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教授谈美国问题：穷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

23天前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却隐藏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每9人中就有1人生活无保障，公立学校有百万学生无家可归，每年许多人因无家可归而流浪、死亡。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认为，贫困无法消除是因为有人从中获益，导致贫富差距加剧。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尊严、人格和自由的丧失。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慈善，而是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意志。

穷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

来源/中信出版社

贫穷是一种昂贵的生活。

这么说似乎有悖常理，贫穷意味着过着节俭的生活。住在条件简陋的地区，饮食简单，依赖经济实惠的公共交通。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却用充分的证据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贫穷的生活成本实际上可能比富人阶层更高。

马修·德斯蒙德长期关注美国社会的结构性贫困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由中产和精英阶层代表的美国只是社会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美国的贫困问题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在他的新书《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中，他对社会性贫困的的根本原因抽丝剥茧，给我们提供了关注社会、理解现实的新角度。

贫穷意味着什么？

马修曾结识克里斯特尔·梅伯里，她出生前母亲在怀她时遭遇抢劫并被刺伤，她早产但幸存。童年时期，克里斯特尔目睹了家庭暴力和毒品滥用，最终被安置在寄养系统中。她经历了多次寄养和集体之家的转移，青春期时因打架被判伤害罪。她被诊断出多种精神疾病，依靠政府的补充保障收入生活。但由于犯罪记录，成年后她失去补充保障收入，随后生活陷入困境，开始流浪，甚至不得不卖淫以维持生计。

对于克里斯特尔和与她状况相似的人们来说，贫困当然意味着没钱，但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麻烦事堆积如山。贫困意味着痛苦，生理上的痛苦——在美国的肉类加工厂里，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两起截肢事故：工人在使用带锯时，一不小心就会锯掉自己的手指或整只手。在贫民窟的房子里，霉菌和蟑螂携带的过敏原会渗入孩子们的肺部和呼吸道，令他们患上哮喘；这些房子含铅量超标，对儿童幼小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除了痛苦之外，贫困意味着颠沛流离。过去20年来，租金飙升，租房者的收入却下降了；然而，在那些符合联邦政府住房援助条件的家庭里，真正得到援助的只占 1/4。大多数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现在要花至少一半的收入来租房，1/4 的家庭将 70% 的收入用于支付租金和水电。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低收入租户被赶出家门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贫困还意味着生命和人格的矮化。贫困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让你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它会占用你本应用来做决策的精力，让你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麻烦事上，比如有燃气账单还没交费，或者是工作丢了，从而没有精力关注其他的事情。在贫困的影响下，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在我们这些生活富足的人看起来不明智甚至是特别愚蠢的决定。请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过坐在手术室外，一边看时间一边祈祷好消息的到来？此情此景下，你只关心眼前的紧急情况，其他所有事物和责任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和生活在贫困之中是有相似之处的。行为科学家森迪尔·穆拉纳坦和埃尔达尔·沙菲尔称之为“精力税”，他们写道：“贫穷会降低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比熬一整晚夜的程度还要严重。”当我们被贫穷困扰，“我们能分给生活中其他事情的精力就更少了”。贫困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还分走了人们的精力。

穷人是如何被迫消费的？

即便穷人生活可谓毫无尊严，但还是有不少人从穷人中获利，这一点在租房市场上也许尤为明显。

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随着人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土地价值飙升，房东开始给房子打隔间，以租给更多的人住。1837年，一场金融危机令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史称“1837 年大恐慌”。这场危机使得给房屋打隔间的现象愈演愈烈，地下室、阁楼和储藏库都被改造成单间公寓，租给贫困的家庭。人们发现，即使是在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中，这种租赁形式也是有利可图的。在西方的主要城市，贫困人口被高额租金压榨。

在美国，贫民窟内的剥削持续已久。是金钱造就了贫民窟，因为贫民窟创造了财富。那么今天的状况如何呢？美国的穷人仍被高昂的住房成本压得喘不过气。过去20年间，租金增长了一倍多，租户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

我们需要更多的住房，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即使在公寓供应充足的城市，租金同样上涨了。2021年底，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有近19%的出租房是空置的，纽约州锡拉丘兹市也有12%的出租房空置。然而，这两座城市的租金在此前两年分别增长了约14%和8%。数据还显示，近年来租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房东的成本开支，特别是位于贫困社区的多户住宅。租金上涨并不仅仅是运营成本上涨的一种反映。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穷人在住房上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贫困的黑人家庭更是如此。因此，房东可以收取更高的租金。

会不会是因为低端市场的房子更老旧，需要房东支付更高的维护费用呢？也许是因为房客拖欠房租和空置率高等问题，房东往往要承担损失？我们同样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考虑范围包括屋顶修缮、管道问题、炉子损坏、窗户破裂、电气系统问题和其他几十种需要房东出钱的情况；同时，我们还把拖欠房租和房屋空置的问题考虑在内，并做了调整。我们发现，扣除所有的支出(包括水费、税款和保险这种常规费用，还有安装马桶、房屋空置等非常规费用)，贫困社区的房东每月仍然可以从每间公寓赚到大约100美元的利润，而富人社区的房东每月只能从每间公寓赚到50美元。在全美各地，考虑了所有成本后，贫困社区的房东不仅没有处于劣势，而且往往比富裕社区的房东多赚一倍。

但在全国房地产最热门的地方，情况刚好相反。以纽约市为例，在苏豪区当房东比在南布朗克斯区更有优势。不过，纽约和其他生活成本较高的大城市是例外。在房价更为典型的城市，如奥兰多、小石城或塔尔萨，成为低收入社区的房东是更好的选择，在全国房价最低的城市尤其如此。

如果更好的社区房租贵不了多少，那么贫困家庭为什么不搬过去呢？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贫困家庭在搬家时面对的情况和富裕家庭是一样的：为了能住更好的房子、有更好的社区和学校才搬家。但实际上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搬家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并不是机遇，而是一种紧急状况，甚至是创伤。他们要在艰难的条件下搬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竭尽所能避开环境最恶劣的社区，谁最先批准他们的住房申请，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而当他们希望从当初被迫搬进去的社区离开时，又会有许多障碍阻止他们搬到更好的地方去。贫穷的租户往往有被驱逐的历史和犯罪记录，他们的信用分数低或者根本没有信用记录，也没有人愿意在合同上签字为他们担保、让房东更放心。那些少数族裔和有孩子的人还会面临房东的歧视。

贫穷的租户也无法购房，这不是因为他们太穷而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如果人们能够支付租金，他们基本上一定能够付得起贷款。但是在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他们甚至都不敢尝试购房。例如在亚马逊仓库工作的拉基亚·希格比，她有两个成年的女儿、16 岁的儿子以及两个外孙女住在克利夫兰市一栋四居室的房子里。月租金是950美元，尽管房子的窗户很薄、不挡风，每月的暖气费用可能高达500美元，但拉基亚觉得条件还行。如果以常规条件贷款买下那座房子，她每月大约需要支付 577 美元，其中包括财产税和保险费。这样每个月能节省下373美元，拉基亚也许就能攒够钱来装新窗户了。

但就算信用评分不错，就算能设法攒够首付，拉基亚能申请到按揭贷款来购买平价住房的机会仍然很渺茫，因为银行不愿意为她能负担得起的那种房子提供贷款。由于申请不到这样的贷款，贫困家庭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租金，尽管这些房子本来是他们买得起的。就在不太遥远的过去(1934—1968 年)，由于联邦政府拒绝在低收入人群和黑人居住的社区提供按揭保险，银行就不在这些社区开展业务。今天，银行仍然不大在这些社区开展业务，因为在其他地方开展业务利润更高。数百万租户接受剥削性的住房条件，并不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更好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通常没有选择。

美国式贫困的原因

列夫·托尔斯泰在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从俄国乡下搬到了莫斯科。当时的他 53 岁，非常富有，雇了一群仆人打理家务。在莫斯科，最先引起托尔斯泰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贫困。“我熟悉农村的贫困，”他写道，“但城市的贫困我以前从未见过，也难以理解。”他走在街上，看到饥饿与绝望和奢靡与浮华共生，这让他震惊极了。贫困问题萦绕在脑海里，于是托尔斯泰开始寻找答案。这位伟大的作家很快就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工作与否，因为穷人似乎永远都在工作。最终，托尔斯泰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和其他有钱人这些过着闲适生活的人身上。

“我骑在一个人背上，勒住他的喉咙，让他背着我走，然后对自己和别人说，我是真的很同情他，我希望用一切办法来减轻他的负担— 但我不要从他背上下来。”

这个道理在 19 世纪的俄国适用，在今天的美国同样适用。问题不在于“虽然”我们很富有，“但是”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而在于“因为”我们很富有，“所以”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也就是说，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托尔斯泰写道，“如果我想帮助穷人，也就是让他们摆脱贫困，那就不应该把贫困加诸他们。”

而我们今天是怎么把贫困加诸美国的穷人的呢？至少有三种方式。

第一，我们剥削他们。我们限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选择与权力，压低工资，同时迫使穷人为住房、获取现金和信贷支付过高的价格。企业显然从剥削员工中获益，但我们购买贫困劳工生产的廉价商品，购买他们提供的廉价服务，并且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股市，我们同样在获益。从住房剥削中获益的人，不只是出租房子的房东，还有其他业主。因为大家一同努力把房子变成了稀缺品和奢侈品，有房一族的房产价格得到了提升。

第二，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减轻贫困，而是补贴富裕阶层。如果美国对逃税的企业和家庭进行严厉打击，并将收回来的税款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美国立刻就能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终结贫困。但是，我们却让富人蒙混过关，并且给已经很富裕的人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创造了一个严重偏向上层阶级的福利体系。

第三，我们建造了繁荣的、排他性的社区。在此过程中，我们把财富集中在某些社区，并把绝望留给其他社区—这就是囤积机会的外部性。财富的囤积会滋生贫困的陷阱。财富集中起来会产生更多的财富，而贫困集中起来则会产生更多的困。贫困本身就会带来痛苦，而作为穷人，被贫困包围会带来更深的伤害。

消除贫困的办法

想要迈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他们有资格领取的援助。我们曾以为，人们之所以不去申领食品券或者劳动所得税抵免，是因为他们害怕丢脸。但是大量证据表明，低收人群没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援助项目，原因无他：完全是因为我们把项目搞得太过复杂，令人费解。人们要么没听说过这些专门为他们设计的援助项目，要么是申领过程太烦琐。要想提升社会项目的参与度，在行为学上最有用的调整方式就是加强宣传、简化手续。

我们还能迈出更大一步。要花多少钱才能消除贫困呢？2020年，美国贫困线以下所有人的收入总和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是 1 770 亿美元。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是触手可及的。每年美国人浪费的食物价值都比这个数目要大。

1770 亿美元能买到什么呢？能买到很多东西。用这笔钱，我们可以确保在美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更安全、更便宜的地方居住。我们可以大大减少无家可归的现象，可以让人们不再饿肚子。我们能够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公平的机会以获得安稳且成功的人生。我们可以大大改善许多和贫困相关的问题，比如暴力、疾病和绝望。犯罪率将大幅下降，也不再会有那么多人被扫地出门。

这笔钱从哪来呢？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先从解决偷税漏税问题着手。据国税局估计，美国每年因未缴税款损失超过 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于跨国公司和富裕家庭逃税导致的。国会没有给国税局下发足够的经费去追查偷税漏税的罪犯，令国税局在这个问题上力不从心。

近几十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把赚来的钱放在空壳公司中，这些空壳公司是在税率极低的国家注册的。对于那些开在硅谷和华尔街的公司来说，想要把钱转到空壳公司中，只需要假装它们有一大部分业务是在爱尔兰或者百慕大之类的地方完成的就可以了。脸书最近在爱尔兰上报了 150 亿美元的利润，平均到每一位爱尔兰员工身上有1000 万美元之多。百时美施贵宝医药公司声称在爱尔兰赚了50亿美元，平均到每位当地员工身上大约是750万美元。显然，许多企业为了避税各显神通。富裕家庭也找到了避税的新办法。有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支付了应缴纳税款的90%，而超级富豪只付了75%。这种情况是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地聘请专业的税务人员帮忙报税，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业内人士设计出巧妙的方法来避免客户的钱被拿去投资公共福利。

在我看来，想要消除贫困，可能需要遵循以下这套指导原则：通过那些广受欢迎的政策来调整社会安全网、坚持税收公平，用这种方式对消除贫困进行重大投资。我们应该大胆行动：不要再只是做一些微小的调整，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不要再在给钱的时候缩手缩脚，然后又责怪一个项目没有奏效。大胆进取的干预措施应该由累进制税收政策和经过调整的福利体系来支持。

我并不是在呼吁“再分配”。我是在呼吁富人正常交税，呼吁调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以做到公平均衡，呼吁回归美国在公共福利上做出更大投资的时代，呼吁多关照穷人，给予富人的则适当减少。

我们不仅需要更深入地投资反贫困措施，还需要采取不同类型的措施，需要不与贫困为伍的政策，需要那些能撼动贫困根源的政策。我们需要确保针对穷人的援助能留在他们的口袋里，而不被别人夺走—不被依赖政府福利补贴其低工资的公司、在租户工资上涨时提高租金的房东，或是收取高额罚款和费用的银行与发薪日贷款机构掠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市场底层存在的种种剥削，就可能白白增加了政府支出，还白白浪费了50年时间却没能解决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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