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给个人发钱吗？

除了已有的社会保障机制，比如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中国最近十年也向两类群体直接发过钱，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副作用。这两类群体是：拆迁户和贫困户。前者依靠的手段是PSL，通过棚改货币化发放资金总计约3.5万亿元。后者是扶贫攻坚战，通过各类扶贫专项资金共发放超过1.6万亿元。从政策效果来看，棚改货币化取得了明显的房地产去库存效果，并对冲了上一轮房地产下行周期（2012-2015），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低迷的房地产和土地财政。扶贫攻坚战的成果是第一次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因此步入小康社会。

造成的副作用也比较明显：给拆迁户补偿发钱，造成了房价飙升，客观上出现了“涨价去库存”的现象；也制造了很多靠“再分配努力”发财致富的负向激励效应，扩大了贫富差距，降低了生产性努力和企业家精神。给贫困户发钱，总体上将人力成本买贵，很多低端收入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养懒汉”的现象，造成了企业人力成本大幅攀升和通货膨胀压力。事实上，无论是给拆迁户发钱造成的房价上涨，还是扶贫攻坚战造成的人力成本上升，都降低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逐渐开始出现用工荒，产业链开始出现外迁。

当然，任何政策都是有副作用的，关键是如何审时度势，如何科学取舍。2021年的“三条红线”，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上一轮房地产周期的治理和纠正。疫情后对给个人发钱一直持谨慎态度，也是考虑到扶贫攻坚战已经发了不少钱，害怕再次出现“养懒汉”的问题。

疫情后，中国虽然没有直接给个人发钱，但一是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以优惠信贷资金的形式给中小企业“发钱”，企图从供给侧-生产端发起带动需求侧-消费端。二是专项债支持的大型基建投资，则通过“涓滴效应”，将钱流到实体经济的个人手里，算是通过社会生产动员给个人“发钱”。这样做与发达国家直接给个人发钱不同的是，从供给侧-生产端发起，会保住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但是副作用是容易引起产能过剩与价格内卷，特别是专项债对收益率的要求，倒逼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因此，这些撒钱方式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货币分配不均，容易引起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恰恰是疫后中国经济的困境。

再总结一下，通过专项债和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就是通过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发钱”，会形成两种货币运动方式：一是预算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会投产大量的发改委要求的有收益率的项目，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赛马锦标赛的环境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产能过剩。二是预算硬约束的民营企业，当然不会投没有利润的项目，但私人资本是逐利的，因此就有动机借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优惠利率进行套利，导致了银行很多信贷资产存贷款利率倒挂。

这样，以商业银行信贷-M2投放的货币就大量囤积在三个机构的账户上：

1，国有企业，利率低到令人发指，有些授信都破2%。它们借着低利率囤积了大量资金，但不轻易花掉，因为合规、审计和免责文化，只能继续存在银行里或者以公司理财或现金管理的形式存在。

2，地方平台，大约八成以上的新增债务用来借新还旧以及还利息和保持日常运营，无法形成新增货币投放到社会中。

3，套利机构，一些中小企业在需求不足的环境里也找不到好的项目，但是低利率信贷的诱惑让其贷出资金进行套利，比如有些中小企业主拿着3%左右的优惠贷款换成美元买5%左右的美元理财。

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作为货币第一大国、M2总量突破300万亿元、利率也是历史新低的经济体，却让人感觉四处缺钱。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货币的投放渠道出了问题：钱流到了限制最严格、最没有自由度和活力、货币流通速度最低的领域。

回望过去，次贷危机后到2021年之间的十几年，中国货币创造、投放和流通渠道是不断下沉和分解的，就像一个大动脉连着好多毛细血管，放的钱可以普惠的流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大动脉就是“房地产+土地财政”。上游是房地产投资和地方基建投资，下游是围绕着住房的耐用品消费，包括家具、家电、家装、汽车等。毛细血管的钱流到了建筑工、搬运工和制造业工人的手中，因此货币的流通和分配是普惠的。这种模式，即通过房地产+地方平台信贷的模式，创造了150万亿元以上的M2。这些货币主要掌握在围绕着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与消费的民营企业和个人手里。

随着房价水涨船高，房地产作为抵押品的价值也升高，个人也能更便利的发行货币——房地产抵押贷款对应着就是发行了对等数量的银行存款即M2。这样，通过房地产+地方平台的土地信用创造的土地货币，投放到了民企和个人手中。这部分群体不像存在诸多约束和合规限制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可以自由的支配手中的现金流，进行消费和投资（买房地产和股票）的意愿较高，因此具有较高的货币流动速度和货币乘数，扩大了社会需求提高了经济活力。

所以我们看货币不能看货币总量，还要看货币持有者的结构，即300万亿元的M2在谁手里。总量上钱是不少，但如果不在活力最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手中，也不在最需要钱的群体手中（最近屡屡发生因没钱生活而自杀的极端事件），不在最有资源配置效率的企业家手中，就很难发挥出货币的社会动员功能。货币也会窖藏在受限的账户中成为“死钱”，而不会形成总需求刺激经济走出通缩。需要认识到货币具有“量子模糊态”，是活钱的时候会发挥流通手段的功能，沉寂为价值贮藏的功能则会变为死钱。这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就是预期和信心问题。不敢消费，不敢投资，就是货币性的寂灭和货币功能的塌缩。

中国的确曾经给两类群体发过钱，一个是贫困户，一个是拆迁户。那么在当前需求严重不足的形势下，是不是又该给个人发钱呢？我个人认为：

第一，棚改货币发给拆迁户巨款，在上一轮房价上涨周期固然造成了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副作用很大，但在当前房价濒临崩溃房地产已经出现危机的的形势下，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需要组织政策层和专家团队进行集体科学论证，探讨一下在实施“三大工程”中加入棚改货币化的必要性，再次启动中国式量化宽松工具PSL进行发钱，这样可以立即创造一部分购房需求。当然这个做法肯定会带来非议，但这是权衡利弊后的次优选择，需要政策层有科学决策和担当精神，具有行动的勇气——政策就是取舍。第二，给贫困户发钱，我个人认为不能再搞运动式扶贫，而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先把给个人发钱的渠道建好，规避货币的滥发和寻租套利。上一轮扶贫攻坚战是用在“救穷”上，这一轮应该将资金用在“救急”上，不要再发生因为没钱导致自杀的悲剧。

疫情三年，特别是“三条红线”后，出现了大量新的金融难民、债务难民，中国“老赖”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这么多人因为信用问题被隔离在正常的社会体系之外，恐怕也不是老赖个人的问题，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转体系恐怕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么庞大的群体怎么办？应该抓紧研究推出个人破产制度，加快完善个人不良资产处置和司法救助体系。中国第一次经历房地产这样的下行周期，持续时间之长，调整幅度之大，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没有提前构建好房地产软着陆的缓冲垫。

次贷危机、疫情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了范式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化”（王造，《极简央行课》，P125）。央行不仅只是高高在上的作为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而是作为影子银行的银行（购买证券化产品），交易机构的银行（购买国债和其它金融产品），资本市场的银行（维护股市和国债稳定），还是企业和个人的银行（给个人和企业发救济金）。那么中国的央行能否做到这一点，身兼多重角色呢？我看还需要一个演进的过程，当前还没有完全转变为现代央行，还是一个传统和保守的央行。要成为现代央行，需要有一个发达的货币金融体系，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让央行可以作为交易商，市场化的在金融市场中做交易，而不是像传统央行那样发号指令靠窗口指导控制市场。

通过资本市场牛市和房地产等居民核心资产价格的上涨，在个人金融账户上创造浮盈，其实也是一种“发钱”方式，可以最有效的提振预期和信心。这是一种典型的财富效应。

能否直接给个人发钱，还取决于央行与财政部门的配合。毕竟虽然钱是央行印的，但是如何发，发给谁，计入哪个赤字账户，以后如何消化这些债务，还需要财政部门来操作，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信息体系和账户系统。这是个系统性工程。

中国人口这么多，如果无差别的滥发钱，很容易引起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一旦通胀起来，实际收入和购买力被稀释，又不得不继续更大规模的发钱，最终很可能造成“通胀螺旋”，到时很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要不要给个人发钱，一方面要抵制货币民粹主义，不能认为给老百姓发钱了就能解决当下所有的深层次问题，要站在现代央行和现代财政体系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这个客观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群策群力、科学论证、客观审视，及时抓住当前CPI稳定，PPI还是负值的时间窗口，将中国货币政策的框架再向前推进一步，借鉴发达国家央行控制资产负债表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做法，适度加大数量型工具的力度，比如央行直接买国债，支持财政部门在经济下行期创造需求。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货币和财政体系上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现代货币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一个有效的财政投放渠道。让钱掌握在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民营经济主体手中。同时少建点形象工程，把节约的钱投放到民生领域——民心才是最大的工程，才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产。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从抽象的国家主义走向具体的人本主义，让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能感受到安全感和获得感。这才是发钱最终的目的，而这仅仅靠发钱又是买不来的。

中国会给个人发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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