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人车到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技术进步的 80 亿种可能

在中国首个无人车试点城市山西阳泉，收入下降的司机会故意停在无人车的专属停车位拉客，表达不满。在美国，Robotaxi 遭遇更激烈抵制，有人躺在旧金山路上抗议，还有人在车前盖上放交通锥，甚至打破车窗、投掷烟花、引燃车辆 [1][2]。

无人驾驶抢人饭碗的新闻是夸大了。实际成本 48 万一辆、需要安全员远程干预的 “萝卜快跑” 无人车的工作效率还远远比不上一个水平一般的人类司机。但司机们的忧虑可以理解。AI 要自己取代人类还是科幻，但一些人用 AI 取代另一些人，是每天在发生的事。

麦肯锡预测 2025 年至 2027 年将是自动驾驶的拐点，和小马智行、小鹏汽车等业内公司的判断差不多。一旦经济上成立，新技术就会被用于经营。Uber 创始人在宣布投资自动驾驶时说过，技术有望省去网约车生意的最大成本——司机的收入。

哪怕技术进步没有直接蒸发工作岗位，也会重新决定各行各业的收入如何分配，有人受益有人被抛弃。从两次工业革命，到 1970 年后的自动化浪潮、如今的 AI 大模型，技术进步对工作的冲击一次次重复。

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万斯的著作《乡下人的悲歌》就以家族故事的形式描绘了受自动化浪潮冲击后底层白人的困境。这次冲击中被抛弃的无声者终究找到了办法发出呐喊，在八年前将特朗普选为总统，现在他们要再来一次。

技术进步导致的争论激烈，但结论并不能轻易得出。每次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不同，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让所有人受益，因而即使技术抢了一些人的饭碗，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反抗。但第一次工业革命却引发过砸机器的大规模运动。结果的差异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博弈也使得技术进步在每个人身上造成不同结果。在一亿人里，可能就有一亿种后果。

换句话说，谁控制技术，谁决定如何分配新技术收益，谁就控制未来。本质上，技术进步史就是一场人类的权力斗争史。一个具体的人面对这样剧烈的变化能做什么？回望历史，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现实，探寻未来更好的技术发展方向。

全力拥抱技术进步的人喜欢蔑称那些反对新技术的人为 “卢德主义者”（Luddite）。占道、别车的网约车司机们也可以算作这个时代的卢德主义者，虽然他们和历史上的反对者们相比还是相当温和，也非常无力。

卢德主义者的称号诞生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一位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ham）的织布工学徒被雇主责骂后，拿起锤子砸毁了纺织机器。他的追随者称他为 “卢德王”。他们以捣毁机器为目标，发起了一场 “卢德主义” 运动。这场运动最早兴起于 1811 年 2 月英国密德兰地区的丝带和袜类行业，卢德主义者们至少开展 100 次单独行动，捣毁约 1000 台机器。后来英国各地工人受到激励，掀起一系列捣毁机器的浪潮。

后来人享受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伟大成果，所以大多数时候会把 “卢德主义者” 用作贬义词，指那些反对自动化或阻碍技术进步潮流的人。

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会使所有人受益。大部分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 “在短期内会造成一些调整问题”——但这种精英式的态度令人反感，因为他们冷酷措辞里的 “短期” 可以是一代人的一生。

如果我们回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现场，会发现有三代英国工人的境况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坏。比如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值低了 10 岁。工人领回家的工资几乎无法弥补肮脏、不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虽然产量增加，进步带来的收益却并未惠及普通人。他们收入没有提高，甚至更少了。

工人们感受到的明显增长可能是工作时长。如威廉·布莱克的诗句所表达的——“黑暗的、如地狱般的工厂”。工业家们攫取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绝大部分收益，他们利润率翻番。可是，普通人如何？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平均粮食消耗量直到 1840 年代才有所增加。19 世纪上半叶，低收入农业劳动者和工厂工人的家庭有余力购买非必需品的比例下降。营养不良甚至让那一代人的身高也变矮了。

“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刚开始辉煌那几十年的情形。” 弗雷在《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 AI 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一书中提醒道。

弗雷是牛津大学研究 AI 和工作的副教授。他最早出名是因为 2013 年和同事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美国 47% 的工作岗位最终可能被自动化取代。到了 2019 年，弗雷出版《技术陷阱》，回顾了从前工业时代到今天的技术进步史，探讨技术进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

弗雷称，那时英国普通人生活变糟的原因在于随着工厂兴起，家庭生产体系没落，工匠们没了收入。工厂出现了大量新岗位，但很多是为儿童设置的。纺纱机都被改良成儿童能使用的。由于更便宜、更好控制，儿童在工厂劳动力中占比越来越高。到 1830 年代，纺织业雇用童工的比例达到 50% 左右。

成年男性工人承担了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社会成本——失业、收入下降、被迫搬家、健康和营养状况恶化。经济史家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评论道：“即使机械化给所有人都带来舒适和繁荣的新期望，它也摧毁了一些人的生计，还将另一些人裹挟到进步带来的逆流中……工业革命的受害者人数高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

这是 “卢德主义者” 们为什么要砸机器。

然而，工人反抗失败。1811 年到 1816 年，卢德主义者的每一次行动换来的都是政府更大规模的反击。英国政府曾派遣 1.2 万军人镇压工人运动，比英国在 1808 年派去与拿破仑打仗的人还多。几百名工人被判死刑，还有一些人被流放。

弗雷觉得，“卢德主义者” 失败于他们当时缺乏政治影响力。工业革命让商人们积累了财富，形成新的工业阶级，提高了政治影响力。而且，机械化工厂有利于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对政府来说，外在政治威胁比下层工人反抗带来的内部威胁更大。

“如果当时的英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卢德主义者们就不会如此绝望。” 弗雷说。因为那时，一个人得有财产才有投票权。这意味着大部分普通人被剥夺了政治公民权利。

事实上，大部分普通人不但没有政治公民权利，也不像 “卢德主义者” 那样勇于抗争。在《失序：机器人时代与全球大变革》（The Globotics Upheaval: Globalization,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

1869 年，在英国伦敦多克兰码头区，凯瑟琳·斯宾塞和她的孩子饿死了。

据前往斯宾塞夫妇家查验尸体的陪审员汇报，“他们被迫把全部衣服用来换食品，部分家具被房屋中介拿走抵债，有时家里甚至住着 6 家人”。办案人员入户调查尸体情况时，发现斯宾塞和孩子的床上只有破布条，窗户破烂不堪，一个破旧铁托盘固定在一块木板上。

1850 年代，伦敦的造船业发展兴旺，斯宾塞夫妇来到伦敦生活。但 1866 年爆发金融危机，凯瑟琳的丈夫去了造船厂的工作。他们要么去物资贫乏的救济机构，要么去条件极端恶劣的工厂上班。凯瑟琳选择了前者。

《失序》的作者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斯宾塞一家惨遭厄运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动化和全球化两大 “破坏力” 都没有做好准备。变化来得太快，影响太大。在大变革时代，和斯宾塞一家境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 

鲍德温说，当今社会同样面临大量人口失业的问题。原先活得还不错的服务业工作在面临冲击，而且速度太快，非常危险。“若诸多社会群体不能承受这种变化，就可能出现破坏性反拨，特别是当失业的蓝领工人和即将失业的白领工人因共同的愤怒而走到一起。” 

以电气化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 1870 年，此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了技术进步的领导者。但在 1870 年后的 100 年里，美国工人却很少变成怒砸机器的 “卢德主义者”。原因在于，几乎所有人都从这场技术进步中受益。

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在《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称 1870 年—1970 年为 “特殊世纪”。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经济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缔造 “特殊世纪” 的关键是一系列 “伟大发明” 诞生，电力、电灯、电话、汽车、飞机、空调、电视、内燃机、抗生素、室内管道等等。这些发明和后续增量创新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比如在 1870 年，美国工薪阶层会在厨房的大浴盆里洗澡。人们用木桶从室外运凉水，然后在开放式壁炉上加热。这非常麻烦，人们不能每天或每周洗澡。给所有房间供暖也不可能。但是仅仅几十年后这些都实现了。

另外，在 1870 年，美国城市工薪阶层每周工作 60 小时，或每天工作 10 小时，星期六也不能休息。一半以上的十几岁男孩成为童工，男人要一直工作到丧失劳动能力。但是，到 1970 年，整个时间观念已经改变，包括引入一个世纪之前鲜为人知的大段闲暇时间，如双休日、退休。

“最重要的是，一个新生儿预期将活到 72 岁，而不是 45 岁。” 戈登提醒道。

弗雷称，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以消费者身份从技术变革中获益。或许更重要的是，20 世纪的机械化主要是增强劳动者技能，少数工人因机器而失业。即使失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有新的体面工作可选。因为伟大发明催生了新兴行业，比如汽车、飞机、电器、电话、拖拉机、家用设备。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了大量薪水可观工作岗位。

那时的典型故事是这样：一名男性高中毕业了，他能找到一份薪水体面的稳定工作。组成家庭后，他的收入可以支撑起一个简朴的家、一辆汽车、足够的食物和衣服，甚至能支付度假旅行。

“美国经济能为蓝领工人提供足够机会，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享受中产阶级生活。巅峰时期的中产阶级是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多元混合。” 弗雷说。

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工人与机器的冲突远不如第一次革命中英国人与机器那样激烈。而且，美国工人选择通过组织工会来争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条件。弗雷称，工会成员不太把矛头对准机器或技术本身，因为对劳动者来说，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是显然的。

此外，美国公民争取来的制度和权利保障也减少了 “卢德主义者” 式的愤怒。比如大萧条和 “二战” 促进福利国家兴起，减轻了人失业的痛苦。教育范围扩大和在校年限增加让年轻人能够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1910 年只有 9% 的美国年轻人拿到高中文凭，到 1935 年，这一比例升至 40%。

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曾在《教育和技术的赛跑》（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中详细探讨教育的作用。她觉得，在技术变革与教育进步之间，存在一种类似赛跑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对领先和落后，决定着收入不平等演变趋势。

比如，美国在 1900 年后开始推广中学教育，使得在 1900 年-1975 年，美国受过教育的工人供给不断增长，而同期的技术进步也导致对他们的需求持续上升。

教育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总体经济增长更快，相当于做大蛋糕，工人实际收入增长。

单看技术变革，它会加剧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教育进步的速度比技术变革的速度快，收入差距会被缩小，社会不平等减小。

公民政治表达权利也扩大了。1820 年代美国白人男性获得选举权，1920 年白人女性获得选举权，再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等少数族裔及残障人士的选举权得到保障，美国至此实现所有 18 岁以上成年公民的普选权。他们有了砸机器之外的选择。

“这个（精英和民众都受益的）经济秩序支撑了广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相应的民主政治。” 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如此总结。

1970 年至今，技术变革的步伐没有停歇，可人的受益有限。在美国，许多工人失业或者收入下降，造成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兴起。

对照 “特殊世纪”，戈登觉得，根源在于，1970 年之后技术进步范围日益狭窄，并且收益递减。

比如 1970 年以后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它们没有 “伟大发明” 的副产品那样丰硕壮观。在 2014 年美国 GDP 中，所有企业和家庭的电子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包括购买电视、音频设备、手机服务）等方面的全部开支占比仅约为 7%。

戈尔丁认为，1975 年之后，教育进步在与技术变革的赛跑中落后，是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原因。所以如何完成第三次美国教育大转型（普及高等教育），将是美国民众重新走向共同繁荣的关键。

无论如何，弗雷称，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讲，自动化时代意味着机会减少。就像工业革命初期的受害者一样，许多美国人只能努力适应，不情愿地转到工资更低的岗位，或者跟不上节奏，退出劳动力市场。

他观察到，很多社区眼看着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不断上升，公共服务状况也在不断恶化，金钱犯罪和暴力犯罪增加，人们健康状况变得糟糕。自杀和酒精导致的肝病让死亡率不断上升。离婚率也上升了，更多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后，这些地方的社会流动性大幅降低。

“没有了工作机会，人们更可能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的候选人。和工业革命时期一样，技术下的输家要求变革。” 弗雷写道。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看作这些被技术进步抛弃的无声者发出的呐喊。一些研究发现，大量投资自动化的工业选区大多支持特朗普。以俄亥俄州为例，2000 年以来，35 万个工厂工作岗位消失。考虑通货膨胀后，人们的年收入中位数已经从 2000 年的约 5.8 万美元下降到 2015 年的约 4.9 万美元。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特朗普在该州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今年，写出《乡下人的悲歌》的 J·D·万斯，成为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他的成名作以自己的家族故事呈现了挣扎求生的白人蓝领阶层。随着美国中西部制造业中心被掏空，从低社会流动性到失业返贫，再到家庭解体、犯罪堕落，万斯的家乡成了苦难中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和文化的溃败。

弗雷和同事做过两项相关研究。一项研究发现，自动化水平和投票模式之间存在关联。如果 2012 年以来，美国工厂中的机器人没有增加，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会把票投给希拉里，保持 1992 年以来选择民主党的传统。但这三个州在 2016 年把票转投给了特朗普。

另一项研究发现，虽然西方蓝领失去工作被广泛归咎于全球化，工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工业机器人比全球化对英国就业产生更显著影响。平均而言，一个新机器人可以取代 9 名工人。“总体来说，在 1991 年-2007 年，我们发现大约有 3.2 万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取代，大约有 2.1 万个工作岗位被中国进口产品取代。” 弗雷说。[3]

他觉得，在一些国家，机器人对就业其实有益。英国正处于转折点，它可以继续变得更像美国（机器人往往减少工作），或者变得更像德国（机器人往往创造就业）。实现广泛自动化而不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关键，可能在于工会。因为工会有集体谈判能力，可以保护劳动者就业权利。

去年，美国汽车、医疗等多个行业举行了大罢工。在受到 AI 冲击的影视业，美国编剧协会（WGA）与资方美国影视制片人联盟（AMPTP）谈判失败后，1.15 万名成员开始罢工。好莱坞编剧们反对用自己的作品训练 AI，认为是剽窃，也不同意片方让 AI 写剧本，觉得需要制定使用规范。

两个月后，代表 16 万影视演员的美国演员工会（SAG-AFTRA）加入编剧们的罢工行列。此前，制片人联盟提出，希望一次性扫描演员的脸部，永久拥有他们的肖像，以后能在任何项目中使用。演员们强烈反对，并要求制片人联盟保证不会用 AI 生成面孔和声音替代他们。

这是美国 63 年来娱乐业最大规模的罢工，演员工会和编剧协会首次联合起来。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劳动者，我们的付出值得赢回尊重！离开我们的存在，哪来你们的财富？” 演员工会主席法兰·德瑞雪（Fran Drescher）向制片人联盟喊话。

5 个月的罢工后，编剧协会与制片人联盟达成协议。比如 AI 生成的文学素材不被视为原创作品，公司不能要求编剧使用 AI 软件；编剧工会保留片方使用现有剧本训练 AI 系统的集体谈判权。又过了一个多月，美国演员工会也结束罢工。演员们提高了薪资，AI 使用也将受到监管。

正如现有剧本训练 AI 系统存在版权争议一样，作家、记者等内容创作者也对大模型的做法抱有不满。例如美国作家协会与新闻媒体都公开批评和起诉了 AI 大模型公司 [4]。

硅谷技术先驱、“VR 之父”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没有人工智能》（There Is No A.I.）[5] 一文中称，当一个大模型提供有价值输出时，即使被大模型过滤和重新组合，人们依然可以因他们创造的东西获得报酬。

“数据尊严”（data dignity）的方法将追踪最独特和有影响力的贡献者。“数据尊严” 指个人有权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数据，确保数据的安全和私密，保护其免受滥用或未经授权的访问。

拉尼尔说，起初，数据尊严可能只关注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少数特殊贡献者。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更多人可能会被包括进来，因为中间的权利组织——工会、行会、专业团体等，也发挥了作用。借由集体谈判的力量，人们才能在网络世界中拥有价值。

要实现 “数据尊严”，我们需要打开 AI 黑箱，记录比特来源，追踪数据出处。“数字信息必须有上下文。任何一组比特都需要有历史。当你失去上下文时，你就失去了控制权”，拉尼尔写道，“没有出处，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 AI，也无法使它们在经济上公平。这有可能推动我们的社会走向峭壁边缘”。

他认为，我们应该将 AI 视为一种创新的社会协作形式，而非智慧生物。如果一直迷恋 AI 独立的可能性，那我们很可能用新技术把世界搞糟了。如果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或任何其他活动领域要为人服务，那只能是因为我们决定人享有被服务的特殊地位。

“这是我对所有同行的恳求。想想人。人是解决比特问题的答案。” 拉尼尔说。

主流经济学对技术进步后果的回答是，新技术虽然会消灭一部分工作岗位，但也会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这会存在一个经济规律自动调节的过程，不必担心。[6]

所谓自动调节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个是 “补偿”。比如新技术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提供更好服务或者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公司对劳动力的需求。典型例子是自动取款机（ATM）在 1990 年代美国推出后，并没有减少银行柜员数量。相反，它使银行能够开设更多分支机构，柜员数量实际上增加了。[7]

另一个是 “互补”。比如人们会学习如何使用新技术，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这也是人类与机器互补、融合或者协同进化的过程。[8] 乔布斯曾把个人电脑比作 “大脑的自行车”，微软的纳德拉则说 AI 像 “大脑的蒸汽机”。

但是，“补偿” 或者 “互补” 都存在缺陷。

“补偿” 的缺陷之一是无法保证 “需求” 调节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能在短期内完成，别忘记工业革命初期的过渡以三代英国工人为代价。“互补” 的缺陷之一是高估每个人的能力。事实上，只有少数人能够顺利掌握新技术，大部分人都会落伍。[9]

弗雷建议，各国政府必须出台政策刺激生产率增长，同时帮助工人们在不断高涨的自动化浪潮中调整。要想降低自动化的社会成本，需要在教育上推行重大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安置优惠，降低更换工作的壁垒，取消那些会加剧社会和经济分化的分区限制，通过税收抵免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为被机器夺去工作的人提供工资保险，加大在幼儿教育上的投资以减轻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等等。

如果政策力度有限，那么长期关注 AI 对就业潜在影响的马丁·福特（Martin Ford）提供了对个人更实际的一些建议。他对我们说：“历史上，对自动化的解决方案是为受到影响的工人提供更多教育和培训，但现在 AI 能够自动熟练工作。从短期到中期，我认为如果人们转向三个主要领域，他们可以保持相对安全。”

第一，真正的创造性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AI 将增强创意工作者的技能，而非完全取代他们。但长远来看，AI 会侵犯更多创意领域；第二，需要与人复杂互动和建立关系的工作。同样，长远来看，AI 也会在这方面变得更强，比如现在已经有提供心理咨询的聊天机器人出现。

第三，需要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具有大量机动性和灵活性的熟练工，比如管道工或电工。自动化这些工作需要科幻级别的机器人，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 C-3PO 。“这是机器人领域最困难的挑战。我认为这些工作要很长时间后才受到威胁。” 福特说。

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副教授黄瑜和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博士许辉都做过自动化和工人的田野调查。黄瑜关心工人面对自动化的反应。她发现，大部分普通工人对此缺乏危机感，技术工人有一些意识，但缺乏集体行动，只有零星案例。[10]

许辉观察到，制造业推进自动化恰恰遇到零工经济快速发展。像外卖或者网约车行业吸纳了许多在制造业里被替代或者被淘汰的工人就业。但零工经济有规模瓶颈，到极限之后只能 “卷”。他目前在做培训工人操作或维护机器人的项目，但发现有些难点，比如由于担心工人跳槽，企业培训工人的积极性不高；政府的培训投资集中在公办职校，但很多学生选择升学，最后不会从事技术工作；愿意来制造业工作的本科生不多，觉得不够光鲜。[11]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合作者去年出版了一本探讨技术进步的著作《权力与进步：我们在技术与繁荣领域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阿西莫格鲁是 MIT 的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人选，著有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弗雷的《技术陷阱》借鉴了他的研究框架。

阿西莫格鲁称，技术进步是人类繁荣最重要的驱动力，但我们往往忘记，这个过程不是自动发生的。我们必须了解政治和社会斗争如何改变技术的性质和方向，以及谁从新技术中受益。

比如在工业革命初期，劳动者没有权力通过谈判获得更好的薪资和工作条件。这使得新技术的收益几乎被新兴资产阶级攫取。后来民众能够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繁荣，是因为工会、民主化、劳工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的方向也变成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为劳动者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民众收入增长。 

他说，这些不仅是历史，今天我们正经历着类似过程。比如现在的技术进步使得雇主监控劳工（亚马逊是例子之一）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必须思考 21 世纪的共同繁荣和好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这也涉及工作意义。通常来说，经济学家认为，工作纯粹是一种工具，其作用是让人们最终能够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社会学家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人存在的意义。

还有如何衡量不同工作的价值，比如一种偏见是白领高于蓝领。但哲学家会说这是一种 “精英的傲慢”。我们应该恢复工作的尊严，将人看作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每个人都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从而赢得认可。这是维系民主社会团结的纽带。[12]

在这一问题上，阿西莫格鲁的立场更像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他觉得，工作对于人类的心理、社会互动和自我价值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将正义简单视为人们有足够食物或者舒适生活，更好的正义观念是所有人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但如果没有工作，这将非常困难。”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