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的互助养老火了:陪诊、买药、上门陪聊,不花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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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款百万,不敢退休”的今天
送饭、买药、上门陪聊、理发……
等未来自己有需要时再换取相应时长的养老服务。
2013年,史秀莲在南京市某社区发起“时间银行”试点。她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许是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养老新方案。
注:“南京时间银行”现改名为“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
责编:陈子文
79岁的芮祥云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这里是南京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区之一。平均每4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
2010年,丈夫离世后,芮祥云成了空巢老人,日子变得难捱。年轻的时候,她是南京“1002厂”的工程师,培养了一对极为优秀的儿女。儿子毕业于南京大学,1998年前往美国定居;女儿工作地点在20多公里外的开发新区。
疫情期间,芮祥云后遗症发作,一度请不到合适的保姆,直到她遇到了“时间银行”的志愿者詹宁辉。送饭、拿药、陪诊、陪聊,孤独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依靠”。
为了更好地照护老人,志愿者詹宁辉通过“时间银行”的培训考取了中级养老护理员资格证。每隔一周,詹宁辉会上门为芮祥云更换造口袋,她成了芮祥云生活里最亲近的人——“犯低血糖,走不动路了,一个电话,她就会骑电动车载我回家”。
加入“时间银行”3年,詹宁辉积攒了630多个小时的服务时长,帮扶过的老人已经接近百位,她看到了太多衰老的无助与无奈。
像詹宁辉这样的活力低龄老人,是“时间银行”志愿者的主力军。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身影加入“时间银行”。23岁的陈馨怡,2022年末加入“时间银行”时,她的初衷很简单,希望自己积攒的服务时间,可以在未来“转赠”给卧床的奶奶使用。
陈馨怡持有专业的养老护理员证书。高二那年,她的母亲和爷爷相继因病离世,短短几个月,这个18岁的女孩签署了5份病危通知书,以至于她经常出现幻听,抢救室里仪器的警报声经常在耳边徘徊,让她感到窒息。
线上预约挂号、复杂的导诊系统,让老年人普遍遭遇着“看病难”的问题
在“时间银行”,陈馨怡为半失能的老人理发、助洁、按摩,也提供测血糖、量血压、翻身等基础的医疗护理服务。
陈馨怡做的最多的还是精神慰藉服务,“老年人最缺的是陪伴”。
什么是“时间银行”?过去十年里,“时间银行”的推动者史秀莲在向老年人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常常遇到难题。
有老人一听到“银行”二字,就以为是要交钱的,特别抗拒。史秀莲努力用最简单的方式向老人们解释:“你可以帮别人买菜、买药,上门打扫卫生,这些时间都可以被记录下来,然后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兑换你需要的养老服务。”
老人们普遍不愿意住养老院,不到迫不得已,都会在自己家里养老。好多半失能的独居老人,上个厕所摔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延误了治疗的黄金时间。
为什么不住养老院?史秀莲一度苦口婆心劝说半失能的老人,但慢慢地,她开始理解老人们的想法,高端养老院收费高昂无法负担,普通养老院自由度很低,还可能会让外人觉得“儿女不孝”,新闻上爆出的养老院负面新闻更是让老人们“恐惧”、“害怕被欺负”。
但居家养老面临巨大缺口:一方面,缺少专业的护理人员和上门服务规范,国家卫健委2021年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约有4500万,但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
另一方面,昂贵的价格——动辄几百元一次的上门服务,让中低收入老人“不敢想象”。
“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这个城市尽所能地帮助我身边的人,然后在我的家乡,也有和我一样的人愿意帮助我的爸妈。”
在她走访的家里,有一个场景让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位60多岁的独居老人常年用一块砖头抵着门,留一道门缝,以便自己在家中遇到意外可以呼喊邻居,那道门缝成了孤岛老人和外界的唯一连接。
查阅资料的时候,史秀莲看到了一个名为“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概念,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Edgar · Cahn)提出,并且已经在全世界多个发达国家开始实践,“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储存在那里,等到年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
2013年,史秀莲开始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希望能够作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模式。
直到2019年,南京市政府印发“红头文件”,宣布在南京市12个区的247个社区启动“时间银行”试点。如今,全市已有1447个“时间银行”服务点。
南京市在全市推开试点之后,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以及更多的信任基础,政府也给每一笔订单上了保险,保障志愿者、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的安全。
南京市政府还规定了几类“免费发放时间的老人”,包括特困老年人、低保家庭中失能老年人、80岁以上的“双老”家庭或独居老人,以及农村留守老年人等等。
这个系统类似于滴滴打车,老人们在平台上下单,包含上门保洁、理发、精神慰藉、代买菜、买药、陪诊等20多种服务项目,志愿者接单后上门服务。“所有的流程都是有轨迹的,志愿者到哪里了,是服务进行中,还是已经结束了,我们在监管平台上都能够查询到”,史秀莲向我们介绍。
由于考虑到大多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老人们可以让志愿者、家人代下单,或者在服务点提前统计老人需求后统一发单。如今,平台注册志愿者和使用者的累计人数已经超过20万。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许是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十年的“养老志愿服务”经验,也让史秀莲意识到,生命的后半程,最日常的事务也会沦为高难度的体能挑战,两三百米的路,可能走起来像是没有尽头。
“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法体会老了以后的那种无助感”,正如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说,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然而衰老的过程就是逐渐变成“依存性的存在”。
拿当下南京市的市场价格估算,家政保洁最低50块一小时,两小时起步;陪诊,最低200元一小时,加上检查化验时间,一次可能要花去四五百元,相比之下,南京市人均养老金仅为3000多元。
“养老如果只是一门生意,其实会有很多隐形风险,更何况不是每个人都能存到足够的养老积蓄”,这些年史秀莲深有体会:“很多人的收入都打了折”,存款的购买力因通货膨胀而不断缩水。
“这是一种入门简单也最便宜的养老方式,即便我收入很低,但只要存了‘时间’,我也可以扛一阵子。”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是“时间银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不同的工种、职业,付出同等时长的劳动后,存储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史秀莲举例,市面上,一位心理咨询师的收费可能是每小时500元,一位保洁阿姨的收费是每小时50元,但在时间银行,他们的“劳动价值”没有差异,“一小时就是一小时,时间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曾有学者质疑过这种“无差别”的时间记录方法,史秀莲认为,把时间的价值分为三六九等,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但在志愿服务条例下,付出的时间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
不过,“时间银行”的发展仍旧面临一系列难题,我国人口流动率很大,一个人可能会在A市工作,B市养老,那么,存储的时间能否实现跨地区“通存通兑”?不同城市,能否提供同样的政策支持?
2020年起,南京模式的“时间银行”在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探索,至今已经在全国3个省份的5个城市进行试点。但由于不同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各不相同,人们对养老的需求也很不一样,要打通城市之间的“承认机制”,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以确定的是,“时间银行”已经成为全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探索方式。
参考资料:
新华社|4000万失能老人如何照料?我国进一步明确怎么服务、谁来服务、如何买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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