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而非审判：《坠落的审判》的性别视角
作者：王雨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内容提要：茹斯汀·特里耶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以科学式的冷静态度解剖了亲密关系中的个体意志与利益关系。有别于相似题材，《坠落的审判》有意让观众难以产生角色认同，并设置性别优势和文化秩序之间的倒转，从而让心理层面的“审判”在社会层面上持续延伸。影片的性别讨论的进步性在于并不先设性别立场，而是在充分的文本细节的基础上揭示父权制与原子化个体的互相影响，最终导致亲密关系受挫的个体在精神上的“坠落”。特里耶也示范了一种基于复杂性和具体性的女性影像。
关键词：女性 亲密关系 父权制 原子化 立场论女性主义
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的新作《坠落的审判》在国内取得了2840万人民币的票房收入，这对外国艺术电影而言实属难得。而在艺术评价上，该片获得第7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第4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6项大奖和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等多项重量级奖项。在《坠落的审判》突如其来的获得好评之前，特里耶一直是法国影坛的边缘人物，她拍摄过社会批判的纪录片和当代都市风格的轻喜剧，却并没有得到奖项和观众的青睐，在一次采访中她说“我并不觉得法国电影特别需要我，所有的位置已经被占据了”[1]，显然，《坠落的审判》是2023年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现象性和话题性的艺术电影。影片也使得特里耶成为继简·坎皮恩和茱莉亚·迪库诺后第三位获得金棕榈奖的女导演，这三位姓名都以“J”开头的女导演以并非自觉的方式分享着许多共同点：在专业之外都接受过良好的人文学教育，个体性明显的作者电影风格，以及始终鲜明的性别视角和批判意识。其中，特里耶和迪库诺尚属电影创作的新生代，可以预计她们未来将为法国影坛带来的改变。
《坠落的审判》电影截图
一、无法结案的“剖析”/“审判”
两个半小时的《坠落的审判》缓慢却并不漫长：围绕知名作家桑德拉丈夫的意外坠楼案件，一场对情感关系中的权力、性别与社会地位、拣选记忆与塑造真相的“剖析”或曰“审判”逐渐开展。正如有关律法与审判的诸多西方经典文学告诉我们，罪行的真相是因人而异的，真正的审判也从来只在个人内心深处掀起风暴。虽然《坠落的审判》有大量电影场景发生在法庭，但不应认为这是一部法庭电影或律政电影，它所展示的恰恰是真相不能抵达，裁决并不必然正义，人们只能在接连不断的坠落中拼凑出某种想象。儿子丹尼尔意识到，他必须决定相信一方：或者父亲是脆弱的失败者，或者母亲是杀人凶手。
影片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没有将亲密关系的剖析沦为精神分析的、中产阶级的、治愈化的庸俗剧情，也没有给出和解、释怀或者任何一种想象式的解决。不安依旧悬置在观众心中。影片结尾，当法庭的审判已宣告桑德拉在法律上无罪，丈夫的死因仍是萦绕在整个电影文本内外、引发无尽讨论的麦格芬。最后的镜头里，回到家的桑德拉拥着极具象征意味的导盲犬难以入睡，可以想见，在塞缪尔坠亡一事上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是她此后许多个漫漫长夜的内容。因此，本片剖析了一个无法得出真相的案例：丈夫塞缪尔坠楼身亡，究竟是在与桑德拉发生冲突后被推下楼，还是他长期处于崩溃状态的自我解脱？继而，这场审判导向一个既是心理也是社会的问题：对亲密关系中的索取者、霸凌者甚至是“加害者”该如何审判？
在很多方面，《坠落的审判》同美国导演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的《婚姻故事》十分相似。同样是知识分子因为个体意志冲突而产生的婚姻破裂，二者都曾有过基于理解和认同的默契爱情，却最终选择忠于自我利益，《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对丈夫写作的否定直接导致了死亡前一天的争吵，而《婚姻故事》的夫妻反目则源自二人都不愿意为对方放弃自己的演艺工作。同样，两部影片都将亲密关系放在现代科学视角下解剖、修饰和虚构，最终将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置换成理性的自我说服，在《坠落的审判》中是法庭和证人们竭力通过各种证据论证丈夫是自杀还是他杀；在《婚姻故事》中则是收费昂贵的心理咨询师和离婚律师不断为男女主建立叙事，试图让自己的当事人在抚养权官司中获得法官的支持。
《坠落的审判》电影截图
同样的，两部影片都以夫妻二人长达十几分钟的争吵段落作为高潮；都设置了在父母的龃龉中撕裂的孩子，并将孩子作为这场始于爱情、终于伤害的关系的见证者和最终评判者……然而对这相似主题的处理方式，两部影片却并不相同。鲍姆巴赫反复拍摄过相似的故事（《鱿鱼和鲸》），这位“呢喃核”运动的导演直接使用了自己童年时父母婚姻破裂的私人经验，并将这种个体性、经验性作为鲜明风格。而尽管特里耶的合作者是她的丈夫阿瑟·哈拉里（Arthur Harari），他们曾共同创作了特里耶的故事片处女作《索尔菲雷诺之战》和上一部长片《西比勒》，但二人明确否认了《坠落的审判》是对他们婚姻生活的摹写，电影是一个虚构性更强，并不携带创作者经验和情绪的对象。如果说《婚姻故事》直接而巨细靡遗地暴露亲密关系下个体的冲突，为观众提供共情和分享经验的直接入口，《坠落的审判》则在多个叙述者、多重叙事的交错中提供给观众并不舒服,却一定印象深刻的观察角度。正如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原意所示，这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解剖，而在西方，直到20世纪早期，在圆形剧场里举行解剖手术都是一种常见表演，数百名观众正襟危坐，从各种角度审视解剖的细节，一如电影中不断出现的法庭场景。
《婚姻故事》剧照
二、“阁楼上的疯男人”
《坠落的审判》有着复杂的、不断变更的视点镜头，观众也在多种认同之间不断跳跃，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首先是被迫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名誉、丧失信任甚至是儿子的桑德拉。“如果非要说桑德拉·沃伊特有什么罪，她唯一的罪就是在丈夫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影片中，桑德拉的辩护律师以此为结案陈词，看似她遭遇到的只是一场针对成功女性的猎巫运动。然而讽刺和有趣的是，桑德拉很难是任何意义上的“好人”，更遑论社会规范和主流道德下的“好女人”。她太过聪明和强韧，以操纵他人、超脱情绪的冷漠和不择手段占据优势，这几乎是她无意识的反应。我们清晰地看到，她总能以最适当的态度面对法官、咄咄逼人的公诉人、对她有好感但并不相信她清白的律师、在父母之间难以抉择的丹尼尔、丹尼尔的监护人等等，并利用他们的态度。在桑德拉与儿子分开居住，等待最终庭审的场景里，在她远离任何人的审判的孤独时间里，桑德拉坐在酒店的床上，依旧静如冰山地、从容不迫地看着讨论自己的电视节目，将三明治吞吃入腹。无论是否推人坠落，冷酷剥削的桑德拉的确促成了丈夫的精神崩溃乃至死亡，并且这一事实为他们的儿子丹尼尔清晰完整地知晓并承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桑德拉离清白无辜的距离太过遥远。
《坠落的审判》电影截图
而比起在庭审压力下坚如磐石的妻子，丈夫塞缪尔显然更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温和、迁就、情绪化、缺乏行动能力。在开头的段落里，桑德拉与年轻的仰慕者兴致勃勃地调情，躲在阁楼上的塞缪尔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来干扰谈话，发泄不满，对此，桑德拉只是不失风度、轻描淡写地回以“我想现在采访无法进行了吧”，根本不打算认真对待塞缪尔被挫的情绪。如果考虑到“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多么经典的女性主义文学形象，那么这一次，居住在阁楼上的不是“疯女人”，而是男人。塞缪尔就像《简·爱》里因疯病被束缚在阁楼上的前妻伯莎·梅森一样，是婚姻里粗野难驯的不幸化身，是只能发出愤怒控诉的被压抑者，只能在阁楼上制造噪音（伯莎在阁楼上“来来回回地奔跑”），破坏楼下客厅里的幸福[2]。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塞缪尔很可能选择了自我攻击（抑郁并自杀），而疯女人伯莎烧毁了整座庄园。塞缪尔受挫再次印证了那个说法，性别不是一种生理本质，而是结构位置。放弃工作、写作受挫、背负债务、得不到伴侣支持……多重打击下，塞缪尔成了“比女人更女人”的弱者。电影意味深长地安排了导盲犬这一角色，并多次采用狗的视点镜头，而塞缪尔曾以导盲犬暗示儿子自己可能会离开（尽管，这一幕究竟并不一定真实），导盲犬是塞缪尔的喻像，他和它默默地陪伴家里的成员，总是在牺牲，往往被忽视，却也将一切尽收眼底。
《坠落的审判》电影截图
然而，审判并不仅仅在心理或性别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影片还有另外一种视角，即以法庭和媒体所代表的公共视角。不同于狗视角对观看的强调，公共视角一直强调的是听觉/声音，它暗示了有另一套建立叙事的感官、规则和文化。当争吵录音播放至关键，镜头从想象中的二人场景切回法庭场景，塞缪尔崩溃哭泣的声音对应着桑德拉及律师紧张的画面，事实上这已经是一种审判了。公诉人和媒体将塞缪尔塑造为一个弱者/“苦情女”，支持这种策略的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偏见系统。桑德拉被作为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接受审判，同时作为女性、妻子和母亲来接受审判。当公诉人无法找到谋杀的直接证据时，桑德拉的出轨便成了反复被盘问的攻坚口。电视台则将桑德拉表述为一个阴险狡诈、对男性具有强烈攻击性的阴谋作家，在她每一本书的字缝中发现她蓄意谋杀的证据。桑德拉是不忠的女性，是忙于事业无法照顾孩子的母亲，是能靠文字幻想杀人的女作家，因而必然杀夫，这就是公共对她的审判。在此，我们终于遭遇到了那幢风景秀美的二层木屋之外的实在界：亲密关系之所以毫无退路，因为在家庭空间之外社会并不提供支持，社会只负责审判。有眼疾的丹尼尔需要全时段的照料，这是丈夫放弃工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认为自己无法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关键，桑德拉当然回以冷酷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写作”，然而有可能提供支持的外部力量（助残机构、托儿所、医疗机构甚至是熟人网络）却并未出现过，于是一切坠落都由家庭内更弱势的人承担。只有当“杀夫”案触碰到社会秩序时，它们才以证人的身份出席于审判，而支持塞缪尔的方式，则是将他视为一个只能受到伤害的弱者，彻底否认他的行动力（塞缪尔曾经在大学任教，写作的失败并不是他的全部）。
《坠落的审判》电影截图
三、孤独的原子，或具体的性别
塞缪尔是亲密关系中的“阁楼上的疯男人”，也是社会关系中孤独的原子。当社会性支持从家庭领域撤出，亲密关系领域的利益计算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精明，关系中的对象便会退化为冰冷坚硬的个体，尤其是在当代智识阶层的背景下，每个人自身是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生产工具，为了伴侣而放缓或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其后果可能导向不可承受的坠落。齐美尔最早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论及柏林每时每刻充满刺激的生活使居民过分理智、专业化和原子化。针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重新提及原子化的个人，无论是工会还是家庭社群等组织都被劳动的高流动性瓦解，劳动变成了超出大部分求职者实际能力的精英竞技，人们在劳动中感到彻底的孤独和不可控，“最可怕的灾难随时都会袭来，变幻莫测地发起进攻……恐惧、忧虑和悲痛的形成方式使得它们的袭击都是独来独往，不相为伴”[3]。原子化时代的精神病症是抑郁，无法与他人建立连接关系的个体只能将攻击倾向内化。塞缪尔构想中的生活方式是做一名的作家，而以他记录生活的方式来看，书写材料完全源自自己的生活。当这种方式被桑德拉从经验上漠视，从专业上否定后，塞缪尔便彻底失去了与外部联结的可能，这也使得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孤立和深刻剥削，被转化、移置成了亲密关系之内、性别之间的战争。
当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遭遇社会结构的性别偏见，当一个男性被迫公开展露精神软弱和失败，当一个无辜的儿童必须选择虚构一种真实，并放弃自己的另一半亲人，这就是《坠落的审判》暴露在圆形剧场里的性别解剖。性别在《坠落的审判》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性别和权力的倒错，就无从展示这种秩序的荒谬。电影的深刻和丰富之处在于，只提出问题，并不给出答案（这也使得本片遭到了一些女性观众的批评）。尽管“性别”是特里耶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但我们很难将她的创作以诸如婚姻、家庭、女性等几个简单关键词概括。特里耶并不将所谓女性特质、女性经验等东西孤立拎出，放大观赏，那将陷入大量概念先设的陷阱，也没有为性别找一个固定的影像语言和表达方式。相反，她的创作序列呈现出丰富而聪慧的多样性：《索尔菲雷诺之战》以家庭矛盾切入2013年法国大选，在多重冲突中悄然展示职业女性在工作、育儿和情感生活中的平衡术；《维多利亚》以商业轻喜剧的形式调侃都市女律师的艰难生活，在作者电影和商业受众之间找到平衡；《西比勒》则聚焦心理分析师的书写治疗，这一复杂而难以影像表达的内容，可被视为对现代女性漫长但深入的心理剖析。这种基于复杂和具体的性别视角，十分贴合立场论女性主义（standpoint feminism）的主张。
《索尔菲雷诺之战》剧照
立场论女性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认识论领域，持有该观点的学者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经验视为知识的来源，强调受身份影响的经验和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尤其是作为社会结构中“第二性”的女性，其弱势地位决定了她们更有动力，也更有认识优势去生产主流之外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情境化知识”（桑德拉·哈丁），这是强调知识分子或导演的性别身份的意义所在，而不是基于性别本质的身份政治。特里耶在《坠落的审判》中为我们展示的，恰恰是这种具体的女性和情境中的女性，桑德拉并不清白却值得同情，而塞缪尔或导盲犬更是结构位置上的“女性”，以其始终睁大的清澈眼眸，见证着性别议题的具体、复杂和始终值得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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