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开始败坏？一招解千愁

文丨古原

最近，发生了几起恶性案件。

有一起，被广泛认知为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驱动的，这种猜测我并不认同。

治安案件增加的主因是经济问题。

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部分认同，但需要正确归因，一些人归因为中国遍地的摄像头，认为是威慑力的增加，让治安变好，这个归因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治安变好，主因是经济发展了，工作机会足够多，而且过去这几十年内，中国人感觉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未来有盼头。

改革开放后，在1983年、1996年、2000年和2010年曾经搞过四次大规模的严打。

在第一次“严打”中，总计打掉了抢劫、强奸、盗窃等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抓获团伙成员86万多人。

且在这严打的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宣称破获了各种刑事案件160多万，抓获各种犯罪分子177万多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另有2.4万人被判了死刑。

但社会治安好转了吗？没有！

1979年，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为50多万件。1980年，增长达到了70多万件。1981年，更是增加达到了89万多件。

第一次严打后，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迅速下降到了51万多件。1984、1985年、1986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件之间。

但从1988年开始，刑事犯罪又疯狂增长。

1988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就已经增长到了80多万件。从1988年开始，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情况。

我们以山西省为例，1991年，山西省总计发生车匪路霸案件7435起，其中，抢劫案件3501起，盗窃案件2723起，流氓、伤害案件596起，杀人案件166起，哄抢案件77起，其他案件26起。

而到了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总数，已经超过了150万件。时间进入1996年，一位公安部门的官员描述；“1996年的前个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

于是再次启动严打。

这一次严打，就与国级官员相关了。

1996年2月，作为副国级干部，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家中遇害，凶手正是负责李沛瑶安全的武警战士张金龙。

李沛瑶遇害案件仅仅发生6天以后，1996年2月8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北京朝阳区安慧里附近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几名歹徒抢走了2支装有巨款的运钞箱，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员被打伤。这一案件，就是著名的鹿宪洲案件的第一案。

紧接着鹿宪洲连续多次作案，都是直接抢银行，造成多人死亡。

1996年还发生了白宝山案件，从1996年3月31日开始，白宝山开始了一系列抢枪、杀人、抢劫活动。先后抢走了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一把81式自动步枪、一把54式手枪。为了获得枪械，杀害了多名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

这三大案件，促成了第二次严打。

第二次严打期间，公安机关总计打掉了各种犯罪团伙9万多个，逮捕各种犯罪分子总计42万多人，30多万人被判刑。

就在第二次严打结束没多久，刑事犯罪再一次升高，2001年，河北、天津、广东等地连续发生了各种重特大案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2001年开始了第三次严打行动。

这几次严打中，还有大量的人因为一点点轻微问题，甚至不是问题（比如所谓的流氓罪），被处理，甚至被枪毙，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结果呢，整个社会因为这种夸张的严打，而让所谓的“社会风化”好转了么？

刑法专家、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根据数据分析研究，得出历次“严打”均未达到长效目标的结论：

1983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

第二次“严打”时期的1997年，刑事立案数基本与1996年持平。但是，1998年即增至198万起，1999年—2001年分别为224万起、363万起，445万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趋势。

2001年第三次“严打”后的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3万件，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8.79件，远远高于1998年至2002年的平均数56.6万件。

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人在生产效率极低的农村是很难生存的，但城市中的企业投资数量是逐步增长的，从农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但城里的工作岗位增长速度还没有跟上。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短期失业问题。

全世界任何一地的治安灾难，都与当地的失业率相关。有一些是因为投资不足，有一些是因为管制过多，还有一些因为政府鼓励失业（发高额的失业补贴）。

这时，再多的威慑力都不能控制治安败坏的局面。

贫困、失业、失去未来的希望，时间偏好升高，才是治安灾难的真正原因。

设想一下，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大街上会不会充满抢劫犯呢？到处是零元购呢？当然会出现。

18世纪的伦敦，治安状况非常糟糕，在枪决死刑犯的现场，看热闹的人群里面都会发生盗窃行为。这不是边打铳来边出鬼么，能威慑住盗窃行为吗？

一切问题，要解决，都只有一招，那就是搞经济。

只要经济高速增长，一切问题，都将不成为问题。但如果经济调头向下，那所有的问题，都会成为问题。

近些年来，社会政策，多过了经济政策。主张分配的声音盖过了主张经济发展的声音，这无疑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方向。

做大蛋糕，就是唯一的发展途径，强调分配只会导致经济发展变慢。

做大蛋糕，所有人的财富都会同步增长，所有人的实际可得财富都会增加，今天的中国人，哪怕是最底层一个月只能三千块工资的人，他们的真实财富水平，都是过往国企工人的上百倍。

我一直认为，中国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也有一些历史带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有一些情绪我认为是正常的，比如对日本靖国神社的批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评。

但是，这一股情绪，并没有对贸易和分工带来太多直接的影响，日本几家车企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不错，我也有一台日系车。

治安的问题，直接归因到这种情绪我认为不够准确，当年的U型锁事主，也是一位在工作中陷入困局的年轻人，他更多的不是基于“恨日本人“，而是基于对自身状况的不满情绪的狂暴发泄。

我不相信，一个有家有业，前途光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人，会在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去杀人，即便他一谈到日本就愤怒不已。

我也同时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发展，这些过往历史的情绪会慢慢消退，经济上的繁荣，才能让更多的人更自信，从容、淡定地看待过往的历史。

如果中国人普遍活得比日本人要好了，对那些历史还会那么纠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