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上海的人民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曾是市民生活绝对的中心。近几十年里，功能一层一层剥离，城市庆典、孩童、年轻人渐渐离开人民公园，最后只有老年人会聚在这里社交，甚至制造了奇观相亲角。工作日的下午去人民公园，花2块钱，乘坐71路车是最快的，这趟车在上海有自己专属的公交车道，其他小汽车禁止驶入。我们今天赶上的这趟是红色旅游专线，乘务员别着话筒，像导游一样讲解下一个站点：“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召开地……”“你支付宝有吗？先找‘出行’，再点这个……”话筒传出的信息突然变了，乘务员发现有人找不到刷卡的二维码，把手机拿过来开始教学。车上的老年乘客居多，临近南京西路，大部分人呼啦啦都下了车。“下一站终点站黄陂北路，请全体乘客做好下车准备。朋友们，本站可前往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该馆建筑建于……”车上还剩下三个乘客，是作家王占黑、btr和我。我们像三个无事可做的游民，在终点站晃下了车，踏上了上海人民广场，再走5分钟，就到了上海人民公园。周三的下午，阳光明晃晃的，能看清空气中飘浮的法国梧桐的毛毛，吸到鼻子里，引得人连连打喷嚏。这是上海地理意义上的市中心，但这里并不是上海的热门景区。紧贴着人民公园，这里还有上海市政府、上海大剧院、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上海博物馆——这周围没有居民区，也看不到黄浦江。抵达这里要坐地铁，或者步行穿越过巨大的绿地和广场，普通的上海市民和更喜欢外滩的外地游客，因此并不常来人民公园。
跳舞的三位老姐妹和聊天的三位老姐妹，年纪大约相差二十岁
上海的人民公园有些特别。这座公园没有人工湖，无法划船；没有大片绿地，无法遛狗、打飞盘。儿童游乐区很小，游乐设施都是陈旧的式样，小火车30元转三圈，一下午都没怎么开动。跟国内其他小城市恨不得把所有功能都塞进去的人民公园完全不同，上海的人民公园也没有动物园，没有露天茶社，没有跳舞的小广场。眼下这里的功能非常单一：在上海绝对中心位置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绿色园林。这里又处处有时间累积的痕迹。大门上“人民公园”四个字是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题字；附近有一个小屋挂着白漆美术字的牌子，写着“人民公园治安联防队”。上海人btr说，联防队过去是抓卿卿我我的情侣，禁止人乱搞男女关系的，现在牌子没变，工作内容早变了。人民公园是1952年10月1日开放的，再往前数，是1862年被英国跑马会圈占的跑马场。这片土地是百年史的折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德国将军在跑马厅检阅驻上海的外国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军队在这里举行庆祝大会，万国商团常在这里出操；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驻扎跑马厅，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块土地又变成了美军军营和美军剩余物资的仓库。上海解放后，跑马厅终于收回到上海人民手里，1951年，宣布要在这片区域建设人民广场，北部辟建为人民公园。赛马赌博销金窟的痕迹，今日已经荡然无存了。人民公园像一个当代历史化石的沉积层：一个圆滚滚的石头上写着“南极石”，1985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科考队把乔治岛上一块2吨重的石头运回上海，“献给上海人民”；附近是一组海派名家印章刻石，上面刻写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走几步还有一个4米高的、巨大的张思德雕像。
我们散步走到了公园的假山上，三个老年人坐在僻静处，其中男女相互控诉：——你一共拿了多少了？2000块都不到，这钱我还给你！第三个人让他们不要吵了：两口子过日子，看病的小钱都要吵来吵去，这像话吗？你们俩离婚算了！离婚你们甘心吗？我们偷听完这对男女的对话。遇到报刊栏，又读了一会儿《解放日报》。我们趴在茶室的玻璃上，看了一会儿里面爷叔们下象棋，发现桌子上都有一个计时器，走一步，戴着金表的爷叔就要按一下，每个人下棋的神情，都是把这当作此刻最重要的事情。btr悄悄指着两个紧紧靠着的老年爷叔问：“你说，他们像不像‘小花旦’？”王占黑笑笑，不置可否。2020年，王占黑出了一本中篇小说集，叫《小花旦》，第一篇的主角外号“小花旦”，也是个中老年爷叔，他来自嘉兴，是一位剃头师傅。小说中的“我”，看起来就像王占黑本人的复刻。王占黑2010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自此从嘉兴搬到了上海，生活至今。她出过三本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小花旦》，每一本都写了很多爷叔、阿姨的故事。许多人物就取材于她从小生活的工人新村，在这个社区住的叔叔阿姨们很早就下岗了，他们从纺织厂、钢铁厂等各种厂的流水线折返回来，“男保女超”，男人做保安，女人大多在超市做理货员、收银员。王占黑笔下的小花旦，以前是缫丝厂的男工，下岗后，开美发店，给阿姨们烫头。小花旦总坐绿皮火车来上海，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人民公园。“每座城市都有一个人民公园，如同每座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一所光明小学和若干间便民理发店一样，它们是自己城市里的基本元素，就像人缺不来肝肺心脾肾一样。人民公园就是一个肺。所有人都可以走进来，在公园里畅快地呼气、吸气，把阳光和四季轮换的花的香味吞进去，吐出口香糖、塑料垃圾袋、狗粪和隔夜老痰。人民多的地方，人们的吞吐量大，人民公园就要相应地大。上海的人民公园，按小花旦的话讲，是全世界顶大的人民公园。”四五十年前，人民公园，确实在上海起到过“顶大”的作用。这里是上海市民生活绝对的中心。几天后，我找到了72岁的作家郑健。郑健和上海人民公园同龄，退休前是电视台的资深编导。他一张口就说：“我小时候从来不去人民公园的。”小时候郑健住在徐汇区，徐汇区经济好，资源丰富，少年宫、公园都发达，“只有资源不足的区会跨区解决问题，闸北区、杨浦区公园少，他们才安排学生到市中心人民公园来春游”。上海市民来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大多是为了一种公共的城市生活。郑健读小学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10月1日，全市人民都要搞庆典大游行，工人、农民、学生，从自己的单位集体出发，走到人民广场，再各自散去。更热闹的是七八十年代的国庆烟花。10月1日那一天，人民公园关门不对外，解放军在公园里放一排礼炮，从公园里打向天空，市民们早早就在周围的马路上抢好位置，把四周的马路全堵得水泄不通。80年代时郑健正在电台做记者，1984年的10月1日，他一大早跑到了公交公司，要给他们做一个特写报道。当天下午3点，全市交通管制，所有公交车都要提前收车，80年代没有地铁，也没有私家车，公交车停运，就是全城公共交通的静止，把马路留给蜂拥到市中心看烟花的市民们。
当年的公交公司，就在71路公交车终点站附近，总调度室是个小隔间，摆着地图和两三部电话机（当年副市长的桌子上不过两部电话，一部本地的，一部打外地长途）。下午2点，收到“国庆办”电话指令，下午2点50分起，各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一律不准再开进来。哪怕就地停车，也要放下乘客，抛在那里，再想办法。硕大个城市，过江之鲫一般的公交车流说停就停，哪里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时隔40年，郑健的回忆依旧鲜活。司机和乘客们为封路争吵不休，调度员被吵得只能往调度中心打电话求助。郑健跟着调度室的员工，开着唯一一部吉普车出门，很快就被人流困得无法行进，马路上全是步行来市中心看烟火的人，他把手伸出窗外，拼命敲车门，嘴里不停喊：“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车子才能在市民的白眼中缓缓移动。从福州路到大世界，是西藏路看烟花的最佳地段，到了夜里，整段马路都坐满人，人人屁股下面垫张报纸。郑健记录，刚刚下午3点多，偌大的人民广场就早已坐满。最后的办法是让公交车改线，把无轨电车半空中的“小辫子”扯下来，搭到下一个路口垂直方向的另一条电线上。郑健自告奋勇去扯这个小辫子，他没想到，女售票员灵活扯拽的电车小辫子竟如此之重，他抓住小辫子，七对八对，总是对不准，跟着车跑，整个人的重心都摇摆不定，半天也对不牢，浑身衣服全被汗湿透，周围的市民看着他嘲讽、发笑。
终于回到公交公司，郑健一头睡着，再醒来，烟火快要结束，新的战役打响，总调度王海宝一口哑嗓，通知人民广场附近的车队，准时回到站点，保证一刻钟有五六部公交车，迅速疏散人流。在没有实时地图的年代，郑健眼看着总调度王海宝像下盲棋一样，只靠几部电话，把看不到的几十台公交车排兵布阵，即时改线、转向，灵活地运走人民公园四周拥挤的乘客。“他说的那些地名，我根本记不住。但王海宝太老卵了。我真的是一生一世认得伊。”郑健说。在20多岁时，郑健日常也会来人民公园了，是为了学英语。1979年，沐恩堂重新恢复做礼拜，这是座位于人民广场旁的基督教教堂。礼拜的听众大多数是信徒，也有像郑健这样，去蹭听英语布道的。江西插队回来，郑健去华东师范大学读了英语系，他总想找个地方练练英语听说。周日上午，沐恩堂礼拜结束后，他和其他英语爱好者们就穿过马路，进人民公园的七号门再左转，围着一块小空地聊天。这里就是后来的人民公园英语角。再然后，外国人也来了，郑健们干脆不再去做礼拜，改成每周日早上直接来这里练英语。他还托海关，或者在虹桥机场上班的朋友，从机场垃圾桶里捡外国旅客随手扔的英文杂志，《时代》《人物》《新闻周刊》，拿回来还要在英语角的小圈子里再传阅几圈。当城市经济文化急速发展后，人们就不需要事事都跑到城中心来。人民公园的公共功能、园区的面积，也逐步被蚕食削减了。1995年，上海地铁1号线工程竣工，地铁借用了人民公园绿地3000平方米。2000年全面整修后，人民公园的总面积，已经从开园时的260亩，缩减到了150亩，接近原来面积的一半。
国庆大游行、国庆烟火的传统取消了，线下英语角如今也被更方便的学习方法取代。郑健退休后，几乎从来不去人民公园了。上海几乎是全国公园资源最丰富的城市，每个区都有大量的三角绿地，和小型的“口袋公园”。现在如果一个年轻人要去公园游乐，可以去迪士尼公园，也可以去免费的中山公园、鲁迅公园、长丰公园。到了夜里，还可以去最时髦的复兴公园——公园里的钱柜KTV已经改成了夜店和酒吧，到了夜里10点才开始热闹。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变装秀，让复兴公园整整一周都占据了社交网络大热门，相比之下，人民公园的日常实在太过平淡了。电视剧《繁花》播出后，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火了，大半年过去了，店铺门口至今每天都有超过100米的求购长队，人们排队时都在刷手机，却很少有谁对马路对面的人民公园感兴趣。“小花旦在上海的时候，去过哪儿，我并不全知。有时他会发一张带照片的彩信给我，起初里面永远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加一个叉腰的人，他从不买票进去，只在门口作80年代风范的合影留念，两条细长的腿摆出一个工整的‘八’字。彩信里不写字，我懂他的意思，这里很好玩，你也去一下。确实，几幅眼熟的背景，我在头半年的周末也一一去过了，只不过没舍得花钱发彩信给他看，可我却舍得花那些门票钱。唯一发过的，是一张中国馆的照片，因为小花旦一直没有去。后来世博会结束了，很多展馆随意开放，我一下收到了好几张小花旦的照片。大大的房子，小小的人。我懂他的意思，看，我也去过了。”
老年人的自带音响声音极大，一些公园甚至会对噪音实时监测
王占黑笔下的小花旦，时钟已经拨到了2010年。那一年上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世博会的吉祥物叫“海宝”，蓝色的抽象玩偶，人字形，有两只手，有一对儿大眼睛。那几年，全上海到处都是海宝的形象。王占黑儿时生活在嘉兴的老社区里，邻居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同事，下岗之后，无钱搬迁，眼看着这一代人逐步衰老。在上海工作后，王占黑能租得起的房子，也是上海的老社区，4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一走进去，气氛和格局，都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再一打听，此前这正是一个80年代的纺织工人宿舍。这些楼房，和在里面生活的老年人、新老年人，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日常要去哪里？逛公园那天，我们几乎没看到什么同龄人。绝大多数游客都是50岁以上，两个老年男性紧贴着坐在凉亭里，对面一个男人在初夏裹着军大衣，躺在水泥椅子上呼呼大睡。儿童游乐区没什么孩子，一排电动轮椅从角落里鱼贯驶出，老人们表情严肃，像一个车队。我们在长廊里站了一会儿，和旁边一位老年男人搭上视线，他开口说：“我会唱意大利语歌。”说着翻开手里的唱谱，指着扉页上自己的名字（朱某某），让我们可以上网去搜他。他又突然说：“我儿子35岁，交大的研究生，到现在还没成家。”btr说，他在上海的其他公园也常见到这个老人，老人会唱一首日语、一首韩语、一首意大利语歌，再多，似乎也没有了。我小时候总去公园的，王占黑说。嘉兴也有个人民公园。2000年时，她的父母在嘉兴的人民公园找了份生计，是给游客拍纪念照。
人民公园里的儿童游乐区
90年代那一轮下岗潮，王占黑的父母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在嘉兴人民公园里租了个绿色的铁皮亭子，拍游客照谋生。铁皮亭里塞满了《还珠格格》风格的格格服、小公主裙、洋伞、小马车和毛绒玩具。外面的大广告板上，是同一个小女孩抱着这些道具在公园里到处拍照，那都是小王占黑。绿铁皮亭子连着有七八座，小学生王占黑也看得出来，亭子之间关系紧张，大人们每天都在相互抢生意。她自己的人缘倒是变好了：每天放学都有三四个同学跟着她一起来公园，傍晚游客稀少，孩子们跟着小王，钻进空闲的游乐场里，爬绳索、跳蹦床，都不要钱。到了五一、中秋、国庆这种节假日，公园里人流暴增，父母忙着去揽客，小王的每个假期都坐在那里看守铁皮亭子。友谊树、人工湖、脚踏小鸭子船、假山、茶室、卡拉OK，千禧年的游客无处可去，就在人民公园里合影。游客照3.5元一张，拍完胶卷，回家冲洗，加钱可以套个塑封，几日后寄出或上门自取。这种生活持续了四五年，傻瓜相机出现，父母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她的父亲老王，也跟其他爷叔一样，去做了传达室保安。但她瘦小的妈妈是个有执行力的女人，考过A本驾照，曾经做过长途货运司机。关掉铁皮亭，妈妈去开公交车，一直在公交公司工作到退休。在公园的那段时光快乐吗？从收入来讲，那是王占黑家里生存状况最稳定的一个时期。可具体到父母身上终究是辛苦的，这对中年夫妻总要头一天做好饭带到公园来吃，早出晚归，从不舍得在外面订盒饭。有许多游客的照片一直积压在家里，无人来寻。留下的还有一大摞摄影器材的周边产品，有一款2002年柯尼卡相纸做的小笔记本，封皮是祝贺中国男足踢入日韩世界杯，王占黑有几十个这种本子，至今没用完。回头想，父母的摄影没有技术可言，多年后王占黑再看妈妈的手机摄影，觉得无论构图和审美，都跟任何一个老年阿姨没有区别。唯一遗留的痕迹，是妈妈帮别人拍照时，一定要指点几下：你再侧侧身，对，头再转过来一点。几天后的周末，我自己又一次回到人民公园。很早就知道这里有周末相亲角，但没预料到是这么人声鼎沸的场景。9点钟黄河路大门进来，几百位老年人坐着小马扎，已经把花坛边、廊道下和周围小路上占得严严实实（当年看烟火，恐怕就是这样的人流密度）。每人面前一张A4纸，手写或打印，是他们子女的信息：“沪男，本科，网络工程师（有独立婚房，静安），求沪女，工作稳定，不要胖。”“新上海人，男，身高1.76米，父母上海退休，有房两套（上海普陀区），上海女孩面谈，家中如果有狗有猫不要。”“独生女，89年，沪籍，国企工作。觅，1.73米以上，稳定工作，有责任心的男生。”“男孩（沪），1983年，国企，质量管理，杨浦区五角场婚房。不考虑新上海人、有婚史者、单亲家庭。”“独生女，女儿（沪），沪女（博士），上海未婚独生女。”看了一圈简历，仿佛集体通货膨胀，年薪三四十万比比皆是，必备婚房。都是最光鲜的信息贴出来。
2005年开始，这里就有相亲角，一开始简历贴在纸上，后来变成乐谱架，现在最常见的是一个纸袋子撑开，在上面架上简历。人民公园老年人“白发相亲”的场景在十几年的社交网络上反反复复翻红。我走在路上，不停有老人迎面就问：“小姑娘，你是几几年的？”他们也未必是在为自己的儿子择偶，很多人实际上是婚姻中介。现场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不是来相亲，是来看热闹的，直白地把猎奇写在脸上。还有不少是外国游客，他们把这当作上海周末的一个旅游胜地，一个marriage market（婚姻市场）。“这不是market。”我试图纠正一个俄罗斯视频博主的用词，女孩立刻把镜头对准了我：“这里的成功率高吗？中国父母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孩子结婚？他们见面时，会拿体检报告吗？万一对方有精神疾病怎么办？中国人结婚前会检查身体吗？……”我也不知道答案，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吸引了周围游客，小路口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是个卷发阿姨叫嚷起来，她跳着喊：“滚蛋！不要再拍了！滚！”另一个大叔立刻帮腔：“拍拍拍，拍什么！没完没了了！”公园保安拿着红色大喇叭，开始驱散这个小小的人群，他让俄罗斯女孩和摄影师收起机器，又小声说：“这些家长都是瞒着孩子出门的，你们拍视频，回头他们不是露馅儿了吗？”我最终在一个角落里站定，旁边坐着的爷叔看了我几眼，主动问：“你也是来找对象的吗？”爷叔70岁，江苏无锡人，他来上海玩，周末就带着一张简历，出门给32岁的二儿子找对象。他儿子做程序员，每晚10点下班，周末也加班，没时间找女朋友。儿子春节带他去迪卡侬买自行车，试骑的时候，无锡爷叔拍了张照片，隐藏的小心思是拿出来相亲。女孩家长问起，他每次都要翻半天微信聊天记录，才能把这张照片翻出来，男生个子超过1.8米，长相周正，收入也不错。他也是背着儿子出来的，但拿到了女孩的微信，还是要逼儿子去见面看看。“我们打断骨头连着筋，他还能不认我这个爸爸吗？”儿子接连跟两个女孩吃过相亲饭，一个复旦博士医生，一个重点高中老师，最后都没有下文。有上海独生女的父母主动跟他聊起来，想加微信，无锡爷叔突然拒绝了，只是说“不合适不合适”。“上海人很挑剔的，上海外面都算乡下人。江苏、浙江的他们还愿意接触，安徽的、山东的，加上东北的，在他们这里就是不行。”无锡爷叔说，刚刚那个家庭条件非常好，自己家比不了，后面也要矮人一头，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联系。无锡爷叔有很强的倾吐欲，他说，相亲角的成功率极低，但父母们聚在这里也是抱团取暖——原来不只我自己为孩子的婚事焦虑。看到这么多同类人，这个周末也就舒心一些。“那些征婚广告上写的条件，你真的信吗？”王占黑问我，“唱意大利语歌的大爷说自己儿子是上海交大硕士毕业，你信吗？他们要找的符合一二三四条条件的儿媳妇，真的能找到吗？”几年前，王占黑去美国，住在移民黑工的群租房里，那些老人聚在一起也是要聊子女。有个老人说，他儿子是浙大硕士毕业，年薪很高，其他人跟着说，自己的小孩工作也厉害，在国内生活得很好。但这些在美国没有身份、躲躲藏藏打工的人，已经五六年都没能回国了。“他们不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是很相信自己说的东西。孩子不是隐私，是他们能展示的人生要素，是他们放在桌面上聊天的资本。”王占黑说，黑工旅店和相亲角里履历的真假，我们怀疑，或者相信，都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对话，那些老年人要的也不是结果，就是一个最当下的体验，站在那里，跟人聊天，获得关注，获得幻想。她笔下小花旦的故事就是一种幻想。故事中，他是一位声音细细尖尖的，离婚的爷叔。他来人民公园，是为了和一群性少数人群跳舞。“太阳照耀，每张脸上泛起大片小片的炽烈的亮斑，更显得头路清爽，油光满面，正是小花旦从前和我说过的，跳舞的人该有的样子。而树荫下的脸则为树叶的影子所遮挡，透露出一种毫不黏腻的快乐感。”人民公园显然没有这样的变装舞蹈聚会，小花旦这个人物也是完全虚构的，他的性格，他的上海奇遇，他来女生宿舍给大家剪游泳头……这些当然都是假的，或者说，就来自幻想。人民公园这个故事发生地，也是假的。事实上，王占黑对上海的人民公园并不熟悉。上海有一种纪实和文学传统，是仔细书写上海的市民生活，比如大量依托实地的海派文学，比如像郑健现在以“畸笔叟”为名，每天在公众号更新城市故事。“你能想象到的门牌、路牌，上海都有人研究的，上海市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地方。”王占黑对比故乡嘉兴，家旁边的古桥，普通人完全不在乎它的历史，每天只是骑着自行车在上上下下。上海对于王占黑，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大都市”，她是一个外来者，读书，毕业，进入全市最好的中学当语文老师，业余写小说，小说得了奖，版税不够生活，但她还是辞职了。做家教，做自由职业者，住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有时写作，母亲生活在老家。王占黑写要倒闭的大润发超市，写在郊区河里捞放生鱼的鱼贩子，写快递员，写一些不会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人，写上海这个大城市里隐秘的、老去的人群。王占黑说，上海市民不想去人民公园，恰恰是小花旦这种人跑到上海，看到“人民公园”四个字，会觉得亲切，就像在一个陌生大都市找到了他熟悉的坐标。小花旦也会专门去找“嘉兴路”“嘉善路”，小马路因此也带上家乡的痕迹。
《小花旦》中虚虚实实，最后埋了个真实的梗，是“海宝”。王占黑几年前在豆瓣上发起过“全球寻找海宝”大赛，已经收集到了1000多份投稿，海宝已经14岁了，它的雕塑被移到市郊，纪念地铁卡被用得面目全非，贴纸被晒得发白，有人发照片：爷爷的户口本页上还有海宝的印章，今年拿去盖上“死亡”印章，海宝再也不好笑了。小花旦故事里，他在上海的各处，一一拍下角落里的海宝，像寻找一位被遗忘的知心老朋友。探望重病的老友时，一张一张翻手机相册，“城市是万分陌生的，大家努力搜索某个熟悉的身影。他们看到了海宝，发出惊喜的呼叫，海宝朝他们笑，他们也便笑了”。72岁的人民公园，14岁的海宝，都是上海这座大城市曾经轰轰烈烈的明星。它们最鼎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变成了时代的印迹，也正是这种气味，会吸引一群同样行走在聚光灯外的人，互动生发出新的关系。王占黑有一次跟btr一起走在苏州河边，桥洞下面看到一个穿皮衣跳舞的爷叔，跳硬核的探戈。看到他们举起手机拍，爷叔不但没有说不要拍、不要拍，而是跟王占黑说：“来，我跳给侬看。”（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20期，感谢纪录片导演金莹对本文的帮助） 排版：布雷克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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