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尼科尔斯：“提供知识”是纪录片的核心

4月前

本文转自：上海国际电影节 ‍

上海电影节曾将世界上最重磅的纪录片导演及其作品邀请到中国，为纪录电影在中国的推广做出过巨大贡献，包括原一男（《前进，神军！》）、想田和弘（《精神0》）、维克多·科萨科夫斯基（《贝洛夫兄妹》）、克里斯蒂安·弗雷（《战地摄影师》）、阿塔纳斯·乔治耶夫（《蜂蜜之地》）、皮尔乔·汗卡萨罗（《三个忧郁的房间》）、约阿夫·沙米尔（《一步一关卡》）、金东元（《遣返》）、张侨勇（《沿江而上》）等世界重要的导演都曾受邀到上海，并放映其作品。

202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主席是美国电影学者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他以纪录片、电影理论和文化研究闻名于世，被广泛认为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理论家。

其代表著作《纪录片导论》自2001年出版至今是每一位入门纪录片研究和纪录片制作的学子的必读书目。《模糊的边界》探索真实与虚构之间边界模糊的关键时刻，为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电影与方法》分门别类阐明了多种电影研究方法，为之后的科系成立奠定基础。

迄今为止，尼科尔斯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撰写超过150篇文章，并在全球广泛讲学。他监制各类纪录片项目，并在各个重要的电影节担任评委。

近年来，国内外纪录片都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如何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故事性”？创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对纪录片的加持还是弱化？科技进步如何影响纪录片的创作？6月18日下午，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迎来首位出场的大师——美国学者、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学荣誉教授、本届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比尔·尼科尔斯。

比尔·尼科尔斯是当今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纪录片理论家之一。谈到当下纪录片的大受欢迎，尼科尔斯表示，人们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讲故事，已经是纪录片力量的重要部分。讲述故事一直是我们创建意义的方式，我们不是去做解释，而是促成人们的理解。”

今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塔拉尔·德尔基、去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阿塔纳斯·乔治夫也作为嘉宾出席，分享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感悟与见解。

纪录片的核心不是“事实”，

而是“提供知识”

娱乐性并不是那么强的纪录片，何以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的关注？比尔·尼科尔斯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深加大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提升个人智慧，而看纪录片就是方式之一。“事实并不是纪录片的核心，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提供‘知识’才是我们的核心，无论是具象事物的知识，还是非实体、非具象的知识，亦或是经验性的知识，这些都是纪录片的核心所在。”

尼科尔斯进一步解释说，他所谓的“知识”远不止字面意思这么简单。尤其是“经验性的知识”。它涉及到感受、情感和思想等多个方面，“这是我们从自己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理解到的知识，它能够影响我们这些人类，这就是我们讲故事所提供的知识。信息非常重要，但是与纪录片怎么样触动和影响我们相比，它是次要的。”

在尼科尔斯看来，纪录片通过不同的开场方式，邀请观众进入与故事相遇的领域。他列举了目前六种被广泛使用的纪录片开场方式：问题探讨、行动呼唤、情形审视、媒体呈现、情绪唤醒、表达讽刺。

尤其是问题探讨、情形审视类的纪录片开场，都在强调某种“具象的经验的知识感”。比如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危险的小动物，一位在荒蛮土地上孤独行走的女性，这些极具冲击感的画面，“目标都不是分享信息，而是创造一种‘知识’、一种感觉。”

纪录片需要客观真实，

更要视角独特

一部纪录片能否创造“理解”，或者创造出怎样的“理解”，考验的是观众和作品能否实现双向奔赴。从观众的角度而言，对一部优秀纪录片的理解，情感和理性都不能或缺。尼科尔斯强调，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录片的理解方式，“这个理解已经超越了我们平常所说的信息、意义，它是基于体验的。我们对纪录片主观的参与，使我们能够通过片中一个代表生活的隐喻，把握生活本身的形状和感觉。”

观众可以“主观”，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则必须自律。事实上，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一部纪录片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作者们“主观创作”，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论题。在纪录片出现早期，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纪录片必须是对现实诚实、真实的反映，但随着不同类型的纪录片出现，尼科尔斯等研究者们均提出，在客观真实之外，纪录片人能否给出一个特定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不是有助于观众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纪录片讲述感动和影响我们的故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讲述’同样重要，”他说，从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来说，“强调更加主观、更具表现力的表现形式，也是纪录片的一个重要转变”。

在纪录片新的表现形式中，“摆拍重演”“情景再现”“动画演绎”等，都曾引起过争议。尼科尔斯对此持非常包容的态度：“我们看到纪录片所有的这些变化，更多的情感表达形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说服了我——纪录片也是一种艺术，它需要任何艺术所具备的素质，它甚至可以是虚构的，但是这种虚构不能是其它艺术形式的那种虚构，因为它必须代表着真实，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表达这个真实。”

尼科尔斯以真人秀《比弗利娇妻》为例，该节目邀请家庭主妇们来探讨自己的生活，但大部分主妇的表现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既不是真实的她们自己，也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因此，“这是一种对生活过度夸大的版本，它是娱乐，并不是纪录片”。

AI只会改变讲故事的方法，

而不会改变其意义

方兴未艾的AI技术，是本届电影节热议的话题之一，毫无疑问，它对纪录片领域的创作，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演讲中，比尔·尼科尔斯就向观众展示了一张AI制作的女性人像：她看起来栩栩如生，却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位真实存在的女性。

尼科尔斯强调，科学技术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去评估它，去赋予它价值。就电影创作而言，技术革新只是意味着人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表达观点、讲述故事，比如最早人们用石头在山洞里画画，后来有了文字、有了影像，现在又有了AI。

“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技术，也许20年之后没有人会使用数字摄影机了，但到最后讲述故事这种需求肯定是人性的一部分，所有国家、所有文化都需要这种故事的讲述。这涉及到我们生命的意义，”他说，“即便现在有了AI，我们讲故事的方法可能会有改变，但是讲故事的意义本身并不会改变，这是永恒的。”

作为此次大师班的嘉宾，拥有导演、编剧、制片人等多重身份的塔拉尔·德尔基直言，即便是成熟的电影人，也很难回避“被AI取代”的担忧，而现在能做的，就是考虑怎么样利用它做出好的电影，“我们需要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来加以使用，看能不能改善我们电影的质量。”

另一位嘉宾阿塔纳斯·乔治夫以剪辑师身份进入电影行业，2019年其担任制片与剪辑的纪录片《蜂蜜之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70多个奖项，也是奥斯卡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被同时提名最佳纪录长片和最佳国际影片的电影。

他表示，在不久的将来，普通人也可以借助AI来制作自己的电影，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可能会对虚构故事片造成一定的威胁，对纪录片行业却未必，“我们是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和真实的事件打交道，机器人不能替代掉这些人和事件。”即便在虚构影片领域，由AI所创造的虚拟的人和虚拟的故事乍看起来会很精彩，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观众也会受不了的，他们还是会反过来想看真实的故事——当然，这种预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