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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奥开幕式之变：

新普遍主义的兴起

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所以未能演变为全球“大萧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并未采取相互拆台并落井下石的保护主义政策，而是选择大规模增持美国国债，以更大的市场开放推动欧美经济复苏。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在全球产业链中逐渐向上攀升。2008年，通常被视为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崛起的转折点，全世界开始关注“中国怎么想”。中国崛起也引发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对中国的打压，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遏制中国作为其战略目标。

在2008年到2022年这十几年中，“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并没有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合作转向竞争，从友好转向对抗，从接触转向遏制。2018年，美国更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逐渐将其演变为围绕“人权”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这就意味着，中国崛起不仅是基于自身历史经验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的过程，更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探索“现代文明的中国方案”的过程。事实上，正是在这短短十几年中，中国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心态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凸显中国特色的特殊主义叙事，转向更为包容世界的普遍主义叙事；从追求被西方承认的刻意努力，转向平和心态的自我认同。这种变化最直观地体现在两次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次奥运会开幕式的解读，展现中国崛起推动对普遍主义的追求。而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必然进一步推动中国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探索现代文明的中国方案，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是谁”：文明的根基与寻求普遍承认的张力

由于电视、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奥运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展现自我形象的“灯光秀”。正在崛起的中国同样渴望利用2008年夏季奥运会这个场合，告诉世界：我是谁。此时，冷战结束不过十多年，中国刚加入WTO不久。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中国是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的新成员。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要么停留在19世纪以来欧洲人基于“黄祸论”塑造的“傅满洲”这样留着长辫子的眯眯眼形象，要么就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缺乏个性的“蓝蚂蚁”形象或“输出革命”的红卫兵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五代导演”在一系列国际获奖电影中塑造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形象，也是在迎合西方对中国落后、缺乏个性的想象。

在这样的全球文化场域中，刚刚入场的中国人急需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新形象。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先锋，张艺谋率先在《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一系列电影中试图与好莱坞商业片接轨，借历史古装剧来阐释西方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普遍主义。这类被批评为“自我东方主义”的电影，包含着寻求西方承认的普遍主义努力，或许反映了中国新兴商业阶层的精神世界：快速暴富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形式上的豪华，但又极度渴望作为“文明人”被西方世界所承认。作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需要一改对“愚昧中国”的批判，展现一个“文明中国”的新形象，似乎由此中国才有资格进入文明大家庭——这，无疑也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潜在要求。

很少有奥运会开幕式承担过如此重大的政治文化诉求，也很少有人试图将一个国家的文明史装进奥运会开幕式中。在这个意义上，张艺谋不愧是一个文化大师，他差不多让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变成微缩的中国文明史，试图让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体现出中国文化味道。从徐徐展开的《千里江山图》到竹简，从青铜器到“四大发明”，从兵马俑到万里长城，从古琴到昆曲，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所有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符号都在开幕式中展现，并最终从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神，那就是吟诵《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名句和活字组合出三个不同字体的“和”字。它反映出中国人精神上的渴望：融入国际大家庭，各民族和睦相处，以和为贵。和谐社会的理念自然会产生和谐世界的梦想。正是这种渴望，让开幕式上中国古典历史的叙事直接省略近代而迈向当代，融入“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主题曲中，融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中。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可以用“盛大”来概括，代表了一个民族对“盛世”的梦想与追求。从汉字起源看，“盛”字源于器皿盛米，代表了丰裕、繁茂。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盛大的庆典就像是庆祝五谷丰登，展现出丰裕社会的生活景象与慷慨大度的生活美德。但这是农业文明的价值追求。从工业文明眼光看，这种整齐划一的“盛大”场景，要么是类似“剧场国家”的神圣表达，要么是集体主义的历史遗风，总之仍然是一种前现代的表达方式。张艺谋的宏大叙事也遭到不少西方媒体和国内自由派的质疑。尽管如此，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展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积贫积弱、愚昧落后的想象。当然，它也引发不少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恐惧，也为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素材。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成功地向国际社会回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一个有着悠久交流传统的开放大国，一个信奉“以和为贵”的国家，一个渴望融入国际大家庭、在同一个世界中与西方一同追求梦想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以一种诉诸历史的特殊主义叙事来表达一种对普遍主义的渴望：寻求获得西方的承认，让西方承认中国特色的文明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然而，“世界”不是一个物理概念，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一个依靠文化价值符号建构起来的思想精神层面的哲学概念。我们在物理上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在社会学意义上生活在相互交往的网络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文化意义体系中。中国要获得西方世界的承认，无疑需要按西方社会的价值准则来解释中国自己的文化。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试图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一种普遍主义的诉求，表达中国人的理想诉求。这句话在《论语》中的原初含义是建构出一个基于道德信仰的君子世界，区别于基于利益计算的小人世界。君子世界才“以和为贵”，而小人世界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由此，毛泽东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正是接着孔子的这句话，将孔子所建构的君子世界的天下大同，变成了一个赤旗飘扬的共产主义世界，不仅实现“中国人民大团结”，而且要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但要实现这个理想，恰恰不是通过“以和为贵”，而必须要经历艰苦的斗争乃至革命。这两个传统，都以天下主人的自信展现一种不证自明的普世主义理想。

从后冷战西方确立的“历史终结”这种普遍主义价值尺度来看，社会主义是失败的道路，而儒家文化不过是“地方性知识”。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重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和为贵”的2008奥运会开幕式想要表达的，既不是通过道德礼教提升所有人的精神境界建构一个君子世界，也不是通过斗争和革命建构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境界，而是希望以中国的“文明”形象获得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可。由此，如果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和为贵”具有普遍意义，最多不过试图表达“世界是平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文明的商业伙伴，能够按照国际商业贸易的规则和平地参与全球商业贸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能够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源于西方对中国加入WTO之后表现良好的肯定。换句话说，中国渴望获得的认可，与西方对中国的认可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中国渴望获得的是在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文明”身份认可，但西方最多只会认可中国在商业活动上的成功。而在十年之后，当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连中国的商业行为也不认可了，公开指责中国是“小偷”。当中国人试图以“文明”身份获得西方世界的价值认同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

▍“通三统”的内在张力：以古典文明传统消化现代文明中的左右之争

寻求承认是为了获得一种普遍认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思路，在道体层面认同了西方启蒙哲学所确立的科学和民主的“公理世界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确立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叙述。既然如此，为什么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对普世主义的追求，不是诉诸西方世界提供的“历史终结论”叙事，反而要诉诸凸显中国特色的特殊主义叙事，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寻求被西方世界承认呢？

事实上，作为中国思想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原本就是西方普遍主义叙事内部出现分叉的转折点。基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两种自由、人权、民主理论、两种国家组织形式乃至两种全球秩序想象。二者先后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个窗口期进入中国。正如我们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看到的那样，当一代“新青年”齐心协力推动文化革命，共同奠定科学与民主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之后，面临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分道扬镳：一条道路是胡适所代表的通过改良加入威尔逊式“永久和平”的世界，另一条道路则是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通过革命建立列宁式“赤旗飘扬的世界”。

当中国准备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轨时，西方的历史轨道却开始分叉。由此，现代中国也出现了两种普遍主义叙事的分叉，形成两种自由、人权、民主的启蒙观（自由的右翼和左翼、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个主义和两条道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和两种前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普遍主义叙事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后冷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赢得全球范围的胜利，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陷入低谷，新中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遭遇普遍主义的叙述难题。在“告别革命”的巨大压力下，中国面临着如何调和两种普遍主义叙事内在矛盾的难题。

面对这两种普遍主义叙事带来的话语矛盾，中国采用从“理论”转向“实践”的策略，不断重申“实践”检验“理论”的正当性，通过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实践弥合来自西方的两种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将二者内化为中国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采取这种立场对待普遍主义叙事引发的教条主义，率先提出“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自身历史实践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凸显出中国革命在这场全球普遍主义争论中的主体性。在中苏论战和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中国正是借助“实事求是”的立场，迅速从迈向共产主义的继续革命论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私有财产、商品经济、市场交易、人权法治等资本主义普遍叙事中的理论要素纳入其社会主义的传统，从而探寻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以“不争论”的实用主义策略回避两种普遍主义叙事之间的争论引发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从中苏论战、中美建交到改革开放，中国乃是推动全球结束冷战的重要力量。

正因为中国成为推动冷战结束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面临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断裂”，而是如何在理论上重新概括在政治经济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已交织在一起的两种普遍主义。由此，“转型”这个概念在中国就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个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国不断通过艰苦的理论创新，试图摆脱五四运动以来被动接受的西方两种普遍主义叙事带来的内在分裂，试图以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弥合两种普遍主义之间的争论，从而确立在理论上解释自身与世界的主体性。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强劲崛起的“新左派”（自由左派）理论，为这种以中国为主体的普遍主义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新左派”摆脱传统左派的理论资源和话语模式，采用各种新的理论资源捍卫其主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策略，就是借助西方后现代理论解构后冷战以来基于“历史终结论”形成的各种普遍主义叙事，解构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这些“宏大话语”的普遍性和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运动，提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

左翼和右翼围绕两种普遍主义叙事展开论战，双方不仅在西方理论中寻找思想资源，也从中国古典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左翼在儒家传统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思想源流，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道基础；右翼则继续五四运动以来将儒家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嫁接的努力，港台新儒家一时风靡学界，儒家思想成为自由、民主甚至普通法的理论根源。共同寻求传统资源的努力，推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2000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背后的西方普遍主义的理论资源，不再是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而是施特劳斯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传媒现象，共同推动了“国学热”以及民间如火如荼的读经运动，以至2004年被公共媒体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元年”。2005年，大批学者自发组织起来，推动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底色的大学通识教育，从此阅读经典、博古通今、确立经典的崇高地位，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2007年甘阳提出的“通三统”理论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用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弥合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两种普遍主义叙事之间的冲突，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取向。

在传统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崛起被解读为古老文明传统的复兴。这实际上也是2008年前后整个中国力图向世界传达的声音。由此，我们就能理解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诉诸历史文化的特殊主义叙事，与渴望获得普遍主义认可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早在2005年左右，学术界就开始讨论“中国模式”，但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领域，争辩中国是否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2008年之后，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转向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领域，前者集中在围绕政党国家展开的党国宪制论，后者集中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些努力意味着，中国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经验出发，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十九大报告中被概括为“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我们想要什么”：文艺复兴与普遍主义的重构

无论“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学术化表达。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奇妙组合。后冷战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包含着一种推动普遍主义的诉求：中国的实践包含着新的社会主义构想，包含着探索社会主义新版本的努力。曾经是“社会主义救中国”，今天则是“中国救社会主义”。这种围绕社会主义话语展开的新的普遍主义的话语建构，必然推动诞生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见，从2008年到2017年中美“关键的十年”，不仅是两国发展战略定位分歧逐渐显现的十年，也是中国追寻普遍主义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的十年：从过去诉诸特殊主义寻求普遍主义认同，转向直接伸张自我主体性的普遍主义；从过去渴望获得承认的自卑，到从容陈述自我主张的自信。这一切变化最直观地体现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中。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给人完全不同于2008年的体验。当年的盛大欢腾变成了简约明快，原始人力的运用变成了高科技的展示，开幕式的主角也从豪华明星变成了普通人。2008年那种刻意的形式化，变成了2022年对天然本性的追求。“天然”或“自然”实际上构成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尤其体现在奥运倒计时和奥运点火这两个最关键的环节。在张艺谋看来，这两个环节体现了中国古老的哲学和美学观念：“一叶知秋，一滴水看太阳，从来就是以点代面，中国人讲的是意境，讲的是从一个最小、最细节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我觉得是很美的。一个小小的手持火炬，一个小小的火苗，但是你想到的是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是全人类的一个熊熊燃烧的激情和浪漫。”中国文化从外在象征符号的堆砌，变成了渗透在整个开幕式中的哲学理念和美学意境。这两个奥运会开幕式之间的转化，代表着中国文明复兴已经从外在形象的符号包装转向内在精神世界的滋养。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被世界认可，但我们不是心怀渴望，而是怀着平常心，对认可的朋友心怀感激，对不认可的人也面带微笑。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能不能获得其他世界的认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就在那里，中国文明传统就在那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在那里，中国人民走出的现代化道路就在那里。我们就以自己的天然本色展现自身的形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热爱与自己的浪漫。这无疑是一种重新被释放出来的自由精神。“如果世界没有了光，你就是那唯一的光。”——如果西方“历史终结”的普遍性没落了，你就是那唯一的普遍性。如果说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是向世界大声呼喊“我是谁”，那么到了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则从容地告诉整个世界“我们想要什么”。

那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那就是每个独立的国家能够合作构成一个人类大家庭，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想要的不仅反映了中国的愿望，更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现代科技是西方科学革命的产物。如果说科学革命在西方文明中曾经带来“铁牢笼”式的异化，那么在中国则与传统的人文精神和艺术审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借助智能科技重新展现中国古典的审美理念，不仅激活了中国人对古典艺术的重新想象，而且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就像河南卫视的《龙门金刚》和2022年春晚的《只此青绿》获得国人的赞美，就像李子柒的视频在国外走红、中国网络小说被国外读者自发翻译以及《三体》打破西方在科幻小说领域的垄断地位一样，中国“文艺复兴”的星星之火正在点燃整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冬奥会开幕式将科技与人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必将成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一环，并推动中国文明在人工智能时代绽放出新的活力。

信息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全球化从技术、商品、文化观念的全球流动，转向情感体验、价值认同的“深度全球化”，“地球村”概念必然推动我们思考“全球治理”。如果说几百年来西方文明将全球治理形成为世界帝国体系，那么对中国普遍主义的诉求，必然会指向全球治理这个主题。不同于2008年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这次冬奥会开幕式给出了新的回答：不同国家、民族、文明就像一个个独立的雪花，最终在相互合作和嵌套中构成一个巨大的雪花——“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中国古典文明中的天下主义精神，即多元文明共存的“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理念。这也意味着中国展开的普遍主义叙事，必须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诞生于西方文明传统的普遍主义叙事，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普遍主义对话，从而为多元文明共存的“天下一家”奠定新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哲学登场”之后的努力：超越五四以来基于西学传统建构的各种普遍主义论述，从西方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哲学转向二元互动的哲学，从而将世界真理的基点从绝对上帝或存在（being）转向生成变化、生生不息的道体，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哲学界为“地球村”探索普遍主义哲学基础的新开端。

这种新的普遍主义哲学思想，已体现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点火仪式中。过往奥运会点火仪式实际上都在假定，天堂元初的火种与每一届奥运会具体燃烧的圣火之间存在二元对立。历届奥运会开幕式都会绞尽脑汁思考如何以独特的仪式来打破这种二元对立，让元初不变的火种点燃奥运圣火，就像上帝的光突然照亮黑暗洞穴中的人类，以此彰显普罗米修斯盗火拯救人类的意义。然而，北京冬奥会别出心裁的点火仪式在不经意间解构了这种二元对立，等于宣告根本就没有元初火种与奥运圣火之间的二元对立。“大道至简”，元初火种与经历人间传递之后的奥运圣火乃至万家灯火，并没有本质区别，就像北京冬奥会主题歌所唱的那样：“雪花，雪花，开在阳光下，在故乡，在远方，都一样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