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不信，阿根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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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前

文丨张是之

阿根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

我的回答是，1912年。

至少是从这一年开始，造成阿根廷近百年动荡不安的地雷就埋下了。

因为在这一年，阿根廷批准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政治体制从寡头精英制转向代议制民主制。

新的选举办法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一律强制参加无记名投票，结果导致投票人数三年增加了三倍。

最终，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戈延，赢得1916年大选成为总统，并在1930年之前的十余年间掌控着阿根廷的政权。

伊里戈延上台后，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社会权利、改善民众生活的举措和一些促进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的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讨好选民获得选票，开始用公款公开合法地向选民示好。

说直白一点，就是“贿选”，只不过是合法公款贿选。

同时，所谓的促进民族主义工业发展，实际上是在没有敌人的时候，一定要创造敌人，然后达到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目的。

保护民族工业不是今天才有的，一百多年前就有人使用了。

原来消费者只需要考察产品质量问题和性价比，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被调动激发出来以后，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不得不说这一招很好使，很多人乐见其成，更有很多人可以借机牟利。还能展示一下某种情怀的优越感，可谓一举多得。

伊里戈延尝到甜头以后，他在政治上进一步巩固这种选举制度。

简单来说就是，民主普选的范围扩大，导致了民粹力量的崛起，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当时的历史中人，包括很多今天的人，可能都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阿根廷人民的选举权扩大了，社会更加民主、更加规范了，日子反而过不好了。

要么是军政府统治，要么是右派上台，要么是左派重新上台，来来回回就是治理不好阿根廷。

你要说是某些非洲国家，一直贫穷落后也就罢了，但是阿根廷可是正儿八经曾经一流的发达国家，怎么就会沦落到如此之地步？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奥派经济学家霍普曾经有过非常严谨完整的论述，他的回答在《民主：失败的上帝》这本书中。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君主制、民主制与自然秩序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由可二老师完成翻译，并做好了正式出版的准备。

这本书能够完整清晰地回答上述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案例分析作为佐证。

可以说，懂得人都懂。

不懂的话，只有是愿意相信逻辑，而不是预设立场进行否定，大概率也能看懂。

简单剧透一下，大致上的逻辑并不难理解。

首先，在观念上，一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君主制是合法的。

其次，在逻辑上，虽然说君主制和民主制，都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但君主制下的这种垄断权更偏向私人所有。

而民主制下，这个权力开始转向“公有制”。其结果是，看上去大家都想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最后大家却都不愿意为此负责。

尤其是在花钱的问题上，大家都觉得应该提高福利，应该做一些保障工作，但都不愿意花自己的钱来做。

准确的说，是更原意花别人的钱来办别人的事，自己留下美名并完成升迁，在更高层面继续花更多别人的钱，办更多别人的事。

呈现出的结果便是，更偏向“私有”的君主政府，时间偏好更低，更倾向于从长计议。

而更偏向“公有”的民主政府，时间偏好更高，更看重当下，更喜欢短平快出成绩。

这一点在阿根廷，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我昨天6000字长文，不过是指出了一点，阿根廷的衰落，不是因为“左右摇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一路“向左”滑落，破坏产权阻碍交易。

霍普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一书中，考察了几个”剥削指标“：

其一，各种税收和政府总支出的GDP占比；
其二，政府岗位数量在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
其三，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的数据；
其四，政府立法与管制。

很不幸的结果是，当历史的车轮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的时候，这几项指标无一例外都在变差。

比如我摘录一段关于政府工作岗位的数据：

毫无疑问，君主制时代中，政府岗位的总数增加了。但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政府岗位也很少超过总劳动力的3%。王室大臣和议员通常都不支领公共薪金，而是被认为应该以其私人收入养活自己。相反，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他们成为有薪官员，从那时起，政府岗位就持续上升。
例如，在奥地利，政府岗位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就从1900年的不到3%上升到1920年代的超过8%，到1970年代中期则是差不多15%。
在法国，从1900年的3%上升到1920年的4%，到1970年代中期则是大约15%。
在德国，它从1900年的5%增长到1920年代中期的近10%，到1970年代中期则是接近15%。
在英国，从1900年的不到3%上升到1920年代的超过6%，到1970年代又接近15%。

这个数据非常直观，阿根廷的数据我就不去查阅了，肯定也是一样的趋势。其他国家我们也就不方便多谈了，心里都有数。

我知道很多人对 Democracy 投票这事很钟情，我曾经也是。

但这更像是一个喜欢吃糖的孩子，家长管的很严，就是不给你吃，结果你对吃糖这事就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然而我们知道，科学事实是，吃糖多了并不好。

霍普作为奥派经济学家，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不认可，他的分析跟罗斯巴德一样锋利。

其实不仅仅是奥派对投票这事不看好，其他学派对此也有透彻的研究，比如布莱恩·卡普兰写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图洛克的名著《官僚体制的政治》，图洛克和布坎南合作出版的《一致赞成的计算》，还有阿罗的“不可能定理》。

实际上，这些学者的著作，都对选票这事做出了严谨严肃的细致分析，虽然研究路径和细节不同，但结论其实和霍普的差不多，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好心未必能办好事，实际上，还有很多龌龊之事，是掩盖在美丽的谎言之下实施的，而经济学的作用之一，就是揭开这些魔鬼的面纱，戳破那些美丽的谎言。

2024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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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Nikolo Balka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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