缕述中国近代社会四百年之巨变丨《中国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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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i新闻

2月前

“在我眼里，河流就是河流，不分什么左岸右岸的。”

“在那个夜晚，依芙琳姑姑告诉我，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

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人公幼时驻扎在河岸生活的回忆，溯回河岸的划分，则要讲起下述历史事件：

17世纪中叶，俄罗斯人跨越西伯利亚到达中国东北边境。雅克萨之战后，中俄就东段边界等问题进行交涉，在平等的基础上，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重新界定了中俄双方的领土边界。它是中国与一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项协约。

西伯利亚与满洲之境界，以入于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及循此河之水源，远至东海岸所绵亘之外兴安岭山脉为定界”。

△《尼布楚条约》确立的中俄边界线示意图

而早在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使节开始经新航路抵达中国的华南地区，商人和传教士也接踵而至。

这些事件的发生打破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接触。

“从南面远航前来的欧洲探险家及商人和从北面经陆路前来的俄罗斯人，他们像一把钳子一样逼近了这个从前难以渗透的帝国，中国的命运从此再也不像以往那样了。”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那么，从东西文明开始超出以往的交流，这就要说到近代中国史时间划分的问题。对此，史学界主要有两个观点。

一部分学者提出，以明清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时期可以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

与之相反，另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把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

究竟是16-17世纪还是19世纪中叶，可以称之为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奋斗》一书包括了对两种立场客观翔实的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厘清中国近代史的复杂脉络。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 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 16、17 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入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国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国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

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中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做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一定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 1600 年至 1800 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

这种折中的方法保持了第一种观点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持第二种观点的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并进一步分析到：

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

徐中约先生虽身处欧美学界，但通过《中国的奋斗》表达的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这种表达不属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是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

其师费正清先生也早在《冲击与回应》中明确提到：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

由此，我们得以思考文明碰撞背后更深层次的挣扎。

内乱外患下的清王朝

内部衰变将引起国内运动和外部入侵，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常与帝国权力的衰落相伴而行。

继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签下《尼布楚条约》，在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不同的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在清朝建立后的近三百年里，书中对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和思想状况，其间涉及到诸多的内乱外患，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天津教案、台湾危机、马嘉理案件、伊犁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尤其是清朝对外关系的交涉与变化做出了细致的描绘。

△香港阅兵场，远处港湾上停泊的大船是一艘鸦片船，1862 年 5 月

作者认为，清朝统治的最终失败，在于它不能通过实行影响深远的变革，把中国迅速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以充分应对西方的冲击。

阻碍中国前进的主要原因，看来正是那些限制新观念传播的因素，例如，幅员辽阔、通讯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借鉴国外的传统以及知识界的保守姿态。

主要概括为五点：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的体制、满人对汉人的猜疑、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内忧外患与资本不足、外国的作用。

下面是就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这一原因的具体分析：

西方扩张的特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舰船、火炮、贸易、传教、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而且由一种生机勃勃的近代文明所支撑。它为中国带来了鲜为人知的新奇境况，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袭来时，中国准备不足，应对无措。在1898 年变革之前，大多数士人与官员依据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夷人的入侵均是县花一现，因此，19世纪西方的扩张也被归入此类，仅被当作转眼即逝的暂时的不幸。甚至中国屡败于西人的事实也被解释为偶然事件。

西方冲击的真实本质、程度及范围就这样被误解了，甚至那些进步的洋务运动措施的提倡者也是如此。例如李鸿章，他虽认识到当时“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西方潜力的认识也如井底之蛙。他的现代化方案主要集中于改进军事与外交；至于清皇室，也只是采用防御姿态开展洋务运动。当外部压力衰减时，行动便迟缓下来，闸明内政外务政策的全面纲领也就无以产生。清廷的努力是随遇而安的，犹如用新布补旧衣、新瓶装旧酒一般。他们付出的零多碎碎的努力，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突破。显而易见，在陈旧的儒家基础之上，无法成功地嫁接近代资本主义与政治革新。

当考虑到 1898 年交革前官员与士人的总体心态时，我们便不难理解清廷对当时世事何以如此无知。那些官员区士人大多生活在过去，沉溺于中国 “文化主义” 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传统的旧制得到宣扬，而当代的事例却遭受唾弃，机器、轮船、枪炮、电报通讯与铁路交通均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他们满怀道德万能主义的傲慢，却少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们引述历史说教来为自己以华制夷的态度寻找合法性证据，但却对师法夷人之制恼羞成怒。对于他们而言，以西方的形象来改造天朝中国是无法理解的。

正是为反对这种狭隘的、倒退的观念，严复鼓动接受新的生活价值，建议学习西方思想来领略现实的不同景观。同样，梁启超在世纪之交也倡言 “革新”中华，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知识界的萌动播下了种子。

从科学技术、政治体制

到社会思想的三场改革

从 19 世纪初对西方的轻蔑排斥到 20 世纪 20 年代对西方的崇拜，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学家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这个变化的顺序：

“首先是影响器物的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同治朝的洋务运动、1898 年的维新变法和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各自标志了这三个阶段的思想要点。”

徐中约先生在书中如是总结这三场改革：

第一阶段——从1861年至1895年的洋务运动一—在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方面做了粗略的尝试；第二阶段——从1898 年至1912年的变法与革命时代——是接受西方政治体制的时期。1917-1923年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到1920年，中国已名副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了。

△福州船政全景，19 世纪 70 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