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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我姓名》作者出版童书,大英博物馆找回600余件丢失文物 | 文化周报

《知晓我姓名》作者出版童书,大英博物馆找回600余件丢失文物 | 文化周报

7月前



撰文 | 实习记者 李彦慧

编辑 | 黄月


每个周六,“文化周报”向你汇总呈现最近一周国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我们关注香奈儿·米勒出版儿童文学新作、大英博物馆找回丢失的600余件文物、印度宝莱坞“右转”等内容。


《知晓我姓名》作者香奈儿·米勒

出版儿童文学新作


日前,畅销书《知晓我姓名》(Know My Name)作者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的新作——《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Magnolia Wu Unfolds It All)出版。


《知晓我姓名》是米勒的自传作品,书中回忆了2015年刚从大学毕业的米勒在参加完斯坦福大学的派对后,遭遇斯坦福学生布罗克·特纳(Brock Turner)性侵的经历。在后来的法庭审判中,特纳最终被判犯有三项重罪,但只在监狱服刑了三个月。这一“过于宽大”的判决遭到了广泛批评,对此,米勒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她化名艾米丽·多伊(Emily Doe)写了一份长达7000多字的声明,描述了自己在受到侵犯之后以及特纳受审期间的痛苦。这份声明迅速传播并在美国国会上被朗读,在该案件的影响下,加州罢免了庭审法官并改变了性侵立法。


2019年,米勒决定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照片,超越那个“在案件中无名的、半裸的身体”,超越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并重新定义自己。《知晓我姓名》一经出版便成为了畅销书,并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该书的中文版2020年由世纪文景译介出版。


《知晓我姓名》
[美]香奈儿·米勒 著 陈毓飞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8


与首作不同,米勒的新作《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是她自二年级以来的梦想。本书讲述了一个将满10岁的小女孩梅诺利亚·吴在自家的自助洗衣店里扮演“袜子侦探”的故事——她一心想把那些洗衣店里“孤独”的袜子还给它们的主人,她和她的新朋友艾瑞斯(Iris)一起穿越城市、展开冒险、结识友人,解开每只丢失袜子的谜团。米勒说,在宣传新书期间,她感受到的“温柔的混乱”(gentle chaos)好像一种安慰,正如她创作的是一些来自她自己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回应她身上发生的事情。


米勒表示,2020年她搬到纽约后不久就有了创作《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的灵感,她那时常去的自助洗衣店有一个布告栏,上面总是钉着一些“孤单”的袜子。“纽约人就像小松鼠,你不得不去找很多东西,”米勒说,“我去取邮件、洗衣服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所有的差事在不停循环。”


米勒也表示,《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是一本关于如何走出家门、进入更大的世界的书。尽管这是一本幽默轻松的儿童文学作品,但也涉及到了一些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严肃话题。米勒提到,在最近一场新书活动结束后,一位亚裔女性眼含热泪朝她走来,她本以为对方想讨论的是回忆录《知晓我姓名》,这位读者却说自己被梅诺利亚·吴深深打动了。


香奈儿·米勒分享新书《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

(图片来源:Penguinkids Instagram截图)


米勒坦言,《知晓我姓名》和《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而这可能是她最大的成就:展示她痛苦的回忆录和描写孩子们愉快生活的故事出自同一人之手。米勒的编辑、吉尔·桑托波洛(Jill Santopolo)则认为,《知晓我姓名》的主题是严肃的,但米勒也设法加入了一些轻松的内容,她也成功把深刻的思考融入到了轻松有趣的《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本书明显是同一个人写的,她能同时写出生活中的黑暗和光明。”


大英博物馆宣布已找回

丢失的文物达600余件


去年8月16日,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发布声明证实有2000余件博物馆馆藏丢失,部分丢失的藏品被发现以极低的价格在eBay上出售,时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Hartwig Fischer)因未能妥善回应2021年疑似文物被盗的警告而辞职。


自文物丢失被证实以来,大英博物馆一直与英国警方合作追查丢失文物的下落。日前,大英博物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又找回了268件丢失藏品,目前共找回626件文物。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展出的一个古罗马时期的侧面半身像,可能是密涅瓦或雅典娜的形象。2023年从大英博物馆被盗并被追回的几件文物将作为新展览“重新发现宝石”的一部分展出。该展于2月15日向公众开放,持续到6月15日。


在声明中,大英博物馆提到,这次寻回文物的行动是“全球性”的,他们在欧洲、北美等多个地方都发现了丢失藏品的线索。大英博物馆董事会主席、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称,能找回六百多件丢失的藏品是“了不起的成果”,“几乎没人会料到我们真的能把文物找回来,就连我自己也心存疑虑。当我们宣布博物馆藏品被盗这一灾难性消息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丢失的文物了——博物馆失窃案通常都是这样的结果。”


奥斯本也提到,博物馆搜寻失踪藏品的工作还在持续,目前博物馆正沿着新线索追查另外一百余件文物。去年博物馆丢失的藏品大部分是保存在储藏室里的小件文物,主要用于学术和研究。但由于大英博物馆记录不善,许多丢失的藏品未被妥善编目,这也为文物找回增加了难度。与警方合作寻找丢失文物的“艺术侦探”亚瑟·布兰德(Arthur Brand)告诉BBC,缺少对博物馆藏品的完整编目,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大英博物馆,这是全球博物馆的普遍问题——博物馆往往缺乏资金但又有大量藏品。去年年底,大英博物馆表示将对馆藏文物进行全面登记,所有藏品的档案化和数字化工作预计将在五年内完成。


受莫迪政府影响

印度宝莱坞“右转”


宝莱坞(Bollywood)是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也被视为印度电影的代表。自1995年成立以来,宝莱坞被认为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流行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反映着印度这个庞大的国家不断变化的潮流。另一方面,宝莱坞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影产业也影响着印度的文化、身份认同和经济。


每年有多达1500-2000部电影在宝莱坞制作,电影的制作语言多达2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印地语电影。印度有120多种语言,有近一半人口不将印地语视为他们的主要语言。


尽管宝莱坞电影以歌舞片出名,但许多电影也涉及特定时代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许多批评人士发现,在过去的十年里,在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执政下,印度电影行业已经出现“右转”。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2日,印度瓦拉纳西,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进行议会选区路演前,一名工人正准备在路边安装其人形牌。


分析人士认为,宝莱坞最近发行的一系列大片延续了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这些电影里浪漫的万人迷形象被拥护莫迪“印度优先”政策的“英雄”角色替代,反派则几乎都是穆斯林。在印度国内,有超过2亿人信奉伊斯兰教,仅次于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教教徒。


尽管这些电影只占全年电影发行量的一小部分,却得到了大力宣传,一些电影还得到了政府甚至是莫迪本人的公开支持。业内人士表示,来自莫迪的认可可能会增加观众,推动电影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会将反穆斯林叙事推向主流,加深印度的宗教分歧。


印度电影评论家、记者塔努尔·塔库尔(Tanul Thakur)在CNN的采访中表示,他亲眼目睹了印度流行电影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卑鄙”,“我们能看到政治渗透了流行的印度电影,加上……(流行电影里)对印度宗教少数群体的公然漠视以及叙事多样性的缺少……这非常令人不安。”例如2022年上映的影片《克什米尔档案》(The Kashmir Files),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克什米尔地区的信奉印度教的潘迪特在伊斯兰教的武装分子威胁下离开家园的故事。该影片上映后遭到了广泛批评,认为它歪曲了历史事实、加剧宗教紧张局势和延续刻板印象。然而该影片在印度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以300万美元的预算获得了3000万美元的票房,并且得到了包括莫迪在内的知名政治家的公开支持以及印度政府的热烈赞扬。导演维韦克·阿尼霍特里(Vivek Agnihotri)则声称该电影只是揭示了印度历史上被忽视的时刻:“这部电影只针对恐怖主义。我并没有批评穆斯林。”


《克什米尔档案》电影海报


宝莱坞的电影制作者们也面临着来自宗教团体的压力,迫使他们自我审查。据报道,Netflix今年上映的影片《安娜普尔尼:食物女神》(Annapoorani: the Goddess of Food)引发了部分宗教人士的愤怒,他们声称该影片伤害了印度教教徒的宗教情感并呼吁抵制该影片、向警方投诉流媒体平台和制作公司。随后Netflix表示“应授权方的要求”在平台上撤下了该影片。


《安娜普尔尼:食物女神》电影海报


来自印度的编剧达拉布·法鲁基(Darab Farooqui)表示,由于电影的制作成本很高,制作人几乎没有动力制作那些可能被流媒体平台撤下或被当局审查的具有争议的电影,他们还可能面临被极右翼分子攻击的个人风险。据当地媒体报道,穆斯林演员阿米尔·汗(Aamir Khan)在2015年公开批评“日益增长的不宽容”之后被接连撤销了两个品牌大使头衔。法鲁基提到,印度艺术和电影界不少曾经会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人现在很多都“安静下来了”。


宝莱坞曾经不是这样。批评人士表示在莫迪上任后,类型相似的亲政府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包括关于总理本人的传记片。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副教授德巴什里·穆克吉(Debashree Mukherjee)则表示,宝莱坞许多早期著名电影制作人,如著名导演雅什·乔普拉(Yash Chopra)曾在电影中描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浪漫关系以及家庭关系,对社会和宗教偏见做出“更深层次的讨论”。当然,宝莱坞的影片也不总是宣扬和谐,宝莱坞爱国电影里的恶棍形象也反映了印度不同时期的外交立场。在印度导演拉贾·森(Raja Sen)看来,9·11事件发生后,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恐惧也蔓延到了宝莱坞,这“鼓励”了部分宝莱坞电影制作人把穆斯林塑造成“恶棍”。


一些电影制作人对宝莱坞的前景感到悲观。现在,为期数周的印度大选投票正在进行中,人们普遍认为莫迪将在下月初赢得他的第三个总理任期。在宝莱坞“越来越不宽容”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印度独立电影制片人开始远离该行业传统的中心孟买,转而关注印度其他地区,并以当地语言拍摄。在印度国内,南部“Tollywood”(泰卢固语)和“Kollywood”(泰米尔语)制作的电影受到人们的欢迎。印度工业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宝莱坞之外,南印度的媒体和娱乐行业同比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法鲁基也表示,在部分印度地区,电影“做得相当好”,那些地方允许出现多元的批评的声音。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实习记者 李彦慧,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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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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