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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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一个月，周齐总是在半夜惊醒。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颤抖，害怕睁眼就会看到五六个家长，套着白色T恤、黑色束脚裤，再普通不过的衣着，手里握着绑人的绳子，“我会不会再次被抓走？”

就像一个惊恐的孩子，但他已经37岁。

2008年，周齐被父母送入临沂网戒中心，他只在里面待了四个月，但之后16年，在网戒中心的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遭受的每一次电击，都反复攫住了他——即使网戒中心早已关停，始作俑者杨永信销声匿迹，父母垂垂老矣，再没有压制他的力量和权力。

他的人生由此分成了两半：那一天到来之前的日子，以及之后几乎摧毁一切的痛苦。

所有人的生活都一直向前，只有他被困在原地。

人生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一年前，周齐再次出现在网络上，作为网戒中心的受害者，他报警，联络其他受害者，希望能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他无法入眠超过四小时，醒来就打开手机，看看是否收到法院有关“起诉杨永信一案”的最新回复，他反复的希望又失望，“这个案究竟立不立呢？”

我在杭州见到了周齐。去年他与所有家人亲戚断联，独自住在郊区的农村，地图上找不到具体的点位，只能导航到附近的小超市，等他来接我。他穿了一身黑，身材瘦削，胡须茂密地攀上脸颊，透着一种长久不见光的憔悴。

我们走进他租住的农民房，靠门的地上摊着一副由几块长条铁架拼凑而成的床骨，上面铺着一床薄薄的褥子——这原本是网上购买的床架，在一条床腿崩坏之后，周齐直接拆掉了四个床腿，“就直接睡地上呗”。

白色的瓷砖地面，满是分散的小黑点，他说，这是两天一条烟的后果，擦不干净。他向我展示了一包装盒打火机，粗略看过去还剩十多个，“拼多多上买的，一大盒就几块钱。”

周齐的床 ©廖宇彬

白墙已经脱了几层皮，碎渣随机掉落，靠窗户的一侧是书桌，摆着这个小屋里或许最值钱的东西，一台电脑。

来到杭州，最初周齐抱着重启人生的愿望。

他先去食品厂应聘了装卸工，工作内容是把约100斤的糖叠起来，干了几天被辞了，“老板嫌我力气小”。后来打听租房中介，“没有底薪只有提成”，他直接走了。他还去了保健品公司应聘销售，很像传销，老板给电话号码，他负责加微信推销，听完要求他又离开了。现在周齐每月底还有网贷要还——App上的便捷借款，点一次到账一千，他好奇尽头在哪里，一直点到了15000。他不敢再点了。

周齐的出租屋 ©廖宇彬

所有的钱都花光之后，周齐开始学习给自己做饭，第一次炒菜时，油和火候没把控好，锅里冒出浓烟，房东惊吓地给他发消息，“后面着火了吗？”

我见到他时，周齐已经好几天没吃一口饭，饿了就喝水，再不济吃一片减肥药——在某网购平台花6元购入，他说效果显著。

周齐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他特别容易困，但很难入眠，有时一天睡个四五次，睡不着的时候，他常常哭泣，不知道人生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她忘记发生的一切，

只有她的儿子留在那里

周齐永远难忘第一次被电击的感觉，他被架上黑床，7个人按着身体，嘴里塞进一个木头做的筒状牙套，电极片一挪开，周齐对工作人员说：“你让我自杀吧。”而对方拿着电极片，“现在才电了20秒，还有3600秒。”

往后十六年，恐惧如附骨之疽，只要闭上双眼，他总能想起那双把在头上的手，贴在额间的电极片，电流穿过大脑时那片莹莹的蓝海。

临沂四院全名为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2006年成立“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杨永信担任主任，开启了13号室的电击疗法，他被许多家长奉为救世主。

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推出《网瘾之戒》，提到网戒中心使用的电休克治疗仪，属于未合规仪器，最高三十多伏的电流通过人体，已是人体能承受的极限。

在众多媒体舆论的质疑中，中心据说更换了合规电疗仪器，但从未停止收治“网瘾病人”。直到十年后，临沂市卫计委向新华社回应称，“网戒中心”于2016年8月取消，此后不再收治网瘾人员。

杨永信接受媒体采访

临沂网戒中心邀请家长24小时陪伴，名为“促进沟通”，如今可以想见其中规避风险的用意。

周齐记得母亲林佩目送他进入13号室。第一次结束后，他出门直接给林佩跪下，母亲脸上有着惊叹的笑意。第二次，母亲提前买了饭，在门口等他一起吃，周齐试图从母亲眼里挖掘一点心疼，但他没有找到。

除了电击，周齐大多时间都在上课。课程围绕“孝”字设置，包括学习《孝经》、念书和实操并行。周齐在肚子里揣过东西，体验一天做母亲的感觉；也和母亲一起跑过两人三足的游戏；中心不允许父母随意打骂孩子，所有人都在歌颂父母的伟大。出院前三周，中心要求他睡前做两三百个“朝拜”，母亲在旁监督，做完头和膝盖都磕破了。有一次周齐下跪时哭得轻了，母亲举报他“感悟不深”，他又进了13号房。

为什么母亲在自己被电后总是笑？为什么她一点不心疼？后来许多年，周齐一直不能理解，他觉得心里“空空荡荡”。

直到我们相对而坐的此刻，他垂下头，双手无处安放，最后交叉护住自己的胃。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2021年，林佩罹患阿尔茨海默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丧失所有记忆，她忘记了网戒中心，忘记了发生的一切，只有她的儿子留在了那里。

“我就是这么一条狗了”

“那会儿我们着急，他老妈在电视上找到了这个临沂的中心，我就打电话去问，儿子爱玩游戏，每天就看电脑，还会打人，你们中心能不能戒？对方说行，那里都是这批人，几个疗程就能戒掉。我问他们有什么办法，他只说有办法，我们又实在没办法管得了他，能出点钱治好，人回到正常的轨道就行，对不对？”

我辗转联系到周齐的父亲周才林。他们一家是浙江余姚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去外地谋生，村里人都做汽车配件生意，周才林和林佩在成都，周齐从小都由爷爷奶奶带大，只有假期时会接过去，但周才林给他的零花钱宽裕，读书也在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直到成都的生意不顺，一家人重聚在余姚的老家。周才林不太记得周齐小时候的事情，等他意识到事情超出了掌控，周齐已经长大了。“小时候没管着他（周齐），才这样叛逆。”

2006年周齐大专辍学，随后两年，周才林没怎么见儿子出过门，每天都待在房间里摆弄电脑，没份正经工作，周才林找遍亲戚朋友咨询，去过各大精神病院询问“儿子有没有心理疾病？”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一定有网瘾。”

夫妇两人为此想过各种方法，有激烈的也有荒唐的，比如他们带着周齐去求助神婆。早上四点，三人一起出发，神婆是一个普通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周才林急切地问，“他什么时候会听话不打游戏了？”神婆洒了一把香灰在白开水里，让周齐喝下，告诉他们，孩子慢慢就会好的。

但孩子没有“好”，激烈的冲突于是无法避免，林佩曾闯进房间直接下跪，“我求求你不要再玩游戏了”；周才林喝完酒后，菜刀砍向电脑显示屏，裂了一条缝，他指着电脑说，“再玩断绝父子关系！”周齐直接搬出了家，没告诉任何人地址。

一个家庭的裂痕如此深重，似乎已经失去了相互理解的能力。

对于周齐来说，他以一个留守儿童的身份长大，父亲不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那是因为他并不在场。

从中学开始，他就饱受校园霸凌，他发育得比较慢，瘦瘦小小的个子，于是常常挨揍。上铺用指甲划破了他的脸，血珠渗出来，原因是厕所只有一个洗漱池，周齐刷牙时挤了他；他走路慢了点挡住路，同班同学把他推到了墙上，直接掐住他的脖子。所谓“网瘾”，不过是一个内向自卑的小孩见到了全新的世界，“至少游戏里的人不会欺负我。”

但父母不理解这些，他还记得有一次，他拿了10元去网吧，玩了两三小时后回家，父亲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再后来，晾衣杆也打断了好几根。

送他去网戒中心。在当时，这大概是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决定，不过几个月而已，无人能想象它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一生。

视觉中国

“他父母给我打电话，说周齐网瘾严重，托我叫他来山东，他们再找个理由去临沂，我那会儿哪知道网戒中心什么样？周齐在网络这块儿比我们脑子都好，很早就能赚钱，但可能父母眼里他每天只会玩电脑。我想着去中心待个两三天也无所谓，是不是？人家父母从小认识我，又拜托我了，我不可能拒绝呀？我就喊周齐来看我，没想到关了四个月。”

王磊是周齐三十多年的好友，当年也是他将周齐骗了过去。我通过电话联系上王磊，当年按照周齐父母的嘱咐打完电话后，他并不知道后续，只是过了几天突然接到电话，周齐打来的，“和我说他在网戒中心被电了，很疼。”

他曾去中心看望过周齐，刚踏进门，就看到几个小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父母的腿痛哭，“我脑子一懵，不会是找演员来给我们看的吧？”

他困惑地看着小孩们撕心裂肺，家长们涕泗横流。王磊看见了混在人群中的周齐，周齐也看到他，眼神闪烁着一点惊讶和迟疑，快速转过头去，王磊意识到，“他不敢过来。”探望结束，王磊再次联系上周齐，是两年之后的事情。

后来他们还是好朋友，周齐没有怪过他，“那个时候他也就二十岁，我父母叫他喊我过去，那时谁不听父母的话呢？”

出来之后，周齐感觉自己脖子上拴了条链子，“我就是这么一条狗了。”

早上七八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给父母捏肩按脚，中心有过规定，如果没有遵循中心的生活模式，家长随时能再送他们进去。

如果是“二偏”，待遇将完全不同，周齐见过太多反复被父母送进中心的人，同期最高有11次记录，他们很好识别，只能靠墙以军姿站立听课，有时连站四五个小时，有的几乎每天都要被电，饭菜只有白菜豆腐。

在周才林的眼里，儿子从网戒中心出来之后，终于有点正常人的样子了。

我很好奇地问周才林，“他哪里变好了？”

周才林没什么犹豫，“最起码出来后跟你说话了啊，也能沟通了。原来话都不说一句的。不过只听话了一年，后面又对着干，就被虚拟世界腐化了，但好歹能生活。”

“你有想过再把他送进去吗？”周齐说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周才林对此感到不解，“他从中心出来已经变好了，还送进去干嘛？又要陪又要钱，有必要吗？”至于那些“送回去”的威胁，“大概就是吓吓他吧，没这个想法。”

“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网戒中心把周齐塑造成一个“温驯”的人，但水面之下隐藏着一座火山，常常突然爆发。从中心出来后，周齐时常会体验到这种失控感，他似乎没办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

朋友偶尔回消息慢了一点，他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觉得被冒犯了；刷到某个人的朋友圈，他觉得在内涵自己，私信质问对方，发完脾气又会迅速后悔；面对父母，他常常在恐惧和愤怒的两极间切换，他能一瞬间变得亢奋、暴躁，伤人的脏话脱口而出。

周齐有一个小他十五岁的妹妹，不同于在老家留守，妹妹周满从小和父母在成都生活，他们的关系远为融洽。

周满记得从网戒中心出来后，哥哥喜怒无常的样子，正常的时候能跟她开开玩笑，脾气上来就扯她的头发。吃饭的时候她最害怕哥哥突然摔碗，拿筷子指着父亲，前者一米八的个头，后者只有一米六，她担心动起手来父亲打不过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周齐有着自己发火的限度，他不敢摔门后离家出走或拒绝联系，“那肯定会把我送回中心。”

2018年，外公去世。周满说哥哥在葬礼上迟到，父母不断打电话才来，结束后在车上他们又吵起来，她帮父母说了两句，周齐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她的脸颊迅速红肿，她愣住了。

而在周齐的记忆里，那只是又一次失控：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周齐你这样子不行啊，要不去工地里搬砖，给别人打工都行？”听到这句话时，正值夏日，他却浑身冒冷汗，头脑开始发晕，仿佛又被扔回刚从网戒中心出来的那两年，他已经三十一了，直接哭了出来，“我觉得自己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十年前，所谓沉迷“网瘾”的时候，周齐其实已经摸索出了赚钱的路径——贩卖游戏点卡。08年时，这是个暴利行业。他开了网店，做了几个月，就能赚一两万。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这成了昨日泡影，他听从父母有个正经工作的意见，陆续打了几份工：比如在卖水暖的店里送货上门，把下水管道搬运到客户家；他去过工厂做速控拧螺丝；他还自己找了份商场的女装销售。

世界缩小到只有父母，他不联系朋友，同学聚会也直接拒绝，“没钱，也不像人样啊。”直到街上偶遇之前跟他一起做淘宝的朋友，对方面露惊讶，“你这一年多哪儿去了？我淘宝赚疯了，得有百万了。”周齐勉强地笑笑，网戒中心他说不出口，“但我真的不甘心。”

烟酒成了麻醉剂。

刚出来的两三年，他维持着烟酒不沾的状态，“抽烟是我的罪状，被电过手的。”但后来，两天抽一条，吸一口烟过肺，那种飘飘然的气味顺着喉咙呼出，“就不用再思考了。”

他一个人喝酒，目的只有喝醉。劲酒能喝两三瓶，黄酒喝一斤，一天没喝他就难受。抱着几个酒瓶，坐在电脑前，酒就往喉咙里灌，也不尝什么味儿。

“有次我去吃饭，一个路过的服务员都劝我少抽点对身体不好，为什么我的父母从没对我这么说过一句？”

其实离开网戒中心的前几年，他的生活在慢慢重回轨道，一切似乎都在好转。他重开了网店，赚了钱，还能贴补生意不顺的父母（但周才林说没有这回事），他谈了女朋友，买了车还要买房，他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忙起来的时候，也会有种错觉，觉得自己就快忘记网戒中心的四个月。

周齐发贴讲述经历

他和前女友打算买房，一个三十多平的单身公寓。母亲和前女友一起去看房，他没去，“我那个时候总觉得，很多事情比如买房，要经过我父母同意的。”

但母亲不满意，“这房子不能买啊，太小了，住着多没面子。”回来之后，女友和周齐大吵一架，一周之后，她提了分手，“你多大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听父母的话？” 

但后来，周齐还是听从母亲的想法，买了大房子。

从葬礼回去后，周齐在房里躺了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只喝了几口水，大脑里有种中暑的感觉，特别疼，又特别恨，他感到所有情绪好像终于到了头，无法忍耐又无从诉说，回到最熟悉的互联网，他想写下过去这十年的痛苦，“网戒中心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这种恐惧一直笼罩着我，不敢对自己的爸妈说不，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一切都直转而下了，网店生意从大不如前到入不敷出，他撑不住还贷的压力，又卖掉了房子。还完所有贷款之后，还剩五十多万，他彻底放弃工作和生活，一年之内钱全花光。那些钱究竟怎样花掉的？他说不出来，只是语气有点激动，“你觉得我那时候精神不好能做出什么理智的事吗？”

恨也好，不恨也好，

时间都过去了

去年5月，豫章书院案公开一审宣判，被告人吴军豹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禁止从事教育相关职业五年。

看到判决结果，周齐又感觉重燃希望，他恨杨永信，如果没有杨永信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早就能离开父母，“杨永信害了更多人，难道不可以判吗？”

他去杭州报警，对方告知要去临沂本地才行。

周齐先尝试网络报警，当地公安分局让他联系卫生监管所，他将答复公布在网络上，一小时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联系他，“欢迎你来线下报案。”周齐很高兴，删掉了在所有平台发布的信息。

他鼓足勇气，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临沂育才路派出所，做了2次笔录。此后的一年多他没能收到任何回复。周齐也打电话问过，对方告诉他正在调查，在家里等消息就行。

他也想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共同发声，在网上发帖后，他收到了一些私信：

有一位许诺他，如果能立案能打官司，他就加入；另一位对周齐感到不可思议，“他告诉我不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把中心拉下来”；还有一位似乎从过去完全走出来，已经结婚生子，过上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他劝我放下执念，可我有正常生活吗？”

周齐很愤恨，“父母和杨永信把我的生活毁了”，他无法起诉父母，唯一能对准的只有杨永信，“如果没有他，父母就没有这个工具来控制我。”

比起案件有什么判决的补偿，“我只想要一个结果，是对前面三十多年人生的交代。”

但由于时间过去太久、证据链条模糊，立案成为一件困难事。他没钱请律师，自己琢磨在网上申请立案，第一次被驳回是没交起诉状，第二次是起诉状格式不对，文件大小不够，第三次是法官驳回——他走的民事通道，但这算刑事案件，要走刑事通道。

周齐

他也咨询过一些律师，对方都会问他：“有没有留下当时电击的照片或视频呢？”周齐感觉莫名其妙，“你说奇不奇怪？当时做这些事时会允许留下视频吗？”

周齐很后悔，如果在2018年全网关注时，他勇敢一点，选择去起诉，现在的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周满最近知晓哥哥准备起诉，作为家人她支持维权，这是一件正义的事，“只是我希望他能把矛头对准杨永信，不要杜撰莫须有的事抹黑父母、引导网暴。”

而从法律维度，“时间长，取证难，我觉得胜诉希望不大。”

她无法理解哥哥的冷酷，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住院期间，她在期末考试周，拜托周齐去看护，“照顾期间他一直说要走，一周多后留下‘找个护工吧’就离开，找我妈要护工费，给我发消息抱怨父母。”周满忍无可忍，他们吵了一架，关系自此彻底恶化。

她常常觉得自己非常割裂，一方面想理解哥哥的处境和遭遇，但又无法接受他对父母的咒骂与怨恨。她问周齐，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要把所有失败归咎于父母？为什么始终沉溺于过去不能向前看？周齐发来一串辱骂，把她拉黑了。

周才林并不知晓这件事。他现在开着一家生物燃料的小厂，早上七点出门，中午给工人烧饭，晚上七点回家，同时肩负照顾妻子的责任。

周齐的“不务正业”已经成为全家人的心病，林佩即使失去大部分记忆，仍然在见到他时念叨着“没结婚没工作不成器”。

周才林只希望周齐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他对儿子的期待没变过，一直都是找个安稳踏实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但从前年开始儿子持续向他要钱，“我知道他生意不行了，房也卖了，我给他付水电房租，也买保险，不求他还挣什么，他来帮帮我工厂的班也行，但他不愿意的。”我向周齐求证，他有些激烈地反问，“他找我借了那么多，我现在要回一点不很正常吗？”

去年周齐到杭州之后，找过周才林要钱付房租，最后一次他没给。后来周齐发了一长段话，“你们总是否定我……我工作生意最好的时候，你们折腾各种事…… 父母会对孩子这样吗？”周才林回了一句，“我们原来真是太溺爱你了。”他们彼此拉黑，再无联系。

“他现在生活不太好。”我尽量委婉，“你觉得他现在这样，是什么问题呢？”周才林没有犹豫，“网络里的虚拟世界啊。”

“周齐到现在仍然介意08年被送到网戒中心这件事，甚至非常恨，您有感觉到吗？”

电话里，周才林停顿了一下，“恨也好，不恨也好，时间都过去了，对不对？”

他想了想告诉我，“如果当初没有送进去，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的。网戒中心即使有些方法（比如电击）可能不当，但总体的教育很不错。你看，人还是需要这种洗脑的地方，给大脑带来改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丨廖宇彬

编辑丨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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