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女孩，东亚小孩的反面

那里的人，活得热烈。游牧为生的哈萨克人转场时，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我认识了一个阿勒泰女孩@梁安妮 ，了解了她的成长和家庭史，被深深地震动了。

安妮的奶奶来自俄罗斯，腿上有一个弹孔，她经历过战争、饥饿、疾病，养大了八个孩子。

在新疆，有很多这样的移民家庭。大家为了活命，有口饭吃，来到新疆，经历着很多艰辛和粗粝。

但无论在任何处境，安妮一家都活得热烈。吃着饭，爷爷就会拉起手风琴，爸爸弹吉他，奶奶、姑姑们去跳踢踏舞。

奶奶每次见安妮，总要抱着她亲上两三分钟。

妈妈会在安妮怀疑自己时，告诉她：不怪你，你一直就是一个独特的孩子。

小时候的安妮，总觉得阿勒泰太小。

长大了的安妮，却在一步步远离阿勒泰的路上，找回了故土。

这是一个关于非典型东亚家庭的成长故事。这也是一个回归故里的故事。

就像法国哲学家埃里蓬在《回归故里》里说的，“这个我曾经极力逃离的地方，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

我们每个人，最终总会找回自己的阿勒泰。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叫梁安妮。1999 年，我出生在新疆阿勒泰。

我们家在一个叫布尔津的小县城，城市很小，从最东头开车到最西头，只用十分钟，开两个多小时，就能到牧区，那里有很多骑着马、仰着鞭，赶羊的哈萨克牧民。

牧民四处游牧，生活里充满了动荡，但他们住的房子总装饰得很漂亮。墙上常挂着很好看的民族刺绣、家人的合照、在县城上学的孩子得的奖牌，以及民族乐器冬不拉。

很小的时候，我跟着奶奶去亲戚家做客。我们带着家里做的啤酒、饼干，穿过树林，一路走，一路捡地上的野草莓和一些野果子。

我们小孩会拿一个桶子去白桦林里，接白桦树的汁喝。把白桦树的根部划一道小口，接一个管子，就会流出透明的汁液，喝起来甜丝丝的。

小时候，我总觉得布尔津很小。更大的世界在北京，在上海，在布尔津的外头。

   “你们阿勒泰人都这么热情吗？”

高中时，我去了上海上学。经常有同学问我，“你们新疆都是骑马上学吗？”

我在人群中很扎眼，不只是因为长得不一样。同学们觉得我太热情。喜欢一个朋友时，我会给她一些吃的或东西，我就是单纯的，没有任何目的。但对方会疑惑，你是想找我办什么事吗？

小姑有次来看我，见到我的老师，给了她一个拥抱；到了宿舍之后，又给了我室友一人一个拥抱。他们都很惊讶，说，你们家的氛围怎么这么好？

我渐渐意识到，不是我太不一样。我们阿勒泰的家庭，我们阿勒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外面就是不一样的。

每次，我去奶奶家。她会先在门口迎接我，先抱着我，把我亲个两三分钟，我们才一起进屋。因为劳作、生病导致的身体变形，奶奶走路一瘸一拐地。她径直地走向冰箱，在里面不停地翻找，直至把所有好吃的都网罗到我面前。

我的姑姑们见面也是这样。打开门，她们会先狠狠地拥抱，尖叫、大声地拍打彼此的背。即便她们前几天刚见过面。

每次全家人聚到一起，我们从不看电视，而是围着餐桌坐着。餐桌满满当当的，摆着饼干、面包、果酱，都是自己做的。白色的桌布绣着花，吃的都用餐布盖着。我们坐在一起喝奶茶、聊天。

高兴了，爷爷拉手风琴，爸爸弹吉他，奶奶拿着两个大勺子敲击伴奏，姑姑们去跳舞。

我妈妈是汉族人。刚嫁到我家时，还很不习惯。

在汉族家庭里，感情好像是一种无法被放在台面上展示的东西。但我们家人一见面，就会亲啊、抱啊，喝酒、唱啊、跳啊、闹啊，不玩到天黑，不散场。

或许是因为民族个性，也或许是在条件恶劣的阿勒泰，要生存下去，人和人之间要紧紧相依。

我常常觉得，我们家的精神气质和家庭氛围大多是由我奶奶奠定的。

奶奶是个俄罗斯女人，她出生于 1938 年。13 岁时，为了逃难，跟着她母亲从前苏联逃到阿勒泰，右大腿有一个弹孔，是战争留下的痕迹。她在这里生下了八个孩子，建造了我们的家庭。

她叫娜斯佳，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鼻子高而圆。我们家族里，只有我们俩是这样的鼻子，其他人的鼻子都是高而尖。

奶奶叫我“阿妮娅”，她是我们家唯一一直叫我俄语名字的人。小时候，奶奶给我扎辫子，我老动，她会说“zan ha”，就是让我站住别动的意思。她话不多，中文有些蹩脚。说话时，会夹杂一些俄语和哈萨克语，爱用俄语说“老天保佑”。

我常常很想念奶奶。家人说，我戴上头巾的样子，很像她。我就经常戴着头巾，照镜子。

这是奶奶年轻时的照片，她扎着辫子、盘起头发、眉眼冷峻，十分优雅。

刚来阿勒泰时，奶奶语言不通，她的妈妈后来也离开了。因为过来的俄罗斯人太多，很多人被遣返了。奶奶的妈妈走了后，我们就和她失联了。听人说，回去的人大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打死。

18 岁时，奶奶嫁给了爷爷。

爷爷是中乌混血，他父辈闯关东到了乌克兰，后来逃难逃到了新疆。他们拉着爬犁迈过边境线，车上还带着一把手风琴。这就是我们民族对生活的态度，就算逃命了，都不能忘了乐器。

他们婚后定居在布尔津县的俄罗斯村，这是一个藏在深山里，很偏僻的小村落，吃的用的都没有。

外地人对阿勒泰有一种田园牧歌的想象。

夏季的阿勒泰也确实很美。草原翠绿，铺满黄花，远处是松林，更远处是白茫茫的雪山。

人和自然总有奇遇。就在昨晚，我在洗手，抬头一看。天空乌蓝，大地漆黑，一道红色从中间劈过，把天和地分成了两半。

但美不是阿勒泰的全部。阿勒泰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冬季。最冷时，有零下40度。在过去，天气更为恶劣，一年中只有两三个月能看到花草树木，平时都是光秃秃的，白桦树也是秃的，只有松林长青，它最顽强。

雪大，连续下几天，能把平房埋了。风也大，从家里窗户往外看，灰白灰白的，啥都看不见，风吹在人脸上，像被刀子割了一样疼；紫外线很强，干燥，牧民的脸膛都黑红的。

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倾尽全力，利用身边能使用的一切。

爷爷奶奶去森林里砍树，用木头搭建了几间矮房子，养了几头牛、羊。牛羊肉用来吃、喝奶，皮毛做衣服，牛皮做靴子，羊毛、骆驼毛做袜子。

爷爷用木头做的叉子，去河里叉鱼；奶奶种点小麦，磨成面粉，烤面包，用羊油做饼干；去深山里，采野果做果酱；最艰难时，他们啃过树皮，吃过被子里的棉絮。

奶奶不停地生育，有了八个孩子。后来，因为实在养活不了，三姑被送给了我太奶奶养。

刚到阿勒泰，爷爷奶奶一无所有，所能倚靠的只有自己的一双手。后来，这双手把他们带出了深山，搬到了山下一点的冲乎尔村。这个村子的地多，奶奶可以种土豆、小麦。用野生的啤酒花、蜂蜜、土豆、麦子自制啤酒。

再后来，这双手又把他们带到镇上、县上。在县上时，奶奶开了一个做啤酒的家庭工坊。

奶奶带孩子、干家务——做饭、给孩子做衣服、鞋子，打扫卫生，做农活，还要做啤酒，她的身体像甘蔗，总能压榨出更多的力气来。

奶奶的个子不高，臂膀不算厚，但总想把每个孩子都紧紧护在自己的怀里。文革时，爷爷被打到很偏远的山里，为了让孩子不受牵连，她带着孩子四处躲藏。

奶奶就像阿勒泰的松树一样，坚韧，苦难、贫困、疾病都打不垮她。

在我一岁多时，奶奶脑溢血，瘫痪了，躺在床上一年多。后来，她竟然能站起来，还能走了。她意志很坚强，每天都坚持锻炼。

生病之后，奶奶的左手有点向外拐，但是她还不断地烤面包。我记得她在餐桌上会摆很多烤盘，还有一大坨面，在那里揉，她的动作很笨拙、很慢，半天才能摆满一盘。摆满了，再慢慢刷上鸡蛋液，之后，一瘸一拐地把它放进烤箱。

她的小烤箱在卧室里，夏天时，很热，她坐在床边烤着面包，头发上都是汗水，她拿着手绢不停地擦汗。

直至她去世前，她都给她的孩子做面包、饼干，塞满他们的冰箱。我有的姑姑嫁去了外地，可可托海，甚至北京。但仍能收到她的面包。

在北京生活的小姑，每次收到的饼干，都碎碎的了。一次，小姑在包裹里看到了一根很软的白头发，瞬间泪流满面。

奶奶用她的面包链接着她的每一个孩子。

我出生时，奶奶已经 61 岁了，她的白皮肤上长了一些斑点。因为脑出血的后遗症，她的腿打不直，裙子下的袜子总皱巴巴地堆在一起。

新疆有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注定有粗粝的一面。奶奶从不期待我爸爸、姑姑，好好混，将来要有出息，她和爷爷唯一的教导是“你不要惹事”。这也是我爸对我唯一的要求。

但我是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女孩。我的眼睛是棕色的，鼻子高，像个混血儿，在人群里很打眼，而我又不太爱理人，会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上学时，老有女孩看不惯我，找我吵架。我也是比较有棱角的那种人。最后吵架变成了约架。我爸就很生气，他对我为数不多的发脾气，都是因为打架。

有次，他生气地说，为什么你老惹事儿？我非常委屈，十多岁时，哭着在纸上写：为什么别人总看不惯我？

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家又允许孩子自由发展。每个人都很追随自己的兴趣。

我爸喜欢弹吉他、做手工。最爱的是钓鱼，他承包了一个渔湖，在旁边种地、建房子。房子里放着吉他、做皮具的工具，还有麻将机。这是他为自己设计的退出机制，他随时都可以退到这个小世界里。

我的姑姑们喜欢唱歌、跳舞。我四姑 12 岁时，一个人跑到富蕴县，找文工团；我小姑想当歌手，18 岁时，跑到了北京，参加歌唱比赛；大姑去了可可托海，当了体育老师。

爷爷手风琴拉得好，也很会做手工。刚来新疆时，住在深山里，他会用木头做碗、勺子，把白桦树皮撕得一缕一缕的，编成很别致的小篮子、小筐。因为手艺好，村里的人都找他干活，后来，他成了一个木工。

我奶奶喜欢跳踢踏舞，还会做俄罗斯啤酒比瓦，是把俄罗斯啤酒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我们家唯一没有兴趣爱好的是我妈。小时候，我问她“妈妈，你的爱好是什么”。“我喜欢赚钱”，妈妈说。

妈妈的家庭和爸爸很不同，他们被教导，好好读书，要有出息。我舅舅去当了兵，小姨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有正式的工作，现在都是社会上很有成就的那类人。我妈没考上大学，她曾为此很自卑，结婚后，她去做了生意。

小学时，我因为成绩不好，也被我妈揍过。有次，我考了 40 多分，害怕把卷子拿回家，就把书包的内衬撕开，把卷子缝了进去，我妈发现了，把我暴打了一顿。

但后来，我妈妈就被我爸一家人同化了，对我很“佛系”，放养。

12 岁时，我发现一个网站能跟世界各地的人互寄明信片，我就一直玩明信片，和 48 个国家的人写过信。我还喜欢买书、练字、玩胶片相机。

我妈从没说过我，不好好学习，瞎搞，都是夸我“安妮是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喜欢的东西也很小众”。

是我的家人托起了我，保护了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孩子。

11 岁时，我第一次到北京看小姑。感觉北京好大啊，车水马龙，要啥有啥，还有游乐园什么的。那是我从未感受到的一个世界。布尔津县城最高的楼只有六、七层，也没有艺术馆、图书馆。

从北京回来后，我常常做梦，梦到自己在一个大城市里。但醒来后，发现自己还在布尔津，我很失落。

我对我妈说，我想去外面上学。她以为是乌鲁木齐。我说，上海。现在想，很神奇，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异想天开”，但我妈妈竟然支持了我。

到了上海，那是一个和布尔津全不同的环境。

我们的日程表是这样的：5:00 起床，跑步。学校每个地方都有个刷卡点，你要把这些点都刷完，才能去吃饭。之后是早自习。8:00 正式上课。12:00 放学。

半小时后，开始午自习，一般要默英语。17:30 放学，一小时后，是晚自习。21:30 放学，半小时后熄灯睡觉。在半小时内，要洗澡，就没时间吃东西，因为干啥都得排队。

我们同学曾挑战最快的洗澡时间，用时 4 分钟。

对比之下，我们在布尔津上学，完全是“放羊”。我们早上 10 点上课，中午休息两小时。晚上七八点钟放学。放学后，和同学一起回家，边走边玩。

我们会做很多无聊的事情，明明不顺路，先把同学送回家，把她送到楼下，她又跟我一起去我家。

刚开始，我很不习惯。校园里，没有人是匀速走路的，大家都是快速走或跑起来，并且随时手里面拿着一本书背东西。

好奇怪，休息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我不想用来背书、跑步、参加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活动。

“你不要这么懒散”，老师常说我“拎不清”，我的时间总不够用，明明已经很紧张了，还总会迟到。

大学时，我报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被调剂到旅游管理。我身边的同学们都在考研、申请去国外念书、找工作等。我一直在做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我迷上玩胶片相机、玩明信片，看文学、哲学书，谈一些很伤心的恋爱。

“你的人生轨迹会乱掉的”，我一个朋友曾对我说。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新疆的一家旅游公司工作。朝九晚五，在一个很小的，永远拉着窗帘，只亮着一盏白色小灯的办公室里，坐着打电话，背各个旅游景点的电话。

干了一个月，我辞职了。我真干不了。或许我有些自大，我不想做个“螺丝钉”，这样的工作，对我没有任何获得感和成就感。

刚没工作时，我也挺难过的，感觉自己一直在做一些没结果的事情。看了很多书，但没写过多少东西；做一个读书账号，有了 3.8 万粉丝，但没赚到什么钱。

缓了几天，我才告诉家人我辞职了。“辞职就辞职”，我姥姥说。“你想过做实业吗？”妈妈小心翼翼地问过我。我说，没有。她就不再问了。

妈妈对我很信任，她知道我即便不上班，也一定会给自己找事儿干。

我和两个朋友买了辆不知转手多少次的车，改装了下，我们打算开着这辆车，到新疆各个地方采集一些当地的民族诗歌、散文、故事、图腾，把他们分享到网上，没想到竟收到了很多关注。

在上海时，人们追求“松弛感”。安福路、武定路、武康路上都是拍这种照片或视频的人。

但我觉得他们越追求松弛感，反而越紧绷。像布尔津这样的小县城，大家脑海里没有特定的词语，但走在路上的人都很松弛。

我们就是高兴就笑；伤心就哭；喜欢就紧紧地拥抱；想念一个人，立刻就去看他。

人生为什么一定要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什么不能想做什么，有条件就先去试试呢？

11岁时，我觉得布尔津很小；但 25 岁，我发现小小的布尔津有北京、上海容纳不下的东西。

而我妈是有力量的。她强大到简直随心所欲。她举重若轻——所有艰难的事情，都被她做得像是伸手从树上摘下一颗苹果。

  ——李娟《阿勒泰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