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晋武帝太康九年（288）的一个平常日子，15岁的石勒跟随老家的富户郭敬到洛阳贩马。那时，他还不叫石勒。由于西晋初年塞外水旱频发，无处生存的羯胡人只能随大流迁居到并州一带，石勒一家就是如此。虽然他家属于羯胡部落首领家庭，可小时候的石勒根本不配拥有名字。为了称呼方便，家里人给他随便起了个小名，每天“阿㔨”“阿㔨”（音同背）地叫着。与羯人苦不堪言的生活环境相比，此时的帝都洛阳却是另一番景象。经过晋武帝前期的励精图治，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洛阳成为当时天下少有的大都市，每日来自四方的商人都聚集于此贩卖商品。就在石勒等人进入洛阳城后，时任司徒的王衍正难得有闲心在洛阳城内逛街。为了尽快卖完货物找郭敬拿钱换饼子吃，石勒一进城就使劲吆喝，兜售着他的骏马。他奇特的嗓音不仅吸引了一批好奇的百姓，还把坐在车里逛街的王衍吓着了。王衍出身琅琊王氏，是清谈名士，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堂弟。或许是平日里与嵇康、阮籍等人交往甚深，王衍居然在石勒的吆喝声中，听出了一种类似于“弹琴复长啸”的愤世嫉俗。王衍因此断定，这个胡族少年日后必定会搅动天下风云。王衍担心石勒的存在，极有可能威胁西晋王朝的统治。趁其吆喝声还没传远，王衍便命人去追杀他，以绝后患。然而，当王衍的士兵循声追击时，石勒早已没了踪影。一行人只好回禀王衍，王衍一听，暗暗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着。后来的历史证明，王衍确实眼光毒辣。就在“阿㔨”贩马二十三年后，石勒最终砸开了西晋王朝的大门，要了王衍的性命。自从贩马归来，石勒就成了雇主郭敬家里最忠诚的佃农。当时，胡人在中原地区地位普遍较低，可即便如此，郭敬却没有虐待石勒。郭敬出身太原郭氏士族，家里田多产业多，平日里就靠石勒等几人给他打点着。石勒这段时间过得虽然很苦，却也还算安稳。石勒的感官与听觉，自小就异于常人。在郭敬家耕田时，他时常听到耳边传来阵阵金鼓擂动之声，每次都会有种热血激昂的感觉。石勒不适应这种感觉，便老是向家人抱怨周围噪音太大，甚至怀疑自己是个怪胎。对此，石勒的母亲经常安慰儿子，“阿㔨”从小吃不饱，饿到幻听了，“阿㔨”是个好孩子。母亲的话是否足以安慰石勒，不得而知。不过，自石勒洛阳贩马回来后不久，天下是真的乱了。太熙元年（290），晋武帝驾崩，即位的是史上以痴傻闻名的晋惠帝司马衷。晋惠帝虽然痴傻，但其心不坏。只因皇帝实在无力把控朝局，皇后贾南风便越俎代庖，替丈夫号令天下，从而引起一众司马宗王的不满。后来，贾南风为了一己私欲，发展到废杀太子司马遹的局面。这下西晋王侯更坐不住了，纷纷打出为太子复仇的旗号，“八王之乱”席卷天下。就在“八王之乱”斗得正酣之际，并州一带出现了史上少有的大饥荒。为了活命，石勒只能和其他与之出身类似的佃农逃亡外地，寻求生机。但因天下大乱，到处都是军人在疯狂地抓捕胡人，将他们绑去黑市贩卖，以赚取外快。在逃亡的路上，石勒遇到了昔日的雇主郭敬。郭敬对石勒的出逃表示同情，并愿意为石勒提供二次就业机会。石勒却并不安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学那些军人贩卖人口。他想利用自己家族在羯族部落中的声望，将羯人诱骗到冀州“就谷”，理由是那里物产丰富。他认为，即便这些羯人被卖过去后会成为地主家的农奴，但日子总比荒年的佃农要好一些。讽刺的是，石勒还没实施贩卖人口计划，自己就先被人卖了。盯上石勒的人，是并州刺史司马腾的部下阎粹。阎粹干的是官方认证的“人口运输”工作——抓胡人卖到山东换粮食。为防止石勒等被抓的胡人逃跑，阎粹特地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枷，两人一组，戴枷前行。所幸，郭敬的族兄郭阳也参与了此次胡奴的押送工作。通过这层关系，石勒在路上被多加照顾，最后落户于冀州平原郡茌平县（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区），成为地主师驩手中最值钱的农奴。按说一般人沦为奴隶，就基本没啥出头之日了。可人生的低谷，对石勒而言，代表的恰是触底反弹。许是看到了石勒令人惊异的样貌，师驩竟不敢使唤石勒干活。不久，他就做主废除了石勒的农奴身份，并将其介绍到附近的养马场帮工。在那里，石勒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汲桑。尽管此时的汲桑仅是这家牧马场的“牧帅”，但据史书记载，他的能力与石勒不相上下，“力扛百钧，闻呼数里，时人服之”。或许是因为气质相近，石勒和汲桑很快便以兄弟相称。在汲桑的引荐下，石勒又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等八人，组建起第一支小部队“八骑”，依托汲桑的牧马场资源，专门在茌平一带打家劫舍。“八骑”很快打出了名声，随后，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等十人又加入了石勒的队伍。于是，一支号称“十八骑”的土匪队伍，就此见诸史书之中。▲罗艺的燕云十八骑即以石勒的十八骑为原型。图源：影视剧照与此同时，西晋“八王之乱”越打越乱。公元304年，已晋升为皇太弟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政斗中落败。其部将公师藩为救主公，特在清河郡起兵，打算接回司马颖东山再起。此时，石勒、汲桑等人已经意识到，单靠打家劫舍，发展机会有限。因此，听闻公师藩到平原郡一带募兵，汲桑与石勒便带着“十八骑”前往投靠，打算干一番保驾从龙的大业。投奔前，读过点书的汲桑给“阿㔨”起了个大名——石勒。从此，这个名字在十六国的风云变幻中，令人闻风丧胆。就在“十八骑”宣布参军后不久，公师藩兵败，为名将苟晞所杀。汲桑、石勒因此沦为官府通缉犯，被迫亡命天涯。第一次投机失败，石勒与汲桑都不甘心。潜逃回平原郡后，他们又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缓慢发展出一支上万人的土匪大部队。既然他人不足恃，自己单干行不行？永嘉元年（307），汲桑在荏平发动起义，打出为司马颖报仇的旗号，自号大将军，以石勒为扫虏将军，攻打附近郡县，并释放囚徒，壮大队伍。此时，西晋朝廷已为东海王司马越所掌控。司马越为人毒辣，他知道晋惠帝的智商仅停留在灾荒之年“何不食肉糜”的程度，便给晋惠帝送了张“麦饼”，将其毒杀。晋惠帝驾崩后，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晋怀帝不喜政治斗争，故登基后，国家大事听由司马越安排。得知汲桑等人在并、冀一带制造暴动，司马越立即吩咐自己的弟弟司马腾联合名将苟晞组织大军进行剿匪。而汲桑、石勒听闻自己的对手竟然是旧仇人，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不假思索便向司马腾所在的邺城发起冲锋。司马腾自恃经略并州多年，曾组织过大规模贩胡活动，对付汲桑、石勒还不是手到擒来？这边，石勒积极备战；那边，司马腾却在府里吃香喝辣，丝毫不顾拼命守城的将士。结果可想而知，司马腾身首异处，邺城陷落，石勒成就了个人军事生涯的里程碑式大胜。随后，汲桑和石勒将矛头对准了曾经大败过公师藩的苟晞。但，这一仗非但没能扩大战果，汲桑还搭上了性命。好好的万人大部队，愣是被折腾成了最初的“十八骑”。石勒被一股强烈的挫败感所笼罩，此刻的他终于想明白，自己一路挫败正是因为“十八骑”从未有过宏大的目标和纲领，很容易被他人利用，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刘渊本为匈奴贵族，早年曾在晋朝为官，史书记载其“文武兼修，膂力过人”，极得晋武帝等当朝权贵的欢心。但晋人一直抱着胡汉不两立的观念，晋武帝去世后，刘渊就屡受朝廷打压排挤。直到“八王之乱”爆发，刘渊趁势揭竿而起。公元304年，刘渊在离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自立为汉王。他知道，无论汉人还是胡人，对汉朝都有说不出的崇敬，他干脆改姓刘，自称是刘禅的后代，以此打造“刘皇孙”的人设。这个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自他称王第二年起，大江南北就出现了一批文人百姓聚拢于他的“汉”旗之下。除了石勒之外，盘踞在青、徐一带的王弥，上郡的拓跋鲜卑，也都是汉王刘渊的臣属。在这群人里边，刘渊最赏识的是王弥和石勒。王弥是刘渊的故旧，而石勒则凭借智谋使刘渊对自己刮目相看。当时有个叫张伏利度的乌桓首领，恃众屡拒刘渊招纳。这让刘渊颇感头疼。石勒得知后，认为这是自己递交“投名状”的绝佳时机。他假装得罪刘渊，跑到张伏利度部“投诚”。张伏利度不知是计，便与石勒称兄道弟，不再设防。某次醉酒，石勒当场擒拿张伏利度，并威逼其手下投靠了刘渊。就这样，石勒获得了刘渊的认可，在短短一年内，成为刘渊手下最得力的干将，获封平晋王、都督山东诸军事，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身份转变。长期被奴役的命运，让石勒对魏晋时代的士大夫阶层充满了仇恨。自从成为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后，他在征伐常山、巨鹿等郡时就以组织“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而云合，忽复星散”的闪电战为荣 ，把劫掠和屠戮士族官吏作为战术指标。为此，北方士族遭受沉重的打击。但在对待老弱妇孺上，石勒却显示出“堪为人主”的一面。他对手下约束甚严，规定只要部队进城，就严禁毁坏群众财物，违抗军令者，立斩不赦。由此，石勒赢得了受掠地百姓的支持。他们拖家带口前往投奔，让石勒在河北攒下了一支逾十万人的大部队。不过，比起意外收获兵马，石勒这个时候最开心的，大概是组建了个“君子营”，功能相当于禁卫军加谋士集团。“君子营”的谋主叫张宾，是西晋中山太守张瑶的儿子。史书曾言，“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可以大胆地想象，石勒之所以会脱胎换骨，逐渐成就霸业，大抵就是因为有张宾的存在。本来张宾是石勒要屠杀的对象，可此人却有着过人的胆识。他一直以当世的张良自居，认为唯有像刘邦那样的人，才值得他这种冠绝天下的谋士为之倾献。当一众西晋贵族请他出山时，他要么婉言谢绝，要么装病免官。直待石勒的出现，他才对外宣称：“吾历观诸将久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胡将军，就是胡人将军石勒。为了投奔石勒，张宾提着一柄剑冲入石勒军营，要求对方出来见自己。石勒对眼前这位士人也是颇为震惊，不过，出于对西晋士族的一贯鄙视，石勒既不杀张宾，却也不重视他。永嘉四年（310），刘渊去世，偌大的“汉”政权陷入了疯狂的内斗。刘渊的第四子刘聪最终凭借武力，即位称帝。刘聪以高官厚禄笼络石勒，以使后者继续为己卖命。石勒的表现还算令刘聪放心，趁着西晋局势混乱，他配合刘聪的儿子刘粲发兵洛阳，永嘉之乱初现端倪。随后，石勒相继攻下南阳、襄阳，掠江西之地，从黄河打到长江。此时的石勒遥望着江南，不免有些野心膨胀。当时，为了给西晋留有更大的战略转移空间，后来的名相王导以及东海王妃裴氏都曾劝司马越迁都江南，但此建议为司马越所否定。自秦以来，塞外各部族虽强大，却从未有过完全侵占中原之事。不过，为防万一，司马越与辅佐自己的琅琊王氏达成了某种政治协定：让自己的盟友、琅琊王司马睿与王导率北方士族南下，衣冠就食；自己则与王衍留守中原，应付朝堂政斗以及对外作战。司马越没想到，这番策略居然会导致中原发生“永嘉之乱”。眼见司马睿分批运走北方士大夫，石勒有了打劫江南据为己有的想法。但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并不是“软柿子”，石勒孤军深入，很快被王导发现了“死穴”。王导派兵重击，导致石勒因粮饷不继，打起了退堂鼓。这时候，张宾终于露脸了。他极力反对石勒的撤兵计划，并痛陈以进为退之策。他认为，若此时石勒后撤，难免又给王导一个可乘之机，届时南北遭夹击，怕是插翅难飞。石勒果断听从张宾的计划，继续前进，渡过沔水，攻克江夏。待补给无碍后，再向北折返，杀回北方。石勒谜一般的操作，着实将司马越搞糊涂了。他担心自己再在洛阳城待下去，石勒不久便会杀到跟前，遂将一干国务尽数还政晋怀帝，自己以讨伐石勒为由，出去避风头了。结果，司马越刚还政晋怀帝，晋怀帝便发布了讨伐司马越的檄书，要求各方起兵护驾勤王。司马越本来身体就不行，经此一吓，半路上就暴毙而亡了。东海军群龙无首，只好把先前跟司马越关系甚佳的王衍请了出来，希望由他统领全军，征伐石勒。王衍此时还未意识到石勒就是其当年错过的暗杀对象，但面对“贼寇蜂起”的现状，他已经吓得两腿发软。为了推掉众将的请求，他编出了一套说辞称，当官非他所愿，但愿能护东海王灵柩返回故里，以全忠节。永嘉五年（311）四月，奉司马越的棺椁还葬东海国的途中，王衍与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遭遇。司马越的部将钱端作为军中能战的将领，对石勒发起一顿冲锋。最终，在石勒骑兵的包围之下，曾经保东海王夺取洛阳军政大权的部队被全数歼灭，王衍等一群只会逃跑的文官和宗王沦为阶下囚。对于这个曾经的“仇人”，石勒倒还算看得起他，问他对当下西晋破败的局势有何看法。王衍却只是一味澄清西晋乱政不干他的事，而石勒如若要称帝，他必鼎力支持，前提是让他活下去。石勒没想到王衍居然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他怒斥道：“你的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干你的事呢？天下大乱，正是你的罪责。”随后，石勒命士兵在夜里把王衍等西晋旧臣通通活埋了。自王衍败亡后，西晋王朝苟延残喘。仅两个月后，刘聪亲率大军打下了洛阳，晋怀帝在逃往长安途中被俘，“永嘉之乱”拉开了帷幕。此时，刘聪的“汉”政权统一中原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石勒经过张宾的辅佐，也是实力大增。张宾建议石勒可在邯郸、襄国两地择其一，建立大本营。张宾还告诉石勒，要想地盘大，得学会放权，“命将四出，授予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也正是因此，襄国（今河北邢台）成为日后石勒政权的统治中心。在张宾的协助下，此时的石勒就像是一个不服王化的诸侯，在襄国设置百官，订立制度，向东智取王浚，向西打败刘琨。由于石勒统治的区域胡汉混杂，为了减少矛盾，自统治襄国起，石勒就在自己的地盘上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在各郡设置内史一职专管汉人事务，而胡人打架斗殴等难题，则通通划归“大单于台”主管。在汉人聚集的区域内，石勒要求各地设置学宫，选派“君子营”的谋士及其他有识之士到学宫为师，教授适龄儿童知识，以备日后效国之用。同时，为了维持“君子营”的高质量运转，石勒依照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自己的属官中“典定士族”，允许他们以公卿的身份，推举有用的人才。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刘聪犯了与其父刘渊类似的毛病，那就是，以为立了太子就天下太平了。刘聪死后，太子刘粲即位，因暴虐无道被岳父靳准篡了位。靳准自称汉天王，杀掉几乎所有的刘氏皇族，唯刘渊义子刘曜幸免于难。汉国的内乱，让张宾和石勒迅速捕捉到建立王图霸业的气息。与石勒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刘曜。石勒与刘曜都是曾跟随刘渊、刘聪打天下的猛将，所以一听说两人抱着同样的目的而来，靳氏家族直接起了内讧。靳准的儿子靳明捧着传国玉玺找上了刘曜，向刘曜请降。石勒见靳明不向自己投降，大怒，率兵击破靳明。靳明向刘曜求救，刘曜派兵接收了靳明的一万五千人马后，就下令杀了靳明及其全族。国玺是皇帝身份的象征，石勒的发怒表明了他的觊觎之心。有意思的是，刘曜在接过靳明的国玺后，就宣布刘渊的“汉”政权无效。理由是如今西晋已灭，晋在五行里属于“金德”，金生水，刘曜需要找一个代表“水德”的字号称帝，方可使天下归心。“赵”就这样取代了“汉”，成为十六国里又一个新兴的政权，史称前赵。与此同时，刘曜以新皇的身份任命石勒为太宰，并以河内二十四郡封其为赵王。但，无论刘曜封给石勒何等高官厚禄，两人决裂也不过是时间问题。没过多久，公元319年，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赵王，于襄国即赵王位，正式建立后赵，称赵王元年。到公元328年，石勒命堂侄石虎进攻刘曜。刘曜不愧为沙场宿将，面对石虎这个日后的“杀人狂魔”，调度有方，曾一度将石虎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刘曜自领兵以来就有个坏毛病——打胜仗后必喝酒，每次喝酒必烂醉。最终，在石勒大军的围援下，刘曜兵败被俘。石勒让刘曜写一封劝降信给儿子刘熙，刘曜却在信中要求刘熙“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大怒，遂杀刘曜。公元330年，石勒正式称帝，改元建平，大赦天下。从奴隶变成皇帝，这一刻，石勒做到了。石勒称帝本是大势所趋，但随着他的地位改变，后赵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从前，随石勒南征北战的“十八骑”多在后赵军中为武将，他们攻城掠地是能手，在政治上却毫无建树。伴随北方战事逐渐平息，“十八骑”在后赵朝堂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反之，由于石勒前期倾向优待士族，到了后赵时代，士族与“君子营”逐渐成为治国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石勒在立太子时，摒弃军功甚重的侄子石虎而选文弱的儿子石弘，更是将这种矛盾推向极致。听闻石弘成为皇太子，石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石虎的惊人之言，自然引起石勒的注意。可面对这个侄子，石勒到底下不了手。他只能让太子石弘提前代行国政，事先安插人马，即便未来石虎真有反心，大概率也反不了天。公元333年，60岁的石勒病逝。临终前，他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对于石虎和石弘的紧张关系，石勒特别交待，两兄弟勿要自相残杀，司马氏的“八王之乱”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这话，石虎只当耳旁风。石勒死后，石虎立即废了石弘的皇位，自称天王，将石勒的子孙、妻妾通通屠戮殆尽。此后，石虎称后赵皇帝，并在其统治地盘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杀戮。石勒好不容易奠定的治世，瞬间成了人间炼狱，让后人徒留兴叹：在军功强人的时代，历史总是充满了变数。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
李圳：《羯族与后赵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
马生旺主编：《石勒：武乡千古一帝》，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韩国磐：《谈谈石勒》，《社会科学战线》， 1981年第3期
朱绍侯：《石勒——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法家人物》，《开封师院学报》，1974年第4期
王洪信：《石勒与北方士族》，《邢台师范高专学报》，1996年第2期
王硕：《西晋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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