们面上都表现得很冷漠。可是他们回去后，琼斯却听说，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被提审了。医生们从院长被提审的问题中一点点倒推，发现应该是评审团中有某位专家上报了院长非法堕胎的事件，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这可能是一条路。借外国评审团的上报，直接让更上级的人介入调查这一案件，才能制裁土皇帝一样的富二代。但医生们不知道评审团中谁会帮助他们、谁能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不断重复着这曾经带来一点点希望的方式：迎接评审团，举报院长，迎接评审团，举报院长。琼斯也辞去了自己原本的工作，假扮成“卫生部的联络员”，和医生们唱红脸白脸。他们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不能直接说出整个故事，因为这样会把别人吓退；相反，可以引导评委们怀疑院长，因为院长没什么势力，大部分人都愿意小小地举报一下他。他们不指望评审团勇敢，他们只希望评审团“多管闲事”一点。而我们，是7个评审团中第一个想要追根究底，听到真实版本的人。不知不觉间，会议室外站满了人，其中就有马克医生、纽曼医生。马克医生说，他们都是来为琼斯作证的，如果我们有任何不相信的地方，可以向他们追问。纽曼医生说，他只是想保住这家医院，保住自己的工作。琼斯含着眼泪，小声地道歉：“对不起，我们不该用这种不合适的方法，将大家拖入救我父亲及帮助已死女孩的这件事。”在他对面，皮特和法语医生们鼓着掌大喊“漂亮”、“骑士精神”，而中国医生都很安静，我看见好几个人悄悄红了眼睛。最终，我们记下了所有材料和证据，在评审表格的每一个空格中，写上了“5”。我知道，我们大概率帮不上他们。中国援非的原则是不干涉内政，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拿什么东西去威慑他们。而有些援非团队是代表民间基金会来做审核的，可以直接决定大笔资金是否在布隆迪落地，因此非常有权力。这种“评审团”，大概就是他们期待的，能扳倒“土皇帝”的存在。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评分表上写上一个中位数。不是最差，让这所医院停办；不是最好，让这所医院通过评估，而是中位数，我们让审判继续。写下这个数字的瞬间，我突然想起来，这是第7轮评估。在我们的前面，还有6个我从未见过的评估团，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相识，但每个评审团中都有至少一个人，决定把这个希望传下去，就像我们此刻做的一样。我们和柯特奇医院的医生们约定，如果没有消息，就继续努力，直到有好消息，再通知彼此。10个月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到了皮特的消息。他告诉我，那个凶手终于被通缉了，琼斯的父亲也被放了出来。但他不确定这是因为我们和医生们的努力，还是因为他们内部的斗争，因为医院最终在某一次评审中被取缔了，他无法再联系上马克医生、纽曼医生或是琼斯的父亲。当时我已经结束了第一次援非任务回国，千方百计，找到了湖南建工的一名工作人员，替我去柯特奇医院看一眼。湖南建工的朋友给我传来了照片，夕阳下，只有断壁残垣。
湖南建工发给我的照片
医院已经被拆除，我不用再担心马克医生因为用水盆洗手感染超级病毒，也不用担心糟糕的卫生条件造成医疗事故。马克医生、纽曼医生，大概都能出去进修，去更好的医院了吧。但我想，他们一定也会像我一样，常常想起这家最破旧的帐篷医院，风雨都挡不住的帐篷下，一群医生紧紧挨着，等待天晴，继续去病床间奔波。无界的故事下经常出现一句评论：“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这个故事里，不止没有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甚至没有唯一的主角：我们以为院长是独自负重前行，但其实在女孩被治疗的全程，是护士阻止了她自杀、马克医生做了B超手术、妇科医生做了堕胎手术；谢无界和同事们，和曾经吵过架的法语医生们，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流下一样的眼泪；甚至就连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前六个医生评审团，也在用打中位分的方式，让这场接力继续下去。这是一个现实且浪漫的故事。我们不相信唯一的英雄，但我们相信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有一样的，英雄的心。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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