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破解中国世家的传承密码

世家家族以政治为业，其教育传统、经济条件和礼法门风使得读书子弟成为治国人才，练武者跻身帝国主将。以各个世家大族为核心，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官僚派系，也负担了很多的功能，包括慈善、信仰、司法、教育、甚至还有经济管理，深具社会自治的价值。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管理教育中心学术主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唐昊在其主笔的《世家记》中阐释道，中国的古代世家一直缺乏的，不是权力，也不是家族荣誉感，而是更高层次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想象力。想解开世家的死结，必须现代化转型，这一转型对于中国的家族慈善事业、家庭教育事业、好家风建设，以及处理好现代社会家与国的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015年3月，山东省济南市一个村庄在兴建工程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唐代古墓。据考证，墓的主人是一位世家子弟顾忖。墓志铭上写的很清楚，这位顾忖并没有参加科举，而是以世家子的身份被举荐为官，后来成为章丘、临济等几个地方的县令，官声不错。在唐朝那个科举制度已经实行的年代，为何一个年轻人仅以家族声望就可以超越千万科举士子而入朝为官？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其实，在唐朝时，顾忖所属家族的最光彩时刻已经过去了十七代人、数百年之久了，也并无多少亲戚在朝，但仍然得到了举荐，还被时人夸赞其风度“年始初冠，远播风猷”。墓志铭中还记载，顾忖后来当临济县令时非常勤政，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并且还很有文采，所谓“懿文与诗”“敦学好礼”。更难得的是其才华横溢又不自骄，“纳忠而柱石不转，交贤而风雨不愆”。这些赞誉之语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那些真正的世家可以长久地兴旺发达，世家子弟在十几代之后仍可为人中翘楚。

顾忖所属的这个在数百年之后仍具备现实的政治影响力的家族，就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赫赫有名的会稽顾氏。会稽顾氏源自于越王勾践的七世孙闽君瑶，因辅助刘邦灭楚而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受封为东海王，建都东瓯。闽君瑶封其子为顾余侯，于是其子便以封爵得姓。从汉初开始，顾氏世居江东会稽。

作为多年居于江东的本地豪族，顾氏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为家族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但问题是，在江东这个才俊众多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多的本地士族和外来士族都会公认以顾氏家族为首呢？这就是家族领袖的魅力所在了。会稽顾氏真正崛起是在三国两晋时期。那时顾氏家族里出了两位关键的人物，一是三国时孙吴丞相顾雍，二是东晋时的家族掌门人顾荣。

三国时期，在孙权领会稽太守时，顾雍就是孙权的副手。凭借其过人的才能和与孙权深厚的关系，顾雍在东吴为丞相十九年，治理江东颇有成效，并保持了孙吴政权与江东世族之间的合作关系。顾雍本人持重、谦谨的作风,对其家族门风的形成影响甚著。

到了西晋末年，皇族司马氏避难江东，又是顾雍的孙子顾荣接纳了司马氏和北方士族，带来东晋偏安格局。特别是在顾荣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世家子在为人、为家、为国等方面真正可贵的地方。

首先，顾荣这个人具有一种高贵的善良，能够看到他人的痛苦。这形成了他最具特色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做客，朋友招待他吃烤羊肉。客人们都在品尝这美味佳肴，唯有顾荣注意到，那个给客人端烤肉的仆人脸上显露出一种渴求的神色。顾荣询问了这位年轻的仆人，才知道他虽然经常端着羊肉上菜，却从来没有吃过羊肉。于是顾荣就把自己的烤肉让给了那位仆人吃。这在等级观念非常严重的魏晋时代，算得上是惊世骇俗的行为。而顾荣却觉得很自然，只是淡淡地说到，“哪能让天天烤肉的人，不知道烤肉是什么味道呢!”。

此后顾荣遭遇八王之乱，从北方返回江东，一路上兵匪战乱、艰险异常。而每当顾荣遇到危难的时候，总是有人舍身去救护他，使其转危为安。后来才发现救助他的，就是当年那位端烤肉的仆人。事实证明，善良和尊重比金钱更能够结交到真正的忠诚。士族子弟的仁爱之心与普通平民的知恩图报，在乱世中相得益彰。对顾荣来说，对他人的宽容和尊重，其实是来自他骨子里的信念，这让他在当时那个乱世深受士族和平民阶层的爱戴。

其次，顾荣具有作为家族领袖和政治领袖的眼光，并非盲目善良的老好人。作为东吴丞相顾雍的孙子，顾荣在洛阳难以避开晋朝波诡云谲的政局。当时恰逢“八王之乱”前夜，每一股政治势力都在拼命拉拢人才、打击对手。很多藩王想要利用顾家的资源，一定要延请顾荣出来做事。而顾荣坚持住了原则，用醉酒的方式一退再退，不与那些人同流合污。最后在北方乱局中返归江南。这显示出他独立的个性和绝不随波逐流的意志。当时与顾荣同赴洛阳的其他江东世家子弟，如吴郡陆氏家族的陆机、陆云等人，虽然才能出众，却因投靠了某一方势力，而在“八王之乱”中丢了性命。顾荣凭借出众的判断力，在残酷的政局中全身而退，还能利用自己廷尉长官的职位保全了很多人，是非常难得的。 

再次，顾荣具有国士之风和大局观念。顾荣退居江南后，北方各大家族才纷纷南迁。此时的顾氏家族在本地经营多年，根基深厚，自然在各大家族中取得首要位置。作为江东第一家族，顾氏本可割据一方，但顾荣却主动接引受到战乱影响而不得不南迁的北方家族，并和永嘉南渡后的北方豪族琅琊王氏联合，将司马睿扶上皇位。在这一点上，顾荣显示出其价值观始终未变，即以国家稳定和生民保全为重，眼光超越了那些狭隘的割据派。由于顾荣的顾全大局，让南北中国士族在建康合作开辟了新的局面，也保全了几乎为胡人所摧毁掉的华夏文明。顾荣对东晋帝祚、对中国文明传续的贡献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东晋的建立也成为顾氏家族发展的一个极好的政治机遇。东晋皇室为取得本地士族的支持，不能不重点依赖顾氏家族，许多顾家子弟就此成为东晋官员，步入政坛核心。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会稽顾氏不但在当时成为名门望族，而且由于家族掌门人的能力和眼光，家族对于国家的历史性贡献，会稽顾氏甚至可以在政治上遗泽子孙达十七代人之后，在文化上历经千年仍为世人所铭记。

其实，在浩繁的中国古代家族历史上，会稽顾氏的辉煌经历并不算罕见；顾雍、顾荣、顾忖等人作为世家子弟的做派，也是当时世家大族成员教养和见识的体现。回溯以往，几乎每个经久不衰的家族，都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这里蕴含着至高无上的家族荣誉感、使命感，以及对家和国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驱动的家族精神支撑着许多世家大族走向辉煌。

要了解世家之所以成为世家的最重要精神文化内涵，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家族文化和家族传统的来源。《世家记》根据不同类型的世家在文化内涵和传承方式上的差异，将中国世家的传承密码定义为五个字：礼、经、文、武、财。即：“以礼传家，君子德风；以经传家，簪缨不替；以文传家，雅道相连；武德传家，国之柱石；善财传家，继创有道。”

五种家族文化分别对应着历史上出现过的五种类型的世家：一是开启于西周时期、繁荣于春秋战国的先秦贵族世家；二是成长于两汉统一战争和帝国扩张战争中的两汉武德世家；三是崛起于东汉三国极盛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四是肇始于隋唐，文脉绵延千年之久的科举世家；五是在近现代经济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善财世家。这五类世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示出家族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其源出、秉性、才具，以及和皇权之间的关系，都截然不同，但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当我们把眼光从历史转移到现实，今天谈家风塑造、家族文化建设，为什么会感觉那么困难？甚至一个小家庭的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都困难重重？除了在物质上和学业上尽力付出外，对孩子的信念、性格这些更深层次的本质塑造却办法不多？

其实，古代的精英家族在进行子弟教育的时候，可不只是依靠父母，更多的是依靠家族世代的文化积累和家风传承，甚至还有整个家族体系的支持。像以武传家的家族，在进行子弟教育的时候自然会带领子弟回顾祖上的勇敢行为和赫赫战功，激发年轻人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以文传家的家族也会有前几代的诗书传世，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等等。而现代社会随着家庭的小型化、个体的原子化，家庭的教育功能也严重退化了。缺乏自身文化积淀的年轻父母，也缺乏深厚家族文化的支持，在教育子女上必然显得势单力薄。

《世家记》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精英阶层的世家文化，在现代社会复活本土的家族文化资源，并探寻其现代化的可能性。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剧变转折过程中，上述五种类型的世家往往也会经历迭代，即旧有的世家纷纷消灭，适应新时代的新型世家渐次崛起，甚至发生家族的自我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家和国之间关系的处理，虽然中国的传统是家国同构，但其内涵都是在压制个人权利上的制度层面的相互模仿，并为了争夺对个体的控制权而相互攻杀，皇权和世家之间的斗争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

而现代社会在个体权利保障的基础上，也同时改变了家和国的内涵，两者争夺的目标（对个体的控制权）既不存在，则同时作为个体权利保障和伸张，形成新的同构关系。所以，世家要摆脱来自皇权的千年纠葛，则应以追求共同体的现代性和个体权利的制度变革为目标，而非仅限于家族眼前的利益，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并在共建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塑造具有全新内涵的“现代世家”。

总的看来，以贵族世家、武德世家、门阀士族、科举世家、善财世家为代表的古代世家及其世家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经历了多次建构和转型。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内核，也因统治精英的不断迭代转型而不绝如缕。如今世家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相信这一转型，对于中国的家族慈善事业、家庭教育事业、好家风建设，以及处理好现代社会家与国的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值班编辑 | 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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