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刷屏，他拍出2024第一部英雄片

“导演往后站”，这就意味着《三大队》这部电影不会用太多技法，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呈现最真的东西。

作者 | 傅淼淼

题图 | 《三大队》

采访导演戴墨当天，他正处在两场电影路演的间隙，其间，他一直要调整状态、进出电梯，以及乘车赶往另一个路演地。第一次采访大概进行了半小时，第二场路演开始前，我们不得不中断了采访。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但沟通又因为一些事情被迫中断。于是，我们又改约在第二天早上继续。第二天一早，接通电话的那一刻，戴墨上来先打趣了一句：“哎呀，咱们这天聊得稀碎啊，真是不好意思，采访一直被打断。”

这天聊得确实有些“稀碎”，不过通过这种“稀碎”的采访，却能从某种程度看出戴墨的性格，譬如听到他在路演间隙跟身边工作人员如何相处、在快节奏的宣传期间情绪是否稳定，等等。

戴墨不会因为沟通时间紧而草草敷衍地回答问题，也不会因为要同时做很多事情而变得急躁、不耐烦，他甚至会在进出电梯间隙模仿别人对他讲话的语气，目的就是还原电影筹备时的某个具体场景。一言以蔽之，他很真诚，这一点与电影《三大队》所传递的感觉并无二致。

（图/《三大队》剧照）

戴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04级导演系导表混合班，执导电影之前，他曾做过演员，在不少影视剧中出演过角色。而电影监制陈思诚，早在《士兵突击》时就与张译、李晨结识，并成为兄弟，此后三人又共同参演了《北京爱情故事》。戴墨正是通过这个剧组与张译和李晨等主演结缘，彼时的戴墨刚刚入行，在剧中担任配角，同时担任副导演。

《误杀2》是戴墨导演的长片处女作，该电影于2021年12月上映，拿下11.21亿元票房。两年之后，戴墨携新片《三大队》归来，同样选择在12月上映，上映20天，收获5.85亿元票房，豆瓣评分7.8分。

（图/《误杀2》）

《士兵突击》中有一句话——“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用这句话来形容《三大队》的主角程兵，似乎格外适配。影评人阿郎说：“电影急功近利的属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对英雄重度上瘾的艺术，但《三大队》拍出了英雄的异于常人。它没有定向输出那种约定俗成的爽感，没有打造一柄可以快意恩仇的利刃，而是挥出一记闷棍。”

由张译饰演的队长程兵在脱掉警服之后，追凶十二载，辗转数地，四处打零工，他扫过大街、帮摆渡船开过门、在火车站给人扛过行李、做过送水工……电影的英文名字是Endless Journey（无尽之路），一如程兵的追凶之路。他苦苦追了12年，但在追凶过程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要再追多久——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答案。

十几年间，程兵如西西弗斯一般，在中国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大海捞针般追踪嫌疑人的行迹。他追得心力交瘁、失魂落魄，甚至在某一刻，他颤抖着拿起手机，打出“我追不动了”，却不知道要发给谁。

神迹似乎总选择在人们最颓唐时突然闪现。最终，程兵还是亲手抓到了罪犯。时代滚滚向前，这时只要DNA匹配，零口供也能定罪，他走到门口，对送行的警察讲出那句“三大队任务完成”。之后，程兵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苍老、消瘦、茫然无措，仿佛被巨大的虚无所吞噬。

（图/《三大队》剧照）

电影最终定格在那个画面，之后，镜头拉远，刘欢唱的《人间道》适时响起：“我要凿过井的人兜里有盐巴，我要那亏过心的鬼目中有王法。”电影《三大队》不仅讲了一个“我执”的故事，还将结尾停留在最耐人寻味之处。“我执”放下之后，人是什么状态，又该何去何从？

以下为导演戴墨的自述。

“这一次，导演需要往后站”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的专业是导演系导表混合班，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庆幸当时做的选择。因为我在学表演的过程中，会和很多导演系的同学一起上课，这让我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很多导演方面的知识。

但我当时完全没有当导演的念头，我那时候总觉得当导演需要特别丰富的生活阅历，学识积累也要特别扎实，所以就没太敢往这方面想。后来有一天，导演陈思诚跟我说：“你其实可以往导演方向发展试试，不要一门心思只做演员，你看好莱坞有那么多演员都身兼数职，不仅做演员、当导演，还会参与制片，你为什么不多学一样东西呢？或许有了这样的经验，对你做演员还会有很好的帮助。”

陈思诚的话点醒了我，我想：对啊，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我开始在他身边学习如何做导演，在剧组里摸爬滚打，接触电影拍摄的各个部门。以前我做演员，接触面比较有限，只能看到电影拍摄那部分，当接触导演工作后，我才开始明白一部电影如何从无到有地完成制作，前期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拍摄过程中需要协调哪些部门，拍摄结束后如何制定制作周期，制作完成后如何配合电影宣发。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中间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当真正制作完成一部电影，我也会觉得格外有成就感。就这样，我爱上了“导演”这个身份。

（图/《误杀2》）

转行做导演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但我始终感觉不够，还不满足。第一部电影《误杀2》上映后，很多人跑来恭喜我，觉得我第一部电影的票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难得，但我其实有点失落，总觉得《误杀》珠玉在前，《误杀2》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它并没有表现出很好的超越性。

当然，《误杀2》作为一部IP电影的续作，在创作时要面临很多困难。当时的我的确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那是我能交出的最好的答卷。但在票房和口碑上都没能超越前作，也是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我知道我应该更多地肯定自己，但也十分清楚，当下的不满足感能不断推着我向前。

首执导筒或多或少都要经历青涩和莽撞的阶段，这一点似乎难以避免，毕竟很多经验教训只能在犯错后才能积累。我第一次当导演是拍《唐人街探案》网剧，当时的监制就是陈思诚。陈思诚对我要求很高，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我能够迅速建立起导演该有的认知，不希望我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他曾经严厉地说过我几次，但效果也立竿见影，我从来没有再犯过，那感觉就像教育小孩，可能说得更狠，才会记得更牢。

（图/微博@陈思诚）

接触电影《三大队》的剧本时，我刚结束拍摄工作。当时我本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陈思诚给我发来剧本大纲，我一看，立马订票回了北京。陈思诚特别喜欢这个剧本，简直爱到不行，他跟我说：“墨啊，要不是你想拍，我都想拿来自己拍了，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故事了。”

作家深蓝写的那篇纪实文学当时就特别火，还有人说：“万人血书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后来，编剧张冀又在原作基础上修改了很多遍，最后一稿是陈思诚定的，他特别能代入这部戏，写的时候好几次都忍不住哭了。电影开拍之后，他在剧组待了将近一个月，特别想看这部戏最终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监制（陈思诚）从一开始就给电影定下“唯真不破，以情动人”的基调。我记得我们在开剧本围读会时，还定下一件事情，那就是“导演往后站”，这就意味着这部电影不会用太多技法，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呈现最真的东西。我们选择用半纪录式的方式，帮助观众代入情景。摄影指导董劲松，非常擅长纪实风格和肩扛摄影，于是采用1.85∶1的画幅，用摄影机去贴近演员的表演，就好像观众一直站在演员背后，跟着他们来回走动。

（图/《三大队》剧照）

《误杀2》是一部很典型的类型片，就像炒菜一样，强戏剧性的类型片会在拍摄过程中不停地放入佐料，刺激人们的味蕾，但强节奏、强冲突的类型片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表达方式。《三大队》这个故事不一样，它不适合放太多佐料，原本的食材就已经足够新鲜了，我们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反而能让它保留最真的地方。

“他们对电影的肯定，

让我觉得自己从事的事情变得更有意义”

电影采用顺拍的方式，我们捋着故事的时间线往下拍。除了监狱那场戏搭建了场景，其他的戏份，几乎都是实景拍摄，其实有的场景用实景挺不利于拍摄的，但为了追求真实感，还是尽量克服了困难。

开拍第一天的第一场戏，是几个人从案发现场来到夜宵摊，警局三大队和二大队都在夜宵摊吃饭，两队还发生了一点摩擦。一顿饭之后，剧中人物关系基本全清楚了，哪个队更厉害、谁是新来的、谁喜欢插科打诨、谁喜欢占小便宜，人物背景和性格基本都交代清楚了。

（图/《三大队》剧照）

夜宵摊那场戏之后，我感觉整个三大队的“团魂”就建立起来了，让人非常相信。就好像在交错的平行时空里，三大队的人就是他们这群人的长相，他们经手过非常多的案子、获得过非常多的荣誉。

由张译饰演的队长程兵，每次行动之前都会说“动”，这真的是神来之笔，简单一个字，尽显三大队的默契。拍摄警局戏份时，我让美术组的工作人员根据每个警员的脾气秉性，设计桌子上面的摆件，之后再让几位演员提前去认自己的桌子，几乎每个演员都能第一时间认出自己的桌子。

拍摄电影时，我只是感觉拍得很顺，几位主演之间摩擦所产生的火花非常自然。杀青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每个人都曾围绕张译产生过交集，那感觉就好像江湖上的武林高手们在很早之前就曾摸清了对方的底细，熟知彼此的招式，剧中呈现出来的默契，正是源于他们对彼此的熟悉。

（图/微博@张译）

张译在剧中变换了很多次造型，因为他要在追凶过程中做很多工作，譬如扫大街、在火车站给人扛行李、当送水工，等等。拍摄过程中，有好几次群演会四处询问：主演去哪儿了？你们要拍的张译在哪儿？其实张译就在他们身边。他当时的模样，已经很难被别人认出来了。

有一场戏，程兵在路上看到一面破碎的镜子，通过镜子反射，他看到很多个自己，就像自己破碎的人生一样。张译拍完那场戏后特别唏嘘，曾经那么意气风发的刑警队长，如今蓬头垢面，如乞丐般流落街头，甚至会被别的警察误以为是逃犯。

张译、李晨、陈思诚，拍完《士兵突击》之后就成了兄弟。时隔这么多年，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发展得很好。我最早接触他们是在《北京爱情故事》的片场，那时我刚入行，看着几位哥哥游刃有余，非常羡慕，很想跟他们多一些交流，但又担心自己插不上话。

（图/《三大队》剧照）

我把电影《三大队》里经常聚餐的小饭馆取名为“老地方”，这是《北京爱情故事》里三人经常去吃饭的地方，当时的老板叫“铜锤”，我把“铜锤”这个名字继续延用到了这部电影里。

陈思诚最早看到那份两页纸的大纲，便立刻决定要做这部戏，正是因为他喜欢这个故事所传达的情感——人生中好像充满不甘和执念，充满聚散离别，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这些东西很无奈，也很无力，但这就是人生。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Endless Journey（无尽之路），这种感觉应该也是程兵在追凶过程中最切身的体会。这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程兵苦苦追了12年，但在追的过程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要再追多久，很有可能是一辈子。

（图/《三大队》剧照）

第一次看完剧本，我在感动之余，夹杂着震惊，我震惊于有人真的会如此执着、如此坚韧，在脱去警服之后，用12年的时间去追一个在逃凶手。电影上映后，很多人探讨电影里呈现的“我执”，甚至会用“轴”来形容主角。对我而言，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这样轴的人、死磕真相的人，才显得这种精神格外宝贵。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活成“程兵”，但是这个社会真的不能缺少“程兵”。

人生在世总要面临很多选择，境遇也会随之高低起伏，有时候前一秒还是繁花锦簇，处在人生的最高点，下一秒可能就跌至谷底，然后眼睁睁看着曾经没有自己强的人，过上自己曾经可能抵达的人生。程兵跟二大队队长杨剑涛（李晨饰演）的关系挺耐人寻味。曾经警局里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由三大队来办，二大队似乎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结果三大队却因为一次事件全部入狱。等到程兵出狱时，杨剑涛已经成了局长，真的很令人唏嘘。

电影《三大队》路演期间，有些场次会邀请一线的公安民警到现场看片，他们的出现会给我一种非常真实且强烈的感动，那一刻我会突然意识到：看啊，你拍的电影居然跟这样一个行业产生了联系，他们对我的电影的肯定，让我觉得我所从事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了。

“做这行如果不感性，

可能也没有讲故事的冲动”

电影《三大队》里有很多场群戏，尤其抓捕王大勇那场戏，现场有很多群演，不少人看那段拍摄，甚至以为哪里发生了什么社会事件。开拍之前，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去帮群演建立信念、渲染氛围，和各个部门协调、沟通。

等到真正开拍时，那场戏其实拍得很快，非常顺，大概拍了两遍就结束了。那场戏节奏很快，三大队的人下了车就直奔人群，确认挨打的人是不是王大勇，确认之后，直接带回警局审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我后来某天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在调度方面比较擅长，拍群戏并不费力。这可能跟我之前多年的话剧舞台经验有关，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安排更加合理有效的调度。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做演员的经验确实有反哺到我。

（图/微博@戴墨Damon）

我喜欢在拍摄现场营造轻松的氛围，希望现场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有一个快乐且舒适的氛围。

现在总有人会问我：你还想演戏吗？目前来看，做导演的确会令我的视角变得更全面——演员要配合机器，机器要配合美术，美术要服务剧本，片场的每一个工种都如机器的零部件一般，在自己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运转，只有当每一个部门都完美咬合在一起时，整个机器才能动态向前，导演正是这个系统里协调指挥的人。

（图/《唐人街探案2》）

陈思诚一直跟我强调，导演要有制片思维：第一，拍电影没有那么多制作周期供你去挥霍，一定要制定好规划，严格按照周期来；第二，一定要带着压力去完成作品，这就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表达一定要足够准确，要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高效地完成一部作品。

我和陈思诚的关系，像兄弟，也像师徒。他会跟我分享很多拍摄经验、他对人生的感悟，这些都能帮助我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其实我不算是一个内驱力特别强的人，小时候学校老师留暑假作业，我都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长大之后也经常临近deadline（截止日）才突然效率爆棚。我特别感谢陈思诚，我真的是被他一手带出来的。

几年前，我们在好莱坞拍电影《唐人街探案2》，每个工作日都安排得很满，经费不允许我们拖慢进度，好莱坞周末不工作，我跟陈思诚一到周末就去百老汇看音乐剧。拍摄的八周时间里，我们一起看了很多音乐剧，过得特别充实。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意识到一些差距，在想法和心态上都发生了变化。

我不是那种个人风格特别明显的导演，目前我还处在摸索阶段，没有形成固定的风格，但我不希望自己被某种固定风格所限制。我一直都觉得导演斯皮尔伯格特别厉害，他可以拍《拯救大兵瑞恩》，可以拍《大白鲨》，还可以在70多岁时拍出《头号玩家》，着实令人钦佩。

（图/《头号玩家》）

导演身上肯定有比较感性的一面，总感觉做这行如果不感性，可能也没有讲故事的冲动。前段时间，我躺在床上刷手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刷到韩剧《请回答1988》里德善爸爸和姐姐宝拉对话的片段，我一下就不行了，哭了。我似乎很容易被这种亲情桥段打动，拍电影一直关注的主题也是对人性的探讨，关注大时代变化中的个体命运。

（图/《请回答1988》）

总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商业片，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首要的事情就是让观众看懂，让观众明白你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否能以一种被大众接受的方式所感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众接受度是要高于我个人表达欲的。

一部电影之所以能在某个时期产生影响，肯定是因为能反映大众在那一阶段的共同心态，所以，千万不要和观众离得太远。我经常去各大平台上看观众的反馈，好的、坏的都看。因为推送机制的关系，我总是源源不断地收到这些推送，有时不想看都不行。我特别认同张译在路演时讲的那句话，他说观众也是创作者，观众会不断剖析和拆解一个故事，有时甚至会打开你之前未曾想过的视角，让你产生很多新的思考。

（图/受访者供图）

即便一直关注，我们也很难掌握观众究竟喜欢什么——他们的喜好会一直变化。但我觉得只要足够真诚，观众肯定能够感受到。其实对普通观众来说，他们最在意的并不是电影用了什么拍摄技法、用了什么调色、用了什么摄影机，甚至他们可能不太能感受到这些，但是否讲了一个好故事、是否有一段精彩的表演，观众肯定是知道的。

我总觉得做导演，千万不要拿自己当上帝，一定要避免鸟瞰视角，克制过分的渲染和说教。我还在成长，我所在的团队也在成长，我们不断寻求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不断跳出舒适圈，让自己重新变回白纸，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量当中。所以，无论是审视当下的自己，还是回应外界贴的标签，全都是一时的，唯一确定的是，我们一直在求变，我们会变得更好。

原标题：电影导演戴墨：这一次，导演往后站

本文首发新周刊651期《掼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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