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石碑述说基督教在唐朝的兴衰

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最早相遇

“景教”是什么？

中国人所谓的“景教”(“景”意为“光明”)，其实是基督教的一支（所谓“聂斯托里教派”），今天在西方的正式名称是“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近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及伊拉克残杀的基督徒，大多认同这个教会的基督论），是由原来在教会历史上著名的安提阿教会的部分信徒，与在罗马帝国旁的亚述人合并成立的教会。

景教于公元5世纪建立于波斯，信徒尊称在431年被以弗所公会判为异端（后来有很多基督徒认为是误判）的聂斯托里为“圣徒”。该派信徒有极高的宣教热情。景教在6世纪差遣了许多的宣教士，到中亚、漠北（蒙古）、印度、及中国传福音，建立了非常大面积的教会。在7世纪遍及西亚和中亚，并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景教曾在唐朝兴盛一时，成为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华文明相遇的最早的开端。

2019年，古装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风靡中国大陆，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并在台湾和北美的Amazon Prime上线。该剧第20集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长安“景寺”义宁坊中，电视剧的布景试图重现当年景寺建筑辉煌、香火鼎盛的景象，引发中国观众对于“景寺”究竟是什么宗教的建筑的好奇。

景教碑为何如此著名？

而景教传入中国这段历史被后人发现，跟一块纪念石碑相关。那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英文又称 Xi'an Stele“西安石碑”）。这块石碑被誉为“碑中之碑”，是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被学者认为是古代中国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的极为重要的记录，与罗塞塔石碑、米沙（摩押）石碑、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并列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天主教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1999年12月致中国天主教会的一封信函中说：

景教碑的历史，要从1200多年前说起。西元781年2月4日，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七，主日，波斯来华的景教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那位景寺执事）在大秦寺的院中竖立了一个石碑，石碑的标题是“大秦㬌教流行中国碑”。

这块景教纪念碑在九世纪景教衰落后被埋入地下，直到1623年（明朝熹宗年间）才在西安郊外出土。不少西方传教士得知碑文与基督教相关后，争相拓片，并把碑文翻译成欧洲语文。当地人怕此碑被外国人盗走，秘密地把石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给佛教寺僧保管。清朝年间因为战乱，碑寺曾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人士纷纷呼吁清朝政府保护此碑。

20世纪初，丹麦探险家何乐模（Frits Holm）意图买下此碑，运往伦敦。学部尚书荣庆获知此事，命陕西巡抚制止。最后何乐模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1907年陕西巡抚将景教碑入藏西安碑林寺（现西安碑林博物馆）。

景教碑碑文由波斯传教士㬌净（Adam）撰刻，唐朝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正面刻着“大秦㬌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32行，行书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百个叙利亚文字。碑文除了叙述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之外，也记述了景教的信仰。下面的两句尤其是景教的信仰核心：

翻成白话文，这两句的意思是：

因此，三一真神派遣光明荣耀的尊者弥赛亚，隐藏了他的荣耀，降卑为人，来到人间。神差遣天使报佳音，宣告童女（马利亚）怀孕生圣子于大秦（罗马帝国）。祂建立三一真神之新教，圣灵默默指引﹔因信而称义。

其中“弥施诃”就是“弥赛亚”，“净风无言”就是指“圣灵默示”。（圣灵原文pnuema的意思就是风。）“陶良用于正信”意思是因为相信而成为“良”，就是今天基督教讲的“因信称义”。

景教兴衰史对宣教有何启发？

景教在唐代历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按石碑所记，曾经“法流十道，国冨元休；寺满百城，家殷㬌福”。可见景教曾在全中国超过百城设立教堂。但是，景教信徒大多数为上层社会人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唐朝的中兴名将，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

到唐武宗会昌五年（西元845年），武宗下令“灭佛”（史称“会昌灭法”），波及景教，景教自此衰退，前后在中国中原流行了200余年。（但后来景教继续传播到蒙古，许多蒙古人成为信徒。1279年忽必烈灭宋，建立元朝，从中亚和欧洲来到中国的一些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统称为“也里可温”，Arcoun，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景教又重返中国。）

回顾景教在唐朝的兴衰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景教来华210年，何以禁教一年即销声匿迹，而不如佛教，在经历逼迫后继续能在中国生存而且发展壮大？也许我们从景教的传教策略，可以得到借鉴。

当年景教入华，非常明显地依附于当时的儒、释、道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因为佛教在唐朝极其兴盛，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不忌惮其它影响力较小的从西方传来的宗教，所以唐朝对景教能够有一定的宽容和接纳。

景教也因此特别把自己包装得跟佛教相似，如把教堂称为“景寺”，神职人员称为“僧侣”。景教的圣经和神学用语的翻译为了追求“本色化”，也因人才有限，借用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和语言，例如用“净风无言”指“圣灵默示”, “剃度“指”按立传道人”，等等。

而且景教采取了“寓教于政”的策略，走高层路线，影响朝廷高官归信，受到皇帝重视，并取得王公大臣赞助。

但是这样的宣教策略也因为过于依附中国文化和政治权势，而在中国出现政治变局的时候，造成让景教传播很快就被官方打压下去的结果。唐武宗因为信了道教，被道士影响而开始“灭佛”，依附于佛教的景教于是直接受到牵连，变成被消灭的对象。

另一方面，走高层路线虽然为景教赢得暂时的官方接纳，但景教的传播限于士大夫阶层，未能普及于普通民众。因此相比于同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景教不但人数少，影响也很小，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旦统治阶级的支持消失，教会的人力、财力皆受严重打击，辉煌的寺庙、鼎盛的香火很快就凋零、暗淡。

这样的宣教路线实际上也难免会削弱、损伤福音真理。如贵州大学学者刘振宁在其论文中所说：

虽然景教本身在历史上遭到的异端指摘后来有所“平反”，但历史上“中国化”的景教可能只是一种混合主义的、跟正统基督教信仰有一定差异的信仰。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有宣教负担的基督徒审思的。本土化，或者说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和政教关系的问题，也是后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以及今日中国教会的宣教工作必须面对和应该注意的课题。笔者希望了解和反思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史，对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所裨益。

贺宗宁，教会历史研究者，现居南加州，多年在海內外华人教会从事教导、培训的工作，著有《历史的空白——走过丝路的足迹》。

本文部分曾刊载于《举目》杂志官网，经扩充、修订，蒙允准发表于《今日基督教》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