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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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4月前

按：下周六在北京先知书店做线下活动，所以直播聊《人的行动》改在周三，欢迎预约。次条是精读米塞斯《货币和信用理论》，三条是线下大课和游学文案，感谢支持。

文丨漫天雪

在武汉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行服务问题上，许多人对我们支持技术进步的主张表达出了强烈反对意见，甚至开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予以攻击：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关心弱者的“生存权”，任由他们在“优胜劣汰”中自生自灭。

当一个人无法用逻辑来反驳，那就诉诸道德。这是常见的逻辑谬误。一个人到底关心不关心弱者，并不是看他喊出了多么高尚的口号，而是看他所采用和主张的手段能不能达成提升弱者福祉的目的。而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扣在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头上，也完全是不着边际，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学无知。

让我们首先追问他们一个问题：面对市场竞争，道德卫士们你们认为这些弱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阻碍技术进步，让弱者有饭吃对吗？

但是立即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你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认为旧饭碗的利益就一定高于新饭碗呢？为什么这些“弱者”的权利就一定高于“强者”呢？你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强者和弱者呢？

如果你回答，因为弱者人多。那么人多就有理吗？5000万人认为600万犹太人应该被关进毒气室，是不是就合理呢？

如果你回答，底层民众应该有“生存权”。对不起，没有人有“生存权”，并没有“生存权”这样的权利。所谓的生存权，不过是罗斯福式的“免于匮乏的权利”的翻版，就是抢劫他人财产让自己不匮乏的权利，是流氓和抢劫犯的“权利”。

这世界不欠任何人的“生存”，你不能以你的生存向他人主张权利，危害别人的生存。每个人的生存，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靠别人照顾出来的。

这很“达尔文”吗？一点都不。如果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可以禁止别人做事，向别人的财产主张权利，那才是相互劫掠的丛林。

如果保护弱者的生存权，以强者的财产权利受损为代价，那么你们所谓的强弱划分就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时候的弱者一点都不弱，他们已经拥有了拿走别人的财产的权利，实际上就是给他们颁发了一张“抢劫执照”，变成了高级种姓，即真正的强者。

第二，不“淘汰”市场竞争中的弱者，难道应当淘汰市场竞争中的强者吗？这到底是与谁为敌？

“淘汰”，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这只是在说，他无法从事原有的旧饭碗了，并不是说他就没有饭碗了，更不是说他就像达尔文主义者想的那样，被大鱼吃掉了死掉了。

谁“存活”，谁被“淘汰”，都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是消费者通过购买与不购买，决定了谁应当存活，谁应当被淘汰。广阔的市场，只要你愿意迎合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就会通过金钱投票的办法给你一个新饭碗。

资源是稀缺的，用在这里就用不到那里。如果把稀缺的资源用在低效的生产上，意味着消费者迫切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所有人生活水平的下降。

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所以，阻碍先进的生产，高效的生产，保护落后和低效的生产，你们为什么与消费者为敌，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

谁来保护他们呢？国家是吗？那么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国家以什么理由去打击先进，鼓励后进？国家以什么理由惩罚那些造福于消费者的生产者，保护那些抢劫消费者的生产者？国家以什么理由从消费者的口袋里掏钱，补贴那些落后的生产者呢？

当你要保护网约车而反对自动驾驶，你又如何反对国有企业呢？如何反对产业政策呢？这跟要保护落后的产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任何竞争中都有失败者，竞争失败的企业会直接破产。如果秉持道德家的观念，那么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也完全有理由说，你必须保护我，因为我落后我有理。一个享受特权的受保护的企业，也可以说，我抢劫我有理。

第三，一个人竞争中的失败者，难道不需要反躬自省，而是迁怒于他人吗？

技术进步可能会造成短期失业，注意，也只是可能。但是绝对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

因为旧的生产项目仍然有存在的价值，仍然有消费者为它金钱投票，那么淘汰它反倒是不经济的。

我们不会因为有一款新手机的出现，而立即将旧手机扔出窗外，因为旧手机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自动挡的汽车出现了，手动挡的汽车照样有需求，并且保留了生产线。

这是我们反对大跃进的技术升级和产业政策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恰恰是违背消费者主权的，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将无法以经济的方式被满足。

这同时表明，技术进步总有一个过程，有时候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例如蒸汽机代替手工作业——它总是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调整时间。

那么，那些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不愿做出任何改变的人，能怪谁呢？难道他们不应该检视自身，反倒一味地怪罪技术吗？难道技术只对别人开放，没有对他们开放吗？

如果一个人就是要采取遁世的办法逃避现实，永远不愿意对自己做出调整，那么谁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那是他的自由，是他自己的选择。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像个巨婴一样怪罪别人，怪罪技术。

米塞斯教导他们：生活的真谛在于阅世如是和以己适世，而不是沉湎于一厢情愿的幻梦中。面对病毒，医生不会问：病毒你可知罪？而是会寻求消灭病毒的办法。

第四，道德家们真的关心弱者吗？

并没有。他们都是嘴炮党，口惠而不实。

他们的行动比他们的言语更加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偏好。当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充满好奇和热情地去应用新技术设备，而不是去购买旧的方法和设备。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淘汰了那些落后的生产者。

如果他们真的关心那些落后的生产者，自由市场绝对不会干预他们。自己去购买这些落后生产者的商品和服务就可以了。电灯出现了，没有人阻碍他们去买蜡烛；汽车出现了，也没有人阻碍他们买马车。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指责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者常用的手法。这些人精神分裂又极端虚伪，一方面享受着自由市场的成果，一方面攻击自由市场，期望按照他们的理想去规划社会，指导他人的生活。

他们说，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上的优越性，但是它无法实现公平和平等的目标，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将会被剥夺，贫富差距会扩大，导致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这是经济学无知的表现，而且也极其不诚实。

首先是，自由主义不为任何群体代言，它为所有人代言，无条件地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当我们说要保护产权的时候，尤其是说要保护企业产权的时候，总有经济学文盲会说，你们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因为穷人并没有什么财产，无套裤汗和流氓无产者两手空空，有什么好捍卫的呢？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由意志主义为所有人的自由代言，捍卫每个人的产权。

穷人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甚至，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比，保护穷人的产权比保护富人的产权更重要。因为富人相对于穷人，总是有更多保护自己的办法。把穷人的产权保护好，才是穷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根本办法。

所谓的产权问题，并不是单指有形财货——它当然也至关重要——但是更根本的在于，保障每个人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产权；每个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长去选择职业，而不是等级社会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已经注定。

市场经济正是打破这种阶层等级的制度。它让每个人不论出身、种族和信仰，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规划自己的人生，它通过服务消费者的能力取胜。由此，为穷人实现阶层跃升铺就了广阔的通道。

其次，市场经济是最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制度。

当人们看到市场经济中的财富不平等时，总会抱怨自由市场带来的贫富差距，道德家们出来说，要实现结果均等、“共同富裕”。

但贫富差距是一个问题吗？并不是。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每个人的天赋能力都不同，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不同，怎么可能做到结果和财富的平等呢？如果让每一个能力不同的人财富平等，反倒是最大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可以实现再分配的政策，只要一个人比别人财产多，那么就均贫富。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过一段时间，那些更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又会重新占有更多的财富。难道我们要像希腊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那样，把长腿的人锯短，实现所谓的平等吗？

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大不了就是你开玛莎拉蒂，我开五菱宏光的差距。差距必然存在，但是每个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这才叫真正的共同富裕。

计划经济平等吗？计划经济是一部分动物比另一部分动物更平等。是一部分人钟鸣鼎食的平等，另外大部分人穷困潦倒的平等，饿死的平等。

市场上的大企业，必定是面对人口中占多数的贫困阶层服务的企业。他们千方百计推动技术进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以最低的价格供给，让穷人阶层也买得起，由此改善了贫困阶层的处境。

市场经济，对贫困阶层更友好。计划经济，贫困阶层永远不会有出路。

最后，人类社会中的优胜劣汰，即生存竞争的概念，完全是一个比喻，并不是动物世界里你死我活的斗争。

生存竞争的概念，意思是一个生物对于危害它生命的力量积极抵抗。这种抵抗若成功，那就一定要适宜于这个生物所赖以生活的环境。这并不是毁灭性的战争。

对于人类社会，改善生活条件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比起自给自足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李嘉图协作法则揭示，即便一个人在任何方面强于另一个人，那么发挥比较优势相互合作，对自己仍然是有利的，所有的弱者，也从人类分工合作中得到了益处，改善了自身的处境。

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这一点，由此组织起了分工合作的和平合作秩序。这才是人类“生存竞争”的最佳路径。绝对不是那些无知的人所描述的你死我活的动物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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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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