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直都有被曲解的危险。在几个世纪中它都曾被曲解，并由此导致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在教会历史上曾发生无数次曲解福音的事情，今天尤为如此。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说每一代人都需要捍卫福音。这是恶势力的核心攻击点。他们知道：除掉了福音也就除掉了基督教。
福音，也就是新约中的“好消息”，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福音客观方面的内容就是耶稣的位格与事工——他是谁，以及他一生中做成了什么事；主观方面则在于，信徒怎样才能得到基督工作所带来的益处。这里凸显的是关于称义的教义。
宗教改革涉及许多问题，但核心问题也即宗教改革最为重大的问题，是福音，特别是称义的教义。在福音的客观方面，罗马天主教当局和改教家们之间没有重大的分歧：各方都同意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也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他的一生完全顺服了父神，为了赎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坟墓中复活。争端发生在福音的第二方面即主观方面，也就是基督的恩典如何作用在信徒身上的问题。
改教家们相信并教导的是：我们“唯独因信称义”。他们说，信心是我们称义的唯一工具之因。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唯独藉着信靠耶稣来领受他工作带来的一切益处。
罗马天主教也教导说，信心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在系统回应更正教的天特会议（1545-1563年）上，罗马天主教当局宣称信心提供三样东西：开始（Initium），基础（fundamentum）和根源（radix）。也就是说，信心是称义的开始、基础和根源。但罗马天主教坚持认为，一个人可能有真实的信心却仍然不被称义，因为在他们的神学系统中，称义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
事实上，正如天特会议所表述的罗马天主教对福音的观点是：称义是由圣礼来成就的。最开始的时候，要领受恩典的人需要接受洗礼，他藉此礼而领受称义的恩典，但当他犯了一个致死的罪时便失去这恩典。致死的罪之所以被称为“致死的”是因为它杀死了称义的恩典。于是这个罪人必须第二次被称义。而这是通过“告解”的圣礼，天特会议称之为称义的“第二块木板”，作为那些灵魂之船破坏了之人的补救。
“那些已经接受称义恩典的人若又犯罪堕落，他们还可以被再次称义，通过‘告解’的圣礼，藉着基督的功德，神可以重新喜悦他们。对于那些从恩典中堕落的人，这种补赎称义的方式，被教宗们合宜的称为灵魂破坏之人的第二块木板。”——《天特信经》第六部分第四章
根本的不同就在这里。天特会议认为神绝不会称一个人为义，除非真实的义实存于那人里面。换句话说，神不会宣告一个人是义人，除非他或她本身就是义的。因此，照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一个人的称义取决于他的成圣。相反，改教家认为称义是基于耶稣之义的归算。一个人得救唯一的依据是耶稣的义，这义当他信的时候就被算成是他的。双方在救恩论上的不同是根本的，是不可能调和的。一个是福音，而另一个不是福音。因此，在宗教改革中面临危机的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尽管天特会议对于许多基督教的传统真理做了很好的确认，但它却无视许多圣经经文的明确教导（例如罗马书3:28：“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宣告了对“唯独因信称义”这一教义的咒诅。“若有任何人说，罪人唯独因信称义；也就是说，要获得称义的恩典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帮助，不需要人自己在意愿上有任何预备和改变，这样的说法是被咒诅的。”——《天特信经》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福音受到自由派神学家的威胁，他们否认耶稣超自然的神迹。我在六十年代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这仍然是最大的一个威胁。最后我只能离开自己成长和被按牧的教会，因为她对自由主义做出了赤裸裸的妥协。大约在我被按牧后十年，我所在宗派里有一位牧师在教会法庭里因传异端的罪名而受审。这种审判几乎已经是过去时代才有的事情了，但这个人公开地否认基督的代赎，并且作为一位被按立的牧师却不愿意承认基督的神性。他的案件被送至该教会的最高法庭。法庭的裁决下来时，做出两点声明。首先，该法庭再次确认了教会的历史信条，这些信条都宣告基督的神性和代赎。法庭声明接下来又说，这个人的观点并没有越过对这些信条的解释范围。所以，该法庭一方面承认这些信条，但另一方面却说，教会中的牧师实际上并不是必须相信这些信条。这个案件让我看见，我一直在其中事奉的这个宗派，情愿容忍那绝不可容忍的事情：一个否认基督神性和代赎的人也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做牧师。这次危机显示出一种广泛而根深蒂固的、对客观真理告白的反感。我认为，在我的事奉生涯中所经历的、福音的纯正性面临过的最大危机，就是“福音派与天主教在一起”（Evangelicals & Catholics Together, 1994年，简称ECT，下同）运动的发起。这个运动的发起是源于一些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的领袖表示他们深切关怀所谓的“普遍恩典问题”，诸如家庭价值、堕胎以及文化相对主义。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领袖们希望基督徒携起手来，发出一致的声音，对抗不断高涨的道德堕落和相对主义潮流。这些事本身无疑都是好的。我也愿意和任何人一同去游行——罗马天主教，摩门教，甚至是穆斯林——为公民和未出生的婴儿争取权利。但在ECT的宣言中，撰写者们说：“我们共同承认，我们是靠恩典藉信心并因着基督而称义的。”换言之，ECT声称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在福音里有共同的信仰。这样的声明就太离谱了。我和一个穆斯林因为一致认同某些人权观念而一起游行，这是一回事，但要说我和这个穆斯林有一样的信仰，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同样，我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有一样的信仰也完全不是事实。因此，这份宣言在福音派的内部也激起了不小的争论。接着又有了《福音派与天主教在一起II：救恩的礼物》宣言（1997年），它更充分地处理了各种不同的人在第一次运动之后所表达的神学关切，特别是关于称义。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双方，在称义的许多方面，包括信心的必要性问题上，宣告达成一致。但在最后，他们仍把“归算”一词搁置不谈。据我判断，这份宣言远比第一份更糟糕，因为撰写者希望继续声明双方在福音里有一致的信仰，却同时回避在“归算”教义上是否一致的问题，而这正是十六世纪改教中的核心问题。归算的教义，对我而言，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在1541年的雷根斯堡会议中，有威望的改教家们很认真地努力想要争取与罗马天主教和解。他们走得很近，但最终没能在关于归算的争论中达成一致。路德强调说，信徒在神的眼中能够拥有的唯一的义，是一种外加的义，即神把基督的义归给他或者说算作他的义；他们若想要自身成为义好使神接纳他们，则毫无希望。如果我必须要自己成为义的，神才会接纳我，那么我明天就会对基督教绝望。在2009年，一份新的宣言被发表出来——《曼哈顿宣言：发自基督徒良心的一个呼吁》，它是在诸如生命的神圣性、传统婚姻以及宗教自由这些问题上寻找共同信仰事业的又一努力。签署宣言的人包括福音派、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徒。它在许多方面都和ECT很像，并且发起人中很多就是同一批人。不幸的是，它同样为“罗马天主教是基督身体”做了空白背书。《曼哈顿宣言》说：“基督徒是二千年来宣讲神的道之传统的继承人。”但谁是它所论到的基督徒呢？这份宣言提到了“东正教、天主教以及福音派基督徒”。此外，它呼吁基督徒在“福音”里联合起来，这福音就是“重价恩典的福音”和“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它说我们有责任“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传讲这福音。这份宣言混乱了福音，也模糊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界线。我不相信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所传的和福音派所传的是一样的福音。由于这些原因，我不能签署《曼哈顿宣言》。同样，像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霍顿（Michael Horton）以及贝格（Alistair Begg）这样的人也不会签署。对于宣言的内容我们有99%都认同，而且我们也竭力支持生命的神圣性、传统婚姻和宗教自由，但我们不能认同宣言中主张的泛基督教主义。ECT宣言在有一点上具有讽刺性：撇开其他方面的考虑不说，撰写者们是希望去克服文化相对主义的。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们把所有真理中最重要的——福音——给相对化了。我想ECT运动以及类似的行动之所以会寻求与罗马天主教有共同信仰事业，是因为对罗马天主教的神学的定位以及她实际教导内容的误解。毫无疑问，罗马天主教从十六世纪以来也发生了改变，但这样的改变没有弥合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双方的差异如今更大了。例如，改教之后天主教正式界定和发表了“教皇无误论”，以及一切关于圣母马利亚的学说。罗马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争辩中所采取的各种立场，到如今也丝毫没有退让。在天主教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更新版教理问答中，重新确认了与功德库、炼狱、赎罪劵、通过圣礼称义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教义。我认为这样的误解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对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年，以下简称“梵二”）的意义的困惑。它是罗马天主教在天特会议之后召开的仅有的两次大公会议之一，另一次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年，以下简称“梵一”）。这些会议的召开是罕有的事件，因此教会和世界都对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召开这次会议感到惊讶。“梵一”发表的声明称更正教徒为“裂教者”和“异端”。而“梵二”则明显不同，在言辞上显得亲切、温暖、平和，更正教徒被称为“分离的弟兄”。若望教皇热切的希望是：主的羊圈当是一个。他也在一封牧函中详细地表达过这样的热望。他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回到圣教会母亲怀抱中，在一个牧人的手下合而为一——就是罗马教皇。若望教皇被视为亲切的人，像长辈一样慈爱和温和，因此人们就立刻得出结论说，罗马天主教已经改变了她的神学。然而，许多人忽视了一个事实：若望在“梵二”会议上也将关于称义的辩论排除在外了。和“梵二”同一时代，在罗马天主教内部也产生了一次大的分化，教会分为西方派和拉丁派。多数的西方派接受了所谓的“新神学”（nouvelle theologie），即，与历史上的更正教教义的相容性较之与经典的正统拉丁天主教神学要高出许多。顺便说，这种分裂说明当代罗马天主教共同体的整体一致性并不如传统的天主教。有的人认为这种分裂性几乎和更正教一样大，我们可以发现有的神父甚至主教都发表更正教式的观点。然而非常有必要记得：当我们分析罗马天主教时，我们不是在谈论美国教会、荷兰教会、德国教会，或是瑞士教会，我们是在谈论罗马天主教。天主教最高的教皇并非纽约或洛杉矶的主教，他也不是柏林、海德堡或维也纳的主教，他是罗马的主教，是和公会议一道确定罗马天主教信仰系统的那一位。新神学带来了伟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德国、荷兰和美国。结果是，这些国家的天主教神父们开始像更正教徒一样进行教导。他们说他们相信“唯独因信称义”，尽管如此，他们的信念并不代表天主教的官方立场。这些改变使得许多更正教徒加入了罗马天主教。虽然我猜离开罗马天主教而归向了福音派的人数要更多而不是相反，但有许多福音派领袖却已经拥抱了罗马天主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可能是贝克威斯（Francis Beckwith），他于2007年决定改信罗马天主教，并从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y Society）主席的位置上辞职。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些人的信仰改变。首先，那些投向罗马天主教的人钟爱他们的宗教仪式，视之比在越来越多的福音派教会中那些轻松随便、当代的敬拜方式要更为卓越。他们渴望在经典的敬拜中体验其美丽、庄严和崇高。我认为这是促使福音派信徒转向罗马天主教的最大因素。第二，更正教似乎分裂成了难以计数的众多派别，并且被无穷无尽的争论和教义讨论所困扰，而罗马天主教却看起来很统一，教义上也很稳定。这对许多渴望统一、和平和确定性的人来说构成吸引力。正在这一切发生之际，一本2005年出版的书竟然问到：“宗教改革结束了吗？”并且断言说：“事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我对于“宗教改革已经结束了”这种观点的回应是：其作者要么是不理解宗教改革，或更正教信仰，或罗马天主教信仰，要么是三者全都不理解。宗教改革仅仅是为了要忠于圣经真理，而只要有对圣经真理的偏离，我们就有义务投身于宗教改革。因此，当人们说“宗教改革结束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像改教家一样战斗了，而且可以和罗马天主教和好了”，就显示出他们对历史中和在当下造成更正教与罗马天主教分离的问题严重地缺乏理解。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罗马天主教在天特会议上做出了许多强烈的、神学上清晰的宣言。因为天特会议是一次天主教的大公会议，代表着教会毋庸置疑的权威。罗马天主教为了维护她高调强调“教会和传统之权威”的观点，所以是不可能废除天特会议产生的条规和裁决的。距今最近的二十世纪末的天主教教理问答，也是清楚、毫不含糊地重申了天特会议的教训。所以，那些认为这些关于称义的教训不再涉及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争论的人，完全忽视了天主教自身在教导些什么。的确，是有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学者在质疑他们共同体的一部分教导，但就罗马天主教的领导层来说，天特会议关于称义的教导是不可动摇的。在评断我们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定位以及与宗教改革持续的关联时，绝不能忽视天特会议所宣讲的。感恩的是，我们今天正在见证人们对圣经中的福音的兴趣不断增长，像“共同为福音”（Together for the Gospel）这样的运动出现就是一个标志，该运动发起了多次会议，把成千上万的牧师和平信徒聚在一起为福音齐心努力，这些人大多是二三十岁。正是这些年轻人让我激动。我们看见有新一代的年轻牧师委身于宗教改革和圣经真理中，我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深地在他们所接受的神学上建立根基。我写这本书有一个简单的目标。我想要考察罗马天主教在几个重要方面的教导，并与更正教的教导进行比较。我希望，多数情况下用罗马天主教自己的话，说明她在宗教改革时期就有的信念和教导今天并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宗教改革也没有结束，而我们必须继续坚守立场，传讲圣经里的福音。我们是从考察圣经的权威开始的，这是宗教改革的外在原因，然后转向宗教改革的核心原因，就是称义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考察罗马天主教如何认定有形教会与救恩的关系。在第四章，我们将要比较和对照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对于圣礼的观点，并要处理教皇无误论的问题，这当然也是更正教徒密切关注的。最后，我们将要思考罗马天主教神学中众所周知的部分“圣母马利亚论”，或者说对于童贞女马利亚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角色与功能的研究。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不是忠于我们的传统，甚至也不是忠于宗教改革的伟人们，而是必须忠实于圣经真理。我们热爱宗教改革是因为改教家们热爱神的真理并如此勇敢地捍卫它，他们如此行便带来了纯正福音的复兴。对于基督教信仰中绝对核心本质的真理，我们应当愿意为之而舍命。当福音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就不得不“舍亲戚货财，丧渺小浮生”。“亲戚货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是改教先锋马丁•路德所作诗歌《坚固保障》中的一句，作者在此引用以表明为福音舍己的决心和精神。——译注
转自《教会》杂志（churchchina.org），原标题：“福音：危机存亡之秋”。本文翻译自：R. C. Sproul, Are We Together?: A Protestant Analyzes Roman Catholicism, Olando: Reformation Trust, 2012，本文为该书的导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