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东园左邻右舍》是一本在历史现场写作历史的书，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提笔让燕东园的小楼讲述故人与往事，打捞和抢救一代学人的记忆。 “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
单向空间·郎园 station 店开业之际，徐泓与许知远、吴琦、罗丹妮一起，以“记忆的竞争——谈谈新闻与历史”为题，分享了《燕东园左邻右舍》的缘起、这本写作过去的书与今天我们的关系，也谈及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历史记忆和新闻现场的重要性。
在新书分享会上，徐泓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不断被掩盖和消灭的，历史本身既塑造人物，又消灭人物。把历史的真相，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的真实状态保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我希望能够通过编书的方式，在历史面前和年轻一代沟通。”
以下是本场分享会的文字回顾。
“记忆的竞争——谈谈新闻与历史《燕东园左邻右舍》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左起为吴琦、徐泓、许知远与罗丹妮。
如果不去寻找打捞这些记忆，它们就永远消失了
吴琦 《燕东园左邻右舍》这本书，它从哪里来？它想抵达什么样的读者？
许知远 1995 年，我还在北大读书，读的是微电子，跟现在做的事情没有关系。北大的那些园子：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镜春园和蔚秀园等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从前北大在我们的印象中，总像鲁迅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是与“启蒙”相联系的，但是北大又充满了园林和过去皇室的传说，在那里可以看到一种历史非常微妙的传承。90 年代中后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股对昔日北大追忆的浪潮，当时北大建校快 100 周年，陈平原老师就编撰了很多老北大的故事，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慢慢形成的脉络，非常有趣。20 年代和 80 年代，是两个最开放的时刻，它们其中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俞敏洪和西川是李赋宁教授的学生。80 年代在北大上学的学生，在未名湖能看到朱光潜老师散步。就是说，80 年代那种新的开放的可能性，原来是这些老教授们，他们沉睡了 30 年，突然重新浮出水面，教育了 80 年代这批新一代的年轻人，随后那些可能性慢慢又传承到我们的身上。从这条线索来看，我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历史就像河流，它一开始在地上奔涌，然后突然又变成地下河，之后地下河又重新浮出来。我记得在 2009 年，当时徐泓老师主持北大新闻学院的教学，找我去给北大学生上课。原本我要讲四节公开课，后来只讲了三节，吴琦就是在座的学生之一。其实我每次上课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我想寻找一种学新闻的人心里会有的伟大的传统，其中有李普曼的传统、亨利·卢斯的传统、三联韬奋的传统、陈独秀的传统、梁启超的传统……我当时谈论的就是这些传统。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吴琦会来单向街工作，就在那个时间点前后，我们在北大附近，圆明园废墟的一角，创办了单向街书店。那时候我们完全想不到单向街能够活到现在，第 18 年。我那时候接触到徐泓老师，感觉她很符合我对昔日大学教授的想象：很优雅，非常温和、温情，然后才知道徐泓老师和梅贻琦家都有关系。梅贻琦、胡适都是神话一样存在的民国教育家。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内心很激动。因为我自己研究梁启超和晚清的转型，而梁启超的后一代年轻人，也就是胡适这一代人，他们在 1920 年代声名鹊起，是一个时代的中心，也常常被人们讨论。而《燕东园左邻右舍》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很多当时居住在燕东园的年轻学者，他们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第三代，相较梁启超和胡适，他们其实受到了更规范的学科训练。比如里面写到洪谦，洪谦是个很厉害的哲学家，在 1930 年代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但当他在欧美的同僚声名鹊起的时候，他的故事却突然消失了。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像洪谦一样的这些学者，出身名校、精通多国语言，在怀抱着很强的家国情怀，正要一展雄心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却好像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燕东园左邻右舍》中，他们的生活脉络被慢慢勾勒了出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在过着这样的生活。有的人可能就永远留在了那时候的燕东园，有的人穿过了那个寒冬期又重新活跃起来。我特别感激徐泓老师写出了这本书，因为这样的记忆，如果不被寻找打捞，它就永远消失了。徐泓老师亲眼看到那些学者，他们在家里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因此书里面有很多私人记忆。这些私人记忆是在文献里完全看不到的东西，是 living history。
徐泓全家在燕东园 40 号楼院子里留影，摄于1965年，自左至右：徐溶、徐浣、徐浩、徐献瑜、徐澂、韩德常、徐泓，站在父母身前的是小六徐涟
吴琦 许知远老师把咱们三个以某种方式串到了同一个故事里面。徐泓老师当时是我们的院长，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那个时候徐泓老师把新闻行业里的不同声音请到了北大课堂——有在央视工作的主播、主持人，有在市场化媒体工作的记者，当时带着我们不断地做了很多课堂练习。这些都形塑了我对于新闻写作、新闻行业的认识——我觉得我今天都生活在那样的一个认识中，尽管我们面对的现实有所变化，但是我的职业教育奠定了我对职业的理想。那个时候许知远老师来讲课，在课堂上提到了很多名字，其实大多我们在课堂上都讲到过，但是他提到 William James，是一位美国心理学的先驱，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当时还非常羞涩地去检索了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后来我们的播客用了他的兄弟 Henry James 的一本书的名字，这又是一个巧合。这是我的补充。
我把这本书作为我的一份答卷，献给我终身从事的新闻业罗丹妮 《燕东园左邻右舍》，是一个在历史现场书写历史的故事——燕东园 40 号楼本身是一个历史现场，徐老师写的又是住在这里所看到的、亲历的历史。她在这里采访、阅读、梳理发生在这个园子和这座楼里的过往，并且在这个现场书写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极为浪漫的一件事情。跟着徐泓老师做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学习。如何去编这样一本坚实的、新闻记者写作的历史书，它的体例、编排，每一处细节的处理：是否插入图片、选用什么图片、摆在哪里，怎么摆；图注的写法；人名是否出注、注到什么程度，是文下注、章后注还是正文后？都是编辑跟徐老师一轮轮讨论、确定下来的。最后成书、统计下来，写到了 22 栋小楼，涉及 192 个住户，每章后有人物附录，总 211 位。我今天特别高兴的就是单读终于能交上这么一份答卷，编这本书也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从前对北大的百年历史、对民国后的一代学人，我了解得还是太有限了。徐泓 感谢单读这个团队。我当时把这本书交给他们，心里是有所顾虑的，这个顾虑主要来源于我跟他们之间年龄的代沟，我今年已经 77 岁整，相比较他们太年轻了。而我所书写的是 50 多年以前的人与事。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不断被掩盖和消灭的，历史本身既塑造人物，又消灭人物。把历史的真相，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的真实状态保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我希望能够通过编书的方式，在历史面前和年轻一代沟通，如果我做不到这种沟通，起不到这种桥梁的作用，那就是我的失败。单读这个团队、吴琦、丹妮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再次谢谢他们。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命运给了我两个馈赠：第一个就是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因而有幸生活在燕东园这样一个近百年来著名学人居住的园子里，并一直居住至今，成为这个园子里资格最老的住户。2021 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我们家就被挂上了“燕东园 40 号”的牌。这件事促使我想写这本书。我觉得，保护建筑，其实是在保护历史，而保护历史就是保护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在这里发生过的事。“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所以我要用写书这种方式让这些建筑讲出故人与往事。命运对我第二个馈赠就是，我这辈子一直从事我最喜爱的新闻业。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了 5 年新闻，在媒体里当了 30 年记者，然后回到大学里教新闻，又教了 20 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行业，从骨子里始终是一个职业记者。因此，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都要求我把燕东园的百年变迁记录下来。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我的一份答卷，献给我终身从事的新闻业。同时也将这份答卷交给我所有的学生——我教他们新闻，我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他们应该怎么做新闻。有一些人，他们曾经是这样活过的，他们如此热烈地爱着吴琦 徐泓老师写到了这么多人，这本书中对于你们个人来说最为震动，或者说最为难忘的一个故事或切片，是什么？许知远 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书中写到的那个年代，很多学科都很年轻，正在形成或兴起。当时这些中国的年轻学者，恰好又师从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甚至在国内这些学科尚未兴起的时候，就已经成为那个学科在全球范围的领先者。如果发展顺畅的话，这些年轻人把经验带回到中国，然后培育新一代的年轻人，那么今天我们国家在各个学科的发展就会跟现在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对学科的理解是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慢慢建立的。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徐泓老师的文字和里面的照片，有一种一代风流散去的感觉。他们富有热情，本来是可以在各个领域创造一个新的天地，却突然丧失了发挥的空间。当我们重新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历史不仅是抽象的思想，还有很多细节。他们怎么穿衣服？怎么骑自行车？怎么跟家里的孩子相处？怎么跟邻居的孩子相处？书里写到很多特别可爱的教授。如果你在那种气氛中成长起来，你就是不同的一代人——这个邻居伯伯，是研究昆虫学特别厉害的；那个阿姨又会养花儿，又会唱歌跳舞，又会弹钢琴。徐泓老师身上就传承了那种气氛。我相信那一代人可能还会更不一样，他们在受到强力的冲击之前，应该有着非常多姿多彩的性格，怀抱着对世界的那种单纯的热情和想象力，同时还受过高度的智力训练。徐泓 我们缅怀与致敬的这批长辈，他们出生在清末和民国初期，然后在三四十年代出国留学。三四十年代正好是世界上好多学科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里面很多人当时就已经站到了那些学科的最前沿。对书中提及的学者特意做了详细的人物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朋友圈。1937 年抗战爆发了，国难当头，他们都回来了，以科学救国，以科学抗日，以科学报国。到了 1949 年国运转折的时候，他们都留下了，之后的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文革中遭批斗住牛棚下五七干校，他们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已经高龄的他们，重新站出来，想夺回被十年浩劫耽误的宝贵时光。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咱们国家在科学文化上能那么快崛起，某种意义上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奠定了基础。我忘不了我的父亲临终前的情景，他要笔和纸，拿起笔，颤抖着，吃力地慢慢写：从上至下，竖写的：徐献瑜，他的签名，从左至右，横写的：再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中青在线”刊登特稿，题目是《再见，“徐献瑜”一代》，我父亲在这一代里并不是顶尖的，在他们这一代里，在燕东园居住过的学人还有更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罗丹妮 我觉得这本书的一大看点，是书中还原了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在生活中，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妻子，是孩子。比方说讲到他们在客厅里打牌，在院子里面摔跤、做游戏，还有妈妈在花园里面栽花——我印象中这本书里面讲到非常多的植物，还写到左邻右舍到了饭点蒸包子、蒸馒头，互相送菜……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另外，有两个故事特别打动我，一个是谢希德和她的丈夫曹天钦之间的爱情，谢希德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校长，她个人的经历十分动人；还有郑芳和周先庚这一对夫妻之间的情感，郑芳在去世之前留给丈夫和孩子的遗书……我当时一边读一边掉眼泪。这本书讲到的这些人，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气，充沛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爱情，太让今天的我羡慕和嫉妒了。这本书让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曾经是这样活过的，他们如此热烈地爱着：爱他们身处的国，爱他们投身的学术，爱他们学生、家人，拥有真正浪漫的情感。吴琦 我还想谈谈这本书和它展现的那一代学人的故事和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关系。刚才徐泓老师说，“让建筑开口说话”，从结构上说，这是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写法。徐泓老师选择在一个地理环境中把燕东园突出出来，让每栋楼都拥有自己的历史，通过具体的建筑去记忆一代人的经历。其实今天我们所有人，走在街上，走在自己熟悉的街区，都可以去追问：“这里曾经住过谁？”“这栋建筑是什么时候建的？”我觉得这是当代人，或者说是任何一代人，去追逐自己这一代的历史和前几代人历史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历史的，也是新闻的。许知远老师说，历史有时出现，有时隐没。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后果当中，就像我对世界、对职业的认知，是从我的老师、从课堂、从行业中的前辈那里得到的。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本身是连续的，是不可能被切断的，哪怕它中间会有挫折，会有中断，甚至是有非常剧烈的重塑，但是我依然是它的后果。很多时候我其实意识不到：我选择做什么，选择不做什么，其实受我们前几代人的影响。当时已经在大师的周围工作了的这一代学人，其实也准备好了要把最前沿的科研带到中国来，传递给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也许在座的各位，或者说你们的父辈，很有可能会承接他们开启的这个历史，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打断了。今天，我们选择去打捞这些人的历史，我们选择把这本书呈现到大家面前，去出版它、讨论它。我觉得它和当代人、和年轻人的关系其实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们今天好像要做很多额外的沟通工作，去证明这一点，或者去解释这一点。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和我们的生命有一种本质性的关系，它揭示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前辈之间的关系。罗丹妮 我被这些人身上的精神魅力所征服。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人，我的触动是：为什么最受读者欢迎、能引发讨论的历史类图书，往往是由非历史专业出身的，文学家、记者写出来的？也许我们正在丧失某种能力：阅读生活、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发现历史的能力，以及对人和事的解读能力。但是徐老师写的每一个人最后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会感到他们仿佛此时此刻正生活在我身边，没有距离感，套用许知远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所有人都是同代人”。燕东园里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他们跟我们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变局、巨大的不确定、必须作出某种选择。每一代人的命运都被一个叫做“时代”的东西所裹挟。这完全是共通的。我们的团队里面有 90 后、00 后，大家在阅读、编辑这些文字的过程中，都能找到可以激发自己深度思考和情感共鸣的部分。我相信，一本好书，一定是可以跟每一代人对话的。
吴琦 徐泓老师您刚刚说想跟年轻人沟通，以及对此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忧的，您是怎么考虑的？徐泓 我对互联网上目前呈现的社会状态、思想状态、文化状态很失望，我不知道有些东西能否穿透互联网中已经形成的某一种氛围或者屏蔽，抵达我希望建立联系的文化群落。写这本书也是一种尝试和努力。我还是想谈谈新闻和历史的关系。我有一个学生说新闻学的尽头就是历史学，这句话给了我挺大的启发。新闻学和历史学其实有着很紧密的亲缘关系。两者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新闻追求真实性，历史追求真相，都要求用事实说话。另外我个人有个感觉，就是任何学科，尤其人文社会学科，如果没有历史学做一个核心的基础，这个学科的发展可能很难获得一个内在的生命力。如果你没有历史的眼光来认识过去、认识现在、展望将来，那很多东西都是虚无的，都不是切实的。走到尽头，你会发现有很多历史是被遮蔽的，当我们把这些被遮蔽的历史做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新闻。我的书里边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打捞和抢救。打捞，因为确实太多的人被掩盖了。中国的历史被“宏大叙事“窄化得让你只知道帝王将相和一些个别的人，但实际上还有更多为中华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人应该见诸于史册——这是我的打捞意识。另外就是抢救，现在不去抢救，他们就会被选择性遗忘，有些选择性遗忘是故意的，等到当事人都不在了，这些人和事就彻底被淹没了，就被从历史中出局了。在做这些采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是在与遗忘抗争。有的时候遗忘一些东西，尤其苦难，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种释放。他要快一点走出苦难和黑暗，去迎接光明。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如果遗忘，而且是故意的、选择性的遗忘它所受的苦难，那就非常可悲了。一旦遗忘，同样的苦难就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吴琦 刚刚提到从新闻写作到历史写作的转变，我觉得也可以再谈谈为什么要从新闻走向历史。许知远 我们都是被青春时代的一些阅读或者经验所定义的，我们都有一个自己风格成型的年代。就比如徐泓老师写的这些教授们，他们正好成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气氛中。我在逐渐养成自我风格的那个年代，读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和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他们都是记者出身的写作者，有非常丰富的一手经验和自我训练出的历史学家的观察视角。我始终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他们比纯粹的学院派要多出很多非常直接的、感受性的东西。最初我恰好是被这些记者型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文本深深地影响。这种文本后来在西方又变成了“新新闻主义”——写作者带着某种个人的感受进入历史现场，承认自己的视角是有偏狭的，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和自我经验的有限性，诚实地描述出眼中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然后通过很多不同的棱镜，把这些拼成一个更接近真相的叙事——真相是无法定义的。我觉得我们要致力于完成一张自己过往的拼图，因为我们最终是被历史所塑造，我们不是凭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打开感官，我们不应当认为过去的人和事跟我毫无关系。打开感官，于是乎所有的亡灵都在与你对话，而你也会把你的经验传递给新一代的人，我们的文明就是这么传递的。《燕东园左邻右舍》这本书里写了很多让人悲痛的东西，这些凝固在记忆里的悲痛，通过这本书可以传递到我们手中。在这本书里面，你读到他们种什么花，蒸什么包子，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跟我们的物理世界是连贯的，你可以在物质中看到绝对的精神。我觉得这本书有这种丰富性。现在大家有时觉得生活很枯燥，其实可以让历史去滋养你、去打开你、去冲撞你。当我们被打得越开，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对他人的理解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很多厉害的老教授们，他们都是在多样文化的冲击下长大的，但同时又有某种对根的寻求。徐泓 我觉得我在坚持着一种新闻写作。正如许知远老师讲的他所欣赏的那种记者出身的历史写作者。新闻写作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场意识。我一直认为记者这个职业是一个行动着的职业，行动的目标就是现场，因此你必须要抵达现场，看到现场真实的面貌、真实的情况，争取采访到足够多的当事人，以至于能够完成那个拼图。对于记者来说“现场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写作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想要通过采访，通过各种各样的史料，通过对我年纪相仿的这些燕二代们的采访，去抵达当时，回忆那个历史现场的样子。到达“现场”，需要通过细节。咱们现在的写作中，大词太多，大概念太多，套话空话太多。新闻语言不是这样的，要抵制这种文风。况且俗话说“魔鬼在细节之中”。你只要真正抓住了生活中的细节，可能只有两三个细节，就能够体现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意境或形象。我也在抵制互联网上碎片化的文化，尤其情绪化的表达和发泄。希望用一种克制的、善意的文字来书写。我们以往所受的仇恨教育太多了，斗争哲学的影响太大了。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善意，用善意来理解，用善意来联系，用善意来沟通。我的书里写到很多人情的关系，例如那一代学人即便在危难、重压和选择关头，怎么处理亲情、友情和爱情，力图让整本书的文字温暖起来。吴琦 我觉得“现场”转移了，或者说我自己对新闻工作、对文化工作的想象和期待，转移到了不同的地方。很多对新闻性的追求或者新闻的现场，其实某种意义上转移到了互联网视频形式传播的节目当中，转移到了书店，也可以转移到一本书上。书籍本身是一个建筑，它其实也是一个现场。由衷希望大家能够在混乱的互联网世界中，留出一点时间，走进这本书，走进燕东园的每一栋小楼。不同年份中，里面住着不同的教授，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很大的世界。那个世界发展到今天，就是我们正面对的这个世界，他们的选择，我们可能也会重新面对，他们的故事，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本——我们也许已经看不到周围还有人这样生活，这样工作，怀抱着这样一种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的基本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