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特朗普当选将带来哪些影响？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突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基本盘非常稳固，很难出现“一边倒”情况。另外，特朗普本人相对激进的主张和其在竞选辩论中对于医保、学生贷款等问题方面的立场，也很难赢得中间选民的认可，也就是说，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的“天花板”上限其实相对有限。

其次，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美国工薪阶层收入改善的乏力，中产阶层的萎缩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工资和生产率走势看，1948年至1973年间，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了一致；但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国生产率在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

这一现象也由世界银行所绘制的“大象曲线”所展示：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跨国企业高管、华尔街银行家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富人的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原全球财富占比10%-25%的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快速萎缩。相应地，曾一度发达的美国汽车、钢铁等制造业中心——匹兹堡、底特律、代顿市、克利夫兰沦为失业率、破产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铁锈地带”。

“铁锈地带”作为曾经的工业心脏地带，经历了剧烈的经济衰退。以底特律为例，其人口从1950年的185万锐减至2010年的71万，反映了制造业衰落带来的巨大冲击。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显示，仅2000年到2010年间，俄亥俄州就失去了超过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这种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率上升、毒品滥用增加和教育质量下降。

同时，在过去40年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中产阶级经历了明显的“萎缩”。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1971年的62%骤降至2021年的42%。在铁锈地带城市如底特律，中产阶级比例从1970年的51%下降到2014年的41%。这种下降不仅反映在收入上，还体现在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的全面降低。许多曾经依靠稳定的制造业工作维持中产生活的家庭，如今面临着经济不确定性和向下流动的风险。

这种中产阶级的“萎缩”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美联储2023年的数据显示，最富有的10%美国人拥有全国69.6%的财富，而底层50%的占比仅为2.6%。这种财富集中不仅加大了社会不平等，还削弱了经济的整体活力。在铁锈地带，这种分化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地区出现了"双速经济"，少数高技能工人和新兴产业从业者获得了高收入，而大多数传统产业工人则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困境。

最后，中产阶级的“萎缩”加剧了社会居民的“政治疏离感”及“经济不安”。

7月15日，特朗普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其宣布已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万斯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万斯著有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书中描述万斯家族的经历，高度契合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社会，特别是铁锈地带的变迁。

《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描绘的俄亥俄州中南部地区，同样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冲击。从繁荣钢铁城市到经济萧条区的转变，家庭解体、毒品滥用、失业等社会问题的蔓延，反映了曾经能通过蓝领工作实现中产生活的美国梦的逐渐消失，书中也探讨了社会流动性下降、文化断裂、教育机会差异等主题。

结合美国社会发展背景，这本书引起美国白人阶层的广泛共鸣，其描述的社会经济背景正是近年来美国政治变化的温床。正说明了，在全球化影响中，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不仅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格局，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加剧了社会居民的“政治疏离感”及“经济不安”。

总体来看，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变化，制造业衰退、中产阶级萎缩和贫富分化造成的“经济不安”，加上全球化导致的社会变革使许多传统白人工人阶级感到身份认同危机、长期的经济困境加剧了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民粹主义崛起的环境。

正是由于特朗普基本盘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和美国经济、政治现存秩序的严重受损人群，故其诉求的本质在于重构乃至颠覆当前全球及美国的现存秩序。若特朗普再度当选，将上述人群的主张不受制衡地付诸实践，则必然将带来全球地缘、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持续强动荡。就资本市场而言，若特朗普再度当选，这种强动荡或带来黄金的大趋势行情。

四、特朗普冲击之一：美国政治体系“稳定基石”的“动摇”

首先，特朗普当选本身即会对美国国内政治稳定性的“基石”产生长期影响。特朗普本人不仅一直不承认2020年选举结果，而且在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冲击事件”煽动群众情绪，无视权力和平交接的百年传统，并鼓励支持者前往国会大厦。在这种情况下，其如果依然能再度当选总统，则意味着美国自华盛顿以来的政治传统受到巨大的冲击。

敢于不承认并诉诸于暴力推翻选举结果的政客不受惩罚，而在此事件中坚守政治传统的政客，如：前副总统彭斯等，则下场暗淡，代价高昂。这必将使得后续的选举过程中，更多的政客效法这些激进行为。从中长期视角来看，美国国内政治或有走向1917俄国革命，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风险。

其次，特朗普派的“反秩序”的特征还表现在，借助“阴谋论”“人身攻击”等，对所谓民主机构的“污名化”抨击中，包括其攻击选举机构、司法系统和媒体的公正性，削弱了公众对这些民主机构的信任。在面临多项调查和可能的起诉时，特朗普经常公开批评司法程序，试图将法律问题政治化。这种标新立异的政治手法，虽在短期内赢得了部分选民的青睐，但也挑战了传统的政治规范，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民主传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和潜在的损害。

考虑到美国最高法院近期的判决中，实际上授予了总统任内免于受法律处罚的权力。叠加上文强调的其在共和党内不受制约的特点，以及其在“共和党2025规划”中对于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等问题的激进表述，其若当选后，或将带来，美国国内各族群、人群间对立与“极化”的进一步加深。

也就是说，特朗普若再度当选，将显著削弱美国国内中长期的政治稳定性，而这将对美元信用的基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在中期利好黄金走势。

五、特朗普冲击之二：“美国孤立主义”历史之鉴，全球地缘或迎“惊涛骇浪”

就特朗普再度当选对国际地缘环境的影响而言，与当前国内市场主流预期认为，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中包括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等内容，其商人的本质将极大的降低全球地缘冲突，进而利空黄金。但事实恰恰相反，若特朗普当选，其强“孤立主义”政策反而将带来全球地缘冲突、动荡及战争风险的显著上升。

首先，就历史经验来看，如图表10中所示，自19世纪开始，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多次转变，大致有过四次孤立主义盛行的时期，其中，每一次“孤立主义”盛行时期均与大国间战争、全球性的地缘动荡呈现密切相关性：

20世纪初美国盛行的“门罗主义”，客观上助推了德国对很多国家的入侵，间接助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蔓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胡佛为代表的美国“孤立主义”走向高潮，美国对日本侵华和德国入侵欧洲初期“事不关己”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德、日军国主义的野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度和裂度；战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杜鲁门的“孤立主义”——推动美军从欧洲大陆大规模撤军与对朝鲜半岛上的“模糊化信号”，间接促成了“柏林危机”，朝鲜战争的爆发，并加速了冷战两大阵营的形成；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初期，卡特政府的减少海外介入政策，则助长了苏联在阿富汗战争等方面的扩张。

就本质而言，如同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动摇的是华盛顿以来美国的政治稳定秩序“基石”一样，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各国外交行动的原则将基于以武力为代表的“实力”而非“基于共识”的道义和秩序原则——则是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立的保障战后80年和平的集体安全、大国协商机制“基石”的动摇，其意味着大国侵略小国，乃至改变现有领土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这或将带来地缘冲突的集中爆发以及各主要大国的军备竞赛。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俄乌、红海等冲突长期化下所暴露出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下军备库存与生产能力不足，及上文所述的美国国内政治混乱加剧，这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焦点地缘地区的冒险行为与对抗的烈度。

就资本市场而言，全球地缘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本身有利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长期趋势。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趋势中，美元霸权的地位或出现明显弱化。美元霸权的本质在于，美国通过其自身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及以北约为代表的有军事义务的“条约体系”，向全球提供“安全”和“秩序”，这种稀缺“公共产品”，以此换得全球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作为对价。

而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强孤立主义”，本质上是放弃美国对欧洲等盟国的安全保证，这将从根本上削弱美元霸权的根基，而弱势美元也将进一步强化黄金的长期趋势。

六、特朗普冲击之三：“莱特希泽”主义下，全球贸易与美国通胀的“失控”

就经济政策角度而言，特朗普若再度当选，参考《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由于其一直以来对特朗普的忠诚，或将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岗位，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

与传统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所不同，莱特希泽的经济主张并不过度聚焦于GDP，就业率，通胀等指标，而是更加专注于“贸易逆差”指标。莱特希泽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大幅加征关税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推动美国“再工业化”；二、在国内实施大规模的减税，并进行税收改革，降低企业税赋；三、“弱势美元”的货币政策，莱特希泽希望弱势美元，这将有助于提高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首先，为了缓解贸易逆差，莱特希泽或将大幅提高关税。特朗普在和拜登的辩论中已公开承诺如果当选，将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尤其是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幅度高达60%。今年3月莱特希泽为特朗普宣布的若当选将实施全面新关税计划辩护时谈到：需要至少征收10%的普遍关税——此外还有一些更高、更有针对性的关税——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加速其再工业化。并且他认为关税应逐年逐步提高，直到实现贸易平衡。换句话说，普遍征收10%的关税只是一个起点。美国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贸易限制的增加将进一步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增加。

就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言，市场普遍预期，特朗普若对欧盟、日韩加征关税或将使得欧盟、日韩强化对华贸易联络。特朗普无差别的关税加征或将引发新一轮全球主要国家互相加征关税的“贸易战”。从历史经验看，一个主要经济体大幅加征关税后，往往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因担忧过剩的产品冲击本国产业，而互相加征关税的情况。

其次，莱特希泽希望对美国国内企业及企业家大幅减税，以促进本土制造业投资“回流”。然而，美国国内的减税政策可能导致国家负债进一步增加。美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举债，且仅2001年以来，国会对债务上限的调整就超过20次。当前美国政府债务高企，而再度实施减税政策则会进一步导致美国政府负债进一步增加。叠加美国优先主义下美元信用的走弱，美国债务风险或进一步加剧。

再次，莱特希泽或摒弃“强势美元政策”。长期维持的强势美元虽然彰显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却可能损害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加剧贸易逆差。在"美国优先"的政策框架下，弱势美元可能有助于提高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莱特希泽倾向于通过调整汇率政策来重振美国制造业，保护就业，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获取更多筹码。具体而言，其倾向于通过施压美联储，以较为激进的降息等宽松政策促使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并扭转贸易逆差。

就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而言，美国是一个由消费主导的国家，近年来，美国的消费支出通常占GDP的66%-70%，2023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67.8%。其中，美国消费市场的中低端商品严重依赖进口。如果美国无差别增加关税，将会阻止物美价廉的海外商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入美国本土，带来本土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造成通胀压力上升。

另一方面，特朗普主张限制移民，特别是低端人口移民。这一主张虽然能够很好的保护本地劳工的利益，但对于企业来说将会进一步推升人力成本，工资涨幅上升将会带来一定通胀压力。这也是为何近期16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联名写信认为：“特朗普的经济计划将令通胀再度抬头”。而美国通胀中枢的长期提升，也将从中长期利好黄金价格大势。

七、特朗普冲击之四：国内政策或将更加重视“安全”而非“刺激”

与市场主流预期认为，特朗普若再度当选，其对华高额关税的加征，将使得当前经济重要支柱——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在外需受冲击情况下，国内政策或将不得不转向强化对诸如：地产、消费、基建等为代表的需求侧强刺激，恰恰相反，特朗普再度当选并加征高额关税，带来全球地缘进一步动荡的风险，将促使国内政策进一步重视安全，而非刺激。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全面升级是政策方向性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自2012年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可以发现，2012-2018年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逻辑基本延续过去30年全球化时代下“凯恩斯”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

总量政策上，延续以GDP增速为中心，每当经济遇到下行，往往诉诸于财政、货币与地产等的强刺激，如：2014年底开始的连续宽松，2016年棚改货币化与地产去库存等；产业政策上，延续重视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调，2012年-2018年移动支付、滴滴打车等互联网行业均在政策支持下，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获得跨越式发展。

但2018年至今，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则完全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的特征，而是围绕“国家安全”为核心，重构整体经济思路：总量上，对于传统需求侧的强刺激政策始终保持较强的定力，即便遇到疫情、地产明显下行的压力依然保持定力不变，少数的财政支出超预期的情形，如：2019年2万亿减税降费也是定向支持制造业，而非传统的地产、基建、消费。

产业政策方面，将主要资源集中于以高科技、高端制造为代表的军民两用类型的“新质生产力”，包括：硬科技、国产替代、“卡脖子”、设备更新改造，以及能源、粮食、原材料等方面的“供应链安全”，这带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的进一步显著提升：从2004年的8%，现在提高到了31%。

由于制造业是军工及国家安全的基础，过去十年来，我国海军、空军等实力亦取得跨越式发展，使得在太平洋等关键地缘领域上的大国间“硬实力”对比向着明显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演进。

相应地，对于与上述国家安全与“硬实力”关联度较小，乃至会分散社会资源向制造业与实体经济集中的相关行业，如：地产、金融、教培、游戏等，则采取了持续“强监管”的态度，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特朗普在此前任期中，于2018年对华加征超额关税，导致中美贸易摩擦显著“螺旋式”升级，这种“螺旋式”升级进而不断削减其背后的中美互信与地缘安全基础，是促成上述国内经济政策方向性变化的重要原因——管理层从2019年3月领导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讲话开始，不断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考虑到前文分析中所强调的，特朗普如果再度当选，其对全球地缘秩序的“破坏性”或将显著超过第一任期，这也意味着，为了应对国际地缘动荡进一步加剧的挑战，国内经济向着更加注重安全方向转型的迫切性进一步提升：这也是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将以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确在科技领域“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并特别指出“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而对市场关注的地产、消费、传统基建等需求侧刺激则持续保持定力超预期的特点。

最后，就对特朗普再度当选对我国出口的结构性影响而言，虽然大幅加征关税或将使得我国出口整体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也要看到，对于我国出口链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细分，即：与全球军工及制造业扩张密切相关的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及无人机等军民两用等行业，即便特朗普加征高额关税，这些细分领域受到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本质上看，特朗普旨在推动美国优先的制造业回流，以及带来的全球地缘强动荡下，各国不安全感的显著加剧，都将促使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全力加大对军工及相关的制造业的投资，今年以来，德国、法国、英国均以明确表示要加速向“战时经济”“转轨”。然而，制造业的扩张绝非易事，近 20 多年的“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空心化”以及背后的配套产业链、电力、电网等基础设施等缺失，使得这一过程至少是 3-5 年左右的中期趋势，且紧迫程度日趋增加。

这一趋势的紧迫性将使得制造业产业重构中需要的工程机械，比如挖掘机、重卡、叉车，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所需要的电表等电力设备及地缘动荡中快速增加的军民两用消耗品，如：无人机等的景气度大幅提升，且关税对买家购买意愿影响整体较小。

        “李迅雷宏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