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工作的城市，妈妈开了一个“流动小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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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选到了很甜的苹果，是脆的，给你送过来。”妈妈在电话里扯着嗓子问到。还没等我回答，她的声音忽然拉远了，“橘子4块1斤，新鲜得很，早上刚从市场进的，不甜不要钱，来，尝尝看！”一些熙熙攘攘的声音出现，她正在和路过的潜在买家推销秋天刚上市的蜜橘。
我妈从五六月份开始忙活的水果摊，已经积累了些回头客，也有几个固定的摊位。那是一辆常见的蓝绿色敞篷三轮车，后厢放着七八个白色塑料编织框。堆放的水果一般颜色跳跃，金黄的、酒红的、油绿的，停在街头可以拍出充满烟火气的好看照片。
她从县城来到杭州不过两年，在我担心她背井离乡、孤独无依时，她早已投身这片土地，凭借着多年来对人情世故的巧妙把握，她快速建立起一张热闹、丰富的社交关系网：不断解锁城郊地图；不断替换更叫卖的品类，摸清合适的进货渠道；不断积累信赖她的客户，以至于熟客经常找到家门口，亲切地唤着“老板娘”，她也会给上独家折扣。
有次我妈掩不住笑容地掏出一个本子，右手伸出三根手指，眉飞色舞地说，“这十天赚了3000来块，抵得上我在工厂上一个月班咧！”那是一个页脚皱皱的有些泛黄的横线本，表头是手写的“进货成本、现金收入、微信收入、当日利润”。每行对应一个日期，她每天极为认真地计算和记录着。这些数字，是初夏的樱桃和草莓，盛夏的麒麟瓜，初秋紫红紫红的葡萄和松软的黄皮橘子。
打理小摊是个技术活儿。日出之前她便抵达当地的水果市场，争取拿到好价、质优的第一批货；出摊前，需要仔细挑选一遍坏果、因碰撞损伤表皮的瑕疵果和卖相不好的瘪果；买卖时，需要敏锐地捕捉和解读路人投射过来的视线，抓到时机便毫不迟疑地吆喝几句；收摊了，则需要盘算哪些水果留存到第二天会成为滞销货，不如送给村口杂货店的老板、镇上卖菜的奶奶做个顺水人情。
清晨，她出现在人流量大的菜市场，和卖菜摊主互相看顾生意，交换过香甜的贝贝南瓜、清脆的莲藕和秋天的茭白；下午，她出现在帐篷扎堆的公园，开展主题市集的古镇，大爷们背着手围观牌局的安置小区门口，或者工业厂区工人们下班经过的巷子，辗转多个地方，尽量多清库存。我看到她账本的进货记录，不乏几次大手笔，最后也有惊无险地转化为销售额了。周末两天是一周中的销售主力，工作日则看运气；若撞上雨天，便只能悻悻而归。到底还是一桩看天吃饭的买卖。
从夏至秋，田里长出了一茬茬晚稻，杏黄的饱满的稻穗弯着腰躲在青色稻叶中，高大的栾树枝头挂满小小的粉黄灯笼。有人戴着斗笠晾晒棕色的纤长干枯的铁树叶，这在我们老家是上好的编织铁皮扫帚的材料。而我妈载着流动的“小卖部”，心无旁骛，路过这一地秋色。她在成为家庭主妇二十多年后，在离家千里的大城市，在快五十岁时，唤醒了职业第二春。
90年代中期，我妈经营过一个门面固定的小卖部。它很“秀气”，肉类和雪糕等销售频次高的商品从三四公里外的大店进货，瓜子花生、糖果等则坐汽车到城里的批发市场采买、搬运回来，陈列简单，品类单薄，流水不高，利润也薄薄一层。它更像一个偏僻公路边的供应站，一个乡人们等车歇脚、闲拉家常的茶水铺。
“斯是陋室”，但也是我妈最珍视的作品。在交通和资讯落后的小乡村，妇女们大都在灶台、农田、菜地打转。她们春天抛秧，夏天割麦，秋天晒谷，扛起锄头翻得动菜园里坚硬的荒土，穿上套靴护得住百八十只田间觅食的鸭子。而我妈坐在柜台前，算盘一拨，写写划划，用初中学到的数学知识做做成本分析、推敲补货决策，可以躲过些毒辣的日头和蚊虫，更有种技能日益精进的满足感。虽然她的账簿总配不平等式，赊账记录此消彼长，招待邻人的吃食有时竟比当日的销量还多，小卖部也算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小高峰。
小卖部却昙花一现般离开了她。那是1997年的秋天，我出生了。我爸照顾她坐月子，接一些泥瓦匠的活计维持家用，在几个邻近的村子拌水泥、垒砖头。新的房子拔地而起，小卖部则因无人看顾渐渐败落。没有新的货物和心力注入，它很快覆满灰尘，直至被挖土机推倒。
我妈从未和我详细提起过它。但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小铺子，我仿佛见过玻璃柜台下的老式香烟，炒货袋子里的斑驳铜秤，还有那个年轻女子乌黑厚实的马尾辫，在金色光线里蹦蹦跳跳。它安静而孤独地矗立在我的记忆中，像是一种沉默的缅怀。
它的“废址”背靠两棵大香樟树，部分“残骸”在旧居小平房的顶楼。那里堆放着很多捆干树枝、一个棕色摇篮和一些我不再穿的旧衣服。它变成里面一片钝钝的青光玻璃，一把瘸腿的靠椅，几个掉漆的黄木匣子，被我用来和儿时的玩伴当作过家家的置景。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和那些码放整齐的货架，都是妈妈耗费时间和心血认真养护的宝贝。我们是敌对关系，但未经打斗，我便一招制敌，轻易地夺走了它的生命。
随着我和弟弟远赴他乡上大学，我妈终于松了口气。她想起“未竟的事业”，觉得自己还算有些经济头脑和经验，便决定和小姨一起南下做奶粉销售，给当地的零售店供应她们代理的品牌奶粉。
她很快有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公司要求使用软件打卡行踪、上传销售额、转发图文或视频形式的宣发物料，同时也要和零售商谈判底价和数量，拓展对接商户。这比在90年代开一家自负盈亏的小店复杂得多。她经常压货，算错账，在差不多的巷子迷路，开着刚学的装满货的三轮车颤颤巍巍上大桥。同行的小姨已经干过几年销售，灵活老道，很快铺好一张渠道网。她一边努力，一边叹气。
她以“没有亏损本钱，只是几个月没挣工资”宣告了这段工作经历的失败。回来时已经熟练驾驶电动三轮车，使用地图软件导航，知道如何引用消息再回复，自如地发送视频和九宫格到朋友圈。说起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区域代理商，也能滔滔不绝地总结心得经验十七八条。
她粉饰得精彩有趣，可小姨悄悄给我打过长长的电话，我知道她一笔带过了很多漫漫长夜。许是不愿让我担心，又或者是不愿让人知道她做不好一个销售，是“没有本事的人”。
如今在我工作的城市，我和那个曾被挖土机无情推倒的“小卖部”见面了。它以一个装着时令水果的移动小摊的方式出现，证明了妈妈可以成为一名好销售。起因是前年冬天，我妈在一家水果店供职，主要工作是清洗水果、整理货架。她会观察店里的进货渠道和频率，发现形成了货源稳定、成本低廉的供应链；会对店里流量品与利润品的分配策略、线上社群和线下促销结合的营销模式津津乐道；也会仔细挑选坏果，向店主献策如何降价销售“红颜易逝”的水果。她从朴素的工作窥见宝贵的生意经，并种下一颗亟待发芽的种子。
水果摊最初并不可爱，它摆着一盒盒无人问津的菠萝蜜，后来是一箱箱长满白点只好丢弃的杨梅，再后来是销量低迷、堆积在家的熟不透的猕猴桃。我妈因为风吹日晒变成古铜色的皮肤，因为太早起床而在摊位不停打瞌睡。她依然抓起一把头发用头绳绑成一个马尾，但绳圈要多绕好几层才能把稀散的黑白夹杂的头发绑紧实。她不再年轻了。
我忍不住朝她喊，“你为什么就停不下来呢？为什么不好好休息呢？不需要你赚多少钱回来，身体才是最要紧的啊！”她笑着点点头，说“是啊是啊。”第二天清晨又在临街的菜市场出摊了。
有次吃饭时，我爸研究起一道爆炒腊猪舌应该怎么炒才好吃。妈妈叹了口气，说不想着怎么做好生意，多赚钱，只关心吃。她对我们有种不讨喜的严格。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有全班最熨帖丝滑的发型，中缝线笔直分明，没有一丝碎发随意摆放，再别上最流行的发卡，成为女同学们羡慕的对象。顺着这些久远、模糊的线索，我忽然理解了，她是对自己有种严格、狠厉的本能。
她早年在很多城市流转，体验过许多工种，做口水巾、给珍珠蚌插片、组装药盒。后来回到家乡伴我读书、升学，密切关注教育时事，早已见过一个更为辽阔、璀璨的世界。她总念叨，自己曾拿过学校运动会短跑项目的第一名，是“学校跑得最快的人”，还有“初二的化学课考试，最后一道大题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写上了正确的思路呢”。
在小小的水果摊上，我终于读懂了妈妈。她一直想做“有本事的人”，想成为收拾体面、谈吐大方的职业女性，想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她先后成为女儿、姐姐、妻子、妈妈，却很难成为自己。
那辆蓝绿色敞篷小车，曾磕破过一次前窗玻璃，妈妈很紧张，当天便送去了修理厂。它是“小卖部”的壳，也是妈妈在小镇、城市和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孜孜不倦寻找的属于自己的一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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