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政治是常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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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政治是常态（4）

4月前

文 | 林一五

不知不觉“看不懂政治是常态”系列已经写到第四篇了，今天介绍几个最近读到的有趣文章和听到的有趣讲座。主要讲三个吧。

首先是我们今天第三篇转发的《美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印度》，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毛克疾老师。他这篇文章梳理了近期美印之间的新闻热点，并且对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有很强解释性的回答，文章里有许多高度概括性的金句，读了让人受益匪浅，比如——

“中印两国近年来多次发生边境武装对峙，美国因此有动机，也有机会采取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历史上面对大陆国家之争历来奉行的离岸平衡战略——如果中印进入19世纪“德法之争”那种长期彼此互耗的状态，美国自然也能像当年英国一样坐收其利。”

“可以说，对华共同敌意是美印战略趋近的基础，而美国的意愿——而非印度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印合作的理论上限，但印度的意愿却能决定美印合作的实际水平。”

“美继续在权利方面给予印度盟友待遇，但在责任方面却并不做同等要求。美政策界已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一个更强大的印度对中国利益的挤压，必定大于对美国利益挤压，因此美更在乎印对华整体战略牵制，而非具体战术行动收益。”

“虽然莫迪政府对内集权、对外霸权在美引发重大争议，但美印战略合作大方向已定，这些争议反而成为美运筹对印关系的筹码——需要敲打的时候就强调“莫迪政府专制”，需要拉拢的时候就强调“印度民主”。”

如果不是长期观察南亚局势，很难想象一个人能用几句话就从复杂的现象中抽离出背后的逻辑，还能交代清楚来龙去脉的关系。这篇文章普通人读起来也能很有愉悦感，十分推荐。

第二篇推荐公众号“新经济学家智库”发的一篇新闻，报道的是前两天正和岛案例共学年会上北大的姚洋教授说的“反对过度西方化，再这么走下去中国经济学会变成美国经济学的殖民地”。更具体的解释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定研究议题的能力，只能跟在美国人的后面，人家做什么，我们赶紧拾漏补遗，做点小研究………我们要有底气和能力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经济学我不懂，但我学的是法学，做的工作跟法学、哲学和政治学都有一点关系，同在社会科学领域，我对姚洋教授这段警告是非常感同身受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以前学的知识模型、还有看到很多同行现在在用的工具，明显满足不了我日常工作的需要。

比如上一篇《拜登大战默多克：暗示我老年痴呆的都是假消息》里我写过以前学的关于媒体运作的模型跟如今华盛顿的现实完全脱钩，比如我在《懂王就是当代圣人》中写过的以前学的西方政治运行模型三大假设全被懂王一人爆破，又比如我在《不要小瞧金融法律精英啊，魂淡！》里写过的金融律师的从业经验告诉我以前学的关于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反腐设计根本就是现实中的助腐温床。“殖民主义社会科学”根本无法帮助我们改正当下的问题，甚至于会让人连问题在哪里都看不清楚，更糟糕的是，明明已经如此盲目了，还会有人稀里糊涂地陷入莫名其妙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自恋。

推荐姚洋教授经济学方面的警告，主要是想做个引子，引出今天第三篇重点推荐的讲座，最近“政治学人”组织和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合作搞了场讲座，主讲嘉宾是复旦大学的孙国东教授，与谈嘉宾是清华大学的景跃进教授、中山大学的谭安奎教授和黄涛副教授。

孙国东教授是邓正来教授的弟子，我们以前推荐过邓老师翻译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导师、教员和设计师：一篇有点燃的思想笔记》），景跃进教授则是我们写过读书笔记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主要作者之一（《景跃进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传说中啥都敢讲的大学教材丨读中国计划（二）》），这两位是我去听这场讲座的主要原因。几位老师讨论的题目也非常有意思，叫“如何推进中国政治哲学的自主建构”。

近些年官方在推社会科学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但其实据我所知，很多学者对自我知识体系的呼声要远远早于官方下场，原因也跟我上面提到的类似，在工作中使用原本学到的西方知识模型的时候，明显发现不够用，无法解释中国具体的各种现象与事件。如果硬套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在《路风《光变》：中国工业有多热血丨读中国计划（22）》等文章里写过的学者批判的那些所谓的“公知”现象。

这种需求是全面性的，出现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所有社科领域（《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驭官，是门技术活丨读中国计划（六）》《农村移风易俗有多难？》《中国死刑民意的真相？再谈彭州灭门案》）。

孙国东教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此需求进行的解释。具体的学术概念和理论阐述我这里就不复述了，对普通读者不友好，我们还是讲几个有趣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孙教授提到了前些年非常火热的“普世价值”之争。很多“普世价值”的支持者其实是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把西方的当成了普世的，这是一种误解，但反对者反对“普世价值”的时候，有时又会陷入全盘否定的误区，还要拿“矫枉必须过正”来给自己解释。

对此我们这边经过学术讨论，最后官方拿出来的方案是一种折中方案：既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又要把民主法治公平等概念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根到底反对西方对普世价值的垄断性定义权，目的是找到更符合中国现实、更有助于理解和解释中国现象的价值观定义。

这个东西我们以前其实也介绍过，比如说我们推荐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的时候，就提到过要注意萨拜因对古希腊民主、美国建国时《联邦论》所述民主、罗伯特·达尔等重新定义的美式选举民主、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里的民主等几个民主概念的辨析，都是不同的定义，美苏都走过“根据自身实践重新定义价值观概念”的阶段。另外在《读完了《邓选》第一卷》里讲提到的“大民主和小民主”概念，也是相同的原理。

第二个例子是孙教授虽然没有展开细谈，但却明确提到了社会科学目前遇到的几个问题。比如学术的独立性，不仅仅要警惕权力，而且要警惕市场和传媒。这一点跟我们一直推荐大家有空去读的温铁军老师的《八次危机》序言里的意思是一致的，也跟我们在#脏东西标签下反复展示的“市场和媒体也是一种权力机构、也会滥用”的意思是相通的（《某些媒体人，大约的确是没救了》《媒体的嘴，骗人的鬼》《中国媒体的水平离美媒还是很远》）。

其实对比温教授和孙教授的说法，温教授比孙教授还多说了一个东西，即学术圈子或者说学阀，我们在《那些为川普辩护的中国“高知”们》等文章里举过一些学术圈子的轶事，学术既是一种宣传媒介，也是一种教育权力。

第三个例子是孙教授把政治哲学的研究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哲学性的研究，一类是政治性的研究。我听下来他其实指的是“纯粹理论性的研究”与“用来分析实践的理论研究”。前者只有学术价值，一旦拿来分析现实，就会发现不好用，有时就会出现“抛开事实不谈”的现象。后者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或者说后者的学术价值主要就体现在解答实际问题的现实价值上。

对孙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这里吐个槽，以前说过我是学边沁功利主义的，目前也在做一些相关方面的工作。之前参加过一些会议，作为一个学术圈的外来者，我反正不混这个圈子，所以每次都会直来直去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我最常发表的观点就是很多认真勤奋有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的学者很想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去做现实批判，但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理论知识极其丰富，但对现实的认识往往不足甚至是一厢情愿，很多批判听上去铁肩担道义，概念伟光正，但是对干过实践的人来说，却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因为与现实的偏差过大。

边沁的功利主义虽然不属于学界主流，但两百年来生命力极其顽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以新的形式复兴一波。对于受历史影响很深、又有精打细算习惯的中国人来说，我认为没有比功利主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功利主义完全是可以用来填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好材料，多做一些田野调查，多关注一些现实，少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复读，哪怕是站在宣传自由主义理念的角度，也是非常好的策略。

——我发现每次我提出这样的呼吁，我尊敬的那些老师们都反应冷淡。不少理论研究建树颇丰的学者，对现实依旧是想当然的态度。在我的想象中，学者看到中国现在的现实，看到理论体系的欠缺，本该像见血的狼群一样，然而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看得让人急死了。

听了孙国东教授的讲座，我个人既感到一种高兴，也感到一种焦虑。高兴的是我们还是有许多严肃的社科学者，没有追逐传媒的闪光灯，没有追求虚幻的虚荣心，踏出了学术圈抱团取暖的舒适圈，在试图开创一些东西。焦虑的是我自己学的专业好像没有跟上这趟快车。

在《笑话福山的人，你们都错了》里我们阐述过一个观点，虽然我们嘲笑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前副局长福山老师总是做反向预测，嘲讽配合美国自由霸权秩序的“历史终结论”终结了自己，但是我们不否认福山老师是顶尖的聪明人、顶级的学者，他把历史终结论推导到了极点，这跟柏拉图把理想国模型推导到极点、边沁把功利主义模型推导到极点本质上是一样的，就凭把一种理论推导到极点，福山就可以在学术史上留名。

柏拉图、边沁和福山，都是抓住机会把他们所处的“历史新现实”解释成系统理论模型的人，21世纪的中国还在等待自己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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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潮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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