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点燃美国大学后

这轮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源于4月17日。

那天上午，哥大校长沙菲克已经身处首都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关于“校园反犹主义”的听证会。而就在几个小时前，夜深人静之时，支持巴勒斯坦的哥大学生开始占领学校南草坪，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学校停止与他们认为支持战争的公司保持商业关系。

“这个计划是高度保密的。”大四学生劳拉告诉《纽约杂志》，他们一对一线下联系。“我去了一间教授办公室，让他们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断开无线网络，才告诉他们正在计划的一切。”

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劳拉一直在参与声援加沙人民的抗议活动，但越来越感到绝望。“拜登不会在乎的”，劳拉说，终于，有人找到她，提及了在学校发起运动的计划，“我们可能会因此获得谈判权”。

哥伦比亚大学的政策禁止过激的政治示威活动，占领行动成为了校园焦点。虽然反对加沙战争的学生受到了鼓舞，但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却深感不满与不安，尤其是因为抗议者高喊着“从河流到海洋”等口号——这是巴解组织在1964年提出的口号，4月16日刚被美国国会众议院认定为反犹言论。

次日下午，这位校长做出了一个决定，点燃了火药桶。

沙菲克说，抗议营地的学生系擅自闯入，他们拒绝离开，给许多同学造成了“骚扰和恐吓的环境”。以此为由，她同时向纽约市警察局报了警。全副武装的警察一拥而入，逮捕了超过100名学生。这是自50多年前的越战抗议以来，哥大校园内首次发生大规模逮捕事件。

这非但没有令事件平息，反而激怒了更多大学生。“尽管这些人在很多事情上与我意见相左，但看到他们——我的同学们——被警察抬出校园，我还是很难受。”大四学生亨利·西尔斯告诉《纽约杂志》。

学生们的愤怒立即爆发了。次日，在几米外的另一块草坪上，另一片抗议营被搭建起来，规模比之前的大了很多。“他们逮捕了一百多人，然后又有一千多人冒了出来。”研究生杰瑞德说。

哈佛、耶鲁、纽约大学、埃默里大学……全美数十所高校的学生开始声援哥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的高校也纷纷响应。截至5月3日，全球至少有90所大学开展了声援加沙的抗议或扎营行动。

校方似乎被吓住了，4月27日，哥大发布声明称，管理人员正在与抗议学生谈判。这算得上是一个积极信号，但谁也没有想到，事态迅速急转直下。

4月29日，沙菲克宣布谈判失败，并给学生们规定了解散的最后期限，否则将面临比之前更严重的后果。抗议的学生们投票决定按兵不动。当夜，数十名抗议者冲进汉密尔顿大楼，用桌椅从里面堵住大门。他们将黑色垃圾袋绑在监控摄像头上，用报纸糊住窗户，用铁链将门拴住。抗议者悬挂了一条横幅，宣布将大楼重命名为“辛德大楼”，以纪念辛德·拉贾布，一位今年1月死于以色列袭击的6岁巴勒斯坦女孩。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如美剧中的场景，警察利用云梯攻入二楼，其他执法者则涌向大楼正门。警员们用电动工具破坏了由自行车锁和金属野餐桌组成的路障，然后拔枪进入。一名警察不慎向一间办公室开枪，所幸并未造成伤亡。同时，抗议者报告了多起警察施暴事件。一位学生对媒体说，“几分钟后，他们把我的朋友扔下了楼梯。”

这一幕令人觉得似曾相识。1968年，同样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抗议的学生占领了包括汉密尔顿大楼在内的建筑，以抗议越战和大学的种族政治。他们同样遭到了警方的武力清场，造成4名学生死亡；1985年，反种族隔离抗议运动中，抗议学生占领这栋大楼超过一星期，并将其改名为“曼德拉大楼”。

同样似曾相识的是，就像现在的抗议活动一样，当年的学生运动大多也是毁誉参半。一些观察家赞扬抗议者的勇气和理想主义，而另一些人则批评他们被误导、自我放纵，甚至是“被外部势力煽动”。

美国学生和高校在社会中的声望向来不高。美国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很多保守的美国民众认为高校是“不爱国的”，是被“左倾激进主义”毒化的，只代表少数被惯坏的精英。“美国的学生运动在校外从来不受欢迎。”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科恩对《纽约时报》说。

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才开始作为公共生活中的一股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最初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接着是连绵数年的反越战运动。1970年5月，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爆发，883所学校超过100万学生参与其中。在肯特州立大学，一些抗议者向国民警卫队投掷石块，后者随即开枪，导致4名抗议学生死亡，9人受伤。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将此次枪击事件归咎于学生。此前一年，也就是1969年的盖洛普民调则显示，82%的美国人赞成将激进学生开除出学校。

越战结束至今，美国大学校园偶尔还会爆发运动，抗议美国国内政策问题、中东军事行动等。20世纪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活动兴起，学生们要求学校从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或从中获利的公司撤资。许多学校的学生建造棚屋，声援贫穷的南非黑人。他们的行动取得了成效，155所大学最终撤资。后来，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行动，正式实施了对南非的撤资政策。

现在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们几乎完全效仿了前辈，呼吁大学从与以色列有联系的公司中撤资，但从目前的形势看，他们很难复制前辈的成功——几乎没有美国政客站在学生一边，主流媒体和社会舆论也大多对学生表示反对或不理解。学生们孤立无援。

《经济学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多年来，美国精英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大学，已经与普通美国人脱节，更不用说脱离自己的学术和精英价值观了。“那些著名大学，正在失去公众信任，”普林斯顿大学法律学者兼哲学家罗伯特·乔治警告说，“但这不是公众的错。”

 三、走钢丝的拜登 

1968年4月，当学生们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楼时，年轻的乔·拜登正在250英里之外的特拉华大学学习法律，距离毕业仅有几周时间。

抗议示威不是他的风格，即使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拜登也是个坚定的体制派，更关注如何在体制内而不是在街头进行变革。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信守承诺》中，拜登描述称，有一天他走出学校，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披萨店吃午饭。

“我们路过行政大楼，抬头一看，校长办公室的窗户外，有人挂着S.D.S.的横幅。”他指的是“学生民主社会组织”，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学生运动团体之一。“我们抬起头说，‘看看那些混蛋’。他们占领了大楼。”

56年后，成为美国总统的拜登，对那些占领同一栋大楼的年轻学生，自然也没有多少好感。

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蔑视学生的旁观者，而是不满情绪的目标之一。拜登对反战运动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评价不高，可自己能否比后者更好地驾驭波诡云谲的校园政治？

抗议爆发以来，拜登一直在走钢丝。“人们有抗议的权利，”他说，“但没有权利制造混乱。”他表示支持学生反对他力挺以色列的言论自由权，但也谴责针对犹太学生的反犹太主义行为。这种中立态度的结果，就是激进左派称他为“种族灭绝乔”，共和党人则指责他是校园混乱的罪魁祸首。

对拜登来说，抗议活动是百分百的危机——而且只有“危”，没有“机”。这些抗议可能会加剧他与民主党内左翼的隔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而年轻人是他能否连任的关键。

与4年前相比，拜登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度急剧下降。据《纽约时报》报道，4月份公布的哈佛大学青年民调显示，拜登在这一年龄组中，以45%的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的37%，优势为8个百分点，而2020年同期他的优势高达23个百分点。

新华社在《美国高校反战浪潮愈演愈烈 会冲击拜登选情吗？》一文中，也引用政治分析师戴维·舒尔茨的观点认为，大规模学生抗议可能影响拜登的总统选举选情，“民主党需要非常高的年轻选民投票率才能赢得选举”，否则形势将对共和党有利。

虽然乐观的分析师认为，学生对拜登不满，对特朗普更不满，可1968年的阴影仍旧萦绕不去——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当时的抗议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败给了尼克松。

最近参加抗议集会的南加州大学毕业生艾哈迈德·哈桑对BBC说，他相信学生抗议活动将对美国的态度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由学生来告诉人们这是不对的，告诉大家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