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留学和引才在中国备受重视。之后主要因为国内因素，开始明显歧视引才的情况/地方，甚至在使用上出现一批对引才在国内学生的重视和信任高于引才的情况。而近年国外和国内因素开始影响年轻人的留学。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继续“走出去和引进来”对中国相当长期的历史必要性。第一，中外交往是世界和平、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基础之一；第二，世界、亚洲和中国近代史都证明追求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卓越对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第三，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都还不到顶尖。支持这三个论点的事实基础包括所谓亚洲四小龙对高教和科技不够重视带来的经济发展由快速转入缓慢和停滞、日本国内高教体制造成的对国际交流实质限制阻碍日本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等鲜活的对比。我们中国应该引以为戒，而克服国外阻碍、国内某些不良情绪，继续拓展国家交流】

中外交往促进世界和平、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石 

不同地区、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群，出现大规模冲突，是世界和平的障碍。而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特别是大规模交流带来的大规模了解，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曾几何时，西方对中国人民了解极为片面，甚至只从少数在西方谋生的中国人引申认为中国人的主流是吸鸦片、开洗衣店、开餐馆。今天，通过我国大量出国的人员、特别是长期居留在所在国的华人，也通过大量外国人来我国访问，世界上当年了解我们泱泱大国，人口众多，才能各异，当然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西方的服务人员。

通过中外广泛交往，才能消除对对方的无端恐惧。从动物开始，就有对不同群落的防范、恐惧和敌意。分群长大的雄性果蝇、老鼠，初次见面都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动物性，在人群基本没有例外都通过演化继承下来。当与动物一样，交往后可以消除防范、恐惧和敌意。我们中国人，既不是西方传统误解的唯唯诺诺的服务员，也不是现在西方有些人歪曲的要统治压迫其他人群的人。

今天，好莱坞的电影还经常把中国国内领导人之间间、中国国内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用蹩脚的英文对话，而不是干脆演员用中文或者用流利的英文代替，就是那种自我定义的西方优越感不灭的表现。我们中国也曾经在荧幕和舞台上，让外国人之间对话用怪腔怪调的中文，以丑化他们。但我们通过交往、通过我们人民的成熟、对外国人民的了解，而放弃了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这种低级丑化外国人的方式。

在我国经济远远落后与西方的两百年中，西方有些对我国的友好是居高临下的施舍。现在面临我国不那么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有些先进的可能，那些假友好就难以为继。而真友好也需要完全抛弃居高临下变成平等互惠、真心友好、真心希望大家都好。

西方文化两个特点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刻意排列人群和定义自己的群为第一。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不区分居住在广大土地上的不同人群，所以难以理解两千年来西方从未停止给人群排列优劣。两千年罗马是高贵、英国是乡巴佬，文艺复兴的罗马更光芒四射，而拿破仑打败意大利后，美国的意大利群体长期被蔑视，二战前美国形成所谓白人盎格鲁-萨克森/新教（WASP）为最受推崇、意大利裔和犹太裔成为白人垫底群体，而亚裔更从来没有进入所谓核心主流。

西方至少在普及基督教之后，形成了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文化：一定要自己第一，不仅权力和利益第一、还只能自己做道德领导（不一定道德行为做到第一，但先定义自己的道德领导优于并应该且只能领导其他人群的道德）。

这种一定要区分人群而同时坚持自己第一的文化，危害世界和平多年。在西方内部，当年罗马四处出兵，后来拿破仑的法国以占领外国为荣，战争在英国-西班牙、英国-法国、英法与德意之间连绵不断。两千多年战争连绵不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西欧和美国等达成共识不再冲突，但对东欧特别是俄国长期不接纳，对亚洲国家的崛起也从来没有舒服过。前面是通过经济体系压着日本，现在是担忧我国的发展，希望用一些方式阻碍我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

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打压，并不区分华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也不论华人个人是崇拜还是蔑视美国的根本体制或现实文化。要不然就不能解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公开号称“每一位中国留美人员都是中国间谍”。

如果没有近几十年的大量的、双向的交往，美国极端分子和极端论点对中国和海内外华人的伤害就会很大。因为很多西方人见过华人、见过中国，想要把中国或者华人描绘成为青面獠牙就不再可能。留在海外的华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只需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就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的正常面貌。

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海内外华人，与国际的交往，是带来全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科学是全人类对真理的追求。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只有地域的差别，而追求真理的终极目标、真理的标准、过程的规范、讨论和辩论的模式，都高度共识。可以有尖锐的争论，而永远没有剑拔弓张的暴力服人。只有接近真理的卓越，而绝无压制他人以定义自己第一的可能性。

科学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多次被证明能够凝集不同国家、包括交战中的国家。我国鼓励高教和科技的世界交往，不仅是具体知识的共享，而且是为了紧密扭结我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并为中国长期发展奠定和平的环境。

历史证明高教和科技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有广泛的共识。

但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于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就不一定都充分认识到了。

对比瑞士和亚洲曾经被称为“四小龙”的四个地区，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认识带来不同的结果。瑞士人口到今天也不过九百万，类似于香港、少于新、韩、台。其人均GDP（逾十万美元）高于四小龙（新九万、港五万、韩三万、台三万）。瑞士是一个欧洲弱国，没有丰富的自然或人文资源，曾经穷的只好青壮年男性去外国做雇佣军，赚钱养国内的家。后来发奋图强，绝对不参战，靠人民努力工作。其旅游业起源于为外国富人背行李上山滑雪的苦力。而它几百年前就相信高等教育和科学。其精密制造与其物理学和工程密切相关，其化工、药厂与其化学和生物学密切相关。1460年成立的Basel大学，其生理系主任曾经是Friedrich Miescher，他于1869年发现核酸。Basel大学的化学和生物都很强，所以才会出现世界十大药厂两个位于只有十七万人口的Basel的情况（Roche和Novartis）。苏黎世大学和瑞士联邦工学院（ETH）的物理非常强，才能培养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物理学家，而同时也能推动瑞士的钟表业和精密制造。亚洲四小龙对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不是一点都不重视，但无论在其经济发展之前和之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对科学技术的投入，都有限，都不真正相信那关乎自己发展的未来，而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没有远虑，所以经常有近忧。而拥有二十多个诺贝尔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的瑞士，即使美国打压其金融业，它还有坚实的、不可打压的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坚实性来自瑞士大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数以百年的长期坚持。

四小龙当年经济发展领先中国大陆，而我国现代有一批仁人志士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1998年，我国经济刚刚开始看上去有所发展，但显然还在各方面数据上不如四小龙的时期，我国给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先开始救急救穷，希望稳定一批年轻人，给30岁左右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提高收入，超过当时给两弹一星元勋的福利。这种气魄和高瞻远瞩，超过四小龙。当时我还在美国全职工作，但经常到中国大陆，在香港科技大学也有过连续三年春天的教学，访问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还密切关注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去过南韩。经过比较，发现：当时四小龙给大学和研究人员的工资远高于中国大陆，很多是接近或超过美国大学的工资。但是，它们偏向老年人而非年轻人，而且研究经费少。我那时给一个地区的高校校长说过：你需要推动当地的观念，要不然这种方法是把高等学校当成“养猪事业”，给高薪，而不支持研究。

事实证明，这些地区在根本观念上不相信高等教育、不相信科学技术。就是今天，这些地区给的高薪仍然高于大陆的大学，但研究经费远低于大陆，发展的轨迹在不如大陆。

所以，四小龙不断遭遇不确定因素，因为它们不像瑞士一样有长期坚实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基础，而且迄今没有认认真真学习瑞士。四小龙的发展现在不如大陆，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陆在经济看上去还不如四小龙、收入远低于四小龙的时期就开始真心支持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香港从当年只看美英，到现在经常希望分深圳一杯羹，其实应该亡羊补牢，相信高等教育、相信科学技术，这里说的不是口头而是心底的相信，才有合适的行动。

日本减少交流的经验教训

日本曾经唯西方马首是瞻。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各方面学习西方。

日本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在科学方面曾遥遥领先我国所有大学。

在生命科学方面，日本早在1900年前后就有至少三个诺贝尔奖程度的研究，虽然它只在2012年才第一次获得生理或医学奖。日本的第一个诺奖是1949年的物理奖，以后间隔很多年一个，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基本是平均每年都有一个诺奖。

但是，日本的科学，并不能歌舞升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老年科学家曾经设计一个有利于老年人、不利于年轻人、不利于日本科学发展的体制。日本却强化其教授制度：一个系一个教授。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助理教授、博士后、博士生。

如果一个日本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去外国做博士后，那么他回到日本做助理教授的可能性就降低。不是因为他的水平低，而是因为日本教授一般优先录取自己的博士后成为自己的助理教授。当然有少数日本教授能够任人唯贤，在两位助理教授候选人分别为自己的博士后和国外的博士后的时候，优先选最好的，而不是自己的，但大多数日本教授不是圣人，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虽然以前很多日本博士到西方做博士后，在1980年代之后，越来越少。

那么，是否日本本身已经很多诺奖得主、日本科学和教育都到了不用送学生出国的时期了？

三十多年过去，答案是显著的。没有离开日本到其他国家进修的日本科学家，普遍不如留学过的。有些日本年轻科学家，论文很多，但头脑浅薄、井底蛙风格很强而不自知。

所以，虽然日本今天看上去很风光，其诺奖年年都有。不会出很长时间，其科学上交流程度变浅、时间变短的后果，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一定会有其他人看见，而且越来越明显。

我们中国，不能学习肤浅，更不能也由老科学家、有权势的科学家，误导国家制定不利于年轻人的政策和制度，不能限制、而应该鼓励年轻人的国际交流。老科学家，无论曾经多么有成就，都不能为自己而误国。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都还需要学习和交流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都有长足的进步。

有些方面也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但是，大多数方面，我们还落后于西方。

生命科学，我们不仅落后于美国，而且落后于日本。我们今天并没有日本1900年前后十年内有三个生命科学方面工作达到诺奖程度（共同发现抗体、发现霍乱的致病菌、发现第一个激素肾上腺素），我们近四十年无论质还是量也不如日本1900年至2000年的工作，我们更不可能2030年至2050年基本每年一个诺奖。

比较两个国家的科学，有多种维度，不是很容易有统一的标准。不能说我国的生命科学不如日本的1900年。但如果从一些主要刊物的论文比率，也许2020年代我国的生命科学有点像日本的1980年代。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日本的工作严谨程度迄今远高于我国的，至少在生命科学方面。我国的工作，我一方面为之高兴，一方面为之担心，老是担心里面造假成分太高，担心西方哪天笑话我们（当年美国科学院就讨论过裴钢的问题，但没公开让中国科学院尴尬，躲过一劫）。日本也出现过造假，但比例很低。另外担心我国有些人工作一般，但写作能力特强，靠写作得以发表（这种是次要的担心），造成繁荣的假象。中文作文比赛奖励写作能力，英文科学论文目标是科学发现、不是妙笔生花。

我们与美国的科学，在深度有差别，在广度也有差别。我国的生命科学，在一些表浅和热门的领域拥挤不堪，而在一些非常重要、但因为有一定深度而不容易或者没有权贵院士呼吁而被忽略的领域门可罗雀。即使这些重要和有一定深度而且非常重要的领域在国外显然得到很高的重视，我国也可以视而不见，从而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很小。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没有年轻人、比较多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进修，我们就会远离一些真正重要的领域。

我国的本科教育，生命科学方面，可能优于欧洲一些大学（例如英国的剑桥、牛津），赶上美国一些顶尖大学。但我国生命科学的研究生教育普遍低于美国的好大学。我国最好的大学，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肯定没有进入美国前二十的研究生教育，深度和广度都不够。

虽然个人可以有例外，但普遍来说，我国培养的生命科学研究生普遍需要加强。继续去国外读研究生有很大的必要性，对国家来说。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有些家庭担心安全、担心能否见面。如果担心学生放假回国受美国限制，影响再回美国继续学业，可以考虑反过来都由父母申请去美国探亲看孩子。父母看看孩子，也看看美国，万一以后两国关系不行，父母也看过一次美国了。

对于年轻人个人来说，虽然现在国内水平不断提高，但如果能够去国外顶尖的大学念研究生，还是应该首先后者。虽然最近对过去二十年留学的博士有某些方面的歧视，以后又会缺留学生回国，那时还得重视有真才实学为祖国服务的人。

从国家、单位和个人角度，我们都有必要继续鼓励留学和引才。

中国留学和引才的注意点 

既然不再是以前那样很多事情都不如国外的大学，那么今天和未来留学和引才都需要提高质量。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学生自主选择留学的学校和专业，一般来说，学到真本事永远比帽子重要。我以前不了解剑桥、牛津的本科教育，近十几年体会到其生命科学本科教育的质量并不如北大清华。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国外具体国家和学校之前需要获得更多准确信息提供。

我国科技引才，当然各个层面都需要，大量的必然是年轻人。但也需要有一部分高年资。最佳的引进是40-50岁之间就明确成为国际一流顶尖人才，年富力强，在业务和行政方面都可以很好地赴汤蹈火。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发生非常少，但有朝一日应该是可以经常做到的。退而求其次，55、60岁以上的也需要一些，希望他们可以支撑追求真理、认真做有趣科学、相互真诚合作的文化，避免急功近利和野狼文化。

单纯国内培养、以及相当一部分在国外学习过但没有做过教授的，普遍（并非百分之百、但接近）有“近攻”的文化习俗，这与从小与同班同学竞争升学有关。这种文化，在美国读书期间不一定意识到问题，而在美国做教授就知道是非常不提倡，而倡导同事间积极交流、真诚友好的文化。中国高教和科技界是最密切延续中小学考试、高考文化的人群，所以人间关系是最紧张的群体，长期不能得到纠正，包括继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国内恶性竞争、对国外唯唯诺诺）。在国外经风雨见世面的教授，其中如果挑选的好，可以有一些能够很好地带头建立具有科学批判性而个人真诚友好的群体。施一公和我在北大清华生命科学的合作关系，恐怕全国少有，而如果我们没有做过美国教授恐怕也不一定天生就有这种文化背景。

引进高年资也需要注意，有些高年资专业强、领导能力也强、而且有公心有道德。但也有高年资的不一定有合适的领导能力，需要安排他们担任合适而不是超出其能力的领导职位。为了防止一次任命出现终身错误，虽然教授可以是终身，但每一个机构的领导职位都不应该是终身，而应该有严格的监督，每五年评审，能上能下。绝不能不负责任，让有些缺乏公心的人长期胡作非为、浪费国家经费、误导年轻人、毒害科学环境。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上级也应该被问责。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引才过程中引进1940年代的国民党文化（可能将军个人有军事能力，但缺乏公心，个个勾心斗角）。不能科研能力代替一切。科研好可以专门发挥其科研能力，但参与管理需要有管理能力和公心。这是我们过去四十年没有注意的一点，有些单位发现引才的缺陷后，不负责任、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解决问题，因此有教训。

引才的大量还是年轻人。应该不区分国内外来源，对所有的年轻人同工同酬、同样的标准录用、同等的支持和经过同样的评审之后晋升。对国内来源的首先要摒弃近亲繁殖：有师生关系的不能参与聘用过程，一个院系尽可能不出现师生关系，如果偶尔出现也是专业研究方向已经完全不同。对国外来源的必需自己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国外的机构和导师算帽子。

引才问题，在中国的关键是对单位领导的督促机制。

附一：2024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科学和高校招聘工作｜经历

2024-04-15 

【25年来，参与了约11个中国前沿科研和高校的机构建立或改革，包括主持其中几个，结论简单：1）中国的科研和高校进行改革，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2）体制改革需要上级支持，选有科学水平（和眼光）、有领导能力、有公心的一线领军；3）最后的效果是经费使用最终低于没有改革或改革缓慢的同性质同体量单位，不仅科研走向世界，科研成果包括基础和应用，而且文化改善令人赏心悦目。

所以，如果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够成功地改革，将带来不可限量的社会效应，对国家进步的推动不仅是技术层面。

最近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要求研究员提意见，收到反馈包括：“由衷感谢生命中心的支持，使我们得以沉下心来，独立、自由、纯粹地开展可以工作”。这个反馈来自一位既没有获得国内帽子，也没有因为经费多而发一堆CNS（Cell、Nature、Science）文章的老师。

25年来，不仅有经验可以积累，也有教训值得汲取，写下来共享】

自1990年代中期，帮助中国科学院招聘，到现在，我参加过科研机构和高校招聘超过25年，直接创立而领导的机构五个（以下的1、3、4、6、7）共三千多人，直接领导的两个（以下的2和9）人数过万，从旁参与而间接影响的机构四个（以下的5、8、10、11）。

1.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CIMR）

北京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发起成立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Chinese Institutes for Medical Research, Beijing)，于2022年注册、2023年底正式成立、经费到位，是北京、也是我国最新的“新型研发机构”。2024年建立了为科研服务的核心管理辅助团队。

现有全员112人，课题组负责人（PI）共11人到位、签了合同在到位过程中3位、还有意向在最终商谈过程中4位。

已经到位的11位中7位博士学位来源国际、4位来源国内。其他7位3位博士学位来自国际、3位来自国内。全部有国际经历，研究前景在国内外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CIMR的招聘，要求与校本部院系或临床医院双聘。CIMR也组织校本部和医院的一些项目。在以前不容易联合的多方面起纽带作用，与全校各方面携手并肩、共同前进。

在招聘方面，作为名誉主任的我最重要工作是招聘主任、副主任、以及下设约十个研究所的所长。主任为美国前二十名医学院近四十年来我国留学人员第一位任系主任的科学家（迄今估计也只有不到五位、肯定不到十位我国留学人员担任过美国前二十医学院的系主任）。他的学生包括国内著名大学的党委常委兼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临床副主任为Dallas的博士、斯坦福博士后，在美国行医二十多年的临床科学家。协调首医临床教学和规培的改革，协调CIMR与首医和北京的医院的工作。

已经上任的两位研究所所长皆美国著名医学院的讲席教授。他们有二十多位学生在国内十几个单位任正教授，包括复旦、上海交大、浙大、武大、中山、华西等。

已签合同的包括通过中心新机制与首医附属医院联合招聘医师科学家，曾任美国医学院外科系血管外科部主任、培养过美国和中国（包括台湾）的专业医生。

CIMR也欢迎国内成长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加盟，包括任研究所所长，不拘学位来源、头衔而看能力、水平和热情。

首医通过CIMR的招聘已创我国医学院校的记录，超过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全国其他医学院校。

可以说协和医学院的建立是美国老师培养的优秀中国学生。而首医和CIMR更上一层楼：以美国人的老师为新的主力军。

在全国各种评估认为前十的医学院校，只有首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

协和、上海交大医学院、华西协和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大多数有国外资助的背景，起步经费远远优于首医。协和引以为自豪的实际是美国建立的传统。个别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北京医学院虽然没有外资但是民国期间建立的，历史远长于1960年的首医。

首医不仅是我国完完全全独立自主新建的医学院，而且过去长期艰苦奋斗取得很大进步，而且现在在人才引进，特别是国际一流人才引进后来居上。如果继续做好，相信在十几二十年后，首医全面领先国内医学院，而以迈进世界前列为目标。

欢迎其他医学院受鞭策而为提高我国医学教育、改善我国人民健康而共同努力、奋发图强。

2.首都医科大学（CCMU）

2019年6月上任首医。首先是团结领导班子，保证工作平稳。虽然一般人误解我可能容易发生矛盾，其实我参与的所有领导班子（从北大生科院、北脑到首医），都非常团结。首医党委领导和班子成员都非常好，我们五年来一次争论都没有，更不可能红脸或矛盾。领导班子的团结是单位发展的最基本、也非常重要的保障。

然后在党委领导下，我的工作主要是思考、设计、推进发展。

得到市领导的支持，首医未来由新校区、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和研究型医院为核心。发展目标是国际一流，希望能够融合医教研产，不仅继承首医传统提供北京市民（和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所需要的学生和医务人员，通过支持高水平医生而提高医疗质量，而且提升研究水平，能够服务科学和推动大兴区生物医药园区、北京市、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3.北京脑研究所（CIBR，北脑）

2018年3月成立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后改名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我任法人、与罗敏敏联合任所长（在五年国内、国际评审通过后我于去年十月提出辞职，今年将某个时候生效以后由罗敏敏独当一面），是新型研发机构。

现有全员582人，其中研究生159人，博士后累计招收98人（出站28人，在站70人）。建立了全套服务和支持研究的行政和辅助团队。有多个高效的辅助研究平台。有一个质量较高的可以饲养四万笼小鼠的动物中心（这是谦虚的说法，有可能在一段时间是全国最好的小鼠动物平台，我这样说是因为是罗老师领导、动物中心同事们的功劳，我在一旁叹为观止，因为经历过美国、中国用户抱怨不断的各种动物设施）。

北脑已有36位PI，博士学位中23位来自国际、13位来自国内。其中非华人科学家6位。

研究所大量工作是罗老师和张泽工副主任带领大家做的。

4.深圳湾实验室（SZBL）分子生理学研究所 

深圳湾实验室是由我提议发起的北大深圳健康研究院转变而成。起初的设计是深圳科委领导带队，由我在北大理学部和CLS安排，学习CLS模式，初稿由我安排理学部写。

按北大正式文件，北大在深圳邀请后探讨了三个项目：本科招生的可能、北大在深圳举办医学院和医院、健康研究院。其他两项都没有拿出可行和双方共识的计划从而流产，只有我主持的健康研究院获得双方同意通过，2019年4月得到正式批复成立。以后很快成为深圳湾实验室。

没有成功的两个项目的主持人很快成为深圳湾实验室的领导，把以上真实历史掩盖。深圳湾实验室下设多个研究所，我实际主持其中的分子生理学研究所。

到2023年为止，我几乎参与每一位PI的招聘，从决定哪些被面试，到参与投票入选（投票是生理所的一票），以前也参与深圳湾选人的投票，截止于2024年某个时候。

分子生理学研究所核心是分子水平的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包含后者的原因是中国目前主要科研机构没有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分子生理学研究所现有全员208人，研究生72人，11位PI（其中7位博士学位来自国际，4位来自国内）。两位副所长，本科分别是复旦和北大，博士分别是神经所/北生所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在更换领导之后，国际评审七十多位PI。据信分子生理学研究所两位副所长是全部的第一第二名。所以，按我完全没有参与的独立国际评审来看，我们在分子生理学招聘的副所长科学质量最高。他们都年轻，在国内成长。证明我们分子生理所任人唯贤，而不讲究任何出身。也说明我在深圳参与的工作，虽然是兼职，但做到了那个时期深圳生命科学最佳的招聘。

以后与我无关。

5.西湖大学（Westlake）

西湖大学是施一公大量精力和其他人不具备的能力而创建的。

我在西湖确实是打酱油。

一公不能兼任西湖高等研究院法人期间，我代过，但无工作量。

大学创办过程的初期需要见各方面的人，对方人多势众，派几个就可以，我们需要倾巢而出才显得“对等”。有段时间，独身状态的钱颖一和我经常早班飞机从北京去杭州，晚班飞机回来。少数人有微辞，怀疑我们两老用来同去、有说有笑是否终于现原形是同性恋。

一公早期募捐让我做过一次陪衬。但我一回来给两家的妻子模仿后，他知道让我陪衬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后来再也不用我陪了。

我参加了早期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建设和招聘，很快并入生命科学学院。

后来在董事会打酱油。钱颖一、韩启德、陈十一、潘建伟对西湖的贡献都大于我。但在七位签名者中，我的到场率仅次于钱颖一。

在西湖，我的观察和学习比出力要多得多。有些观察而发现自己的缺陷，有些缺陷可以通过学习而弥补，有些是不可能具有的能力。可以帮助反思自己的局限。

6.北大IDG/麦戈文脑研究所

成立于2012年的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研究所，现有32个实验室，分布在北大心理与认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部、精神病院、化学学院、物理学院、前沿交叉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

其中心理和生科院部分研究员是麦戈文脑研究所招聘的。作为所长，我虽然参与全部招聘，但主要影响生科院部分的麦戈文研究员的招聘。

7.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

CLS是北大生命科学起飞的关键，也是北大交叉学科的关键，还与生科院体制改革的实践一同创造了北大新体制，后被北大推广全校。

今天北大生命科学距离2007年有相当距离。而且无论哪种评价方法，都公认为前茅。所以，布局有前瞻性、有广度和深度地扎扎实实推进是关键。

CLS总共支持过102位PI，其博士学位来源国外60、国内42。CLS目前全员人数2325人，全部研究生人数1414人（有约五百已经博士毕业，中心学籍879人，已毕业478人）。

课题组分布在生科院、交叉学院、物理学院、化学学院、医学部、临床医院、未来技术学院等。

CLS有三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在CLS支持工作后有7位当选中国院士、70多位获得长江学者或/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这些从来不是CLS的目标，但是事后需要总结的时候的简便。有这些头衔不能保证还留在CLS，而是按严格评审。

成立于2011年的CLS，前十年是我和一公分别任北大和清华部分的主任。第二个十年汤超和王宏伟分别接任两部分的主任。

但是从一开始，汤超就是北大部分的常务副主任，实际主持。我的主要作用是与一公发起、参与建立制度，清华的行政是一公组建的，北大的行政是汤超组建的。

汤超在物理学有重要工作，后转生物学，在旧金山加州大学任教授。虽然他在李政道先生支持下建立了北大理论生物学中心，但没全职回国。我在获得CLS后，专门找到汤超：希望你全职回北大，出任CLS常务副主任或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你选择后我任剩下的那个职务。那时他的老朋友也要就任北大校长，汤超选择了CLS。后来任交叉学院院长，把北大的交叉学科做成了全国第一，而后兼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交叉学部主任。我估计，我邀请他是他回国的两个原因之一。

8.北大（PKU）

除了汤超，北大还有几位高年资招聘，与我有关。

谢晓亮回国，是北大几任校领导层和上级努力的结果，但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我邀请他在北大生科院成为长江讲座教授，虽然他那时还化学为主。其次北大为他成立动态成像中心，生科院全力支持，包括他从生科院要去几个PI，如汤富酬、魏文胜，我们毫不阻碍，也包括帮助我建立国家蛋白质平台北大部分的工学院的化学老师黄岩谊。这三位，迄今仍然是谢晓亮的主力。这种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风气，应该是北大整体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它一改此前各个局部盛行的本位主义及不断的矛盾。谢晓亮回国之前，当着国家领导出了全国新闻要全职回国，校领导也积极寻找经费，但卡壳。我想办法得考虑高精尖中心，然后向林建华校长、高松副校长表示我不要而给谢晓亮，晓亮带团队以其实力答辩获批高精尖中心。

程和平、肖瑞萍在我回国前几年就在北大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听说我要全职回国，他们提出请我接管分子医学研究所，我坚持他们即使不全职回国也继续兼任。我回国以后要生科院不要像以前一样对它有为难之处而是全力支持。CLS也对分子医学所与生科院一样同样支持。他们后来全职回北大。程和平主持国家发改委的多模态成像中心，我和北大科研部的周辉和李晓强起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该项目由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华中科技大学立项，我们三人想办法和努力把它变成了北大主持。最初是为了引进谢晓亮，但晓亮的成像工作减少、测序大幅度增加，就改由成像专家程和平主持。晓亮原来招聘的团队也派人加入和支持程和平的工作。肖瑞萍成立的未来技术学院在CLS得到同等支持。

耶鲁大学植物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全职回北大，我建议学校成立农学院，既安排他，也帮助北大发展新的方向。

这些高年资科学家加入北大，各独当一面，包括发起和领导新的机构、聚集更多人才，让北大的生命科学学科涵盖的面特别广，肯定是全国第一的广度，在多个方面也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度。

我从旁推动、从下面领导上面，构成这种格局。这有别于中国机传统只能从上领导下、各局部经常矛盾的文化。

9.北大生命科学学院（PKU-SLS）

2007年，我就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除了改革教师聘任体系，也努力改进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质量，以加强学术交流和学术气氛来提升学术文化。同时为生科院争取了重要资源。虽然看起来是新体制先得到提升，实际几乎全员逐渐都得以改善。

教学方面，不仅靠督促其他老师，而自己一直给本科生开一门课，自己编教材，自己思考如何改进。

可能比较与众不同的是我坚持要以卸任来推动以后院长的质量。UCLA的教授吴虹接任生科院院长，是我发起和邀请。我任生科院院长五年接近期满，北大内外预计我再任一期，我坚持卸任，并协助北大找到继任者，把生科院以及国家发改委的蛋白质平台北大部分都交个吴老师。吴虹任职十年期满后找到UC Riverside的美国科学院院士陈雪梅全职回国继任，保证了北大生科院二十多年的高标准，很可能创了全国记录。（当然欢迎国内成长的教授早日超过国外的，能够接任某届的生科院院长。前提是如果有国内外的候选者，国内的在学术和管理都更加优秀）。

几任的连续努力后，目前生科院在北大是质量和数量都偏上的学院，有全员1524人，其中PI有73位、学生1093、博士后119。

10.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北生所）

2002年酝酿、2004年成立的NIBS，因为原提议者与北京市科委出现矛盾，科技部重新组建。请王晓东、邓兴旺为共同所长。王晓东和邓兴旺安排我任学术副所长。我们三人都继续美国全职，而兼职照顾NIBS。

北生所显然是他们两位，特别是晓东的工作为主。我从旁协助。

因为后来有人认为我打酱油，我也明确一下：第一，凡是遇到外界压力，包括妒忌研究员收入，无论在北生所还是其他几个机构，我都坚持不能退，我的坚定在当时有影响。例如当时北生所收入虽然在中国属于高，但还低于国际，降低就不好工作。这一点，实际上我影响了我国主要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收入，因为我直接影响的是最前列（当时最高收入）的机构，其他机构和其他人的收入实际在竞争和攀比中都加快了提升速度。如果这些机构放低放慢，其他机构和其他人的收入也都会放低、放慢。从这种客观分析，当年反对（实际是妒忌）我参与的几个研究机构的很多人，最后也是实际受益者，无论他们是否同意和感谢。第二，有些重要问题，我起了当时不好说明的作用。例如，nibs曾要揭不开锅，发不出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到两个地方去借钱。借钱有多方面风险，但是考虑面临NIBS危机、或者出现不稳定等问题对中国科学、对国家的负面影响，我不能退却必须担当。第三，多于一次比较大的坎，我也积极联系上级支持，包括我和一公到周光召先生家，他直接用红机联系支持。

2009年后，我不再兼北生所学术副所长。

北生所对我帮助很大。我的北京实验室都在北生所建立，这样我回国时实验室已经运行，节省了换工作地点的耽误。北生所的成功也增强了我回国的信心。反过来，如果一公和我没有全职回国，晓东也不会很容易于2010年下决心全职回国。

11.中国科学院（CAS）

我和一公回国之前，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在全国不是很重要，在教育非常重要，在科研方面基本一直不是我国的前列。1949年之前，中国的生命科学非常小，主要在协和医学院。1949至2007年，主要在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上海的几个研究所（后组成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及北京的几个研究所，再有2004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所以，我在2004年北大校长联系我之前，从未想到北大工作。许智宏校长是在科学院期间认识。我们在上海的工作就在他支持下。

1995年，我联系周光召院长，提出举办小型科学会议和建立联合实验室。科学会议在1998年是香山科学会议-Gordon科学会议联合会议，2000年之后在香港科技大学近二十年“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Gordon 会议。联合实验室由许智宏老师安排在他发起的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吴建屏老师主持。我和鲁白、梅林建立“分子神经生物学实验室”。1998年在香山会议上，蒲慕明老师提出要建立研究所。以后有蒲慕明主笔，吴建屏、鲁白、梅林和我签名提议，1999年11月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神经所）。海外招聘的英文广告是我写的。主要和大量工作是蒲慕明做的，最初几年吴建屏老师也有很多工作，而且吴老师高风亮节，把他任所长的脑所关了，并进神经所。在国内一些同行不顾事实激烈批评神经所建立时，我坚决反击、并支持蒲慕明不要退让。在学生集体号称要闹的时候，我一方面联系上级领导（当时可能如临大敌），一方面通知学生可以与我对话，公布了时间地点，我立即回国在指定会议室等待学生对话，我相信正义的事业，即使被误会，一旦讲清楚也会得到理解和支持的。神经所前五年无疑是功大于过，整体提高了科学水平，但后来负面因素越来越大，显示熔断机制的重要性。

2002年，德国科学家Ulli Schwarz和我主持建立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要是学术活动。2005年卸任。

长期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的袁钧瑛，在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兼职。我联系科学院领导建议以顶尖项目引进她，不排除促进了其全职回国。

附二：2023年

中国人才问题的最大障碍：王伦文化

有些文化，因为太根深蒂固，不进行比较，被同一种文化浸润太久的人们，常常难以知晓。

今天，“国家进步的核心是人才”、“国家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等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而国家给予前所未有的支持，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

但实际上，收效远远低于预期和投入。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忘记了王伦文化，错误地认为自己年资越高回国越容易，而事实是相反。所谓获得诺奖后的情况，实际不仅人数少，而且缺乏实际支持，养着为主、支持为辅（如果有的话）。

在体制和文化美国改变之前，回国以年轻的为主，只有少数单位欢迎和支持年资高的回国。这种问题，不是个别单位，而是社会普遍的问题，包括有些人的学生对于自己的老师回国也明里、暗里抵制。这种问题，也绝不是今天才有。

在我国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今天，在国外越来越多科技人才成为高年资科学家、学者的情况下，没有大力度的体制克服文化障碍之前，将会出现高年资人才绝大多数只能留在国外，而回国只有低年资的长期问题。

【一】令人感叹：爱因斯坦是如何被引进的

二十世纪初，德国物理学鼎立世界最高峰。这一高峰是几代德国科学家互相支持、优秀传承的结果。

最近读到普朗克的传记（Max Planck，1858-1947）。他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物理学领袖，特别是他在1900年的工作被普遍认为开创了量子力学。能斯特（Walther Nernst，1864-1941）是德国物理和化学家，特别是提出热力学第三定律。

普朗克当时认同德国的所谓雅力安，而且有很多保守的观点，也曾经被认为后来反对希特勒不够。但他公正而爱才，对被德国所谓主流文化所鄙视的犹太人，长期提供帮助。对爱因斯坦(1879-1955)，从一开始就支持、呵护。对犹太女物理学家Lisa Meitner也长期帮助，虽然普朗克并不支持女性普遍参加工作。

1913年，55岁的普朗克和49岁的能斯特携妻子，带上聘书专程从德国柏林到瑞士苏黎世，邀请34岁的爱因斯坦去柏林工作。他们给的是柏林学术界最高年薪，高于德国科学界的领袖，高于两位同行的年资更高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说，请两位和夫人先乘电车环游苏黎世，游玩后，爱因斯坦将在电车站恭候，如果手持红玫瑰就是接受邀请，如果手持白玫瑰就是婉拒邀请。

结果是红玫瑰。

【二】王伦文化在科学上延续

中国的人才问题，最大障碍是《水浒》中著名的王伦文化：无论国家如何三令五申，各单位领导普遍只招聘和支持要么水平低于自己、要么年龄低于自己的人，而基本不支持水平高于自己、年龄大于自己的人。

因此，虽然国家心急如焚，而单位总是很慢：领导确定了水平，如果要提高，也是等年轻很多的人逐渐成长起来，最好是单位现任领导退休之后成熟。

这种文化有很长的传统。

五十年代华罗庚回国，也立即遭遇了这一文化打出的闷棍。华罗庚不仅是当时，就到今天也是我国绝无仅有的几位世界顶尖数学家。他从美国UIUC回国，国内说好请他任首屈一指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当时的系主任各方面都不如华罗庚，该系主任自己也提出请华先生回国就任。而华罗庚回国后，被其他著名的、但学术水平不如他的科学家所暗算，那些人不让当时的系主任退，使得华罗庚无法回其母校清华任职，后来只能在科学院数学所。

【三】学术界现状

近四十年，中国多次因为科技人才而推出多种人才计划。做的好的只有一次，其他都比较差。

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因为青黄不接，国家即使在经济不够宽裕的情况下，也加强投入。而很多单位也急切地引进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一批30-40的年轻人，很快得到各方面优于年资更高、年纪更大的科学家的支持，稳住了一批人，建设了一些机构。那一时期，人才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

而其他时候，由回归王伦文化为主导。尤为触目惊心的是现在：国家需求很大，给予的支持很多，而大部分单位旧态复萌，王伦文化主导。

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职工接近7万人、研究生接近8万人，十几年来全职引进曾任国外正教授不仅比率低，而且绝对数量也很少，估计低于10人，平均十个所一位、7千职工一位、8万研究生一位。

大部分科研机构和高校，低于这一数量和比例。

【四】几个例子和比较

招聘高年资教授力度最大的，2005年至2015年左右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

目前，招聘高年资教授力度最大的是西湖大学，其次是北京脑科学中心。

很快，新成立的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可能后来居上。

北京大学理科的规模小于科学院的十分之一。但它从2007年到2019年招聘全职到位的国外高年资科学家逾10位。从理科人才的比例来说，超过科学院十倍。在生命科学方面，当时在NIH的程和平、肖瑞平夫妇在我到北大之前就在北大兼职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听说我全职回国，他们提出将研究所交给我。我请他们继续兼职，而且给予研究所更多力所能及的支持、改变生命科学学院以前对分子医学所的不够合作的态度，他们后来全职回北大。UCSF的物理学家汤超在李政道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理论生物学中心，汤超兼职主持。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成立，我请汤超全职回国，实际主持CLS北大部分。2013年我和北大请UCLA的吴虹回国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成立仅五年、迄今只有32位研究员的北京脑科学中心，有六位非华裔外籍科学家、有五位高年资科学家。远高于同类的研究机构。中国很多条件更好、历史更悠久的研究所从无非华裔的外籍科学家、从无国外担任过副教授以上的高年资科学家。

西湖大学，现在是全中国招聘高年资科学家绝对数量最多、质量最好、比例最高的机构，真正迈向小而精。

北京市对所有在北京的机构招聘科技人才、招聘各个年龄段的科技人才，给予很大的支持，是全国在人才工作最努力的地区。

【五】理由还是借口

大部分单位，招聘年轻人的工作一般还是很好。

但招聘的人如果水平或者年龄高于单位领导，问题就很大。一般单位是不积极的。突出的不仅是中国科学院，而且最近北京大学的招聘也明显减慢，特别是在高年资方面，不够积极。

年龄大，如果确实无法发挥作用，当然是一个理由。如果可以发挥作用，就不应该是理由。

但年资高本身，不应该是理由，即使领导心理有障碍。

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写

2023年4月8日稍修改

附三：2018

北大理科改革概貌

--在北大人文社科发展会议上的交流

饶毅

我们理科老师不仅非常尊重人文社科的老师，而且非常感谢你们传承了中国的文化。不谈小学、中学的理科教育，单看大学的理科教育。众所周知，百余年来，中国的理科大学教育完全是学习外国。如果一个国家或社群，完全没有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根基，很难经受如此强大的冲击。但中国的理科师生知道，我们人文的传统很强，既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也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例如，对比中、英文诗歌，自然清楚中文的诗词歌赋在很多方面超越英文，包括创造性。我们理科不仅在广度上不如西方理科、也不如我们中国文科，在深度上同样不如西方理科和中国文科。由此理解，中国的科学落后是我们古代文明在文化上的走向造成的，不是我们天生愚昧。文科学者对文化的传承，为从事理科的人提供了精神的支撑，保证了智力的自信。

北大理科的发展依靠几代科学家前赴后继在多个层面的努力。

1949年之前，中国在自然科学主要是引进教学，研究很少。在理科方面，可能首先是清华大学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而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的一个高峰。北大的理科在1949年以前有成长，但1952年院系调整也对北大理科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清华理科并入北大，使北大理科全面、长期领先全国高校，北大数学也因此独占鳌头，稳居中国第一。

但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从整体上看，高校的自然科学都受较大影响。北大等高校部分优秀教授转到科学院工作，因为科学院拥有最多的经费，而且1950年代科学院几乎避免了反右的冲击。1960~1970年代，理科发展受到影响。但1960年代，我们北大化学曾参加胰岛素合成的（生物化学）工作；1970年代初，北大的化学和生物老师曾参与胰岛素结晶的（生物物理）工作，北医的毕业生屠呦呦主导了青蒿素的发现。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理科研究工作整体不够多、不够好。

1978年之后，大批理科专业的师生留学欧美日等科学发达国家，无疑对中国理科的基础学科研究和科学发展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和冲击。直到1990年代后期，由此造成的全国范围内理科人才的短缺还很难弥补。1998年，由北大倡议、教育部和财政部等国家部门支持的“985”工程，以及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对于缓解人才——特别是理科人才——的流失起了重要作用。及至2000年代后期，中国的理科才能说是开始有序发展，而不仅是应急式对付青黄不接的危机。

今天，我们北大理科还面临很多挑战。客观地说，过去二十年来理科发展在北大一马当先。这归功于几届校领导班子对理科的发展有清晰、统一且延续性的改革努力，有多个职能部门的切实工作，当然也与理科的目标和标准相当明确并容易达成共识有关。我自己是在这一过程的半途中加入北大工作的。这11年来的亲身实践，结合自1995年开始了解科学院工作的体会， 今天与在座的文科同仁们分享三点思考，都围绕师资问题——因为师资的质量是大学质量的关键，而大学改革的核心是师资力量的整体建设。

1）自由、但不散漫。

今天北大理科享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由。

我们理科老师不会因为研究的问题脱离一般人认为的实际而如历史上一样被讥笑为“马尾巴的功能”，也不会因为社会有人反对（如转基因）而影响我们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的学术群体足够强大而且有可以信赖的专业判断，可以超出一般人的智力所及、可以超前一般人理解的范围、可以冒外行不理解的学术风险。

我们理科老师的自由，是在有规范、有纪律、有道德的框架下，进行的科学探索的自由。自由是体现在思想和学术层面的，而不是缺乏职业规范、懈怠工作所需要的纪律、降低人格所必需的道德方面的。

就是说，我们理科老师的自由并非散漫。我们学术严谨、工作认真、做事负责。我们形成以学校为核心的学术交流群体，区分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形成良好的、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2）标准、而非指标

二十年来，北大理科坚持改革，坚持提高标准，所以水平提高很快。我们用了国际方法和标准，在一些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

同一时期，国内理科方面很多单位也都发展很快。北大理科只看自己是否进步是不够的，而应对比国内其他单位的情况来确认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是年度经费逾五百亿的庞然大物，北大理科的经费远低于此，因此，只能争取质量高于科学院。近十年来，北大理科的改革优于科学院，在招聘教师方面的体制改革做得好，标准提高很多，长期坚持真正珍惜人才。

人事改革的关键是北大建立了预聘制。而近年北大理工科人才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要求更使各院系调整标准，不仅摒弃了各种非学术因素，而且都相应提高了门槛。北大理科的招聘和晋升都按国际学术标准进行，尊重和依赖懂行、负责的专家的意见，看研究实质，而不是看文章发表的杂志等各种外在“指标”，也不依赖校外（国内）的学术标准或掺杂非学术因素的评估结果、荣誉、头衔，因为校外（国内）的评审方法常常出现学术之外的因素，而其标准现在常常低于北大理科的方法和标准。

北大理科从以前逢国外博士回国就给教授，降到了现在只给“助理教授”——北大与国际一流大学职称的标准一致，而不是低人一等。这一点，北大和清华的理科领先全国。现在科学院生命科学十几个研究所，仍然是博士后可以立即就任正研究员。在科研经费和条件大幅提升的今天，科学院继续认为自己的职称低于国外和北大清华的体系标准，这是北大清华改革超过科学院的表现之一。

北大数学研究继续是中国数学三足鼎立的一足（其他是科学院所有数学研究所、全国其他单位的数学），而北大数学毕业生更是占海外华人优秀数学家的一大部分。北大化学超过科学院的单个化学研究所，是化学学科年轻人找教职的首选。北大物理也很强，与科学院单个物理方面的研究所有同等吸引力。北大生物对人才的吸引力，从以前低于科学院6、7个研究所，一跃成为与清华并列的第一梯队，其后是科学院以及近年很努力的浙江大学医学院。西湖大学最近也崛起、招聘教授系列与北大有交集。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与其他高校重叠较少，例如南京大学，很难说其生命科学的师资力量与北大清华有显著重叠。所以，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北大理科与国内其他单位理科出现差别、有些方面甚至较大差别。

在人才标准提高后，科学产出质量的提高将是水到渠成。我们并不急于推崇某项工作，而是让教授自己尽最大努力，我们创造合适的环境，然后给予时间，乐观其成。

3）批评、而不排斥

北大理科鼓励学术交流的批判性。在有些工作上也有激烈讨论、批评。院系老师可能竞争资源，但不会因此出现根深蒂固的矛盾，可以有先有后。

北大理科的学术批评不是文人相轻，更不是相互排斥。

各校都有一般的科研合作。但北大理科不像国内有些单位，让年轻教授为年资高的教授打工，也没有在支持年轻人旗号下形成唯我独尊的小王国，而是鼓励各个年资的教授得到合适的支持，他们自主拥有所取得的成就，不用担心成果被占、或荣誉被侵权。

北大理科还有跨院系的合作工作。例如，谢晓亮教授是我们北大附小、附中和化学学院的毕业生，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化学家。学校为了吸引他回国，做了很多工作。我来北大十一年，校长换了四任。可是，我观察几任校领导在重要工作上高度一致、前赴后继，包括一直争取谢晓亮从哈佛大学回国。北大不是因为他的头衔，例如我们从未试图招聘诺奖得主，最初争取晓亮的时候他并非美国院士，但他学术水平高，年富力强，而且认真负责，所以北大多年来坚持不懈争取他，多个学院、多个职能部门、几任校领导、积极出力招聘谢晓亮，也反映北大理科建设优秀群体的良好风气——不会出现招聘了某一两个人，就不招聘其他人，特别来了一个人堵住其他人的制造土皇帝的做法；为学校发展尽力创造条件；任人唯能、广纳英才；进一步形成互相促进的环境，“大庇天下贤士俱欢颜”。

北大理科在蔡元培任校长一百年后，做到以学术标准为上的兼容并包。

2018年6月25日上午发言，下午整理。

附四：2009

职称和水平：国内助理教授可达什么程度

高支持，必须高要求。

与之相应，职称也要高标准：在中国动态变化很快的情况下，如果新聘的人可以获得比以前的人高的支持，其职称就不能偏高，而应该和国际二流以上学校对应。比如，博士后回国应该从助理教授做起，不宜连升三级做正教授，其余类推。

本文要介绍的是，中国不仅开始这样做了，而且效果较好。 

对于多数做科学和教育的人，职称并非不重要。

对于一个教育和科研机构，掌握职称的标准，可以要求和激励一些教职员工。

在目前的中国，如果没有职称的晋升，对相当多的研究员和教授，就无法要求质量：因为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于国家其他机构（不来源于任职机构），而他们的职务事实是终身。

所以，中国目前职称偏高的现象，有碍于发展。

在生命科学，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基本上都是马上给国外回来的博士后以正教授和正研究员职称。其他学科也许有些差别，但也有类似问题。因为绝大多数机构不能开除人，再没有晋升压力的话，一些人是否好好工作，单位无法对已聘任者提要求，而只能听其自然。

如果谁真比德国人自觉、比日本人刻苦、比英国人聪明、比美国人更具竞争性，也许这样的放任自流很好。

但作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对于多数人，不能实行这样的体制：中国科技教育界高职称的现象，弊大于利。

这个问题，有很多人知道，一般认为无可奈何，因为需要招聘。一个单位怕自己单位给要招的人职称低了，他们会去其他单位，而给了偏高的职称。

国外回国的人，也相应要求高职称。

其实，中国发展很快，已经有几个机构改革了职称。

199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其研究员是最低职称，相当于国内的正教授和正研究员，而比照美国的助理教授。其后必须晋升高级研究员。

2004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最低职称，相当于国内的正教授和正研究员，而比照美国的助理教授英文职称为Assistant Investigator。其后尚需晋升高级研究员（英文相当于副教授）、资深研究员（英文相当于正教授）。

在这样的要求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其研究纪录可以在国际上优秀教授来访时，也不会觉得中国的职称标准低。

国内其他单位，如果要考验招聘到位的人、要掌握一定标准，不可避免要使职称降下来：使多数教学研究人员，在获得职位后，还有晋升的要求。职称如果偏高，不仅达不到国际一流，也达不到国际二流的标准。

国外新应聘者，也可以看到国内工作市场水涨船高，职称偏高的现象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新聘的，一般待遇必以前高，而职称降低到合适国际标准的程度，也是顺应历史变化的必然。

以下列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部分助理Assistant Investigators的部分论文，给大家（国内外）的做参照。他们这些人，在国内做出这些成果后，有些开始评审是否晋升为副Associate Investigators，有些还没有开始考虑晋升。

（需要声明：我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做例子，不是我有功劳，而是因为我就近观察方便。研究所的成功是王晓东、邓兴旺、智刚和研究员、学生、辅助支撑人员的工作。我是密切观察员。）

罗敏敏Luo Mi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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