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研究 | 大国顺差及其循环

从有国际贸易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贸易的不平衡。在正常范围内的贸易不平衡是自然且有益的，可以起到国家间从经济周期到发展周期的相互调节作用。从经济周期说，经济衰退的国家可以通过更多的出口和顺差帮助走出衰退，经济过热的国家则会有更多的进口和逆差的增加。从发展周期说，欠发达国家如果吸引外资，同时进口设备等资本品，国内投资和资本的积累就对应着贸易逆差。对于资本输出国而言，实际是把国内无法配置的储蓄配置于国外，对应的则是贸易顺差。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一些时候，贸易的不平衡并非理想的情况，映射的其实是国际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市场失灵或者政策失灵，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巨大财政失衡的时候，其贸易多半也是失衡的。更多时候，贸易的不平衡是多重复杂因素的集中反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有些不平衡是合理的，有些则是不合理的，但区分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极其困难。

对于多数小的经济体，其自身的贸易不平衡不具有系统重要性，不会对别的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也少受关注。大的经济体则不同，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会对其贸易伙伴产生外溢效应。

大的贸易逆差国，一方面是国际最终需求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也会让人担心其债务和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美国和美元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详见CF40工作论文《余永定：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与中国的政策应对》）。

大的贸易顺差国，则会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的困扰，因为大国的贸易顺差就是其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在较短的时间尺度里，顺差和逆差通常看起来是零和博弈，而且这种博弈有时不止于经济和贸易领域。

1944年，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勾画战后的国际经济和货币秩序。这些国家共同决定成立两个新的国际机构，一个是国际复兴开发机构，也就是现在的世界银行，目的是进行战后重建，另一个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日后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中的表现曾饱受一些国家的诟病，但这个机构的初心和使命却是黑纸白字的写在了基金组织协定的第一条，这里进行全文摘录：

“第一条 宗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i)通过设置一常设机构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与协作，从而促进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ii)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从而有助于提高和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以及各成员国生产性资源的开发，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iii)促进汇率的稳定，保持成员国之间有秩序的汇兑安排，避免竞争性通货贬值。(iv)协助在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取消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限制。(v)在具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性普通资金，以增强其信心，使其能有机会在无需采取有损本国和国际繁荣的措施的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调。(vi)根据上述宗旨，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基金组织协定》之本条规定的宗旨将指导基金组织的各项政策和决定。”

从这段充满历史感的宗旨就不难看出，“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避免竞争性通货贬值”“纠正国际收支失调”是该机构的核心使命，而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名字的由来。

为什么要在二战战火尚未熄灭的时候就筹划这样一个组织？因为在一战结束的时候，战胜的协约国（这里主要是法国）向战败的同盟国（这里主要是德国）索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当时还少有人能充分意识到一战后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安排所可能埋下的隐患。

1919年，凯恩斯发表了他著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预言了战争赔款可能引发的恶性后果，特别是德国的反弹，这一预言事后看极具前瞻性。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更是暴露了缺少“纠正国际收支失调”机制和“竞争性贬值”的恶果——大萧条通过贸易失衡和金本位机制向全球传导，各国以邻为壑的汇率和贸易政策加剧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

德国的战后赔偿和大萧条即便不是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也是二战爆发的重要背景。在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都意识到，“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避免竞争性通货贬值”和“纠正国际收支失调”是保持全球繁荣与和平，避免重演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必要的全球性安排，因此就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贸易失衡可能蕴含的战争与和平的含义有着清晰的认识。

在我国历史上，贸易失衡也曾和战争与和平密切相关。鸦片战争是英国借口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发动的侵华战争，林则徐“销烟”的原因则是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英国人大量向中国出口鸦片的原因之一则是为了缩小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白银的流失。而英国人如此在意白银的流失，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最重要的白银产地美洲白银的供给下降，另一方面英国在欧洲的战争开销对白银的消耗巨大。

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流出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当时的土地税一般用铜钱交纳，但计价却是用白银。白银的减少提高了其价格，造成了“银贵钱贱”，变相增加了税负，最后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反应。以上这种叙事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描述，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确实是看待上述史实的一个重要视角。

这里重提这些历史，就是想指出贸易失衡曾经引发的严重后果。

贸易失衡是常态，大国的贸易失衡也时有发生，多数时候大国的贸易失衡并没有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梳理一下历史上的大国顺差及其循环，或许能为思考当下的贸易失衡问题带来一点线索和思路。

通过对过去200年全球主要国家数据的梳理，我们大致认为有四个国家在四个时期可以算是较为典型的大国顺差（表1）。

一是19世纪中叶至一战前的英国。此时大英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同时也保持着可观的对外顺差，其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极值点是1913年，为10.06%，占当时全球GDP的约0.9%。

二是二战结束初期的美国，当时的美国作为唯一没有受到显著战争破坏的大国，其经济总量大约可以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约40%-50%，而其经常账户顺差在最高点处也达到GDP的约4%，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1.5%左右。

三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日本，日本的经济一方面迅速崛起，一方面出口强劲，保持了显著的对外顺差，最高时日本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0.5%。

四是2000年以来的德国，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的引擎，经济高度依赖于制造业和出口，曾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其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在最高点为0.4%。

作为一个对照，我国自2000年以来有过两个对外顺差的高点。一个是2007年，当时我国的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仍然不高，但当时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接近10%，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0.65%。另一个高点就是最近几年，2022年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接近0.4%（图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经常账户顺差的水平与日本、德国在顺差较高的时期大致相当，小于英国和美国在其顺差高峰期的水平。但考虑到我国近几年的贸易顺差要显著高于经常账户顺差，制造业的顺差又远大于贸易顺差，我国的顺差仍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英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经常账户顺差（图2）。从1830年到1914年，英国通过经常账户顺差累积的财富达到40亿英镑，外部财富累积数额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图3）。这些财富主要来源于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通过经常账户顺差累积的巨额海外财富大部分以海外投资的形式流向了不同的国家。截至1913年，英国海外资本在其海外殖民地的份额为43%，在欧洲的份额为5.8%，而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占大约20%（图4）。

数据来源：Wind

以印度为例，截至1914年，英国有4亿英镑的资本流入了印度，占其海外财富的10%。英国在印度的投资集中在铁路和茶园，对茶园的投资占了约20%，而对铁路的投资金额则高达约50%。

从英国对印度的铁路投资的金额上来看，到1901年，英国在印度的铁路投资额为2.27亿英镑，超过了英国在印度总投资额的一半；从建设里程上来看，在1870年，印度铁路里程仅为7678公里，而到1914年，英国在印度的铁路建设总里程达5.6万公里（图5）。直到2024年，印度铁路总长度也不过6.6万公里，仅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英国投资建立的就超过了现今长度的84%。

英国对印度铁路的投资是当时英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一个缩影。根据Sidney Pollard的研究，在1870年至1914年间，英国在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和公用事业、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等领域。根据Matthew Simon的研究，1909年到1913年间，英国对外的证券投资中47%投入到了交通领域，17%投入到了公共工程领域，9%投入到了采矿业，5%进入到了制造业（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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