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互联网法院网络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本案系首例涉“虚拟数字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本案判决厘清了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从创建到使用过程中涉及的虚拟数字人本体、真人演员、虚拟数字人经营者等多方主体的著作权或邻接权，同时规制了利用他人创作的虚拟数字人形象进行引流营销的虚假宣传行为，积极回应科技创新动向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司法保护新需求，有效打击商业化日趋发展壮大下的低质引流、虚假宣传的网络乱象，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社会治理职能，有力维护和促进网络生态健康发展。

本案入选2023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2023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浙江法院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件。

1.虚拟数字人系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多领域技术的集合产物，体现了开发设计者的智力劳动和个性化选择，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工具，其本身不具有作者身份，即使该类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其权利也不归属于虚拟数字人。

2.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系经过实时语音生成及智能穿戴式装备的动作捕捉而成，其所展现的“表演”的声音、神态、动作等系高度还原真人演员的表现，不属于在真人表演基础上产生的新的表演，该类虚拟数字人背后的真人演员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者，在构成职务表演的前提下，所产生的表演者权可依法或依约归属于虚拟数字人的经营者。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0192民初9983号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01民终4722号

某（上海）科技公司综合应用多项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超写实虚拟数字人Ada。2019年10月，某（上海）科技公司通过公开活动发布虚拟数字人Ada，并于同年10月、11月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两段视频，一段用以介绍虚拟数字人Ada的场景应用，一段记录真人演员（即“中之人”）徐某某与虚拟数字人Ada的动作捕捉画面。此后，某（上海）科技公司对虚拟数字人Ada进行商业化使用。2022年7月，杭州某网络公司通过短视频账号发布两段被诉侵权视频，视频的居中位置使用某（上海）科技公司发布的相关视频内容，并在片头片尾替换有关标识，以及在整体视频上添加虚拟数字人课程的营销信息，其中一段视频还添加杭州某网络公司的注册商标，并将其他虚拟数字人名称作为标题一部分。某（上海）科技公司认为杭州某网络公司的上述行为侵害其美术作品、视听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害录像制品及表演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求停止侵权（后撤回）、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含维权费用）50万元。杭州某网络公司认为虚拟数字人Ada形象不属于美术作品，中之人并非表演者，某（上海）科技公司不享有表演者权，杭州某网络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侵权，且未因发布被诉侵权视频而实际获利。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虚拟数字人系通过建模、智能合成、动作捕捉及其他数字技术手段所制作出的具有外貌、声音等方面的特征和行为模式的虚拟角色的可视化呈现形象。虚拟数字人不是自然人，不具有作者身份，在弱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下，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智力创作空间有限，即使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具有独创性，能够构成具体类型的作品，也不归属于虚拟数字人。在现有的著作权法律体系的框架下，虚拟数字人不享有著作权和邻接权。涉案虚拟数字人Ada系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其表现形式借鉴了真人的体格形态，同时又通过虚拟美化的手法表达了作者对线条、色彩和具体形象设计的独特的美学选择和判断，构成美术作品。使用Ada形象的相关视频构成视听作品和录像制品。某（上海）科技公司享有上述作品的财产性权利及录像制作者权。因虚拟数字人Ada系真人驱动，经过实时语音生成及智能穿戴式装备的动作捕捉而成，其所展现的“表演”的声音、神态、动作等系高度还原“中之人”徐某某的相关表现，并非是在真人表演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表演。徐某某符合著作权法中的表演者的相关规定，其作为某（上海）科技公司员工，系进行职务表演，结合双方书面约定，应由某（上海）科技公司享有表演者权中的财产性权利。杭州某网络公司发布两段被诉侵权视频，侵害了某（上海）科技公司涉案视听作品、美术作品、录像制品及表演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杭州某网络公司以引流营销为目的，以视频形式将虚拟数字人Ada作为实例展示在其短视频平台账号，其在视频中对涉及某（上海）科技公司有关标识的信息内容进行删减并替换为课程营销信息或自身商标，加上在一段视频标题中标注其他虚拟数字人名称，可能影响消费者理性决策，从而得以获得更多商业机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直接损害某（上海）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杭州某网络公司在其短视频平台账号上为某（上海）科技公司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含维权费用）12万元。

宣判后，杭州某网络公司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数字藏品作为一种兼具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新型数字出版物，同时也给数字化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全新挑战。本案系首例涉“NFT数字作品”侵权案，法院在本案中对NFT数字作品的法律属性、NFT数字作品形成及流转过程中相关行为的法律性质、NFT数字作品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本案判决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对于构建公开、透明、可信可溯源的链上数字作品新业态，保障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促进数字藏品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获2022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2022年度中国网络治理十大司法案件、2022 年度AIPPI中国分会版权十大热点案件、浙江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浙江法院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件、杭州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1.NFT数字作品所有权转让结合了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NFT数字作品通过铸造被提供在公开的互联网环境中，交易对象为不特定公众，每一次交易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NFT数字作品，故NFT数字作品交易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

2.应结合NFT数字作品的特殊性及NFT数字作品交易模式、技术特点、平台控制能力、营利模式等方面综合评判NFT数字作品交易服务平台的责任边界。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0192民初1008号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终5272号

漫画家马千里创造的“我不是胖虎”动漫形象近年来成为广受用户欢迎的爆款IP。深圳某文化公司经马千里授权享有“我不是胖虎”系列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独占的著作权财产性权利及维权权利。深圳某文化公司在杭州某科技公司经营的A平台发现，用户A铸造并发布了“胖虎打疫苗” NFT，售价899元。该NFT数字作品与马千里在微博发布的插图作品完全一致，甚至NFT数字作品右下角依然带有“@不二马大叔”的水印。深圳某文化公司认为，NFT数字作品一旦被铸造上链便难以像传统互联网信息易于处理，杭州某科技公司作为专业NFT平台，理应尽到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对于在其平台发布的NFT数字作品权属情况进行初步审核。杭州某科技公司未履行自身对作品审核义务，且收取一级市场(首次成交价的10%)及二级市场交易费用(卖家赚取差价的2.5%)，并且在NFT数字作品铸造、销毁、赠与的过程中都会收取燃料费。深圳某文化公司认为，杭州某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帮助侵权，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NFT数字作品是通过铸造被提供在公开的互联网环境中，交易对象为不特定公众，每一次交易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可以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NFT数字作品，故NFT数字作品交易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其一，从NFT数字作品交易模式来看，NFT数字作品作为交易客体时既是作品又是商品，其既有其作为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也有其作为数字商品的财产权，故NFT交易模式下产生的法律效果是财产权的转移；其二，从NFT数字作品交易采用的技术来看，整个交易模式采用的是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如果NFT数字作品存在权利瑕疵，不仅将破坏交易主体以及NFT平台已经建立的信任机制，而且严重损害交易秩序确定性以及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三，从A平台控制能力来看，A平台对其平台上交易的NFT数字作品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也具备相应的审核能力和条件，亦并没有额外增加其控制成本；其四，因A平台在NFT数字作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故其自然应对此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故被控元宇宙平台作为NFT数字作品交易服务平台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存在主观过错，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侵权，应立即删除被控元宇宙平台A平台上发布的“胖虎打疫苗”NFT数字作品，同时赔偿深圳某文化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4000元。

宣判后，杭州某科技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反映数字经济时代文娱产业变革发展的新思潮，游戏与电影系蕴含不同娱乐底层逻辑的创作产品形态，能否进行著作权上的侵权比对及如何比对成为司法审查难点。虽然游戏和电影都可以作为视听作品进行整体保护，但在创作方式、摄制手法、核心要素、艺术表现力上存在差异性，审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改编关系，还应着眼于视听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层面。本案判决厘清了视听作品的比对思路，提供了类案指引，对于科技视野下特效与艺术结合的文娱产品著作权规制路径具有重要的行业启示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且对促进多业态创作持续繁荣及文娱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起到正面引导作用。

本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电影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1.在对网络游戏以视听作品进行整体保护时，游戏制作过程中涉及剧本、美术形象、音乐等不同元素，应按照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进行评判，不能均按视听作品进行保护。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应当限于连续动态画面本身或其组合，以及对故事情节加以展示的视觉效果，比对核心要素为连续动态画面本身。

2.在后创作的视听作品参考吸收在先视听作品主题、情感、构思等思想层面内容而再进行独创性表达，该具体表达也脱离于或不同于在先作品，未使用在先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不侵害在先作品的改编权。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1）浙0192民初10369号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01民终453号

《热血传奇》是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该游戏在2003年后以“战士、法师、道士”统称职业，后又加入“刺客”职业，角色形象、属性等元素一脉相承。《蓝月》电影是一部魔幻题材类电影，故事背景为主角长风在经过一场保卫蓝月大陆的恶战后失去伙伴，重回十年前，他决心不让悲剧重演，带领慕容天歌、明月以及一众蓝月大陆三族联军闯入魔神宫邸，与赤月魔神进行殊死一战。该电影于2020年3月起在A平台独播，在此之前，A平台收到某公司的侵权投诉，浙江某网络科技公司与其他电影出品方向某公司发出催告函，但后者仍认为《蓝月》电影侵犯《热血传奇》游戏知识产权，再次发函平台要求下架涉案电影。浙江某网络科技公司作为电影著作权人认为《热血传奇》游戏中的众多思想、桥段在其他作品中已是常见内容，两部作品在人物及人物关系设置、场景设置、情节发展三方面的表达均不相同，整体不具有相似性，遂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害著作权诉讼，要求确认电影不侵害游戏的著作权，某公司赔偿维权合理开支50余万元。某公司主张《热血传奇》游戏的连续动态画面构成视听作品，认为《蓝月》电影对游戏角色职业组合及形象设定、角色装备（包括武器、服装、首饰）、角色技能、场景设定、玩法系统设定、特殊细节设定这六个方面进行抄袭，电影侵害游戏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热血传奇》游戏属于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游戏玩家通过在一个建构好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虚拟世界中选定体验角色，经历成长、开展对战等一系列游戏内置事件和玩法剧情，获得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其与《蓝月》电影均属于视听作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蓝月》电影是否侵害《热血传奇》游戏的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判断改编行为、改编来源关系是否存在，关键在于电影是否使用游戏相关独创性内容。从某公司主张的六个方面核心内容来看，部分内容或不具有视听画面的比对基础，或不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或虽有个别内容存在相似但并非涉案游戏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属于视听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在作品中所占的比例和重要程度也较低。从整体视听画面来看，《热血传奇》游戏的主视角为2D倾斜或鸟瞰视角，可见人物和旁边景物的位置关系，画面主体为场景地图，玩家操控的角色、NPC等在运行的游戏画面中比例较小，角色移动时有顿感，亦会带动镜头移动，呈现角色、NPC与场景之间的交互效果；《蓝月》电影为真人出演，通过多个实景、虚拟背景的转换及分镜头切换，主角们身怀多种技能招式，辅之以丰富华丽的特效画面，主要的对战场景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且以可视化画面承载剧情的起承转合。游戏和电影在画面构成、画面流畅度、镜头体验感、视听效果方面均截然不同，两者在选择、取舍和安排视听画面中的具体创作要素中存在实质性区别，表达效果有明显差异，不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似，认定侵权事实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蓝月》电影不侵害《热血传奇》游戏作为视听作品的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某公司应予赔偿浙江某网络科技公司维权合理费用20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某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前，平台经济融合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算法治理构成新经济系统，形成商业模式新变革，其中，数据是算法赋能平台经济正常运行之基石。本案涉及虚构数据刷量引流行为的定性问题，区别于以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虚假宣传条款规制刷量行为，该案判决从平台、算法、数据的融合治理视角探索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规制路径，以规则之治推动“优质内容+原始热度+真实互动”的数字文明建设。

本案入选浙江法院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件。

计算机软件通过模拟人工操作，制造虚假的点击量、评论数、关注数，骗取短视频平台流量分配，干扰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有效运行，妨碍、破坏了平台短视频的管理、运营、商业推广的正常运行，扰乱短视频市场的竞争秩序，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审：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22）浙8601民初731号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01民终4707号

二原告为某短视频APP的共同经营者。三被告共同推广、宣传的抖竹软件是一款聚合式智能刷量软件，用户在手机上登录抖竹和短视频平台账号后，设置任务、下达指令，移动端就能够自动打开某短视频APP并自动实施批量点赞和评论、随机转发等系列指定动作，达到将指定视频刷上热门、截流同行粉丝、为指定账号引流的目标。二原告认为三被告开发、运营的抖竹软件模拟真人行为规律，进行规模化、自动化批量操作，制造虚假流量，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5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方面，被诉行为干扰了该短视频APP产品算法推荐机制的正常运行。案涉短视频平台本质上是一个人工智能算法平台，短视频的播放量、评论数、点赞数、分享数等会直接影响数据模型的建立，而抖竹软件通过机器模拟人工操作，制造虚假的点击量、评论数、关注数等，影响了案涉短视频平台对于真实数据的采集，会改变短视频平台算法机制本应有的推荐效果，突破正常的算法推荐结果，干扰了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被诉行为破坏了短视频的管理、运营、商业推广的正常运行。抖竹软件自动控制短视频平台账号，实现批量点赞和评论、随机转发、万能引流等功能，干扰短视频平台短视频算法推送机制，直接影响短视频平台以真实用户反馈为依托的运营基础，使平台用户对虚构点击互动短视频的质量、播放数量、关注度、认可度形成虚假认知，削弱用户推送精准度，骗取短视频平台更多的流量分配，破坏案涉短视频平台短视频生态环境和商业推广体系，实质妨碍、破坏案涉短视频平台的正常运行，会使案涉短视频产品的用户粘性下降，减损案涉短视频产品对于用户数据流量的吸引力，影响原告流量变现和内容变现的增值收益机会，会损害原告的整体商誉及市场竞争优势。故二原告投入成本迭代优化算法并运用于案涉短视频平台，形成算法推荐机制下的短视频的分享、互动、推送的经营体系和平台生态系统，该种商业模式带来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应予保护。被诉抖竹软件通过模拟人工操作虚构数据、引流刷量的行为，会对案涉短视频平台的数据大模型建立产生不利影响，干扰案涉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有效运行，妨碍、破坏了案涉短视频平台的管理、运营、商业推广的正常运行，扰乱短视频市场的竞争秩序，降低用户体验，且三被告以依附于拥有巨大流量的平台市场优势的故意开发运营抖竹软件，对他人产品进行恶意干扰，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三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发布声明消除影响，并应赔偿二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0万元。宣判后，三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企业争夺的核心资源，但数据的保护路径却尚无明确立法规定。本案是浙江法院适用商业秘密条款保护数据的最新案例。本案判决针对数据在秘密性、保密性、价值性三要件上的特征进行认定，界定了企业后台用户行为数据的权益基础和价值内涵，为以商业秘密路径保护数据提供了研究样本。同时，本案还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有力保护商业数据权益，规范直播行业生态，彰显了司法保护数据类商业秘密的决心和力度。

本案入选2022年度浙江法院二十篇优秀案例分析、浙江法院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件、浙江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杭州法院法护营商典型案事例。

在审查数据类经营信息是否符合商业秘密的保密性、秘密性、价值性要件时，应结合数据组成和行业特征予以认定：1.网络原始数据组成的衍生数据或大数据，或网络公开数据结合其他尚未公开的内容组成新的数据信息，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可认定其具有秘密性。2.对于数据类信息是否具有保密性，应结合行业现实状态及载体的性质、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来认定，保密措施应以适当为标准。3.直播平台中奖数据反映经营者特定经营策略及经营效果，体现用户打赏习惯和消费习惯等深层信息，可为经营者提供用户画像，吸引流量，获得竞争优势，具有商业价值。

一审：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21）浙8601民初609号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民终11274号

杭州某网络公司旗下经营两款直播平台，平台主播获得用户打赏礼物兑换现金后按照约定比例向公司分成收益。公司在打赏环节设置中奖程序，将特定比例的打赏金额归入奖池，在一定礼物赠送周期内，根据后台配置，由程序算法随机生成中奖礼物个数索引，用户有机会从奖池中获得其所打赏礼物价款的一定倍数返还金额作为中奖奖励。汪某系杭州某网络公司前运营总监，双方签订保密协议。汪某在职期间，利用自身账号权限，登录查看、分析后台数据，掌握中奖率高的时间点，通过关联多账号进行刷奖，获得平台高额奖金；汪某离职以后入职相同行业的另一平台公司，在自身账号已被注销的情形下，仍通过获取杭州某网络公司员工胡某账号的方式，继续登录后台进行刷奖，汪某持续一年多时间多次登录实施被诉行为，通过数十名主播提现，其在笔录中自述以此获利200余万元。杭州某网络公司诉称，汪某上述行为侵犯商业秘密，导致平台其他注册用户基本无法获取中奖奖励，平台的注册用户充值大幅减少、用户流失，情节恶劣，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请求判决汪某赔偿损失39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杭州某网络公司主张的后台实时数据遵循用户的打赏行为实时产生、实时变动，须在后台登录相应权限账号方得查看，杭州某网络公司对其采取签订保密协议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保护，该些数据具有还原打赏场景、归纳中奖规律的现实价值，还具备预测用户行为、审视经营策略的深层潜在价值，构成商业秘密。汪某曾为杭州某网络公司员工，违反保密义务，利用所查看的实时数据，推算未来中奖可能性的高低，伺机刷礼获得更高的中奖机会，以此获得高额奖金，还通过掌握多个账号、向主播返现进行大规模刷奖，该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汪某离职后明知杭州某网络公司不允许他人实施被诉刷奖行为，仍然违规获取他人账号继续实施刷奖进行获利，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相关规定。汪某的行为剥夺其他用户正常打赏可能获得中奖的机会，可能造成用户流失、粘性下降，破坏后台礼物打赏中奖实时数据的真实性，干扰杭州某网络公司的经营决策，损害杭州某网络公司本因由该商业秘密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综上，一审法院考虑汪某的主观故意和情节严重等因素，确定适用惩罚性赔偿，遂以获利金额200万元为赔偿基数，以侵权获利的1.5倍确定赔偿数额，判决汪某赔偿杭州某网络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

宣判后，汪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智能机器人广泛的产业应用，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更是发展迅速。本案作为首例智能机器人网络直播侵权案，是人工智能、网络直播新业态的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全新法律问题。本案判决厘清了模仿他人智能机器人直播的行为边界，对原告研发的直播模式中的机器人形象、直播话术、直播页面等各项元素能否得到法律保护进行了界定，妥善平衡了保护原创者合法利益与鼓励自由竞争的关系，对于保护智能机器人直播中的优秀设计成果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本案通过司法裁判引导智能机器人直播市场经营者以技术创新等途径进行良性竞争，维护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在革新、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竞争秩序。

本案入选2022年度中国十大文娱法事例、2022年度浙江法院优秀庭审、2022年度杭州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智能机器人直播话术由创作者设计，经过算法训练根据互动条件的不同权重进行触发，如果其系直播场景中通用、常见的表达，未达到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不构成文字作品。直播界面如主要体现直播功能性作用，在颜色、内容选择及布局编排等方面未能体现独特的构思和审美意义，不构成美术作品。整体模仿他人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智能机器人直播设计，损害他人竞争利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0192民初569号

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为推广和宣传二白机器人，在两个网络平台分别注册账号，并开发了机器人主持直播的智能程序。观众可以在直播中直接与机器人对话、打赏、互动。该智能程序使得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账号增粉效果明显，其中“我系二白”短视频账号粉丝超过447万，获赞超过5千万，直播历史总场次1166场。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由此累积了大量的交互数据和用户资源，创设了自己的直播界面与话术系统，形成具有特色的智能机器人直播模式。四川某科技公司在其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及教学视频中使用了二白机器人形象，在直播过程中以及销售的“大白机器人智能直播软件”中使用了与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近似的直播界面与直播话术，并通过佣金形式激励其下线代理商扩大该直播软件的销售渠道。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主张四川某科技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诉请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万元。

被告辩称，其使用二白机器人形象只是为了介绍其智能直播语音软件，该软件用于指导用户搭建智能机器人直播间，两者的直播界面、直播话术并不相似，不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涉案二白机器人形象展现了个性化表达及一定程度的艺术美感，符合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独创性及艺术性的要求，构成美术作品。四川某科技公司在线传播二白机器人形象，侵害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从涉案直播话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生成过程来分析，直播话术的特定内容由创作者选择与设计，直播中根据触发条件的不同权重进行触发。涉案直播话术包括打招呼、聊天互动、介绍功能、祝福用语等直播常用语句，是直播场景中基本、通用、常见的表达，未能反映创作者的个性与选择，未达到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不构成文字作品。涉案直播界面主要体现直播功能性作用，在界面颜色、内容选择及布局编排等方面未能体现独特的构思和审美意义，不构成美术作品。

二、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首先，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运营的二白机器人网络直播经过长期的开发优化，积累了较多的用户群体及访问流量，其具有新颖性的直播间设计创意可以为原告带来商业利益与竞争优势。其次，四川某科技公司在直播以及“大白机器人智能直播软件”中使用了与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相近似的直播界面、直播话术，存在明显的抄袭行为，该行为降低了四川某科技公司的开发投入成本，获得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在长期经营基础上持续优化设计而成的智能机器人直播方案，此种不劳而获利用他人劳动成果攫取市场竞争优势的行为有违商业道德。再次，四川某科技公司对外销售该智能直播软件，加速了与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类似智能机器人直播间的复制与扩散，在粉丝、流量等与网络直播行业直接相关的商业利益上，不当攫取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享有的市场关注和商业机会，损害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的竞争利益。因此，法院认为，本案四川某科技公司在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上均已超出了模仿自由的范围，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四川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原告杭州某互娱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7万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涉及数字技术、传统艺术与人机交互相结合的特效道具是否构成视听作品、如何更精细地界定参与创作的不同主体的利益、如何把握作品独创性认定与避免泛作品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划分创意和创作的边界等法律问题。本案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创新的需求和特点，从促进文化娱乐著作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的角度认为应在二分思路的基础上对连续画面的独创性进行抽层分析，为人机互动视听作品的独创性判断和独创性来源认定提供了实践分析路径。

1.人机交互短视频包含基础展示画面和人机交互画面两个部分。判断基础展示画面是否构成视听作品，应当将画面与其所传递的内容相分离，对于连续画面本身的呈现状态、上下衔接和画面感的独创性进行分析。

2.人机交互画面独创性是来源于基础画面亦或用户，应当结合用户的表达空间予以判断。人机交互的识别、创作过程受控于预先设定的算法、规则和模板或资源。当交互程序本身提供的内容参数和资源配置单一，用户对于呈现内容仅需进行机械的调度时，用户并未就画面贡献创造性；当设计者对于内容参数、资源和画面的基本表达步骤和呈现进行了设计，用户在人机交互的过程只是把为数有限的图像或图样以自动生成，并在理论上进行无限的排列组合呈现在用户界面，此时用户的表达空间有限，用户在该交互过程画面应当认为未创造性地提供新的连续画面，整体画面的独创性来源并非用户操作，而属于基础画面的一种表现方式。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1）浙0192民初3494号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民终12535号

窗花剪剪特效道具于2021年2月4日上线某短视频平台，并在湖南卫视小年夜春节联欢晚会推广，其通过设置窗景和红色纸张、识别用户鼻尖作为剪刀进行剪窗花并动态展开呈现在屏幕上。二原告认为窗花剪剪特效构成视听作品，被告认为窗花剪剪独创性部分主要源自用户且其中的内容为思想或公有领域元素，故认为其不构成视听作品。

一审法院认为窗花剪剪作为人机交互形成的视听成品，判断其是否具有独创性，需从基础展示画面是否具有独创性以及人机互动生成内容独创性来源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对于基础展示画面而言，其从整体画面来看，其是一个动态的、具有连续性和衔接性的画面展示过程，从呈现状态来看，制作者对于画面元素及其颜色搭配、静态显示、动态变化、画面排布进行了选择和设计；从上下衔接来看，画面切换方式、动态变化的过程体现了逻辑和安排；从画面感而言，其通过渲染窗框、窗帘、城市背景等，配合进度条和剪纸形状和变换轨迹、展开方式、转场效果和最终页面定格等的细节描绘，体现了整体剪窗花的情景设置和裁剪、展开过程的视觉艺术效果和美感。故窗花剪剪特效连续画面的呈现体现了作者选择和安排，具有创造性，符合视听作品连续画面独创性的要求。

对于人机交互形成的画面而言，本案中，窗花剪剪特效主要基于识别鼻尖启动用户交互程序，并根据用户的鼻尖轨迹，在预设的用户界面将该轨迹予以展示并根据程序设置形成最终画面。一方面，用户鼻尖识别的交互，即在剪纸上进行镂空的过程，该过程画面是由用户在体验特效过程中临时生成的，并非制作者事先固定的序列画面，因程序设置、资源调度简单、机械，虽每个用户使用特效呈现出来的过程画面会不一样，但并未超出特效预设的画面，不是脱离预设程序之外的创作，该人机交互并未产生新的连续的画面，未产生新的视听作品。另一方面，用户自己对于该交互过程的连续画面的展示，包括呈现的形式、可视化的过程、并未扮演积极创作角色，其主要进行的是鼻尖轨迹的输入，对于连续画面的输出方式，包括如何呈现该过程、呈现的效果为何，未有创造性的表达，该部分连续画面内容的独创性并非源于用户。故本院认为，用户在使用窗花剪剪特效过程中，未产生超出基础展示画面的新的视听成品，且对于整体画面的展示无创造性的表达，其独创性仍源自特效制作者。故一审法院判决北京乙科技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万元。

宣判后，北京乙科技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数字时代音乐人能够更自主地创作新潮、个性的音乐，但也不可避免使得音乐创作成为快餐式的流量生意，从歌名到内容全方位的“洗歌”就是其中之一，实践在分析“冒名洗歌”侵权与否时，既要结合当下侵权模式的生成原因、所造成的影响，准确把握权利保护与鼓励传播、防止创意垄断的边界，也要打破客观专业壁垒，探索更为有效的侵权比对认定方式，及时有效规制侵权行为。本案通过技术辅助分析、歌曲信息表征分析、定句曲谱比对以及听觉感知比较分析的判断步骤，提出了数字音乐时代平台间“洗歌”的认定方式，以期净化音乐市场，鼓励原创，推动数字音乐产业将不断地向前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该案入选2022年度中国网络治理十大司法案件。

1.音乐作品的消费对象是听众、观众，不同的音乐作品存在不同的听众对象，不同听众的关注焦点和注意力亦有区别，流行音乐关注的重点往往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歌词、旋律，给受众以鲜明的感觉，虽然听觉感受仅限于感性的知觉范畴，但对音乐作品的受众，却是感觉的全部，故听感在判断音乐作品相似性时，具有较大识别作用。

2.歌曲的独创性在于旋律、音符、调性等音乐性的表达，在于歌词创作，也会在于旋律与歌词的相辅相成地融合。判断歌曲的相似性应当考量作品中的表达性要素，而不是歌曲所体现的技术要素，当对音乐作品的独创性表达部分进行技术替换时，应当认定为未形成新的表达；当旋律类似、文字表达类似，仅对少部分歌词进行调整或语义替换时，可以认定两首歌曲整体上具有相似性。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0192民初2124号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终8272号

杭州某科技公司是A音乐平台运营主体，取得涉案歌曲完整著作权。杭州某科技公司发现，2021年B音乐平台上线被诉歌曲，与涉案歌曲名称完全相同、表演者名称高度相似，词、曲、编曲等亦高度近似，构成实质性相似，故提起诉讼。

甲科技（深圳）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乙科技（深圳）公司辩称，首先，甲科技（深圳）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乙科技（深圳）公司经北京某文化公司授权取得被诉歌曲信息网络传播权，且已尽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北京某文化公司承诺对于所授权歌曲出现的涉诉责任均由其自行承担；其次，涉案两首歌曲从作品表达、独创性均不一致，该甲科技（深圳）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乙科技（深圳）公司作为音乐平台运营方，无法判定相似性是否成立；最后，杭州某科技公司未进行有效通知，其不是适格被告。北京某文化公司辩称，两首歌曲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二者从总体感觉而言因为旋律、节奏、和声及歌词的相似性，尤其是“删了吧”作为歌曲名称和副歌的重要内容，加之表演者名称和演唱音色，会使人误认二者为派生关系；其二，从具体比对而言，二者选用了类似的主要旋律和节奏走向，除个别音符不同，构成主旋律的主要音符几乎完全相同，同是两首歌曲的第3、13、17、18、19小节的音符中大多数音符相同，在旋律和节奏的创作空间开阔，如果是独立创作，在旋律和节奏上不可能如此高度的相似；其三，涉案两首歌曲的首句、起句、关键句在音值、音高上基本一致，该些句子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整体旋律、节奏如此相似的情况下，会产生歌曲音乐形象相同或类似的感觉，虽然听觉感受仅限于感性的知觉范畴，但对音乐作品的受众，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受众来说，会对于歌曲的赏析和判断起到关键作用；其四，从歌词比对、演唱者名称、标题、演唱音色而言，二者具有相似性，虽部分内容不受著作权法表征，但该些元素集中表现在一首歌曲时，会致使公众混淆，故涉案两首歌曲部分段落构成实质性相似。遂判令甲科技（深圳）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北京某文化公司立即停止侵犯杭州某科技公司著作权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8万元。

宣判后，甲科技（深圳）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北京某文化公司提出上诉后，后均撤回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准许，该案一审判决已生效。

在网络短视频爆发式增长背景下出现的短视频模板，属于互联网内容制作新产物。本案系首例侵害短视频模板著作权案件，涉及短视频模板能否得到著作权法保护、得到何种程度保护等法律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法院根据相关领域著作权在作品特性、创作空间等方面的特点，充分考虑网络创新的需求和特点，合理确定作品独创性判断标准，划清了著作权范围与公共领域的界限，为规范短视频模板使用提供了行为指引，推动了短视频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案判决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参照判决对双方平台上的大量短视频模板进行了一揽子协商解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本案入选2021年度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件、2021年度中国网络治理十大司法案件、2021年度浙江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2021年度杭州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短视频模板依托平台制作，具有录影时间短、主题明确、社交互动性强、制作过程简单等特点。在判断短视频模板是否具有独创性时，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综合考虑创作与传播、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宜采取过高的判断标准。短视频模板是否构成作品主要应考虑以下两点：一是短视频模板应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不能复制或剽窃他人作品；二是短视频模板应是作者的创造性智力成果，是作者思想或情感内容的表达，可以体现作者的个性。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0）浙0192民初8001号

某甲App是一款视频编辑软件，能够为用户提供多种素材、音乐、特效等，协助用户对短视频进行编辑。北京某科技公司、深圳市某科技公司系某甲App的运营者。2020年，制作人“阿宝”在某甲App上发布了“为爱充电”短视频模板，用户可通过替换模板中的可更换素材形成自己的短视频。北京某科技公司、深圳市某科技公司经制作人授权取得该短视频相关著作权，其主张杭州某科技公司、杭州某股份公司擅自在其运营的某乙App上传“女生节，为爱充电”短视频模板，用户可以点击播放该短视频，亦可以替换素材嵌入模板进行编辑、下载及分享，杭州某科技公司、杭州某股份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其对涉案短视频模板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改编权及汇编权，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短视频模板本质上属于短视频，其由创作者对图片、音乐、特效等各类元素进行编排形成短视频框架，并预留出可供用户进行替换的要素，方便用户替换后形成含有个性化元素的短视频。立足于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判断短视频模板是否具有独创性时，不宜采取过高的判断标准。判定涉案短视频模板“独创性”时的具体考量因素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短视频模板是否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不能复制或剽窃他人作品；二是短视频模板必须是作者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是作者思想或情感内容的表达，可以体现作者的个性。本案中，涉案短视频模板由制作者对某甲App中已有的音乐、贴纸、特效等元素进行选择与编排制作而成，与既有各个独立的元素存在明显差异。制作者根据想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奠定风格基调，寻找合适的背景音乐、图片，再根据音乐的节奏点搭配不同的贴纸、特效、滤镜、动画等元素，并结合主观需要协调多种元素的排列方式、大小、顺序和持续时间，整个创作过程存在智力创造空间，体现了制作者的个性化表达。故涉案短视频模板具备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要求，属于视听作品。杭州某科技公司、杭州某股份公司在其运营的某乙App上共同或分别提供被诉侵权短视频，侵害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院遂于2021年4月16日判决：杭州某科技公司、杭州某股份公司停止侵害，共同赔偿北京某科技公司、深圳市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4万元，杭州某科技公司赔偿北京某科技公司、深圳市某科技公司赔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万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本案涉及网络域名权与注册商标权冲突的司法认定问题。通过本案的审理，明确司法在规制域名恶意抢注行为、维护商标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善意注册和使用域名的权利人的保护问题。该案依托互联网专业化审判资源，围绕域名恶意抢注、侵权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严密的司法认证和审查，依法保护了域名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本案涉及争议域名是否侵害他人注册商标权的判定。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域名侵权系域名的注册人或者使用人在注册使用域名时，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的行为，包括在先的商标权、字号等。而判断域名是否侵权应从域名的注册、受让使用是否存在恶意以及他人是否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方面进行考量。本案争议域名注册远早于被告主张的注册商标注册使用的时间，且原告在受让争议域名后，并未进行恶意出售或造成侵害他人商业利益受损等情形，不构成侵害他人在先注册商标权。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0192民初3393号

2021年7月1日，原告冯某某经拍卖购得争议域名，并转移注册至其名下。2022年3月2日，某公司向某仲裁论坛递交投诉书，请求将涉案争议域名“mohu.com”转移给某公司所有。某公司认为冯某某的域名包含了其整个mohu标识，两者构成近似。冯某某对于域名没有权利或合法权益，其也没有经某公司授权或许可使用mohu标识。冯某某使用该争议域名既没有善意地提供商品或服务，也不是合法的非商业使用或合理使用，存在被用于传播恶意软件的可能。2022年3月30日，冯某某向某仲裁论坛递交答辩状称：冯某某创建了A科技有限公司和B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网站开发和推广业务。其对于域名拥有权利和合法利益。

2022年4月20日，某仲裁论坛作出裁决认为：1.争议域名与某公司主张的mohu标识构成相同；2.冯某某并没有因为争议的域名而广为人知，也没有得到某公司的许可而使用mohu标识，且冯某某并未按照相关规定将域名用于善意提供商品或服务，也没有开展合法非商业使用或合理使用。3.电子邮件副本显示某域名前持有人曾向某公司出售该域名，具有恶意。依据上述三个条件，裁决：域名由冯某某转移给某公司。冯某某不服该上述仲裁结果，依法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争议域名“mohu.com”最早注册于2000年1月12日，被告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9年11月12日，其于2020年1月9日受让注册商标“MOHU”，并用于天线、前置放大器、包括电视调谐器和天线的数字视频设备、电缆等商品的销售。一、争议域名的注册不具有恶意。某公司成立的时间和商标受让的时间，均晚于争议域名被首次注册的时间。而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案外人注册争议域名之时或者之前，就已经对“mohu”标识享有在先合法的权益。某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其在中国境内具有“mohu”商标注册及使用的情况，或者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会导致网络用户的混淆、误认。依据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争议域名的注册、使用存在恶意高价出售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二、冯某某购买争议域名的过程具有正当性。冯某某作为后手域名购买人，即便在购买涉案争议域名后未及时投入使用，但因某公司未证明其在争议域名注册时享有在先合法有效的权益，因此，不能以此推断冯某某对争议域名的购买行为存在主观恶意。某公司发送询价邮件的时间为2020年2月27日，均早于冯某某竞拍购买取得涉案争议域名的时间，不能证明冯某某参与竞拍及受让涉案争议域名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某公司或其他竞争对手销售或转让以获取额外收益，更不能由此推断其具有恶意。

综上，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冯某某对域名“mohu.com”享有域名持有者的合法权利；涉案争议域名“mohu.com”不转移给被告某公司。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