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第110期｜校园性骚扰的制度建设——预防、处理及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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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晚，一位名为“人大维权博士生王d”的网友发布了一段长达59分钟的视频，实名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贵元对自己进行长达两年的性骚扰和强制猥亵，并在要求发生性关系被拒后，利用其职位之便威逼利诱，以不允许毕业来威胁自己。在举报视频中，该学生晒出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并称自己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要求依法严惩王贵元，并更换指导老师。

事件发酵后，人大迅速成立调查组，并于7月22日通报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内容称学生举报属实，王贵元确有严重违背党纪校规和教师职业道德的不当行为，并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并解除聘用关系。随后，海淀公安分局发布通报称已依法对此事介入调查。在类似高校性骚扰风波中，人大此次处理可能是应对最为迅速的一次，及时回应了公众的关切和疑问，也为本校学生提供了安全保障。在当晚处理结果发布后，该学生通过微博发布最新动态，对学校在事件发生后从严、从速的处理态度表示感谢，并称自己接下来会安心读书。

此次事件再次将公众目光聚焦在高校师德建设上。近年来，自“Metoo”运动兴起后，多所高校频频出现学生举报老师性骚扰的事件，从此前曝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对多名女生进行长期性骚扰，到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女博士生实名举报自己导师性骚扰，高校性骚扰频发，其中牵涉了施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权力地位不平等，高校内部预防、举报和处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背后不单是反映的是当前高校师风师德的建设迫在眉睫，更延伸至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即高校教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并采取暴力或强制手段，导致受害人身心严重受损的，是否将面临民事、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该学生提供的证据表明，王贵元曾提出要“亲一下试试”，并在对方多次拒绝的情况下依然强行发生肢体接触，又以职务之便进行利诱，表示“我帮你多弄几篇文章”，甚至提出要做“父女，夫妻”等言语对女生进行骚扰，其间多次动手拉扯。

此外，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举报视频中提及王贵元曾当着该名学生的面脱衣服，在她要求回避后，仍进行言语上的骚扰。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强制猥亵妇女罪有以下两个主要构成要素：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手段，并且侵犯被害人的性羞耻心。而在高校性骚扰事件中，考虑到学生和老师身份地位的不对等，对于学生难以反抗的程度应该进行更合理的认定，而不仅仅是看是否有物理意义上的反抗行为。王贵元在提出与该学生发生性关系而被拒绝后，利用导师身份，对该学生进行长达两年的打击报复，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无报酬且超出工作范围的杂活、辱骂打压、威胁其不能毕业。

如若证实指控属实，王贵元可能面临刑事起诉。强制猥亵罪的量刑范围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猥亵儿童或其他恶劣行为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具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中国，学生对老师有天然的尊重和崇敬心理。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学生对学识渊博的老师很轻易产生一层知识附加给老师本身的“滤镜”。正因如此，当性骚扰发生时，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学术能力差距的巨大鸿沟，让很多学生面临“房子里的大象”困境，所有人都看到了大象，但是鲜有人敢站出来说，我看见了。

在《举报性骚扰只能靠网络，是社会系统的失能》一文中，针对我国校园性骚扰只能靠网络曝光模式维权进行了点评：“在一个保护受害者权益的社会，受害者根本不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伤疤。当微博变成了受害者求助的唯一途径，恰恰说明了社会系统的失能。”

正是因为我国缺乏在面临校园性骚扰的合理防治制度，才使得大部分此类事件的产生，往往以互联网曝光的形式发生，受害者需要证明自己的无瑕疵和受害程度，通过把自己的伤疤揭露给社会大众的模式，才能维护和保障自己的权益，这其实是一种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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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鉴域外经验的模式，或许可以给我国建设性骚扰防治机制提供经验和借鉴。

以美国为例，美国公民权利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以下简称 “公民权利办公室” ）在其颁发的《教育法修正案》（Education Amendment）第九章行政规章（2020年版）（Final Title IX Regulation）中指出，校园性骚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获得联邦资助机构的雇员，以机构提供的资助、福利或服务为条件，要求个人参与不受欢迎的性行为。

第二，由一个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实施的不受欢迎的行为，且该行为十分严重、普遍，客观上具有冒犯性，实际上会剥夺个人平等参加学校教育项目和活动的机会。

第三，美国《克莱利法案》（The Clery Act）、《反妇女暴力法》（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等法律中所认定的一些其他非法性行为，如性侵（sexual assault）、约会暴力（dating violence）、跟踪（stalking）等。可见，公民权利办公室在此基本上采用了职场中性骚扰的区分方式，即交换型（quid pro quo）性骚扰和敌意环境型（hostile environment）性骚扰两种。但是，考虑到校园性骚扰的环境特定性，在此宜将校园性骚扰主要区分为师生间性骚扰（主要为交换型性骚扰）和学生间性骚扰两类。

而在美国的知名高校的官网上，可以查询到他们具有专门的投诉程序，以哈佛大学为例，程序分为了六个阶段：投诉、初步审查、正式调查、调解、听证和申诉。

对于遭到骚扰的受害者而言，他们不仅要应对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还面临着日后在学术界难以得到发展的风险。如果我国也能建立具体的法律法规，或是高校设置独立的部门解决此类事件，网络曝光维权或许就不再是他们的唯一途径。

（一）国家层面的立法

美国在性骚扰防治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主要因为《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of Education Amendments Act of 1972，以下简称“第九条”）的存在。在1980年亚历山大诉耶鲁大学（Alexander v. Yale University）一案中，康涅狄格州地方法院的法官认定该规定对校园性骚扰行为同样适用。1988年美国又出台了民权修复法案，将第九条的规定使用范围扩大到美国的所有学校，包括私立学校，从而在国家立法层面实现对高校反性骚扰的全覆盖，使第九条成为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各州及高校制定防治校园性别歧视法律和政策的重要法源。

德国的《一般平等对待法》（General Act on Equal Treatment）旨在预防和消除基于性别或性取向的歧视。根据该法第3条第4款，性骚扰从法律上讲亦属此类。高校作为雇主需遵守《一般平等对待法》之规定。首先，应采取必要措施预防歧视的发生，并告知相关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其次，应设置投诉机制并在发生歧视时采取必要措施；最后，特定情况下受害者可要求排除妨害或损害赔偿。

（二）规定出台与制度建设

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在1988年就成立了“性骚扰/性侵犯咨询、资源与教育中心”（Sexual Harassment/Assault Advising，Resources & Education），是处理性骚扰、性侵犯等人际暴力事件的部门，其面向学生、教职工、校区内工作人员等全体普林斯顿大学成员，类似于陪审团制度，具备了裁决和处罚施暴者的能力。

日本的文教大学颁布《文教大学防止骚扰防止规程》与《文教大学防止骚扰委员会规程》，建立文教大学防止骚扰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同时还任命了专门的骚扰咨询员。如果学生遭受性骚扰，可以先与咨询者进行面谈，根据谈话情况，可以选择意见通知、调停与调查三种解决方式，具体步骤如图。

（来源：文教大学官网）

在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建立了较为体系化的高校反性骚扰制度体系。其通过聘请专门的反性侵和性骚扰顾问（Sexual Assault and Harassment Advisor, SA-HA）来处理学校的涉及性骚扰的问题，并为学校师生提供全方面的情绪、心理帮扶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学生可以在安全网站上填写表格与该机构进行预约。

在德国的某些高校中，预防措施的具体实施由所谓的“反性骚扰工作小组”（如哈勒大学）负责，这类机构有时也被称为“平等对待及反歧视圆桌会议”（如亚琛工业大学）或者冲突预防委员会（如柏林洪堡大学）。以柏林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为例，《柏林工业大学自治准则》规定了性歧视/骚扰/暴力的具体投诉流程：第一步，列明受理投诉的主管部门；第二步，谈话，受理人员与受害者讨论并提出行动建议；第三步，受理人员提出法律咨询意见；第四步，程序的推进，受理人毫不迟延地将法律咨询意见的结果告知投诉人，由投诉人自行决定是否进入正式投诉程序；第五步，审查并采取措施。再如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其制定了《性骚扰保护条例》（Schutz vor sexueller Belästigung，简称RSB），为性侵害问题的预防与应对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当学生受到侵害时，可以联系学校指派的专门联系人，以获得保密的建议与支持。

（来源：University of Zuri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IVIC, Tara von Grebel）

从国外经验来看，高校性骚扰防治是一个相互关联与作用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在立法上做好顶层设计，也需要高校完善校园内部处理机制建设。目前，我国高校的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仍未普及，需要在借鉴国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构建我国高校校园性骚扰防治体系。

对新闻和相关制度有初步了解后，我们可以更深度、更长远地思考如何建立校园性骚扰的长效预防及惩罚监督机制。本文主要从高校和社会两个相关方作为主体建立性骚扰防范进路。

（一）高校层面

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民法典》10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4条、80条均有规定，要求高校有义务采取措施预防措施防止性骚扰行为的出现。其次，从社会观念角度来看，高校作为社会空间上最接近校园性暴力风险的责任主体，受害者在面临性骚扰之时，最先想到的救济途径就是向骚扰人的上级机关举报，而其上级机关也负有管理失位之嫌。因此，由高校将事前防范、事中响应、事后处理等长效体系纳入制度范围是最为合适的。

首先，应在校内明确性骚扰事件负责部门，内设对于性骚扰时间进行实质审核的委员会。如有条件，可单设专门部门。其工作职责包括健全反校园性骚扰的举报和处理制度，公开邮箱和电话、举报要求和处理流程。参考东京大学“防止骚扰委员会”的三原则，该部门必须要包含处理性骚扰事件的专家，且部门委员会必须包含校外委员，防止投诉被掩盖和压制。

其次，在接到性骚扰举报后，处理流程可包括至少三个阶段：调查事实、约谈相关人员、做出处理决定。第一步，在接受举报后，应由受过法学训练的专人专岗负责收集证据，初步评估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由此决定是否受理。第二步，若证据初步真实有效，那么应成立调查组，联系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单独谈话，固定证据；同时向委员会机构汇报情况，由委员会进一步判断是否属于性骚扰。若判断属于性骚扰，则应上报公安机关对被举报人进行处理；若判断不属于性骚扰，也应及时通知双方，说明理由。第三步，决定处理结果和惩罚措施。学校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根据性骚扰情节的轻重，给予实施性骚扰行为者以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等处分。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设计犯罪行为的，应当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处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应定期将接到的举报和投诉信息和处理结果，特别是对于未受理或被判断不属于性骚扰的事件，通过校园网、校园公共媒体（官媒、官微等）等平台公开披露。对受害者相关信息应做匿名化处理，防止公开事件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由相关学生组织进行监督。

第三，处理性骚扰事件的全流程均应遵守以下原则：1）维护双方合法权益，2）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和安全；3）公正平等；4）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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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层面

1. 官方措施

（1）监督机构

大学校内学生会、校外如妇女联合会等，均可定期主动检查所在或辖区内高校对于性骚扰事件的披露情况，若未有合理原因而不受理等性骚扰事件，其有权要求高校重新审理。若高校拒绝重新审理或沉默不作为，其有权在征求受害者同意的基础上，对高校提起行政诉讼。

（2）宣传教育

教育部、妇联等相关组织，应加大对广大学生和教师群体的性骚扰普及教育和预防宣传，其目的在于，对于易受侵害的学生，则应组织学生定期观看防止、反抗性骚扰及如何固定证据、运用制度的学习资料、影片；对于潜在性骚扰实施者，则起到预防功能，教育他们如何尊重他人，已经警示侵犯后果的严重性。

2. 非官方组织

社会群体应建立受害者支持机制，性骚扰事件的发生，必然对受害人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影响其正常的学业和生活。此时，学校有义务提供支持以帮助其度过生理和心理困境。此处以剑桥大学为例，学生可通过在安全网页填写一份简短的表格或邮件联系“骚扰和暴力（受害者）支持机构”，该机构顾问不仅为受害者提供情绪管理、自我重建等情感支持，还帮助受害者处理因侵害发生的后续问题。同时，该机构还为受害者向校内或校外报告事件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

目前校园性骚扰问题已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亟待建立更加易于执行的全方位防范及惩罚体系。现有求助方式单一，且易产生公众对求助真实性的质疑，从而导致求助者不断自证，造成二次伤害；不仅如此，事后恢复和处罚监督机制仍缺位，对受害者的心理疏导及其他支持机制仍未完善。本文借研究域外已有经验，希望从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事前防范、事中调查处理、事后监督及疏导的性骚扰支持机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营造平等、尊重、互助互爱的校园氛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