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万字特稿：贺锦丽是不是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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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纽约时报记者Ezra Klein在他的播客中与大西洋月刊撰稿人Elaina Plott Calabro讨论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贺锦丽在担任副总统后人气迅速下滑？我们曾经看到的那个精明的犯罪检察官怎么了？白宫为树立她的形象做了什么？对贺锦丽的批评是否公正？
Klein表示，在读完Calabro这篇发表于去年10月的人物特写（原标题为“贺锦丽的问题”）后，他对贺锦丽的为人、政治立场和担任副总统时的困惑有了全新的理解。美国公众并不真正了解贺锦丽，而贺锦丽在演讲方面的欠缺，她回避讨论个人生活的倾向，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失常后对再次犯错的担忧，以及副总统任上工作的特殊之处，也都令她可能更容易被低估和误解，而这篇长文采访了贺锦丽本人和她的大批同事，揭示出贺锦丽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也令人发现：她的履历和技能也许刚好适合2024年的挑战。
“重新定义权力”
2023年4月的一个星期四早晨，我在副总统官邸天文台环路一号会见了副总统贺锦丽，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她和“第二先生”道格·艾默霍夫（Doug Emhoff）把这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当作自己的家。当贺锦丽走进房间时，会很引人注目，长长的步伐，坚定的姿态，让她看起来比实际身高（约1米57）还要高。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她一起去过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内华达州的里诺市以及非洲，在这些出访中，她都表现得从容自信。
然而，从容和自信并不是贺锦丽副总统任期的主旋律。她上任的第一年就遭遇了口误、员工流失、政治失误，甚至她的盟友也不清楚她的职权范围到底是什么。上任几个月后，乔·拜登总统就不得不面对公众认为贺锦丽不称职的质疑。最终，白宫发表声明，坚称拜登确实信赖他的副总统作为执政伙伴。但贺锦丽的声誉一直没有太大起色。
贺锦丽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所以我对被邀请到她家感到有些意外。住宅已重新装修，按照以往惯例，装修工作低调进行。没有任何照片传播，设计师希拉·布里奇斯（Sheila Bridges）也签署了保密协议。贺锦丽似乎很喜欢带我四处参观。在塔楼房间，她介绍沿着弧线建造的长座椅。（她说：“我就喜欢圆形”。）她还介绍一些她从不同画廊和收藏馆借来的艺术品，不太强调美学特质，而是讲述创作者的背景，例如印第安裔美国妇女、非裔美国同性恋男子、日裔美国人。她说：“这样你就大致了解了作品”。我们来到她的图书馆，这里有很多关于副总统的藏书（谁晓得有这么多关于这一题材的书？），拜登夫妇住在这个副总统官邸时喜欢的绿色条纹壁纸图案已经不见了。现在的壁纸颜色明亮、鲜艳，贺锦丽解释说，选择这些是为了“重新定义权力的模样”。
她是笑着说了这句话，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表述。“重新定义权力”是贺锦丽政治生涯每一章的主题。她是出生在美国的移民之女——母亲是来自印度的癌症研究员，父亲是来自牙买加的经济学家。作为拜登的竞选搭档，她成为当选副总统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一位南亚裔美国人。在此之前，她是第一位南亚裔美国人，也是第二位在美国参议院任职的非裔女性。在此之前，她是在家乡加州担任总检察长的第一位女性、非裔和南亚裔美国人。在此之前，她是加州第一位当选地区检察官的非裔女性。
2021 年 11 月拜登接受结肠镜检查时，贺锦丽担任代理总统，成为第一位正式行使总统权力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南亚裔美国人）。假如说副总统历来有个被困扰的问题——不是如何被后人铭记，而是是否会被人铭记——那么贺锦丽在宣誓就职的那一刻就确保了她在历史书上的一席之地。
在上任近三年后，贺锦丽职位的象征意义比她实际所做的事情更能引起共鸣。几乎从一开始，贺锦丽的副总统生涯就在一系列残酷的标题中展开：“恼怒和混乱：贺锦丽令人沮丧的副总统开局”（CNN，2021 年 11 月）。“贺锦丽的员工出走重新引发了对她领导风格和未来抱负的质疑》（《华盛顿邮报》，2021 年 12 月）。“贺锦丽正试图定义她的副总统职位。连她的盟友都等得不耐烦了”（《纽约时报》，2023 年 2 月）。
2023 年 6 月，NBC 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贺锦丽的支持率为 32%。虽然拜登本人的支持率只有 40%多一点，难以令人振奋，但不赞成贺锦丽表现的比例却高于民调历史上任何一位副总统。
贺锦丽身边的人通常提醒记者，副总统的支持率不值得关注。但随着2024年竞选活动的推进，人们开始考虑贺锦丽成为总统的可能性。在过去几个月的竞选公告视频和全国各地的活动中，贺锦丽作为政府成就代言人的地位更加突出，往往比总统本人更为显眼。但与拜登不同，贺锦丽不仅需要美国人同意她在副总统岗位上再干四年，还要美国人相信，如果时机需要，她已经做好了接替总统职位的准备。
共和党人在提拜登总统健康危机可能性时，会强行附加一句“天哪，千万别发生”，但他们已在宣传这样一个观点：“投票给拜登总统就是投票给贺锦丽总统。”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贺锦丽比拜登总统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贺锦丽是一位有色人种女性，她的口误可以成为竞选广告，而她在社会问题上直言不讳又使她更容易被描绘成一个伺机而动的意识形态主义者。
贺锦丽和我在她的官邸里聊了一个小时。谈话快结束时，她拍了拍我们中间的垫子，说：“从来没有记者坐在这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瞬间，但它似乎表明贺锦丽意识到一些事情必须改变，如果不是改变她实际如何开展工作，那就是改变她在公众面前如何展示自己和她的身份角色。
灾难性的口误
时至今日，为贺锦丽工作过的人仍然会特意告诉你，贺锦丽在接受莱斯特·霍尔特（Lester Holt）采访时，他们身在何处。通常，这是因为他们想表明自己没有参与其中。
2021 年 6 月，在为期两天的危地马拉之行结束后，副总统与 NBC 主播霍尔特坐下来讨论拜登的移民议程。当时贺锦丽刚成为政府边境政策中“根源问题”的负责人，与中美洲国家合作，缓解导致许多移民北上逃往美国的暴力和贫困状况。一些采访问题本应很容易预料，比如贺锦丽是否有计划访问边境，因为那里的过境人数激增。然而，当霍尔特问到这个问题时，贺锦丽显然感到沮丧地举起双手。“在某些时候，你知道，我们会去边境。我们去过边境。所以，这个，关于边境的这整件事，我们去过边境。我们去过边境。”霍尔特纠正她说，“你还没去过边境。”贺锦丽变得警惕起来，“我也没去过欧洲，”她抢着说。“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这次采访成为头条新闻和深夜脱口秀的主题。之后的几个月里，贺锦丽一直避免出现在镜头前。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霍尔特的采访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作为副总统的贺锦丽。
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一名“精明打击犯罪”的检察官。2003年，她将自己定位为务实的改革者，赢得了她的第一次选举，即旧金山地区检察官的选举。作为加州总检察长，她将目标对准了跨国帮派和贩毒集团，并在次贷危机时，从大银行那赢得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救济款。2019年，当她开始竞选总统时，她担任加州参议员才两年多，她对包括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内的川普政府官员和最高法院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进行了严厉的法庭式质询（塞申斯一度抱怨，“我不能被催得这么快，这让我很紧张。”），这些为她赢得了短暂而耀眼的明星光环。尽管她曾是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早期热门人选，并在承诺“起诉川普”的同时筹集了数百万捐款，但她的竞选活动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之前就分崩离析，受到信息不均衡、组织混乱和士气低落的困扰。
在她从政的整个过程中，贺锦丽多次重复她母亲给她的一些忠告：“不要让别人定义你是谁，你要自己定义自己。”然而，贺锦丽职业生涯的一贯主题是，她很难以清晰、令人难忘的方式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向选民阐述自我和她的政治愿景。结果，在贺锦丽担任副总统的头几个月里，她在镜头前的失误带来了毁灭性的第一印象。她的口误（“是时候我们做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每一天。”）成为了网络流行语。霍尔特访谈后不久，白宫助手开始向各新闻机构透露贺锦丽办公室从上到下的混乱，以及拜登对她的表现明显感到担忧。在担任副总统的一年半时间里，贺锦丽的办公室主任、通讯主任、国内政策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和其他助手相继离职。她的现任办公室主任洛林·沃尔斯（Lorraine Voles）曾是阿尔·戈尔（Al Gore）的公关主任，具有危机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最初请来帮助解决团队的“组织”问题。
拜登的第一任幕僚长罗恩·克莱恩（Ron Klain）告诉我，贺锦丽在经历了最初的失误后，变得非常规避风险：“她总是很紧张，生怕自己做了什么不顺利的事情，会拖我们后腿。”前总统奥巴马的前高级战略顾问大卫·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也注意到了这点。他告诉我：“我认为，这也是困扰她之前竞选总统的一件事。她好像不知道应该在哪里站稳脚跟。她不太清楚自己的定位。”他继续说：“人们可以读出这一点。当你在那个级别上对决时，人们能看出来。”
与贺锦丽关系最密切的那些人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位副总统的积极品质，她的智慧、勤奋、正直未能得到美国人的认可。当然，在谈论对贺锦丽的看法时，无法避免将部分原因归咎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只要稍微浏览社交媒体上对贺锦丽的恶毒评论，就能看出一些狂热的诋毁者是出于偏见。但这位副总统的盟友也承认，她很难自我辩护。从网上流传的内容来看，她因热衷使用图表而被人熟知，但她的生平和事业亮点反倒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右翼人士喜欢嘲笑她对图表的偏好，就像他们喜欢嘲笑她的笑声一样。
贺锦丽也许在理智上明白，必须让更多人觉得她“有亲和力”，需要把自己的背景浓缩成一套简洁有力的介绍，让人一听就会脱口而出，但她还没养成这样做的习惯。在小型场合，她会自嘲式幽默。当我问她对继任者有什么建议时，她会引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不要看评论区。”我们在官邸的谈话中，她简短地谈到了她的“首位女性副总统”的身份如何影响日常工作要素。她说，“我不会告诉你是谁对我说的，他是一位前美国总统。他说，'哇，女人——我起床、健身、冲个澡，就出门了。你们......'“(我猜她引用的是奥巴马的话，奥巴马是她的朋友，曾谈过他高效的晨间习惯）。贺锦丽告诉我，如果她要穿裙装而不是裤装，她必须提前一天通知特勤局，因为特勤局必须用不同类型的车来接她。
她更喜欢谨慎地远离私人话题。贺锦丽的朋友在我第一次采访她之前，建议我避免“闲聊”或“立即进入私人话题”。这位朋友解释说，”贺锦丽很感激这种尊重。”与贺锦丽有长期联系的民主党策略师米尼恩·摩尔（Minyon Moore）提出了一个相关观点：“她不是那种会自我吹嘘的人。我个人喜欢这一点，但是这对她没有什么好处。她很不喜欢自夸，她从小的教育不教她自夸。”拉特法·西蒙（Lateefah Simon）曾是麦克阿瑟研究员，现在是国会议员候选人，在她20 多岁时，贺锦丽聘请她负责一个项目，帮助被判非暴力重罪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涉及毒品。西蒙记得，贺锦丽告诉她，要么拿着喇叭站在外面高喊，要么从内部推动变革。西蒙回忆说：“如果你了解贺锦丽，她很严厉，她在38 岁时就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但她也不仅仅是严厉：在西蒙第一天穿着运动服来上班后，贺锦丽就送给了她第一套西装。
贺锦丽宣誓就职近三年后，她的员工们似乎还在挖掘她生活中的重要经历。在我报道这篇文章时，助理们两次提到了贺锦丽青少年时期的一段经历，是这段经历促使她决定成为一名检察官，而他们是在加入贺锦丽的团队后才了解到这段经历的。高中时，贺锦丽的一位朋友向她倾诉自己被家人性侵，于是贺锦丽坚持让这位朋友搬到自己家住（朋友也这么做了）。贺锦丽在那一刻的愤怒使她确定了她想去阿拉米达县（Alameda County）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在那里，她作为副检察官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起诉针对儿童的性犯罪。
我理解她的助手为什么希望我听到这个故事，因为这并不广为人知。我好奇的是，当我问贺锦丽决定成为检察官的原因时，她本人为什么没有提及此事。当我们在官邸交谈时，她承认身边人请求她，有时甚至是要求她，要谈论个人经历。贺锦丽说：“我想这有些超出了我的舒适区，因为对我来说，真的这就是我的工作。你知道，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坦诚了，但我本人就是这样的。”她又说了一会儿，明确表示她理解人们想知道更多她的个人故事。然后，她用更柔和的语气说：“我只是，你知道，是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副总统职位之困
但“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在贺锦丽的职业生涯中，这是她第一次担任一个没有任何明确的成功标准的职位。她的当选本身是一个变革，但她担任的职位本身并不适合变革型领导。
在副总统官邸安顿下来后，贺锦丽特意召集历史学家共进晚餐，不仅讨论美国民主，还讨论副总统职位的历史。参加过一次晚宴的海瑟·考克斯·理查森（Heather Cox Richardson）告诉我，“你不应该太显眼，”她指的是副总统的工作性质。“因此，你要走的是非常细的钢丝，既要让人们明白你有资格担任副总统，又要避免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角色，而显得不够胜任这个职位。”
当拜登和贺锦丽就任时，他们对副总统职位并没有特别的设想。贺锦丽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种族正义、气候变化、枪支暴力、孕产妇死亡率等，她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探讨了这些问题。但美国有自己的紧迫议程：控制疫情扩散占据了所有人的大部分注意力。在参议院党派各占一半的情况下，贺锦丽也不得不把大量时间花在行使宪法赋予副总统的职责，在票数相同的情况下投出决定性的一票。她回忆说：“在工作周里，很难安排出每周有四天时间离开华盛顿去出差。”
从根本上说，尽管拜登本人也担任过副总统，但拜登和贺锦丽的上任合作几乎没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近半个世纪以来，副总统通常都在华盛顿工作，偶尔有些例外。相比之下，总统更像是华盛顿圈外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是现代美国副总统的典型代表，他宣誓就职时已在参议院任职 12 年。他成为吉米·卡特在华盛顿的支柱。乔治·H·W·布什对罗纳德·里根也是如此，阿尔·戈尔对比尔·克林顿，迪克·切尼对乔治·W·布什，乔·拜登对巴拉克·奥巴马，迈克·彭斯对唐纳德·川普亦然。但贺锦丽和拜登却颠覆了这一模式：一个新人担任副总统，而总统在她十岁生日之前就开始了他的参议员生涯。
在我们的采访中，贺锦丽谈到她与拜登的关系时是泛泛而谈。当我问到她和拜登总统如何互补时，她说：“首先，让我告诉你，我们非常喜欢彼此。”然后她谈到了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当我问贺锦丽，拜登依赖她哪些方面的技能时，她回答得更直接：“你得自己去问他。(当我问及此事时，拜登的发言人给出这样的声明：“贺锦丽是一位杰出的副总统，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合作伙伴。她敢于提出尖锐的问题，具有创造性思维，始终专注于我们的目标，并全力以赴为美国人民服务。她激励了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看到她用技能和热情履行职责，并为可能实现的梦想有更多的期望。我信任她，依赖她，钦佩她。有她在我身边，我感到自豪和感激。”）
两人现任和前任助手都说，贺锦丽和拜登有着良好的友谊。拜登总统很早就将这种关系作为优先事项，每周都会与贺锦丽共进午餐，就像他自己曾经重视与奥巴马的午餐一样。她说，“当他和我都不出差时”，会与拜登共进午餐。考虑到贺锦丽喜欢做饭，而且经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我问她和丈夫是否请拜登夫妇吃过饭。她说没有，似乎有点陷入重复回复：“我们已经计划好了，但还得找个日子。但我和他有计划，我们有计划去做。是的，我们真的有计划去做”。
作为副总统，贺锦丽一直对拜登保持忠诚。对于西翼（总统办公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尤其是在一开始，这并非小事。在贺锦丽接受职位审查期间，一些与拜登关系密切的人，据说包括他的妻子吉尔，对贺锦丽在总统初选期间对拜登的尖锐攻击记忆犹新。在一次电视辩论中，贺锦丽提到了拜登过去反对校车的话题，引发了竞选中最尖锐的交锋。贺锦丽对拜登说：“加州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公立学校整合后第二批学生中的一员，每天都坐校车上学。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可能因为两人这段背景，贺锦丽一直坚定地支持拜登及他的政策重点。她告诉我，归根结底，这才是她作为副总统的核心任务。事实上，拓展其他职责则更为复杂。
烫手山芋：边境与投票权
在政府早期的一次多机构会议上，讨论墨西哥边境非法越境人数激增问题时，贺锦丽提出与这些移民所在的中美洲国家进行接触的想法，给拜登留下了深刻印象。根据总统幕僚长罗恩·克莱恩（Ron Klain）的说法，总统转过身对贺锦丽说：“那你来做怎么样？”意思是，让她成为解决根源性问题的关键人物。贺锦丽在会后找到了克莱恩。克莱恩回忆她说，“好吧，我其实并不想要这个任务。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这么做，但应该由其他人来做。”克莱恩告诉贺锦丽，他能理解，但作为副总统，拜登曾为奥巴马处理过这一方面的移民政策，他们也需要她来承担起这份责任。
贺锦丽并不缺乏相关经验；作为加州总检察长，她曾与墨西哥执法部门就毒品和人口贩运问题进行过广泛合作。但边境问题的政治影响非常棘手。贺锦丽知道这一点，克莱恩也知道。克莱恩向我承认：“这显然是一项有争议的任务。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的光荣任务”。(当被问及此事时，副总统办公室回应说，贺锦丽“全力以赴投入了这项工作。”）。据一位工作人员讲述，贺锦丽向她的团队宣布这个任务时，她的开场白是开玩笑地说，自己“将负责监督巴以冲突”，然后才转到这个稍微不那么严峻的现实（负责边境移民问题）。
在克莱恩看来，拜登任命贺锦丽担任自己曾担任过的职位，是表示对贺锦丽的尊重。但这也暗示了，贺锦丽在任期之初期需要稳定和成功，而拜登对此认识不足。当然，从霍尔特的采访也能看出，贺锦丽自己也把任务搞得难上加难。共和党议员和福克斯新闻主播乐于将边境危机归咎于贺锦丽。虽然她可能只负责美国政策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利用她与边境问题的关系，将贺锦丽塑造成拜登的“边境沙皇”的形象。
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拜登几乎没有把贺锦丽当作政府的关键人物；更广泛地说，民主党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贺锦丽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累赘。上任不到两周，贺锦丽就出现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家新闻台，宣传拜登政府的新冠疫情救援方案，但该州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对这一方案并不买账。第二天，曼钦在同一家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说， 他对贺锦丽没有提前通知他出席会议感到震惊。那年晚些时候，拜登邀请曼钦去白宫办公室讨论经济刺激计划；贺锦丽最初在场，但寒暄之后就被打发走了。拜登曾说过，在重要谈话中，贺锦丽是“最后发言的人”，但这次是个例外。
2021 年 6 月，拜登请贺锦丽为政府牵头处理选举权问题。众议院那时刚通过了《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这是一项对选举法进行的大规模改革，解决了选民准入、选区划分、竞选资金等问题，民主党领导人迫切希望法案在参议院有所进展。但这不太可能实现。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承诺，没有共和党人会支持该法案；也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该法案。该法案很可能会因“拉布”（阻挠议事程序）而夭折。尽管拜登所在党内有许多人呼吁废除拉布，但拜登几乎肯定不会试图破坏这一程序。
贺锦丽的盟友们后来把投票权说成是总统交给她的那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之一，他们经常用“棘手”这个词。但是，这是贺锦丽本人争取来的任务。她的个人背景使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发言人，作为加州总检察长，她签署了一份法庭之友书状，敦促最高法院维护《投票权法》中的反歧视保护措施，这些保护措施最终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中被推翻。但拜登的法案在“拉布”中夭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贺锦丽并没有采取太多措施来阻止这一结果。
贺锦丽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她有可能成为政府在国会的重要使者，通过“低调的国会山外交”来拉选票。但她缺乏施加真正影响力所需的深厚人际关系。国会官员告诉我，贺锦丽很少与两党中更容易被说服的议员接触。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拜登去与两位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乔·曼钦和亚利桑那州的克里斯滕·西内玛（Kyrsten Sinema）交流。贺锦丽没有和他同去。一位白宫官员拒绝透露细节，仅表示贺锦丽在此期间“有意向并参与了”与民主党议员的交流。当我问贺锦丽，她的参议院背景对政府推动立法有何帮助时，她转移了话题：“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其实更多的是通过选举周期让人们用脚大声表达自己的立场”。用脚说话是个不寻常的比喻，不过意思很清楚了：选出更多的民主党人可能比试图说服现有的议员更有效。
在倡导堕胎权中找到自己的空间
2022年春天，我和贺锦丽一起前往洛杉矶，她被安排参加詹妮弗·哈德森（Jennifer Hudson）的日间节目。当哈德森问贺锦丽她在白宫之前最怀念的生活是什么时，副总统回答说：“你看过《教父》吗？”我当时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休息室里，他们忐忑不安地看着屏幕，不知道他们的老板要说什么。贺锦丽接着描述了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与未婚妻在西西里岛安静散步的场景，“然后镜头一拉，整个村庄都跟在他们身边一起散步”。
贺锦丽的一举一动都被审视和剖析，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在她的官邸交谈时，贺锦丽指了指阳台。她说：“夏天的时候，我有时会带着活页夹和一杯茶坐在那里，真的很安静。”直到后来，当我再次听谈话录音时，我才记起她接下来说的话：“你几乎忘了周围有 5000多人。”
贺锦丽在政府工作了大半辈子，已经习惯某种程度的审查。但在她过去的工作中，作为检察官或加州总检察长，人们关注的是她的实际成就。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的。贺锦丽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职业标准是“结果导向”。在竞选旧金山地区检察官时，贺锦丽批评现任检察官的重罪定罪率太低；后来竞选连任时，她谈到自己如何将定罪率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不是喊口号，而是摆事实。
这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贺锦丽看待她工作的方式。她总是要求助手开门见山：给我看数据；给我看指标。对于某些事情，这样做是有效的。但在国家政治中，成功涉及更多模糊，感性的因素。人们最熟悉的贺锦丽那句话——“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并不是偶然，这句出自她深刻个人经历的话语让人印象深刻。
去过贺锦丽的许多活动，你会发现一个模式。许多活动，比如在大学校园或市民中心与社区领袖的对话，她在开始时都显得不太稳。主持人一开场就向贺锦丽提出一个国家现状，或政府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做法的综合性问题，这种问题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说，应该可以对答如流。然而，贺锦丽听起来却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
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中，贺锦丽被问及政府在过去两年中应对气候危机的进展。她的回答很冗长复杂：“我认为，这是一个变革性的时刻。但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实现这种能力，需要所有人的参与......我会说，代表政府，我们应该以一种整体政府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所有人对这一时刻带来的机遇所感到的兴奋，然后思考这个问题是一种关于正义的众多运动之间的交集，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此刻背景下看待这种交集......因此，我对这一时刻感到非常兴奋。”
这不是丘吉尔，更不是阿尔·戈尔。只有当贺锦丽亲自提问时，她似乎才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她向台上的两位科学家主持人询问他们对气候问题产生兴趣的个人历程。然后，她利用一位主持人的故事来解释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更换铅管的计划。这笔更换全国铅管的资金来自两党基础设施协议中的 150 亿美元，这是拜登政府的重大胜利之一。贺锦丽指出，“饱受污染之苦的社区已经挣扎多年。他们并不需要科学学位就能知道他们的孩子正在遭受什么”。观众们的反应就像在教堂做礼拜一样，发出认同的低语声。
希拉里·克林顿告诉我，她曾在白宫和副总统官邸与贺锦丽会面，并多次与她通电话。克林顿说：“我一直努力为她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她补充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角色。”她指出，贺锦丽不是一个“表演型”政治家，她的这一评论并非批评，而是承认贺锦丽的技能主要在其他方面。（希拉里·克林顿也不是表演型政治家。）贺锦丽对这一点没有异议：“我的职业生涯并不是通过发表动听的演讲来衡量的。”
当贺锦丽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时，她的沟通效果最好。我与这位副总统的前两次谈话，都是在与她一起出访时进行的，感觉生硬而紧张，仿佛小心翼翼地走在玻璃上。但在官邸单独交谈时，贺锦丽温暖、热情、有时甚至像个母亲。她说：“你是新婚吧？” (“是的，”我回答道，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要关注你的婚姻，”她建议说。“友谊、婚姻都需要你去关注。因为生活总能让你忙得团团转。”
贺锦丽在安排许多公共活动时，会安排成类似于互动对话，而不是标准的问答环节：她喜欢与人交谈。贺锦丽喜欢的基层公共活动代表了一种接地气的政治模式，但很少引起全国关注。但这些活动让她对选民关心的问题有了很好的了解。同时，这些活动也让她在副总统角色中拥有自己的空间。正如克莱恩所说，在华盛顿，你“只是副总统”。在美国其他地方，你才是真正的“副总统”。
2022 年，最高法院对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做出判决，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大量头条新闻预测中期选举中出现所谓的“红色浪潮”，把经济看作核心问题，贺锦丽却坚定地认为，堕胎权利将左右中期选举。她在2022 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奔波，在红州和蓝州主持有关生殖权利的对话。她告诉我，女性“不一定会大声谈论”堕胎这样的问题。“但她们会就此投票”。在这方面，贺锦丽比华盛顿的大多数人更了解美国国内的情绪，以及投票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表现远超预期，甚至赢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没有出现红色浪潮。此后，贺锦丽继续四处奔走，谈论堕胎权。这是民主党基础选民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拜登，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太看重”堕胎问题，所以不太愿意推动这个议题。
2023年1月，贺锦丽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举行的纪念罗伊诉韦德案50周年活动上致辞（Aileen Perilla / Redux）
关于多布斯案（生殖权利）将是一场持久战。但贺锦丽可能适合打这种仗。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她谈到了“时间流逝的重要”--这句话曾出现在她作为副总统发表的一次较为冗长的演讲中。我记得，当她说出这句话时，我定了定神。但接下来她说的，却揭示了实现真正变革所需的勤奋和耐心。
贺锦丽向我讲述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一次演讲。她向毕业生们讲述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平权运动的标志性案件）”。该案判决之后，种族融合进展缓慢，逐县逐县开展，而且在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会进行。施压意味着建立法律基础，一砖一瓦搭建结构，在细节上费尽心思，而这一切的回报往往只是微小的前进一步。贺锦丽说，这是现实，民权律师都明白这一点。她回忆说，我刚上台就说：“你们想当律师吗？”她告诉他们，如果你想，那么你就必须学会“接受平凡”。
她回忆起这句话时笑了起来。家长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而孩子们则想，“噢，惨了。”
外交取得佳绩，但不为人所知
据民主党民调专家塞琳达·莱克（Celinda Lake）称，贺锦丽在副总统任期内，对堕胎权问题上的参与比其他任何事务都更能打动选民。但她在外交这一领域上也很有成效，这一点几乎不为公众所知。
拜登此前担任副总统时，出访了 57 个国家；而在此之前，作为参议员，他也有数十年的外交经验。在过去两年中，贺锦丽去过 19 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波兰、危地马拉、墨西哥、泰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加纳、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她会见了 100 多位外国领导人。不止一位白宫官员告诉我，他们很欣赏她的实事求是和直接了当。其中一位官员说，贺锦丽“几乎没有耐心”听日常外交中的委婉语和套话。她在外交事务上似乎不那么回避风险。
她的第一个重大外交考验是在2021年11月为期五天的法国之行。贺锦丽一直在考虑出席巴黎和平论坛的邀请，目的是讨论因疫情加剧的全球不平等。但在论坛召开前的几周，美国和英国宣布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利润丰厚的联合潜艇交易，从而使法国与澳大利亚达成的潜艇交易失效，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因此陷入紧张。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怒火中烧，从华盛顿召回了他的驻美大使；拜登很快承认，他的处理方式“笨拙”。对贺锦丽来说，巴黎之行从可有可无变成了至关重要。
在镜头前，贺锦丽和马克龙都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表达两国未来积极的长远关系。气氛显得冷淡而礼貌。但在幕后，贺锦丽则为即将到来的乌克兰危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她在爱丽舍宫与马克龙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介绍了一系列美国的情报。贺锦丽敦促法国总统认真对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
三个月后，拜登请贺锦丽代表政府出席备受瞩目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是拜登对贺锦丽的信任——个人层面上的信任（拜登曾多次参加慕尼黑会议），同时也是出于时机的考虑。美国现在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迫在眉睫，而贺锦丽的任务就是敦促盟友和合作伙伴，制定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俄罗斯入侵前五天，贺锦丽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沃洛德梅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分享了美国的情报和军事支持计划。在公开场合，泽连斯基似乎仍不确定俄罗斯的意图和威胁的规模。“副总统直接、非常明确地向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传达了这一信息，”一位随行官员告诉我，”他们确实应该基于这一前提制定计划，而不是浪费时间”。
2023年2 月，贺锦丽重返慕尼黑安全会议。她代表政府发言，正式宣布美国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了“反人类罪”。
一个月后，我加入了贺锦丽的非洲多国之行。贺锦丽带来的是超过 70 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这些资金主要来自私营部门，用于推动气候适应性倡议。这是她数月拨打电话给公司和个人，亲自筹集的资金。此次行程为期七天，像最后冲刺，紧凑而繁重。有一次，美国先遣队不得不将整条路从泥土路升级为碎石路。
在加纳海岸角，贺锦丽走过了“不归之门”，那里是被奴役的人们在被迫登船前在非洲走的最后一步。她摒弃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这是她几乎从未做过的，并深情讲述非裔侨民在美洲的遗产。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她乘车前往郊区的农村地区，参观了完全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帕努卡农场。她小时候曾在农场度过一段时间；她穿着牛仔裤和Timberlands的工装靴，在种着甜椒和生菜的菜地里显得很自在。这种感觉和华盛顿相隔甚远。
贺锦丽的盟友们称赞这次非洲之行是一次历史性的努力，旨在加深与快速发展的非洲大陆的联系。但这在美国国内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特伦斯·伍德伯里（Terrance Woodbury）是一位民主党民调专家，主要关注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他认为非洲之行是贺锦丽自我展示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当我问及此行是否在政治上产生了任何影响时，他只是简单地说：“没有”。
此行也再次突显了贺锦丽在讲述自己故事时的困境。副总统对赞比亚的访问被宣传为回家之旅。小时候，贺锦丽曾与外公P.V.戈帕兰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共度时光。20 世纪 60 年代，她的外公戈帕兰从印度被派往赞比亚，协助赞比亚第一届独立政府进行难民安置。几十年后，她以全球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的身份重返赞比亚。贺锦丽原定在首都访问她外公的旧居，本应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在那里，她本来要谈论外公的工作以及他作为公务员的职业如何塑造了她的个人抱负。
然而，几十名记者和其他人看着贺锦丽站在一栋水泥粉刷的办公楼前，她尴尬地笑了笑。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在门口迎接她，解释说，在经过一年的公共记录查找后，研究人员找到了一块她外公房子的所在地。不过，老房子已被一家赞比亚金融服务集团的总部所取代。贺锦丽似乎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于是接受了参观这座建筑的提议。记者和摄像师们原本期待着活动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但他们被告知取消了。当我问及为何取消新闻发布会时，一位助手说：“她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生活总能让人猝不及防。
她准备好了吗？
人们对贺锦丽的看法似乎已经还停留在2021年。最近《国会山报》（The Hill）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副总统贺锦丽，敦促拜登竞选团队将她“从边缘拉出来”，在这一周里，贺锦丽出访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和芝加哥。(很多时候，她每周至少有三天不在华盛顿。)在我与大卫·阿克塞尔罗德的谈话中，他曾一度质疑贺锦丽为何不更多地支持政府最重要的成就（如基础设施方案）。但她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大部分是围绕宣传基础设施这一点展开的。
当然，贺锦丽并不是唯一一个难以突破困境的人。民调专家塞琳达·莱克（Celinda Lake）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问：“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的选民知道总统做了什么？他们可为此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还打了广告。”莱克还说，“如果选民连总统做了什么都不知道，那他们肯定也不会知道副总统做了什么。”
2023年夏天，我问现任白宫幕僚长杰夫·齐恩斯（Jeff Zients），他是否记得拜登某件事上明显依赖贺锦丽的建议，或者她的意见是否显著影响政府处理某个问题的方法。他在早时采访中提到，贺锦丽将“公平”置于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重点，确保公共卫生工作能够覆盖到服务不足的群体。“还有其他例子吗？”我问。他说：“让我想想具体的例子，我会让人跟进的。”通话结束后，他的发言人发短信确认办公室会与我联系。尽管我进行了跟进，但这之后就没有了消息。
选择副总统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就像选择贺锦丽一样，而不是基于精准计算。在过去五十年的大多数总统竞选中，候选人任期内去世的情况通常没有被视为一个主要问题。(对于2008年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他有多次黑色素瘤的病史。这个问题也加剧了麦凯恩挑选反复无常的莎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争议。）这次，考虑到拜登的年龄，去世“随时可能发生”暗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当我问幕僚长齐恩斯，他从贺锦丽身上看到哪些特质，让他对她可能接任总统的能力感到有信心时，他先是尴尬地笑了笑，似乎对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感到不舒服。(“嗯，我只是想避免讨论任何敏感的话题，但她是有准备的。”）但随后他认真地说道：“你知道，当你成为总统时，会面临很多问题。理解什么对美国人民最重要，什么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最重要，这需要经验，而她具备这种经验。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直觉来抓住最关键的问题。她很擅长迅速找到关键问题，并专注于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或机会中，她能够理解什么最重要，并且让团队负起责任。”
这是对副总统能带来的影响的敏锐评价，也是对贺锦丽的一个重要观察，既客观，又避谈突发意外的可能性。
尼基·黑利、蒂姆·斯科特、克里斯·克里斯蒂和罗恩·德桑蒂斯，这些总统候选人都明确提到了“贺锦丽总统”的可能性。其他共和党人也是如此。共和党提名人唐纳德·川普习惯性地贬低女性，很可能也会这么做。他曾称贺锦丽为“那个怪物”，并质疑她的公民身份。有一次，他取笑她的名字——“卡马拉，卡马拉，卡马拉”，用各种发音慢慢重复。贺锦丽因此称他幼稚，但大多选择不回应挑衅。作为一名前检察官，对川普面临的起诉以及追究违法者责任，她比白宫其他任何人都更公开和直言不讳。
没有哪位总统能在上任时就具备所有必要技能。不过，她在公共服务领域已有有三十多年成功的经历。在一个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加州，她管理了美国第二大司法系统。凭借她的职位，她代表了自己党派的未来，代表的是主流，而非边缘。毫无疑问，贺锦丽已做好了接任总统的准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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