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对峙过的绝望

先报个平安，最近不得不休息调整一段时间，没有码字交作业，感谢大家挂念。暂时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

还有朋友说，是不是蛋总立场变了，这个请大家放100个心。蛋总不是方先觉，不会在1944年率众投敌叛国，更不会在1911年10月9日入宫当太监。

为了报平安，蛋总改一篇以前的旧文。之前蛋总文章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目前已经是大势所趋，且势不可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路跌倒撞撞、险象环生的。也可以判断，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一定充满了艰难险阻。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困难。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也一定会有。但是不能现在有困难，未来也有困难，我们就裹足不前，消极堕落。

就像长征，强渡了大渡河，后边还有大雪山，接着还会有沼泽地。既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明知道解决了这个困难，后边还有更大的困难，但还是勇敢地向前。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很火的一首儿歌《孤勇者》就是写长征中的红军。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军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谁说剃光头的算个英雄……

当前，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恶性案件问题，社会撕裂问题，比如烂尾楼问题，比如地方债问题，比如干部腐败问题，比如出生率偏低问题，还比如有人给叛国投敌的国军将领翻案问题。

这些事情大不大，当然大了，因为群众利益无小事。谁也不想吃烧烤的时候，遭遇无妄之灾，谁也不想让自己孩子看问题教科书，谁也不想摊上取款困难和烂尾楼。

尤其是烂尾楼，每一户都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命运。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买一套房需要两三代人勒紧裤腰带，可能还要背负几十万上百万的贷款。

房子一旦烂尾，无异于毁灭了他们的所有，包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一旦摊上烂尾楼，如果不能尽快妥善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已经有人选择了轻生。

在这里，我提醒各位业主，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合法手段积极维权；另一方面，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信心，相信党和国家会尽快妥善处理。

对于当事人之外的吃瓜群众，我们一方面要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不盲目乐观，更不能灰心沮丧。

就拿唐山烧烤案来说，可以说是震惊全国， 我们觉得那帮流氓黑社会下手太狠了，但从案情本身（其他问题另案讨论），也只能算个伤害案，还只是轻伤。

大家的高度关注推动了案件的调查和社会的进步。第一，轻伤不轻（很重），法律修改提上日程；第二，有警察渎职，出警不及时还撒谎；第三，涉赌涉黑。

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社会治理本身就是全世界的难题，唐山案的爆发也不能否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也不能否认中国治安环境越来越好的事实。

先列数据。国家统计局有历年的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数据表明，最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杀人、伤害、抢劫、拐卖、盗窃等案件大幅度下降。

我们先说杀人案。很不幸，虽然现在社会治安好多了，但是2020年的杀人刑事案依然高达7157起，也就是平均每天20起。

但是如果放眼10年前，2010年杀人案高达13410起，平均每天37起；但是再往前倒10年（2000年）这个数字是28429起，平均每天78起！

再看伤害案，2010年高达惊人的174990起，也就是平均每天479起；但是2020年已经下降到了79662起，平均每天218起，为十年前的45.6%。

抢劫案也大幅度下降。2002年发生了354926起，2010年下降为237258起，2020年下降为11303起，仅为2002年的3%。

列完了数据蛋总谈一下自己的亲身感受。上世纪90年代，农村打架斗殴伤害杀人甚至灭门，都非常常见，小作坊小煤矿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县发生了一起鞭炮厂爆炸，几十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小伙子瞬间就没了。

大概在1999年，我们乡里发生了一起灭门事故，一家四口半夜被人锤杀，然后尸体连房子一起化为灰烬。

我有一位小学女同学长得挺漂亮，就坐我后座，可命运多舛，十几岁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瘦弱的身体要照顾爸爸和两个弟弟，因为他爸爸被人剜去了双眼。

我们乡还有一起离奇的案件，一个新婚之后没多久，刚开店踏上美好生活征途的哥们儿，一天跟乡里税务所的税务员发生了口角。

晚上一帮哥们一起吃饭，哥们义气上来了咽不下这口气，一帮人连夜上门找税务员茬子，结果人多手杂把人打死了，问题是还找错了门打错人了……

本世纪初合肥的治安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一个同学刚买个诺基亚，晚上出校门就在黄山路就被人劫走了（2003年）。

蛋总亲历的盗窃案都列举不完，丢自行车的次数多到记不清，钱包口袋也被割过很多次，也几次被入室盗窃过。

那时坐绿皮车都提心吊胆的，火车走到亳州阜阳都会被列车员喊醒，提醒大家注意看管好自己的物品。

我在郑州火车站门口，还被讹了几十块钱（有人拿鞋油硬往你鞋上抹，不给钱不让走）。路过火车站汽车站还有失身的危险，搞不好会人硬往洗头房拽你。

2005年的某一天，我弟跟他同事半夜在合肥街头一个大排档撸串，结果突然冲过来一帮持刀的地痞流氓不容分说见人就砍，现场一片狼藉。

我弟弟算机灵的，跑得快，不过还是挂彩了，头上和胳膊上被开了口子，鲜血直流。他同事就惨了，跟腱被砍断了，自费住了很多天的院，问题是不了了之。

当时网络不太发达，大家也没有手机，街头也没有监控，社会治安很乱，各种暴力犯罪案件多如牛毛，现在治安已经好多了。

所以唐山烧烤案大家要关注，因为我们对安全感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对警察的素质也提高了标准，对黑恶势力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但是问题归问题，关注归关注，不能否认我们国家社会治安的进步，也不能否认公安部门的贡献和付出。

互联网让各种消息尤其是坏消息传播得更快。一个社会事件，很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传遍全国。如果二十年前的社会氛围搁现在，微博亡国不知有多少次了。

纵向对比过了，我们再来横向对比一下。比如美国，枪击案已经习以为常，抢劫案也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更是家常便饭。

必须得认识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乌克兰目前依然是战火纷纷。泽连斯基曾说，乌克兰每天都有60-100人死于战争。

有人肯定不服气，跟乌克兰比太low了，但很不幸，乌克兰还比输了，因为美国每天100多人死于枪击案，比乌克兰战争死得还多。

不过美国还是很强大的，新的生意门类诞生了——儿童专用防弹背包，还有校园教室配备的防弹安全屋。

我们要求彻查唐山烧烤案，我们希望绝对安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一些恶性案件有时候难以完全避免，我们只能努力去降低发生的概率。

说完了唐山案，再说毒教材。大家关注毒教材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不能不能容忍别有用心的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我相信国家一定会注意到这件事，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处理。如果没处理，说明火候还没到，说明国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这点事也不算什么。1988年，崇拜西方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传统文化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竟公然在中央台播放。

谁要是敢公开表达爱党或者爱国，在网上可能会被喷死。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郭敬明，一个是刘嘉玲，一个是赵雅芝，一个是贵州前副省长陈鸣明（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郭敬明，是一位80后作家。2012年他发了一条个人感悟，表达自己的爱国立场，结果被骂了几万条，差点被骂成了网民中的“先烈”。

刘嘉玲，2013年7月28日，发布了一张在天安门的留影照片，并配文字：“48年，我终于来到了这里！东方红，我心中的太阳！”随后遭到了恶毒的语言攻击。

赵雅芝，2015年1月8日，发了一则微博：“每次路过天安门都会深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结果也惹祸上身，惨遭围攻。

类似的还有很多，王宝强在毛泽东诞辰日发表了一则纪念微博，结果也被骂成了翔。王宝强最后没顶住压力，把微博给删了。

2013年，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陈鸣明，转发了一则《瞭望》发布的消息：美国佛州发生枪击案7人死亡，结果没想到这下他戳了某些人的肺管子。

一来二去，形成了网络骂战。其中陈鸣明回了一句：“一些不爱国者为败类、人渣，应该赶紧去美国，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再次被卷入舆论的暴风中心。

陈鸣明后来发表《有话好好说，从我做起》的长文予以回应，称“个别言语欠妥，有话好好说，从我做起。”

公知横行也就算了，当时的官媒也令人吃惊。刘嘉玲被围攻之后，某二流报纸的微博竟然发表评论，说她应该谨言慎行……

这就是几年前的网络舆论环境，意识形态领域被渗透成了筛子，各路公知占据了网络话语权，段子满天飞，谣言四处传，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网络暴力肆虐。

但是随着网络治理的全面铺开，随着广大网民的一起努力进步，也随着两面人鲁炜等人的落马，网络风气逐渐好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重新占领了舆论阵地。

大家对毒教材的强烈不满，正反映了网民的三观，捍卫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已经成了广大网民的自发和自觉行为，对夹带私货者，已经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

再说河南村镇银行案。这个案件，我认为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5万以下的储户全额兑付，这也给五万以上的大额储户吃了定心丸。

这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400亿，的确触目惊心。但这是涉案金额，不是最终损失，毕竟有的转化成了固定资产，有一部分还能追回。

但无论如何，这案件损失惨重，教训惨痛。其实国家监管部门早在2021年1月就叫停了互联网存款和异地存款，这几家村镇银行依然违规吸储。

而这期间，各种互联网平台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帮助这些村镇银行绕过国家监管，通过银行自研的小程序，把储户的钱导入到了不入账的平台。

这个案件还正在查，但是案情非常复杂，因为涉及腐败，甚至是塌方性腐败。有一个细节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村镇银行案的幕后主使吕弈的出逃。

2022年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因受贿被逮捕，吕奕作为关联人物被通知协助调查。

在蔡鄂生被逮捕的同一时间，2022年2月10日，河南新财富集团注销。而吕奕，则在协助调查被释放后，然后竟然去了美国。

这么重要一个人物竟然能够出逃，简直是另一个丁义珍。大家都知道，丁义珍出逃了，祁同伟就安全了，高育良也就安全了。

不过这种安全也只是暂时的，丁义珍最后客死他乡，祁同伟开枪自杀，高育良吊儿郎当入狱，个人全部财产被没收。

再说烂尾楼。烂尾楼的事情，其实还好处理。很多房地产公司出现问题，根源在于资金链断裂，只要想办法盘活，大部分楼盘还有得救。

烂尾楼的出现，跟房地产泡沫有关系，也跟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关系，加上疫情导致的经济降速，导致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紧张，只要不是资金恶意抽逃，还是能渡过难关的。

但这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也千万不要低估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有人认为，一场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这纯属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崩溃论了。

说到金融，新中国历史上最悲观的时刻应该在1998年左右，外有亚洲金融危机，内有国有企业大批亏损，数千万工人面临下岗，国字头银行大批呆坏账。

我们来说下当年的下岗潮，对于国企职工，一般都把单位当做自己的家。而下岗，意味着被当做包袱给无情地甩掉了，那种迷茫和绝望恐怕我们难以理解。

1996年我国大约有国有职工1.1亿人，到了2002年已经下降到了不足7000万了。也就是短短几年内，国有职工减少了4000万。

下岗在当时也是无奈之举。1998年亏损国企比例高达47.4%，总亏损额1960亿元，让财政背负上了沉重的包袱（当年中央财政收入是9875.95亿元）。

再说银行的呆坏账。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33%，其中四大行在1997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2001年农行高达惊人的39.8%。

那时候，中国崩溃论极为盛行，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也十分悲观。当时一位老师跟我们聊起了国内形势，语气十分沉重，班里鸦雀无声，气氛十分沉闷。

在各个城市，也都是十分混乱，动不动就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堵路拉横幅，那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社会的风雨飘摇。

除了这些绝望，还有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1989年就不说了，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还有厦门远华等大案，以及JD经商等问题。

跟那时候比，我们的国力要强盛了许多，经济结构也调整的差不多了，更加合理健康可持续，我们手里也有了更多资源去应对国内外危机。

因此，当前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也是暂时的。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我们伟大复兴前进的步伐，会一如既往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