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舞台是最热烈讨论人类命运的场所

5月前

很多人知道，是阿瑟·米勒创造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推销员威利·洛曼，并且经由马丁·哥特弗里德和梅绍武、黄佐临等专业人士的绍介，认同他是“美国戏剧的良心”，但少有人了解，在英国、欧洲和拉美，他的这部自传，才是他三十余部剧作、小说和随笔里，最受关注、评论最多的作品。而在美国，总有那么几位批评家猛烈抨击他，或者有意地避开谈论，因为米勒书写小人物们背后非主流的立场，因为米勒笔下没有彰显玛丽莲·梦露的性感——他是多么在意和抵制大众对她的消费啊！还有他错过的奥本海默，他营救过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遭遇的背叛和审查，他那些剧作背后一生的阴影和抗争……

用这本书进入阿瑟·米勒的戏剧世界，无疑是绝佳的起点，何况这次的中文版，首次刊发两篇万言导读佳作，英国导演、编剧理查德·艾尔的《前言》，和阿瑟·米勒传记作者、米勒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的《后记》，中文读者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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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自传往往讲述小故事，但少有人物能在生活与文学之间找到平衡。阿瑟·米勒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自传》可圈可点地记录了这一生中的前七十年。我很幸运，能够在随后的十九年与他相知相交。

阿瑟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并且持续写到他去世。他在八十九岁时，还有新剧在芝加哥首演，还在为《纽约客》写短篇小说。他最后的剧本是诙谐呈现了《不合时宜的人》制作过程的讽刺剧，该剧被命名为《完成那部电影》，堪称完美的讽刺。

米勒在《阿瑟·米勒戏剧选集》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剧本，应该让普通人也觉得有意义，唯一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挑战，是最广泛的和最崇高的，即民众本身。”米勒和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一起，为美国戏剧带去了激情、严肃与诗意。

阿瑟·米勒

他的写作为他赢得了接连不断的荣誉：一次普利策奖，多次托尼奖和剧评人协会奖，一次奥比奖、奥利弗奖、肯尼迪终身成就奖和国家图书奖，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数个荣誉博士头衔和学位。晚年的他，马不停蹄地在不同城市间穿梭领奖——可能是去东京，也可能是去巴黎或牛津。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他因为捍卫言论自由享有盛誉，也因为写作屡受表彰，他却被诺贝尔奖忽视。

他可能是自萧伯纳以来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剧作家，并且和萧伯纳一样，兼具高尚情操与过人才华。但米勒的勇敢与自由天性所经历的考验，是萧伯纳从未有过的。他从不畏惧表达政治立场以及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比如，1954 年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护照给他去比利时出席《萨勒姆的女巫》的演出，1956 年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指控藐视国会罪，他说是因为他拒绝“说出1947 年一场左翼作家会议的参与者名单”。

《萨勒姆的女巫》剧照

他有过三次婚姻。当然，他最特别的，或者至少说是最引人瞩目的婚姻，是与第二任妻子玛丽莲·梦露。米勒去世时，梦露正占据着英国报纸的头条。他们发问：“阿瑟·米勒会以娶了玛丽莲·梦露的男人而被记住吗？”他们忽略了那个事实，1956 年俩人结婚时，梦露作为明星固然已经在银幕上光芒四射，但在全世界的戏剧演出领域，阿瑟·米勒当时也是明亮的星，他是北极星和南十字星：他已经完成了二十世纪最棒的四部剧本。以及别忘了，和所有破碎的婚姻一样，他们的婚姻的开端，是两个将对方理想化的恋人的结合。

阿瑟·米勒和梦露

米勒在他的剧本里，总是把过去作为理解未来的方法，他反复书写的主题是大屠杀和大萧条，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背叛，愧疚和纯真的失去：该隐在灵魂的旷野中徘徊。大萧条给了他情感教育：家族生意被毁，家庭陷入贫困。有一次，我和他散步时聊到这个，当时我们走在布鲁克林大桥桥柱的阴影下，俯瞰东河。他说：“美国，意味着一个又一个承诺，大萧条本质上是一个破碎的承诺。我觉得总体而言美国人都生活在悬崖边缘，等待另一只靴子掉下来。我不在乎他们是谁。或许这是这个国家活力的一部分。他们永远在对抗即将发生的灾难。”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望向大桥，“这些是我们的大教堂，”他说。“我觉得那些才是，”我说，指向河对岸的商业区，以及世贸中心的双塔（当时还是1999 年）。

阿瑟是一个棒极了的朋友，了不起，处着愉快，会讲故事。我有一次问他《推销员之死》在费城首演之夜的情形。他肯定已经跟人讲过无数次这个故事了，但他还是重复了一遍，讲讲停停，好像在寻找遗忘的细节，如同第一次讲一般：

演出结束了，现场悄无声息，我记得我和卡赞一起在后面，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也没有起身。然后一两个人站起来，拿起大衣。有些人又坐下。很嘈杂。然后有人开始鼓掌，剧院沸反盈天，人们继续鼓掌，天知道鼓掌了多久……我记得有位老人被扶上过道，原来是伯纳德·金贝尔，他的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连锁百货之一，当时他是真挤不出去，别人帮了他才走到过道。结果他被这部剧打动了，第二天，他下令，在他的百货公司——我不确定他在全美有八家还是十家店——不许任何人因为超龄而被解雇！

《推销员之死》剧照

讲着这个，米勒笑了，笑声沙哑低沉，他摇摇头，好像这事儿就发生在上周。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男人：个儿高，威风，肩膀宽，下巴周正，还有一双最漂亮的手，大，有力，却也温柔的手——木匠的手。他坦坦荡荡，从没小家子气，尽管他在写作中热衷于揭露美国公司的恶行和政客的贪婪，但他是个兴兴头头的乐观主义者。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重要，但也越来越随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松弛。

他的剧本展示了人——通常是男人——掌控自己生活的艰难和可能，“那种时刻，在我看来，是一个男人不再和其他男人一样，那种在漫天繁星中，他找了属于自己的星星的瞬间”。他的英雄——推销员、码头工人、警察、农民——在维护他们的独特性、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名字”的时刻，这些人都在寻找某种程度的救赎。他们挽回了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自杀。威利·洛曼大声喊道：“我不是廉价货，我是威利·洛曼……！”埃迪·卡蓬在《桥头眺望》中，被性的负罪感和公开的耻辱击垮，怒吼道：“我想要我的名字！”约翰·普洛克托在《萨勒姆的女巫》中，拒绝诬陷同胞，宣称：“没有名字我要怎么活？我已经交出了我的灵魂，把名字给我留下！”米勒最能体现他的美国性的，莫过于对个体掌握自己生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主张——除此之外，还有如何调和个体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简而言之，你如何过好你的一生。

Ntlive版的《桥头风景》剧照

但他既不是一位政治作家，也不是一位道德家；他仅仅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关心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各种现实，而不是现实肤浅的表象。他在剧本中诘问我们是否该为彼此负责：我们是社会动物吗？米勒在谈到《都是我的儿子》中的主人公时说：“乔·凯勒的麻烦，不在于他无法分辨是非，而在于他的思维模式无法体认他作为个体与他的世界、他的宇宙或者他的社会有真切的联系。他与社会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写作中有布道者的影子，那么他想传递的信息就是：如果存在社会这个东西，那么艺术应该被用来改变社会。虽然很难说艺术能拯救生命、为饥饿的人填饱肚子或者改变选票方向，但《推销员之死》比任何作品都接近作为社会疗愈物的艺术。

《都是我的儿子》剧照

“他也有夸张的时候，但总体而言他讲真话，”哈克贝里·芬这么评价他的创作者马克·吐温。这话也可以用在阿瑟·米勒身上，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巧合，我对阿瑟写作的热情几乎和我感受到马克·吐温的天才同步。因此也不奇怪阿瑟·米勒对马克·吐温的评价完全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

尽管他有着极少作家才拥有的严肃品质，他最终成功避免了自视甚高的自恋，在他的头脑中，在他的写作中，他首先是个普通人。

（本文节选自《文学的一生阿瑟·米勒自传》（前言），作者：理查德·艾尔译者：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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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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