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上周四，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部委员会以显著的多数票数，成功通过了一项旨在严格管控 AI 技术出口的法案。这项法案被正式命名为《加强海外关键出口国家框架法案》，通常简称为《ENFORCE 法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法案不仅限制了 AI 系统和大模型的出口，一旦法案通过，持有 H1b 签证的中国员工或留学生可能需要特殊许可才能在美从事 AI/ML 相关工作。也就是说，这是明晃晃在限制中国人在美从事 AI 相关工作。

《ENFORCE 法案》由美国众议员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约翰·莫伦纳尔（John Molenaar）、马克思·怀斯（Max Wise）和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西（Raja Krishnamoorthi）提出。其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强化美国商务部的权力，使其能够更加便捷地对 AI 模型实施出口管制，并进一步限制美国与外国实体在开发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 AI 系统方面的合作。

立法者表示，此举意在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家安全不受外部威胁。该法案的共同作者、众议院议员 Michael McCauln (R-TX) 表示：“人工智能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它将决定美国是否能继续保持世界领先超级大国地位，还是会被中国超越。”

McCauln 表示他最担忧的是，“虽然美国政府的工业和安全局 (BIS) 有权限制人工智能加速器的出口——拜登政府曾多次利用这一点来扼杀中国在该领域的创新——但它缺乏监管人工智能模型出口的权力。”

《ENFORCE 法案》于 5 月 9 日首次公布，由众议院的跨党派 AI 工作组提出，该法案旨在修订 2018 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这一年美国将 14 类新兴技术纳入出口管制。

据悉，《ENFORCE 法案》还需要通过众议院、参议院的全体表决以及总统拜登签署，才能落地生效。一旦此法案生效，将授予美国工业和安全局限制人工智能模型出口的权利，也促使白宫能够要求美国公司或个人只有获得出口许可证才能出口 AI 大模型。

McCauln 称道：“这项立法为 BIS 提供了灵活性，使其能够制定对封闭人工智能系统适当的控制，而不会扼杀美国的创新或影响开源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该法案实际上并不包含任何明确的保护或对开源模型的豁免，并且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人工智能系统、软件或硬件。

需要明确的是，该法案的实际措辞意在模糊，并具体要求在法案通过后一年内更新“涵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定义。

众议院议员玛德琳·迪恩 (D-PA) 在投票前解释道：“我们还在法案中对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定义进行了临时修改，以便政府可以采取通常的监管程序并征求公众意见，从而对最终的定义进行适当的范围界定。”

就在签订该法案的同一周，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计划立法减少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危害，并每年至少投入 320 亿美元于人工智能研究，以促进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这项资金将让美国公司、大学和人才“保持在人工智能产业最前沿的地位”。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李依栩向撰文对比了两部法案，表示本次法案主要是将 AI 技术纳入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的管制框架内，通过补充 AI 相关定义、赋予总统管制权、增加美国人从事 AI 模型出口相关活动的许可义务，对 AI 模型进行管控。

比如，法案第三条扩展了总统管制权，管制对象是特定受限的 AI 系统、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和基础技术相关活动；

法案第四条增加了一项额外权利，如果美国人在出口、再出口被确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和基础技术，包括设计、开发、生产、维修、翻新这些技术，美国总统有权要求他们申请并获得商务部许可。

那么，这项比此前《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更加严格的《ENFORCE 法案》一旦生效，对我国 AI 产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某头部电商技术总监 Micheal Yan 在接受《AI 前线》采访时表示：

“短期内对于我国 AI 大模型发展会产生一些阻碍。尤其是在数据供给方面，国内开发者可能会面临数据短缺的问题。由于 AI 大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数据集，如果美国限制对华出口数据集，这将直接影响中国 AI 模型的训练和性能提升。

另外，在技术合作方面，中美两国在 AI 大模型开发过程中有着广泛的技术合作。如果该法案生效，这将会阻碍新技术与新模型的开发，因为中美顶尖开发人才的技术交流将受到较大影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施对华出口禁令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对美国自身也存在不利之处。例如，在数据收集问题上，禁止对华 AI 模型出口同样可能让美国公司错失借助中国数据进行 AI 迭代的机会。从长远来看，中国有充足潜力自主发展、突破限制，而美国的这种限制措施可能会激发中国加快自主研发和创新步伐。美国限制 AI 大模型出口的政策不仅会对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带来挑战，同时也会对美国自身在某些方面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科技制裁时，我国也在加速自主研发的步伐，这对于国产 AI 技术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种机遇。

平安集团前CSO、广东省CIO联盟会长李洋表示：

“如同过往的芯片、系统软件、应用软件等对中国的限制一样，美国对 AI 的限制出口接踵而至，但是 AI 的限制在目前中国大力推行国产替代的大前提下，是机遇大于挑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更加便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丢掉幻想，重新布局。

现实情况下是，AI 所依赖的算力、算法很多都依赖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的算法、数据。但实际上中国的 AI 场景和应用体量非常大，在数据和算法层面不久后将不再受制于人。现代 AI 的发展不过几十年，即使是当前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也未必就永远处于领先。即便是如今众星捧月般的明星独角兽 OpenAI 也无法保证其大模型架构是未来 AGI 的正确技术发展路线，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限制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坏事。

希望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尤其是 AI 工作者们能够沉下心，在基础算法和模型研究中能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之路。

李洋还表示，“对于 AI 人才赴美的限制，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中国的 AI 基础研究和应用市场相对于美国来说都还是蓝海，立足于中国的产业，将 AI 人才留在中国服务，利大于弊。况且，美国所谓的这些限制，在当今时代下，也不会是一揽子的全封闭，所以我们应当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机遇。”

法案公布以来，除了担忧对于 AI 人才和大模型的限制外，外界还会担忧对于开源大模型的限制会让许多国内“套壳”大模型企业很难受。

对此，李洋表示，“开源模型虽然现在美国比较领先，但是其他欧美国家也不乏相应的开源产品，我们在这个阶段还可以多方面借鉴和研究。并且，基于我们的自主创新体系，我们还是要沉下心来研发自己的 AI 基础底座，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大模型及其应用，所以短期内会对一些套壳的中国公司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模型的演进、应用和商业化等等都存在相应的限制）。”

“但是从技术和应用上来讲，进口的开源模型也不是完美和最终的 AGI 的路标和唯一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希望我国 AI 企业能够立足于自身的能力打造，丢掉幻想，与中国生态和国际生态一道打造出中国的 AI 开源版本，为中国和国际做出自己的贡献”。李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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