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成为日结工？

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珊瑚

在我们走访的几个零工市场中，从凌晨3、4点到晚上8、9点，几乎全天都有人在等待求职。早上5、6点钟是招人的高峰期，在这个时间，年轻人基本被招走了，剩下的都是大龄农民工，他们只能等待机会。

我们遇到过被拖欠工资的包工头，还有在货拉拉平台上拉货的司机，因为活少，他将车停在边上，在零工市场找工作。还有被裁的外企员工，快50岁了，他有技术，但离开原来的企业，那些技术都不管用了，只能来到零工市场。

总的来说，零工市场上女性偏少，因为这是一个出力气的地方，女性可能不占优势。另外，年龄大的女性就业面可能会比男性宽，她们可以选择照料的工作，像家政、月嫂。

在零工市场，制造业的待遇最好，工价稳定，8小时或者12小时换班，还有住宿、一日三餐。付出的体力不如物流这么辛苦，但它对年龄有要求，上限是40岁或者45岁。对文化水平也有要求，比如富士康要求会认26个英文字母。在我们看来，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也有很多人被卡住，很多3、40岁的人根本就不认识英文字母。

或者说，很多农民工没有学历，不认字。最开始调研，我们想发问卷，后来发现根本不现实。填一份问卷不到3分钟20块钱，有的人干4个小时才80块钱。不是不想填，是填不了。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手机，有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没有流量。还有就是不认字，或者对文字的处理能力很差。问卷我们已经尽量使用简单的语言，但他们就觉得这么多字看着难受，填不了。

郑州的零工市场以建筑和杂工为主，大龄农民工比较多，基本来自河南周边的城市，比如信阳、周口。大部分人都是60多岁，还有70多岁，我还碰到一个82岁的老农民，他在“郑州八哥”摊上吃饭，他是不是找工作，我不太好确定，估计也没人敢用。70多岁找工作的人还是蛮多的。他们怎么找呢？就把头发稍微染一染，把身上弄得干净一点，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年轻一些。

在零工市场找工作，一个月大概有三四千，有时会更低，房租加上吃饭，每个月刚性支出就是1000块左右。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小孩上学是比较大的支出，还有就是医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原来是350（元/年），现在涨到380，一家五、六个人，就得将近2000块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另一方面，养老保险105块钱（注：全国部分地区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105元/月），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只能去工作，还得一直继续工作下去。

之前文章发出来后，很多人说他们为什么不回去种地。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现在肥料、杀虫剂这些生产资料都在涨价，种地是挣不着钱的，一般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家种地。我们走访时遇到一个70多岁的大爷，他的儿子41岁去世了，家里还有两个小孩，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大学，只有腰椎盘突出的老伴在家里种地。

他都70多岁了，还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苦难、贫穷、疾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

其实用工市场的年龄问题一直存在。以前不在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在郑州，60岁以上的人干环卫，每个月2500（元），到65岁就干不了了，只能干园林，拔草、种花，一个月2100，到70岁又没岗位了，最后只能回到零工市场。他们能找的都是力工，比如说装修砸墙，把建筑垃圾背到一个地方。

这两年建筑业出了“清退令”，60岁以上的人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为什么要清退？出发点是因为60岁以上的人没有工伤保险。但我觉得逻辑搞反了，我们应该想的是要如何增加工伤保险、社会保险去覆盖60岁以上的人群，而不是干脆不让他干了。

本来只是建筑业，但它会形成一个扩散效应，都不敢用（60岁以上的人）了。当然，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经济本身的力量，建筑业在萎缩，我们去郑州，很多工地都停了没有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龄农民工，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境况。随着老龄化加剧，房地产行业的萎缩和下行，这些人将越来越多，他们只能在零工市场找活，但这里不像以前，找不到那么多活了。未来他们的生存会面临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迫在眉睫的问题。

●西安灞桥区的半坡立交桥下，聚集了很多大龄农民工。每当有人来招工，工人会迅速聚上来询问工价。吕萌 摄

郑州的零工市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震撼，从凌晨3点开始，找活的工人陆续在这里聚集，早晨7点就有上千人。他们戴着黄色头盔，提示这个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和建筑业相关的工作。

零工市场的形成和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比如郑州，过去几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楼盘正在建设当中；下沙是杭州城市向东扩展的一个区域，这两个地方聚集的主要就是建筑业。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周边的产业、环境。深圳龙华形成最早，一直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电子厂最多。

零工市场就业方向的发展，主流是制造业，然后房地产、再之后是物流，大概是这样一个递进顺序。

它们的招工方式都差不多。深圳龙华体量最大，这里有几个大型的人力资源中介，一年体量（就业人次）都在十万左右，这类中介有七八个，还有很多小中介。这里是纯市场化的运作，招工抽成大概是小时工价中的一块钱或两块钱，竞争激烈，中介在意品牌和信誉，不会克扣工价。

杭州下沙以小中介为主，还延伸出许多个体充当劳务经纪人，他们不是门店，劳动者管他们叫“人虫”，其实这是一个贬义的称呼，因为劳动者认为他们要抽一部分钱，再盘剥一道。也会出现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是对岗位和工价夸大的宣传，对工作条件的隐瞒，比如劳动者去之后才发现体检、工服这些都要交费。

郑州连中介都没有了，这里主要是建筑业，市场利润太薄，中介都撑不起了。用人企业都是直接跑到那个地方去盯人找人。以前建筑业还发达的时候，规模比较大，直接大巴车过去拉，几辆大巴车一次能拉走上百号人。

我们过去调研的时候，这个零工市场比较凋落了，本身也是招工淡季，好些人一周多没有找到活干了。来一辆招工车子全往上挤，挤到座位就死活不下来。有一个清理办公室的岗位，主要就是搬桌子和办公用品，4个小时工价80块，大家都争着抢着喊着要，差不多有20个农民工老伯，50多岁到70多岁都有。两个大哥抢到了活，人群很快就安静了。

总体来说，这里的竞争比较良性，我挤不过你，挺尴尬的，笑一笑就走了。或者你也可以介绍自己的优势，比如我有电动车，马上就可以跟你走。

不仅是郑州，杭州下沙以建筑为主的活也在减少。十几年前那一片基本上是工业区，代表了杭州城市化向东延伸的进程。现在，零工市场所辐射的区域，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都盖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面，受整个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很多建筑工地都停工了，这也是活大幅减少的一个原因。

另外，工价也在下降。2022年双十一，物流行业工价大概在300（元/天），2023年是220。一开始大家都在等300的岗位，发现没有，就调整预期，200多一天也干。双十一的热度没有以前那么大，这就导致期间物流的收入上不去。

这些劳动者大部分是没有积蓄的，需要每天一个活或者几天一个活才能生存下来。一部分劳动者今年已经提前返回老家，而往年这样的现象通常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给农民工提供免费午餐的郑州八哥说：“今年上半年，每天中午前来领取餐食的人数为700～800人，但目前已经减少到400人左右。”

●2022年12月9日，山东济南，在二环西路附近的零工市场，数百名农民工从凌晨4点开始就前来寻找工作。

零工市场存在一定的双向选择，雇主挑工人，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挑活。但他们的决策逻辑和中产阶级不一样，他们会非常仔细地计算成本的支出。首先考虑的是工价，还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比如招工方有没有交通工具。

我们在杭州下沙调研时，有一个岗位在5公里外，但没人愿意去，就觉得太远了。招工方没有交通工具接送，公共交通也不覆盖，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都不去了。我们可能觉得几公里的路，打个车过去。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限制。首先，这些劳动者基本不愿意打车，坐公交的钱也要仔细盘算，基本上只能选择有接送或就近区域的工作。

还有住宿的情况、工钱多久可以支取，这些问题很细节，但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比如，我们问为什么不去公共就业服务大厅？他们说，那里没有招工方的人，工作人员只是给你岗位电话，打过去对方可能说工招满了，那打电话的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在他们看来，这种不确定的支出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时段，如果没找到工作，意味着这一天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吕萌 摄

总体来说，线下零工市场比较被动，主要是雇主挑工人，毕竟岗位稀缺一点，在议价、工作时长方面，劳动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进厂的会多一点。

但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元，大部分人进厂的周期都不会太久。我们遇到过的工人，最长的也就两三年，有的达不到要求就走人。比如宿舍宣称6人间，结果一去发现12人，他就不干了；厂区周边比较单调，没有娱乐场所，那他可能觉得在这里打工没有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价。国内的加工制造业属于世界工厂，用工需求随订单波动。比如电子产品，销售一般在年底，那么7、8月份就是工厂排订单的时候，那个时候，用工量直线上升。圣诞结束后，没有订单了，工厂就把这些人遣散掉。对于这部分劳动者来说，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困难。

找不到稳定工作，那就只能找零活。对企业来说，7月份用工，它当然希望工人做到12月。反过来，劳动者也知道这个阶段市场缺人，那就要挑工价高的工作，哪里更高，随时拎包走人。所以，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没有建立长期工作的意愿。

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放到社会层面去看，虽然它占了很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劳动者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日结工的社会资本比较薄弱，找不到工作，他们并没有太多可以求助的对象，又觉得没挣着钱，回老家不好意思，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睡在桥边吃发霉的食物。

还有一些劳动者因为赌博、感情、或者网络贷的影响，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比如，赌博上瘾，他们总想着翻盘，一有钱就去赌，没钱就去干日结工。这种环境下，他的劳动力表现肯定也不好。

有一类人是不愿意干，我们叫“丧失信心的工人”。或许他们认为工作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剥削和压榨，表现出对进厂的反抗，但又没办法突破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很懒散，干一天休三天。

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好吃懒做，他们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经过精确计算，什么情况下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没钱了，又该如何去找工作。这次调研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因素从来没有被讨论过。那就是这些劳动者从事的岗位，体力劳动相当繁重，每天连续干，对身体的消耗很大。

我在杭州下沙，有一个岗位一天挣350，但就是没人去。那个岗位一天要做14个小时。我们总认为劳动者有个活就应该去干，但问题是，他们也需要休息。

我们不能用精英的视角去看待，而是要从他的角度去看，他的缺陷，社会资本的缺失，以及自身在文化、技能上的不足。

我肯定担心这些年轻的劳动者未来会面临第一代农民工的境况，也就是丧失养老保障。目前的低保覆盖了一部分人群，低保之上的这部分劳动者，收入不高，在保障层面，他们好像是被漏掉的那一部分，政策上或许需要去考虑。

上野公园曾经是东京的“零工市场”，和深圳的龙华、杭州的下沙相似，它的零工市场功能持续数了十年。曾经在这里找工作的农民，可能会转变为汽车维修厂的工人等等，能够在东京扎根。他们愿意返回上野公园纪念青春，因为这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去考虑一代农民工，反过来也要考虑二代、三代农民工，一代农民工的保障问题和二代、三代农民工怎么去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才是长远考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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