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去世：从家庭主妇到诺奖得主，她写出了女性的困境和反抗

7月前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13日晚，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在安大略省的疗养院逝世，享年92岁。

从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并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起，始终不停写作的门罗几乎获得了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2012 年，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出版之后，门罗宣布封笔。2013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将她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阿特伍德和门罗是交往多年的好友，她曾评论说：门罗虚构世界里充斥着许多这样的配角，他们藐视艺术作品、艺术技巧以及任何矫饰或卖弄。与这种态度及其引发的自我怀疑形成对比的是，她故事中的主角必会为了获得足够的自由好让一切可能发生而努力。她笔下的人物极尽所能地与“精神荒芜”战斗，反抗着令人窒息的重负，他人逐渐逝去的希望，强制性的行为规则，以及所有形式的噤声不语和精神压抑。

女性自我的迷失，对控制的甘于臣服，以及背后的深层痼疾，这些东西始终萦绕在门罗数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柔韧地在这块被宏大主题挤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着。

文｜黄昱宁

一

坐着的时候，身体最可耻的部分就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我的屁股在光滑的椅子上发出了声响。不过，精致的咖啡杯和咖啡碟在他年老体衰的手中咔咔作响，把这响声几乎淹没。（《温洛岭》）

艾丽丝· 门罗(摄于1981年)

艾丽丝·门罗暗示我们，短篇《温洛岭》里的那个女人进门前，甚至在接到那个奇怪的邀请时，并不是毫无预感的。所以，当长着一头冷酷的银灰鬈发的温纳太太领着她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最后在一个四面墙上钉满挂钩却没有镜子的房间里停下来时，她顺从了。温纳太太看着她脱掉外衣，然后说：“现在，其他的。”

女人觉得外头的门不可能上锁，找回去的路也费不了什么力气。可她还是脱了。靴子、袜子、衬裙、胸罩，然后涂上乳液。就是她的舍友妮娜身上的那种味道。路过镜子时，她尽量不去看。

不出她所料，屋里的普维斯先生穿戴齐整。深蓝夹克，白衬衫，灰裤子，还有领带。普维斯先生跟她握手的时候就好像根本没发现她没穿衣服似的，似乎她只是“妮娜从学校带回来的朋友”。妮娜说起过这位朋友学哲学，于是普维斯先生就跟她聊柏拉图、空洞理论、伯罗奔尼撒半岛，毫不理会她脸上一阵阵发烫。

在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中，这一大段充满情色意味的描写相当罕见，但这个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女主角，倒是她笔下最常见的类型：来自安大略的某个在城镇化进程影响下越来越凋敝破落的农场，亲戚众多，关系也算紧密。略谙世故后，她进入更大的天地——伦敦，虽然那只是安大略省的伦敦市。她在大学里读英语和哲学，业余还要在餐厅打工。对那个显然是被“城里的男人”（他们每天都穿西装、把指甲修剪得那么干净）包养并送来念书的舍友妮娜，她既颇为鄙夷（“她不懂维多利亚时代，也不懂浪漫主义”），又怀着某种异样的感觉——无论对她身上散发的香味，还是那辆一直来接送她、监控她的黑色轿车。

这种感觉是恐惧是好奇还是艳羡，“我”不会坦白。“我”只是在妮娜谎称发烧时，仿佛顺理成章地接受普维斯先生的提议，“代替”妮娜去看望这位孤独的富翁。人们喜欢随随便便给只写短篇的门罗贴“惜墨如金”的标签，但她在该铺陈的地方一个字也不会省俭。“我”走向那个房间的过程，每一步都被处理成了慢镜头。所有这些铺陈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当“我”如同中蛊般自己脱掉衣服、自己走进房间，甚至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普维斯先生面前背诵《西普罗郡少年》时，读者既被这一幕震撼，为之不安，又觉得格外自然。

接下来怎么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安吉拉·卡特大概会在地板下打开一道暗门，通往蓝胡子公爵的地窖，萨拉·沃特斯或者珍妮特·温特森也许会在千钧一发之际，安排妮娜出场，让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演变为两个“同仇敌忾”的女人的愤怒逆袭；当然它也可以成为真正的情色小说——椅子上包着的毛皮，墙上的镜子，凡此种种，从符号到道具不过一步之遥。落到《五十度灰》的作者手里，餐盘上的那只被普维斯先生“演示如何将肉从骨头上剥下来”的康沃尔鸡，应该就不仅仅是一只鸡了。

诺奖得主当然能抵挡常规程式的诱惑，同时悬空读者的期待。于是，正当女人一首接一首念下去，渐渐“羞耻感消隐”时，普维斯先生一挥手抽走书本。他的评语是：“不错，你的乡音非常合适。现在是时候送你回家了。”门在她身后关上。衣服一件件穿回来，羞耻感也跟着卷土重来，分量是原来的好几倍，而且这回是毫不客气地烙下了印戳，灵与肉各领一份。普维斯先生一个指头都没有动她，却一举击溃了她所有赖以自欺的信念。而且这一幕的象征意味将越过“我”，直抵妮娜本人。至此，习惯门罗写法的读者应该能隐隐猜到，妮娜的私奔只是昙花一现，她终将自愿回到普维斯先生昏暗的房子里去，而曾与她一起逃离的情人，也必将带着“干涸的饥荒表情”，以那种看起来非常理解她的口气说：“改变心意是女人的特权。”

真正对妮娜感同身受的那个人还是“我”。“我”造访普维斯先生的那个晚上，是这两个女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也构成了她们某种辛酸的和解。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终日沉浸在图书馆里，写论文，得无数个A，可是她知道，这一切都不重要，那把椅子上的毛皮还在刺痛着她（“那是挥之不去的刺痛之耻”）。她确定：“归根结底，他还是对我做过些什么的。”

到底做了什么呢？普维斯先生老练的手腕轻轻一翻，就仿佛打造出了桑塔格所谓的“色情社会”的微缩景观，他是否借此让女主人公认定，哪怕接受再多的教育，她也跟妮娜毫无二致——都只能扮演那种社会给女性指定的角色？或者说，普维斯先生将她打回原形，成为又一具“第二性”理论的鲜活标本，并且带给她（以及读者）这样的警示：女性主义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其实从未实现，也许归根结底只是个幻觉——甚至你越是努力奔向它，就离它越远？

不过，艾丽丝·门罗并不是桑塔格和波伏娃，给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指出这样的阐释方向，并不是她的任务和本分——她在文本中流露的态度，远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暧昧。“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确实认为做个男人也挺不容易的。”与当代很多大作家一样，门罗在访谈中的这番表态与其笔下的小说文本互相嘲弄，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其作品的组成部分——更明确地说，是一种文本之外的叙事策略：其欲盖弥彰的姿态，本身就对7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陷入的困境构成反讽。

电影《胡丽叶塔》剧照

在《温洛岭》的结尾，“我”把妮娜忘在私奔男友那里的胸罩放在信封里，扔进普维斯先生家的信箱。“我”知道她一定在那里。赶去上课的学生、出门抽烟的人，都从“我”身边路过。“我”想：“他们要做的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刹那间，门罗转过一个更大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他们”里，甚至也包括了男人。

二

《温洛岭》选自短篇集《幸福过了头》，出版于2009年。而写作书中篇目的那两年，她正在经受癌症的折磨，一直活在“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设定中。这些峰回路转、技术已经非常纯熟的故事，一旦被抽象提炼，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但门罗却有足够的自信和气势，通过她的叙述，将读者引导得如临其境。评论家都注意到，这些小说比之前的作品略微多一些情节剧的元素，而刻意的反戏剧化本来是门罗作品中较为鲜明的特质。这很难不让人揣测，作者将她自己对时日无多的焦虑，隐隐施加到了人物身上——她需要用更快的速度推进故事，更简洁的方式揭示命运，更大的密度展示技术。作家的冲动在字里行间闪烁：在假定（所幸只是假定）的谢幕时刻，对于那些她写了几十年的母题，也许真的到了总结陈词的时候。

将《幸福过了头》与门罗的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1955）对照起来看，她的创作脉络会显得更为清晰。比方说，你完全可以将《幸福过了头》里的这篇《温洛岭》和《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名篇《办公室》放在一起看，看出它们之间深层次的呼应关系。《办公室》确实是那种只能写在70年代之前的作品，小说里的“我”显然是响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号召（“女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在城里租一间办公室用来写作。房东麦利先生的形象颇具漫画特征，有一张“轻而易举地就让人想攻击的胖脸”。他锲而不舍地骚扰新房客，试图用绿色植物和茶壶将她的办公室改造成温馨寓所——因为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无论“我”如何坚辞或婉拒，麦利先生始终认定“淫荡与写作，有一种暧昧的美妙关系”，所以对于一个在外面租房子写作的女人，他有权要求她听他讲猥琐的笑话，有权窥伺她在“写什么”，有权在房门上贴恶毒中伤她的便条。小说结尾，“我”只能落荒而逃，退租搬走，但是，“等到那幅情境渐渐淡化时”，“我”还是准备再找一间办公室。比起绵延在《温洛岭》结局的那种羞耻感与宿命感搅拌而成的悲凉来，《办公室》传达的情绪要简单得多——愤怒、质疑、抗议，这些强烈的情绪里终究还承载着希望，调子大体是乐观的。这正是五六十年代女权运动方兴未艾时的普遍现象。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我不明白那些把门罗作品归纳为“不谈政治”的人，究竟将“政治”这个词定义在怎样狭窄的范围里。那些散文化的、关于加拿大乡镇变迁的篇目，记录经济与自然的角力，传递作者对全球化和城镇化的疑虑——尽管表达得婉转而恬淡。其中，不足万字的短篇《亮丽家园》则干脆直面“加拿大式强拆”，将人类社群用“集体利益”的名义逼个体就范的过程，写得既准且狠。当然，这些在门罗作品中的比重最多不超过两成，其余的，也是门罗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几乎都可以嵌入标准（甚至大部分已经过时）的性别政治的范畴。性别政治算不算政治？鉴于总有人在讨论女权算不算人权，所以“性别政治算不算政治”居然成为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老实说，哪怕真的存在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类作家，门罗也绝对不属此列。

在《幸福过了头》中，被书评家谈及最多的两个短篇，不仅性别冲突最为激烈，而且不避开暴力和杀戮，略微脆弱一些的读者，会被其中涉及的六条人命，震撼得难以入睡。《多维的世界》里的多丽，没有觉察到丈夫的控制欲已经强烈到极度病态的地步，更没想到她只不过一言不合、出门与闺蜜多待了一会儿，回家就目击丈夫手刃三个孩子的人间惨剧。丈夫进了监狱，再也无法将自己拼成一整块的多丽仍然像木偶一样等待着丈夫手里的那根提线——她不愿意承认，唯有丈夫从狱中写来的那些“仍留有他过去夸夸其谈痕迹”的信，才能须臾麻醉她的痛苦。他替天堂里的孩子代言，说他看到了他们，说他们过得很好。一如既往，他的话在多丽心中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牢牢地盘踞在她心里，就像是一个秘密”。

另一篇《游离基》中透视两个女人之间竞争关系（当然是为了男人）的角度，刁钻到了彻底刷新我阅读经验的地步：一个上门打劫的亡命之徒，告诉身患绝症、新近丧偶的寡妇自己刚刚枪杀三个家人（又是三个）。半是恐惧催生的急智，半是某种深埋于潜意识的倾诉欲，让她“编”出了一个流畅的故事——关于妻子（她自己）如何毒杀即将上位的小三——作为与凶手交换的“秘密”稳住他，帮助自己脱离险境。小说最后，作者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至少有一半并不是编的，只是角色错位——寡妇自己，才是那个曾经的小三。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在经过那么多年之后，以这样的方式了结（或者延续），简直惊悚之至。劫匪夺门而出之后，寡妇心里一阵绞痛，她的结论是：现在才明白失去那个男人的滋味。仿佛空气离开了天空。

仿佛空气离开了天空——这已经不仅仅是爱的问题了。女性自我的迷失，对控制的甘于臣服，以及背后的深层痼疾，这些东西始终萦绕在门罗数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柔韧地在这块被宏大主题挤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着。起初的故事，处置人物（尤其是将其推往绝境）、揭开伤疤时，她下笔是略显犹豫的，但需要作者表明态度时倒从不怯场，那时的门罗甚至偶尔并不掩饰一个斗士的姿态。到了后期，情况正好倒过来，人物和情节趋向惨烈、不留余地，门罗自己的态度倒越来越柔软，对笔下女性及其环境的悲悯和理解溢于笔尖。

电影《柳暗花明》剧照，该电影改编自门罗短篇作品《熊从山那边来》

甚至，《幸福过了头》的标题作品，那个篇幅接近中篇（novella）、框架足够吞吐长篇（fiction）的短篇（story），索性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俄国女数学家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为蓝本，塑造了门罗写作史上最丰满也最接近“完美”的女性（当然境遇也足够悲惨）。她的完美难免让她身边的世界显得很不完美，即便如此，作者叙述的语气仍然是和缓的、温情的，没有廉价的、无语问苍天的愤懑。我不能再剧透这个故事，因为它几乎集中体现了门罗的技术高度，其中的每一道精心设计的褶皱、每一次将时间线打乱之后再回来的瞬间，都是无法被重述的。也许，随着阅历增长，门罗更愿意引导读者相信，没有什么样的人和事是不能被直视、不能被理解的，只要你乐意转一个角度，从侧面或者从反面看，世界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三

我没有回到餐厅而是上楼去脱掉了衣服。我穿上了母亲的黑色人造丝晨衣，有粉红和白色的花点缀着。一件她从来不穿的不实用的礼物。在她房间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挑战地看着三向镜中的自己……张伯伦先生的声音在我头脑里回响，“比黛尔大不了多少”，这声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丝抚摩着我的皮肤，包围着我，让我感觉到危险和渴望。（《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女孩名叫黛尔，是个高中生，正是会对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男人都产生好奇和恐惧的年纪，正是会跟闺蜜半真半假地谈论性的年纪。那个跟他半生不熟的成年男子叫张伯伦，是家里女房客的男朋友，他有一双白皙的手，和一堆从战场上带来的故事。此刻，他就站在楼下的客厅。女孩和这个男人之间，横着她的母亲，她跟张伯伦随口闲聊着那些热带的早熟的女孩，却又警觉地打发女孩上楼。在这个名叫“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故事里，“女孩”总是自觉地与“女人们”拉开距离——她认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从她们的模板中突围，她相信她的生活会跟她们截然不同。在黛尔眼里，哪怕是母亲，也只是那些“女人们”中的一个而已。

在听到张伯伦和母亲的对话之后，黛尔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了这一件母亲的晨衣。这是下意识的行为。在感受到危险和渴望时，女孩黛尔觉得只有把自己的肉体，装进“女人们”程式化的外壳才是安全的，哪怕它是人造的、廉价的，哪怕它只是提供某些假象。

《风骚女子》剧照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写于上世纪60年代末。那时，年轻的门罗就已经能娴熟地在细节里使用这样尖锐的意象。这一篇同样可以拿来跟《温洛岭》放在一起对读，因为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里，黛尔也一直以为张伯伦会对她“做点什么”。黛尔期待的那种性接触是矛盾而混乱的，似乎既有浪漫化的男权意志，也有那么一点抽象的女性自我意识。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应该摒弃“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必须“像闪电一样野蛮，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入侵的究竟是她自己，还是这个虚假的世界，她也说不清楚。而书外读者的疑虑，被作者的叙述一次次悬置。我们都知道有事要发生。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读者，我们担心年轻女孩的叛逆被无耻的男人利用。当张伯伦开着车来、对着黛尔按喇叭、让她双腿发软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我们担忧的性侵，以及更可怕的恶性事件，都没有来。门罗善于让读者的预计落空，然后猝不及防地给你另一种震惊。我们渐渐发现，张伯伦要黛尔做的是两件事：首先，把他女朋友弗恩的信偷出来，因为他曾经在信上许诺过娶她，而现在想违背诺言，远走高飞；其次，到僻静的小河边，以一个重度露阴癖的姿态，来了一场匪夷所思的个人表演。这一段门罗写得极其耐心，从黛尔的视角审视这个男人是何等的自大，又是何等的虚弱，写他“在静静的花枝的环绕中，整个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异而意料之中地夸张，像印度舞蹈”。如是，门罗把讽刺力度推到了最高级，这根弦一直不松劲，直到最后张伯伦用一句台词把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寒冷彻骨的笑话：

“‘你真走运，呵？’他对我笑着，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

“你真走运”——《温洛岭》里的富翁虽然一言不发，但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的定义里，这种肆意宣泄性别优越感的姿态，对女性并没有造成什么肉眼可见的伤害——这简直是他们道德节制的体现，女人有什么理由要求更多呢？在门罗冷峻的笔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委实令人气馁。小说里有一处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闲笔，写黛尔在路边看见一只躲在树上的白色孔雀，从它的叫声里听出“疯狂、责骂和杂乱”。但是转述这件事给张伯伦时，对方的反应却是马上唱起歌来：“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黛尔的闺蜜很快就跟着赞叹孔雀的“漂亮”，却引来黛尔的反感。于是，上楼睡觉时，黛尔才写下了那句关于孔雀的诗：“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2009年6月25日，该年度布克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艾丽丝· 门罗出席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四

短篇小说发展到门罗的年代，作者和读者都已经习惯于不在文本中追索标准答案。孔雀代表什么，“美丽”代表什么，黛尔的反感又代表什么，我们不必落到实处。我们需要感知的是，当女性和孔雀都只能负责“美丽”时，女孩和女人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荒芜。同样的，在这样的世界里，男人们最终也沦为一个粗糙的符号，所以黛尔无法清晰地想象张伯伦先生，她说：“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末尾，张伯伦果然嘶嘶作响着消失了。他的女朋友弗恩叹息着当初为什么要扔掉那些谈婚论嫁的信。黛尔的母亲当着她的面说，幸好她逃掉了一场糟糕的婚姻，背着她却说，“我为弗恩的生活感到难过”。我们甚至在字里行间隐约看到了对弗恩怀孕的指涉，但并不那么确定。确定无疑的是，经过这些故事的洗礼，黛尔长大了，而且，对于那些并不确定的东西，她已经“决定反抗它”。这也是《温洛岭》中的女大学生最终的选择。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是门罗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标题。除了这个同名的短篇以外，其他所有的篇目也都以黛尔作为女一号叙述者。其他人物的名字、身份，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加拿大一个叫诸伯利的小镇），都保持一致，故事的情节虽然各自独立，彼此间却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这本书曾一度被认为是门罗唯一的长篇小说。不过，如今学院里一般把这一类作品称为“系列短篇”（story sequence）或者更形象的“短篇故事环”（short story cycle）。

《小谢尔顿》剧照

整本书也确实像一个看不见的环。通过黛尔的视角，小镇上各色女性的故事被串在一起，占据舞台的前景；稍远处，仿佛是舞台的后方，则是属于男人的那个环。在诸伯利，男人与女人当然常有交集。但在黛尔的观察中，这两个世界各行其是，各有一套难以打破的规则，从未平等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考虑到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语境，这样的叙事倒也不能算特别异类。不过，时隔多年以后，中国的读者拿起来重读，却会时不时地被某些细节震撼，体会到某种年代错乱的荒诞感。比如下面这句：“我读了或跳读了人口增长的统计数据，各个国家通过的支持或反对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传计划生育被抓进监狱的妇女。”世界太大，样本太多，我们以为早就洞悉秋毫的一面，翻过来就是另一面。

书里的黛尔所经受的，就是被当时各种来自报纸上、书本上、生活中的样本重重包围的过程——当然，这同时也是她从中寻求突围的过程。她信仰知识，喜欢阅读，热爱观察，不希望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彻底说服。无论是遵守传统观念的姑妈，还是她那个从小就梦想着出嫁的闺蜜，或者离经叛道、热爱艺术却最终把自己变成祭品的女教师，都不是她的理想模板。哪怕是她自己的母亲，这个被小镇妇女当成疯子来嘲笑的女人，虽然对黛尔的成长影响最大，最终也成了她需要抵抗的对象。因为她敏锐地感到，母亲的女权言论常常是空洞的、教条的、缺少策略的。当她对着黛尔热情地宣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我们需要自己的努力实现这种改变”时，黛尔却在想，“她对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爱恨一线牵》剧照

在门罗的作品序列里，《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之所以被认为特别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评论家在其中看到了太多门罗自己的影子。黛尔的成长轨迹、家庭背景，与门罗本人精确重叠。在作为这本书尾声的短篇《摄影师》里，黛尔像门罗一样当上了小说家，因为市政厅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不能满足她，她说：“我要有自己的书，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场的就是写小说。”

不过，仅仅以自传体的性质来解释这本小说的出色，是不够公平的——即便大部分取材于真实的生活，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还是能把熟稔的事物写出陌生感，写出某种刹那间浮出日常生活表面的质地。见证小镇风物的女孩和女人们有很多，门罗却只有一个——在她的笔下，人造丝或者白孔雀，都会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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