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授给亡夫的悼文刷屏，我们为何心痛

知名的中年学者徐晓宏病逝，出自其妻子陈朗之手的一篇悼文，出乎意料地引发了大范围的情感共振。

这篇文章颠覆了中国人印象中的大部分悼文，没有“死者为大”的悲恸情绪，反而整篇平静徐缓，同时流淌着对死者的追忆、淡淡的哀愁和不甘。陈朗自陈，结婚后，她为了家庭与孩子“疲惫不堪”，看着丈夫在网上“挥斥方遒”，她也曾感到嫉妒和失落，甚至坦言，“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陈朗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她是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学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是一位曾与丈夫一样拥有过学术成就和学术理想的女性。婚后，陈朗主动放弃香港的教职，跟随丈夫共赴异国他乡，长期不工作，照料家庭。

“我曾经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我曾经跟我的心理医生说，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作者陈朗在提笔写下这篇文章时，绝没有半点埋怨婚姻、丈夫与家庭的意图。她写的是悼文，不是控诉。其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同时羼杂着爱与恨，理智与柔情，而且它们都是掺溶在极为真切生动的缅怀和痛苦之中的。

读者清晰感受着一位妻子失去所爱的痛，也感受着她同时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由于外界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个人追求的不甘与不解之痛。

一篇行文真挚生动、说理一针见血的推文，受到大面积转发，且长尾效应愈烈，这只能说明她打动了人心。

一个女人的抱负与才华在婚姻里渐渐被埋没，她当然不是后悔与控诉婚姻，但这份勇敢与真诚，已经触动多数能够同她感同身受的读者。

1月20日，陈朗继上文后又发布了一篇解释文章，说明自己并没有任何抱怨丈夫及婚姻之意。之所以撰文，其一“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母亲，我要诚实，不想续写‘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荣幸’之类的神话，来让更多的女孩子误解婚姻的意义”。

其二，她希望表达的，永远是“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而非对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晓宏。

丈夫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工作，这种“结构和制度”，在任何社会都有其相似之处。从历史到现在，陈朗这样的女性无时无处不在，她们在厨房里，灶台边，母婴室，就是不会在实验室和课堂里。这是某种长年以来被默认的内部分工，为了家庭稳定，为了功利化的效益最大化，但或许，它并不为了幸福和人本身。

在歌颂母亲的伟大故事里，在名人大家站在光辉下振奋人心的演讲词里，我们能找到太多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柔软而强大的女性。

鲁迅死后，许广平在1939年的文集里提及，两人结婚后，鲁迅笔耕不辍，她则负责帮他校对、抄写，“在琐碎事务所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精力和时间”。但久而久之，许广平发现自己不再有正当职业，便提出外出工作，却遭到鲁迅反对：“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

于是，许广平被迫留在家里，“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

和陈朗博士一样，许广平的情感同样是爱与怨交织的：“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样的人一定不少。”

这些陈述的本意，同样也不在抱怨和责备。许广平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看到了真正的症结：“问题本身我想还不全在女性，和爱的家庭的丈夫……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

后人在鲁迅的文章里，读到这位顶级大作家为文明风气、男女平等，为民智与社会进步作出的种种疾呼。对待普遍的结构性的分工问题，他并不是没有思考。只不过，思虑那些宏大叙事已经耗尽了他的“正当精力”，哪还有太多多余时间分给家庭琐碎，儿女情长。

鲁迅的价值和地位当然不可能被否定，放在家庭的语境里，一位愿意奉献与辅佐的妻子，也被世人友好地纳入大师成就的一部分。

自古至今，不少名流、成功人士，在拿到一定成就后，都会热泪盈眶地感激自己背后的妻子或父母。他们的思路很简单：在事业上定然有辅佐我的前辈，在家庭生活上，同样有辅佐我的后盾。

只不过，关于油盐柴米那些琐碎，往往都是女人来做就是了。于是，感激的对象常常都是母亲或妻子，甚至是女儿。

婚姻内的分工，往往都是为了家庭结构的稳定。很长一段时间，且在大部分情况下，“男外女内”的传统模式没有什么问题。但现代性语境里，个人独立思潮下，妻子可能感受到个体价值的阙如，但身为丈夫的那个男性也可能感受到社会世俗要求下的不堪重负。这是一体两面的。

但如果夫妻二人都在“主外”的领域有所渴望和理想，情况就必然两样。这个时候，为了所谓的“家庭稳定”，解决方法往往只能通过一方对自我内心渴求的否认来完成。通常情况下，在社会建构之中，女性都被塑造为更渴望家庭稳定而非个人成就。

“从现在起，我必须和他竞争，互相掣肘，笔尖相碰。我也将无法逃脱他的名声喧嚣，得到些许安宁。即便是在世界遥远的另一端，他也会是伟大的厄尼斯特·海明威，当然如此。而我一开始将只是他的妻子，若想成为我自己，只能奋力不止。”

这段话出自以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为主角的传记作品《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与海明威结婚之前，玛莎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新闻界以她的名字命名盖尔霍恩新闻奖，她的头像还曾出现在美国邮票上。

西班牙内战时期，28岁的玛莎在国际纵队里认识了海明威，当时，海明威曾望着玛莎深入战地的身影感叹道：“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

然而，两人结婚后，玛莎的名字逐渐被“海明威的新妻子”代替。海明威也不再期待妻子继续写作、报道，而是希望她待在家中操持家务，让自己专心写作。为了打压妻子，海明威还主动提出为《克里尔》周刊做首席战地报道，挤占了原本属于玛莎的机会。

性格刚毅的玛莎终于忍无可忍，离开海明威。对此，海明威还曾写诗讥讽她：“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名叫玛莎的女仆，她们都那么乐于服从命令，盖尔霍恩挺可爱，可惜就是太野心勃勃了。”

这是一个永恒的议题：不论是按照家庭分工，还是按照性别气质而论，女性的野心、强势、自主，是否真的只能成为她们追求爱情的绊脚石？

当爱让自己痛苦，玛莎无不痛心地说：“我多希望我不爱你。爱无法解决也无法解答任何事，爱也不是指引我们的明亮灯塔。这些它都做不到。”

如今，家庭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的最小单位。理想情况下，只要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勇气和经济实力，个人才是最小单位。

如是一来，那些选择进入婚姻和家庭的个体，尤其是女性，难免在大众舆论层面背负更多：如果你有理想和抱负，为什么要选择进入婚姻呢？

可与自己所爱之人结婚，建立家庭，凭什么就一定要放弃自己的个人理想与规划呢？而且放弃的那个，通常是选择了“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女性。

对男性而言，丈夫、父亲与“成功人士”三者身份，是可以齐头并进的，彼此并不矛盾冲突。他是一个有能力为家庭带来足够财富、资源和社会地位的人，那么他同时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但对女性而言，妻子、母亲的职责，与同时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是彼此冲突的。她不可能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成为一个被社会期待的好妈妈、好妻子。

这里面分别有两个客观的和预设的条件。其一，是在以繁衍为必要目的的家庭结构里，女性自然是在生育层面承担更多时间精力成本的那一个，那么，用功利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学说，至少，在妻子孕产的时间内，丈夫理所当然承担更多社会工作及经济职能。

第二个预设条件，便是大部分女性都更愿意追求小家庭安康的稳定，而非职场、学术等不确定领域的乘风破浪。

这种预设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各种文明国度都曾经历一夫多妻、女性靠男性为生的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结构自然而然被延续了下来。

要找到性别分工反过来的名人示例，既容易，也困难。因为稀缺而困难，也因为稀缺，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代表，便脱颖而出，异常显眼。

比如著名的女大法官茹丝・贝德·金斯伯格与其丈夫马丁·金斯伯格。从恋爱到婚姻，马丁都毫无怨言地支持妻子追求法律的高山，即便那是一个女性进入权力阶层极其困难的时代。两人常常在婚后一同研读皮普斯和狄更斯，还一同考入哈佛法学院，进步始终同频。

或许是巧合，马丁对厨艺很感兴趣。他在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老婆不会给我任何烹饪方面的建议，我也不给她法律方面的建议，这方法对我们俩很管用。”

这是将“厨艺”放在与其他事务同等尊重的地位，并不将在家做饭视为弱势者的付出和牺牲，更不会因为自己待在厨房就认为失去了所谓男性尊严。

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丈夫也堪称“新潮”，拥有超越时代的观念和眼光。正如为茹丝写传记的历史学家迪哈特所说，马丁“走在了时代尖端”。

但近一个世纪过去，愿意全心全意支持妻子事业，且不介意她因此不能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丈夫，竟然也算是“走在时代尖端”的稀有品。

如今，流行语境里有个词语叫“智性恋”，指因为一个人的卓越头脑，迷恋这个人本身。该词语形容的主体常常是女性，似乎只有女性才会因为男人的头脑而爱上他，却很少有男性因为女性的头脑而迷恋她。如果两个人结合的婚姻，必须有一个人对外面的世界不具备野心，那个人通常都是妻子。传统常说的“郎才女貌”“我负责如花似玉”等说法，莫非如此。

可在岁月的漫长轨道里，美貌是不断贬值的，只有头脑与财富会增值，赋予一个人生命的硬度和厚度。

于是，传统的“男外女内”式婚姻模式终有一天受到威胁和考验，留在家中的一方感到个体无意义，这不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并不新鲜的命题。

但症结绝不在爱情本身，更不在婚姻中具体的丈夫或妻子个人。我们首先承认爱，承认对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渴望，然后才能跳出个人视角，看见真正悬在现实层面的凝云：家庭内部的劳动被美化为“牺牲”，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陈朗博士在第一篇悼文里说，丈夫去世大概一周多以后，她开始重新跑步，“跑着跑着忽然想到，他看不到我毕业了。我这个拿过不少貌似高大上文凭、对毕业典礼鲜有兴趣的人，竟然因为这样一个书呆子气的理由在操场上痛哭了起来。”

悲恸不仅由于所爱之人的离去，也由于一种已逝不可追的委屈和失望。自己是多么渴望得到心爱之人的祝福与支持，但短暂的生命和婚姻，剥夺了这一切幸福的可能。

爱情是在彼此情投意合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双方都对世界的同一个切面感兴趣，都有着可以互相理解和体恤的目标、理想。

但当两人关系被婚姻缔结，这份灵魂共振渐渐被琐事替代，爱情何去何从呢？对逝去的丈夫和痛哭的妻子，双方都是遗憾。

爱有着千般模样，因为多样而宏大甚至是伟大。没有人在亲密关系里是完美的，被悼念的徐晓宏被妻子认可是一个“好父亲”，陈朗所感受到的愁与堵，并不是丈夫这个具体的爱人带来的。

陈朗在第二次声明里强调，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这份被中断的幸福背后折射出来的，“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即使如晓宏这样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这么多痛苦和遗憾，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作为父权结构的受害者承受了什么？我们的学术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异化？”

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观察到，过去20年间，她身边的经济学女博士比例达到了30%—35%，但她们当中，终身副教授的比例为25%，正教授仅为15%。

其中大多数的女性学者，都会因为生育而离开劳动力市场，而当她们重返市场时，由于照料孩子、家庭等显而易见的原因，工作时长随之减少，劳动成果与个人发展也必然受限。

败下阵来的她们，要么选择离开行业，要么失去了“雄心壮志”，转去“偏爱”那些清闲、灵活的工作，成为随时可以回去照顾孩子的母亲。

而戈尔丁的最新研究表明，远程和灵活办公的增长，可能成为女性进步的希望。进一步说，这也可能成为一份婚姻，一个家庭拥有更融洽状态的希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即便今天存在一个到处演讲、发表、参加公共活动的知名女学者，而她背后有一个愿意围着厨房和婴孩转的丈夫，公众对这夫妻双方的评判，也许都不会太过正面。

哪怕存在一个像马丁·金斯伯格那样，发自内心为家庭事务自豪的丈夫，因为通常充满偏见的社会评价、个人被从小塑造的情感模式和性别气质，幸福似乎也会成为难题。

事实证明，哪怕在2024年，这种内在矛盾依然根深蒂固。这里面并非缺乏个人反思，而是缺乏集体意识。

学术体制与评判标准是否能容纳爱情？能否容纳一个同样希望待在实验室和课堂里的妻子？

如果我们只能接纳一种爱情，一种婚姻，也就相当于只能接受一种学术生产，一种创造力和青年人的未来。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吴擎

排版 | 风间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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