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而为女,是一种处境。但与此同时,争端也在显现,女性被分成不同的群体,“娇妻”“恋爱脑”“捞女”……每一个词汇背后,都隐藏着意识和立场之间的撕扯。上野千鹤子曾说,“如果不表达内心的愤怒,不掀起波浪,什么都不会改变”。然而,当愤怒的矛头被指向女性自身,只会削弱改变的力量。我们常常问自己,如何成为合格的女性主义者?但在发问之前,或许可以先思考,真的存在“合格的”女性主义者吗?不久前,我们与看理想主讲人、性别研究者Alexwood一起聊了聊与性别有关的事,在她看来,“思考是否存在合格的女性主义者,仍然是一种自我审视”。想改善现有的性别环境,我们要做的不是向内看自己,而是把传统的等级拆解开,尝试搭建平等的、互利互惠的、流动的关系。看理想:当下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吗?如何看待“合格的女性主义者”的说法?Alexwood:可能现在的年轻女性并没有更解放,而是观念负担更多,内在冲突更大。女性主义的发展总是一个交替的过程,会有谷底,会有反弹。我们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反弹的阶段。中国的五四女权做斗争的时候是非常无畏、没有顾忌的,因为对她们来说一切不可能更糟了。但是到了下一代,比如说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开始出现“女人要有女人样”的说法,要恢复曾经被否定的女性气质。而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女性可能面对更强的内在冲突性,虽然受过了很好的教育,也有女性意识,但所处的环境存在漩涡,不知道应该往哪边选,而且这些理念看起来彼此矛盾,很难明确选择其中一边。我们不像前辈一样义无反顾,但这很正常,并不是说大家不够格,而是扔向你的观念越来越多,让你不够格的理由也变得越来越多。就像玩躲避球游戏,以前你面对眼前的球就可以,现在球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父权压迫者的,也有来自女性主义者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躲呢?为什么要由他们来决定“我”够不够格呢?思考是否存在合格的女性主义者,仍然是一种自我审视,我们永远是在向内看,看自己是不是够格。看理想:女性身份应当与女性主义挂钩吗?如何看待女性对女性的恶意?Alexwood:我也没有彻底的答案,但这也是我这两年想得比较多的,有没有一个能解释这件事的绝对机制?我一直对于女性对女性的恶意很不解,我现在的理解是,我们导向其它女性的爱意或者是恨意,往往是出于对自己的敌意,我们还没能充分地解决自己的主体性,也还没能充分地爱自己。回到我刚才说的,作为女性主义者、作为女性的标准,在不停地叠加,不停地升值,但同时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只是告诉你不能这样。不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没有一个现成的参考,我们做的一切都可能被推翻成“你这样不够女性主义”,一直在经受批评。如果只是在遭受否定和批评,我们怎么样去真正地建立、创造呢?当女性只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又不知道如何去改变现状的时候,我们会积累很多创伤。这种创伤导向自己,也导向别人。看理想: 想到上野千鹤子分享过的“恐弱”,面对一个更大更难掀翻的权力结构,可能大家的目光会更集中在相对弱势的人身上,同时也害怕自己成为更弱势的一方。Alexwood:这个目前能够解释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女性主义存在纲领或者说标准吗?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它的内容应该是平等、团结,去和所有边缘的人结盟,和所有的少数人站在一起。除了所谓性别正义之外,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正义,这是我认为的女性主义纲领。如果只认可单一身份,把拥有其它身份的人都当作敌人,会造成女性团体的分裂,女性会失去自己真正的斗争力量。看理想:这几年,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不少女性对“恋爱脑”的排斥。这种拒绝心态的背后有什么成因?只是单纯的对直男群体的不信任吗?Alexwood:一个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一点“恐弱”。另外一点,我在节目《性别不麻烦》的开篇简短地聊过,现在的经济环境更加强调女性独立的前提,女性独立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必要性的位置上,以至于它变成了一种新的女性美德。但是它是绝对的美德吗?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恋爱脑,可能是在爱情中愿意为对方付出,或者很体贴,很照顾对方的需求等等。如果说恋爱脑是这些特质的话,它们本来是挺好的特质,甚至可以说是美德。会照顾人、有同理心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现在它们被批判呢?因为在父权的底色和结构下,如果只有女性这样,这些美德就变得性别化了,而且女性会因此被利用、被剥削。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些特质本身是好的。如果大家都以所谓的女性美德为标准,可能都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在说恋爱脑,在批评某些人有恋爱脑特质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些特质本身值得批评,只不过在我们现有的性别文化下,这些人可能更容易处在受害者或者被剥削者的位置上。我们强调大女主和女性独立,不是因为女性总是选择为爱付出,而是因为我们的性别文化本身有问题。看理想:美国现在有一个群体正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央,tradwife(traditional wife),也就是传统妻子,一部分女性选择回归上世纪50年代家庭主妇的模式,承担照顾家庭、照养孩子、为丈夫服务的职责。英文世界的tradwife跟中文语境里的娇妻有哪些异同?这是女性主义的倒退吗?Alexwood:首先研究数据显示,在危急时刻,人们的价值观会趋于保守。我们现在整体上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大家更倾向于回归一种看似稳定的、相对保守的生活方式,会很自动地想回到一个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时间里。50年代是二战后经济快速上升的时期,科技发展也非常快,tradwife选择这个时间不是偶然。我们不仅是在性别观念上保守化,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有人发现美国娇妻和白人至上主义有很大的勾连。大家都想回到黄金时代,但那只是某一些人的黄金时代,对于想打破现状或者现有秩序的人来说,是不存在黄金时代的。另外,50年代的家庭主妇们,表面上生活很光鲜,但在当时,她们的酒精和药物依赖问题非常严重,虽然好像什么都有了,但是她们并不开心,只能通过药物来驱散不快。所以,50年代也并不是真正的一个黄金时期,tradwife寻求的稳定感,是非常昙花一现的。但是中文语境下的娇妻与tradwife有所区分,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像美国那样的女性主义历史,美国娇妻对女性主义非常熟悉,她们在有意识地反对。我们的娇妻可能没有经历过女性主义教育,纯粹是本能地,想在寒冬环境中抓住一个东西,最可触及的是作为妻子和伴侣的价值,她们觉得在关系中自己是被呵护的、被爱的、被保护的。关系之外,没有一定能提供这些的途径,无论是工作,还是经济发展。她们只能把生存危机感寄望在自己被宠爱上,好像这是一种保险。我能理解这种趋向。往往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不是往前看,不是去创造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世界,而是往回看,去抓一个好像看起来还不错的东西。它能提供多大的保障,我们的确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途径给自己提供足够的保障很难,不小心就会被打成“捞女”。看理想:在中文世界,很多词汇的含义发生着变化,比如“捞女”,它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中性,甚至是褒义词汇。在当下,成为捞女,意味着不劳而获的快感,也含有某种决定自己命运的自主感,怎么理解这种评价语义上的变化?Alexwood: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点,大家觉得捞女是不劳而获。但是我不认为捞女不需要工作,做捞女需要的劳动很多,它是有一套标准的。前一阵,煮肘的新闻引起了很大讨论,他觉得二妞妈天然是一个好太太,他好幸运能找到她。二妞妈拿了他三亿后,网友们反而纷纷表示,你这样的人,人家当了你那么多年老婆,这不算多了。这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实大家很清楚做妻子或者家庭主妇需要付出的劳动。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她需要扮演男性眼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如果要做所谓的捞女,这一点上要拿到非常高的分值才行。利用自己的外形、外貌资本去换取一些其它资源,肯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就我们目前为止的历史而言,外貌资本还是我们非常少的自带的资源之一。这也是我们现在聊到“服美役”的争议之一,“服美役”是有一个很务实的动机的。看理想:也有一种说法是,“相貌更美的人,尤其是女性,人生会更轻易一点”。这种说法存在问题吗?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习惯于将美丑与人生状态联系在一起?Alexwood:肯定有问题。因为或许我们可以说,漂亮一点的人会活得更容易,但是容易不代表更幸福。ta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资源,但ta得到的是某一个轨道上的、某一个生活状态中的资源,得到这些的同时,也会失去另一部分资源。就像波伏娃的论调,对于漂亮的女孩来说,好像有一条更轻易、更容易的路,反而不会去探索其它,因为没有必要了。这条主流的路看似容易,但如果想要尝试主流之外的部分,容貌可能不是加分项。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从小很漂亮,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了”。很多人觉得漂亮会带来更多红利,被优待更多。在享受性别红利的同时,就不会感受到身为女性的劣势,也不会想为性别不公正努力。但这种说法是个悖论。在现有的性别不公正结构下,很多女孩的外貌会给她们带来很多危险,承受不必要的目光和凝视;也可能让她们陷入自我规训,要做一个美女,维持美貌带来的红利。她们的人生更容易吗?并不一定。Alexwood: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女性美德就是人类美德。只有女性在做,才是问题,如果全人类都能够实践这些美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选择。女性可以选择做家里的那个所谓的“妻子”,男性也可以去做“妻子”。家庭主妇的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女权主义者反对的不是女性做家庭主妇,而是女性做免费无偿劳动。它只是一个角色,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和性别拆分,它不一定是女性化的。与此相对,我们在说做所谓男性角色的时候,不等于说自己是家里的老大。父权的社会结构和微观的家庭结构都是等级化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翻转它,让自己成为顶层,而是要把整个的等级拆解开,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社群(community),实现平等、互利互惠、互相贡献的流动的关系。这也是现在大家在说的母系文化和所谓父权文化最根本的区别。父权式的统治文化,渗透在工作、生活、社交方方面面。为什么打破它很难?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微观场景中可能都经历它。但改变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多女性主导的社区,大家彼此养育,这非常重要,一定程度上,类似的社区有条件建设新的关系。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曾说过一句话,统治和爱是不能兼容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一定不是从上到下家长式的,平等的、生态化的,甚至是民主化的关系,才可能实现生产性的、共生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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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Jiarui、汁儿
采访共创:Jiarui、林蓝、汁儿
编辑:汁儿
视频制作:何叶
封面图:《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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